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9月2日，澳门议事会开会决定将对圣家辣堂的修女们生活津贴由每月葡币60元调至每月100元。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492.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9月2日，上诉失败被拘押在日本的卡斯特罗•布兰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长和唐•若奥•佩雷拉船长被带到骏府听取关于断绝与葡萄牙人通商的诏书。他们与瓦斯科•阿尔梅达的澳门船队一起于10月17日回到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7页。

顺治十八年(1661年1月30－1662年2月17日)1月26日，鉴于数年来有关郑成功将东渡攻打大员(台湾)的谣传不断，荷兰人先后于1660年4月23日和7月17日派出强大的船队和士兵，准备联合大员的军队痛击敌人。巴城总督马特索科尔于本日的报告中称：“我们不能容忍这样一支强大而宝贵的船队到达大员后发现无所事事，一无所获地返回巴城，这样做将使公司遭受巨大损失。评议会因此决定，派最强大的阵容和600名士兵，于10月31日在北风狂起时前往澳门，在那里突袭(葡人)，占领那座城市及工事。因为葡人在澳门境况不佳，势力削弱，对我们来说机会难得。多年来我们一直忙于对印度的葡萄牙人作战，无暇顾及澳门。若非借此派强大舰队前往大员的机会，这一计划将不会在短期内予以实施。我们认为，攻取澳门时机已到，对这一行动我们盼望已久，特别是如果这一计划继续推迟，公司恐怕难以达到将葡人从北部地方赶出去的目的。因为澳门的葡人将寻求英国人或其他外族人的保护，继续占领澳门，养精蓄锐，使衰落的澳门复兴，很可能重新使之成为葡人在东印度的基地。以上种种原因促使我们攻打澳门。为此，我们指派范•德•兰(Joan van der Laen)先生统率这支舰队，并派对广州与澳门极为熟悉的商务员雅各布•凯瑟尔为副手去实施这一行动。”据范•德•兰先生报告，9月2日和3日之间，船队在与澳门同纬度的地方遇到一场风暴，使远征船队受到损失，遂决定将进攻澳门计划向后推迟。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525－527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8月26日，英国私商组建的“英国公司”派商船“麦士里菲尔德（Macclesfield）”号在船长约翰•赫尔（John Hurle）和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的率领下驶抵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官员都对英国商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保证尽力方便他们去广州的贸易。9月2日，曾经当过“王商”的洪顺官（Hunshunquin）从广州来到英商船上，提出要包购英商的船货。5日，大班罗伯特•道格拉斯上岸拜访广东行商施美亚（Shemea）。7日，海关监督从广州来到澳门。8日，海关官吏丈量船只。9日，海关监督通知说，“麦士里菲尔德”号是二等船，本应收费1200两。为了表示对英商的优待，海关监督命书吏改为三等船，只需缴纳600两。后海关监督又将收费减免1/5，则所交船钞是480两。罗伯特•道格拉斯得知海关监督态度良好时，要求发给其三张执照，一张准许所有商人都可以自由和他交易，一张准许他前往广州，一张允许他将船开入广州。这三个条件均得到海关监督应允。14日，罗伯特•道格拉斯驾船离澳赴广州。19日到达。在广州，罗伯特•道格拉斯住在洪顺官的寓所。经过两三天的讨论后，大班们决定与洪顺官签订合约，并将他们带来的部分货物卖给洪顺官,共售得白银36000两，折合为1.2万英镑。回程时购买的货物有：生丝69.5担，水银110担，松萝茶160担，白铜250担，麝香245两，胡椒1000担，扇10万把，茶桌、镶贝珠360套，金块776.5两及价值13075.8两银的丝绸和价值1147.46两银的瓷器，总成本为44928.64两白银。罗伯特•道格拉斯这一次来中国的贸易是一次成功的贸易。不仅受到中国海关监督的友好欢迎，丈量船只的条件也非常优惠，他按照东方式的惯例送礼，但没有受到勒索，他在优惠的条件下将他的全部货物以信用方式售给一位体面的商人，并订约购回货物，满载而归。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在中国成功进行的商业活动，从此开始了英国人在广州与澳门开展贸易的新周期。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86—97页。

康熙五十年（1711年2月17日－1712年2月6日）9月2日，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奏报，据西洋人苏霖等称，今年尚无船抵达澳门，这是因为前年出洋贸易的澳门商人去年都已返回，没有人在贸易地居住，所以今年西洋船抵达澳门较往年迟。《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 《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奏闻询据西洋人苏琳等称今年尚无西洋船到澳门消息折》，第93—94页。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9月2日，两广总督杨琳通过时任广州住院本堂神父的葡萄牙人毕登庸表示希望澳门卖给其至少一门重1000多斤（Cate）的铜炮。12日，毕登庸神父专程为此事抵达澳门。澳门耶稣会会长建议答应请求，以表示议事会对皇帝通过总督来澳门巡访所表示的善意的感谢。议事会和总督同意赠送二门铜炮。据当时的记载：“该年9月，总督从广州派来两位亲信，带着钱要求议事会卖给其两门铜炮供皇帝使用，可以是炮台或船上多余的铜炮。议事会利用了这个宝贵的政治机会，取来两门同样的铜炮，派一位议事会官员送交总督，代表议事会献给皇帝陛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3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89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9月2日，澳门议事会之前与华商订定合约，他们在澳门船上的茶、烟草等商品每担支付9帕尔道，然而华商在巴达维亚的经纪人向荷兰当局申请“最多支付每担4帕尔道”。议事会召开会议，要求华商支付每担9帕尔道，如果他们拒绝支付，就将他们的商品卸下。正如所料，华商拒绝支付。10月1日议事会决定，卸下他们的商品，并决定不再与华人订立协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5.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9月2日，一艘悬挂蓝底黄十字国旗的瑞典(Sweden)“弗雷德里克 (Fridericus Rex Sueciae)”号商船从哥德堡港(Göteborg)启航抵达澳门水域，该船大班为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按照规矩，外洋船到广州，先泊于澳门关外，报关投汛，并延请引水。于是柯林•坎贝尔派了船上一名大副，坐舢板前往澳门总投汛。投汛以后，有引水一名，持红牌一面，前往洋船领航，驶往黄埔。这是第一艘来华的瑞典王国的商船。 阿海：《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第1章，第4—7页。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8月12日，议事会请求主教在大教堂举行一次公开的祈祷。9月3日，传教士包括耶稣会士都出席了。8月31日，议事会下令所有居民和外国人9月2日至3日在家中挂灯，并且9月3日这天大家要聚集在议事会，违反者要受到惩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01.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2日和5日，澳门同知韦协中分别给发在澳门住冬的国(丹麦)夷商嚤碧和法国商人喷士噔等上省牌照，二人此年1月遵例到澳居住，现欲上省料理贸易事务。唝士噔，今译贡斯当。贡斯当，1762年生于瑞士日内瓦，其家族为法国名门望族，贡斯当于1779—1793年先后三次前来中国，在广州与澳门居留了8年零2个月时间，其著作有《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其中记录了许多他当时所见的澳门景象；耿升：《清代西方人视野中的澳门与广州》，载《文化杂志》第53期，2004年。《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同知韦协中为给发丹麦商人嚤碧等上省贸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澳门同知韦协中为给发法商唝士噔等上省贸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第708页。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9月2日，鉴于澳门居民中一部分市民（主要是在欧籍海员中）出现一种不服新政权的现象，因此，澳门议事会必须采取最妥善之措施以制止这种不良现象，故于本日任命海军上校瓦斯康塞罗斯．巴列托出任“澳门港口商船队指挥”之职，并于10月11日派“阿桑松（Assumpçâo）”号船赴果阿上报葡印政府。这是澳门任命的第一位港口管理者，他管辖1名军曹和6名印度兵。A Veloso e Matos，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p.129；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7页；据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19页《澳门港务局长表》称，从1800年起就设立了港务局长之职，不知此港务局长与这位“澳门港口商船队指挥”为何关系。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2日，《葡萄牙人在中国》（O Portuguez na China）创刊，至1843年停刊。该刊为新闻政治性刊物，出版人为土生葡人迪亚斯·佩加杜（Manuel Maria Dias Pegado）。该报主要报导商务，在鸦片战争问题上对英国持严厉批评态度，常与英国报刊《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和《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发生争论。该报刊登了英国查尔斯·义律与钦差大臣琦善于1841年1月20日签订的《穿鼻草约》。由于草约英文原件遗失，所以仅有当时的《穿鼻草约》的葡文译本就显得更为重要。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rno Oriente, p.33；A.H.de Oliveira Marques,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rno Oriente, Vol.3, p.555; 林玉凤：《澳门新闻出版四百年》，载《澳门史新编》第4册，第1219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9月2日，孔达京（Florent Daguin）神父抵达澳门，并在圣若瑟修院法国会院任教师3年。1843年至蒙古传教。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94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78页。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8月22日，澳门议事公局禀请将澳门华人居民划归葡萄牙人管辖，以便保护，并订立户册，区分良莠，目的在于保护当地安宁。9月2日，耆英回函予以拒绝： 葡萄牙人居我中华三百年，靠此生息，多次受我大皇帝庇护之恩。既然在此与华人混居，那么永远是邻居。至于云集澳门各处的贼船，定有不法华人同党接济，伙同商民肆无忌惮。理事官应告示天下，将此等劣民逮问于法。鉴于全澳居民朝夕相处的关系，理事官应一视同仁，概加保护。凡遇华人同党，请理事官通报其姓名，以便加以逮问。为此，有何必要将澳门华人居民划归葡萄牙政府管辖？理事官肯定不同意本钦差大臣及抚院将葡萄牙人同华人一样编籍入册。所以，此禀呈中罗列的理由无法存在。今后，理事官仍应恪守旧制，安于职守，以期相安，不得妄肆干求。 《澳门总督致海事暨海外国务秘书之公函，对澳门港开放效果之陈述》，《两广总督回答议事亭理事官提出将澳门华人归葡方管辖之要求致议事亭理事官之公函》，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94号文件，第357－364页；第96号文件，第367－368页。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9月2日，澳门管理华人事务官科埃略．山度士致函两广总督耆英，请求清政府“免除澳门停泊费，如果不能长期免除，至少免除20年”。这一请求未获清政府批准。《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57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2日，广州英国圣公会（The Uni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USPG）传教士约翰．伍德．巴屯（John Wood Barton）在澳门去世并葬在澳门。巴屯从英国渥斯特大学（Worcester College）毕业后不久加入圣公会。他和妻子于1851年5月11日乘坐油轮“马尔他”号抵达，在广州服务不满四个月。随即因病到澳门治疗并死于斯。其妻于是年9月29日离开澳门返回英国。Lindsay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p. 89.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6月29日，抵达澳门港的满载食糖和葡萄酒准备驶往横滨为曼努埃尔．库尼亚（Francisco Manuel da Cunha）所有的葡国多桅船“贡萨桑．玛丽亚（Conceição de Maria）”号，于9月2日在开淇澳（Kaikiao）处遇难，全体船员获救脱险。格雷戈里奥．里贝罗（Gregório José Ribeiro）海军中校指挥的“帕米拉公爵（Duque de Palmela）”号巡洋舰、“玛丽亚．皮亚（D. Maria Pia）”号大船和“贾梅士”号炮艇由于相继撞上了中国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相撞中，共有150余人受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3－184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日，强台风袭击澳门，导致荷兰船“罗琳娜．马丽亚（Rolina Maria）”号和俄国船“维斯多拉（Vistula）”号在路环岛附近沉没。荷兰船上16名水手中有7人遇难，俄国船上的22名水手全部获救。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3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2日，政治、文学与新闻性周刊《澳门土生邮报》（O Correio Macaense），由澳门土生葡人席尔瓦．特莱斯（António Gomes da Silva Teles）创办并担任主编。该报于1888年11月停刊。1889年2月8日复办，1889年12月仍存在，再次停刊日期不得而知。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 Oriente, pp. 49—50.

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31日─1890年1月20日）9月2日，澳门政府与青洲水泥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内港填海的合同书。MCAHM/AC/38/707/A.G12,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 922: Temo do contrato feito entre o Estado e a Companhia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para proceder o aterro do Porto interior, 1889 Setembro 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9月2日，澳门火船头街第51号门牌万兴英泥、煤炭生意，原系蔡清石、何湛堂合伴同做。蔡清石弃世之后，其后人蔡星堂、蔡辉堂志图别业，自愿将先人遗下万兴店股份、全盘家私、什物、铺底顶与卢大德堂、何承远堂承受，仍用万兴字号开张生理。《澳门政府宪报》1902年9月13日第37号，11月29日第48号。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9月2日， 街市大街(Avenida do Bazar)命名为“亚美打利卑卢马路”(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 该马路是分段建造、分段启用的， 其中连接亚美打利卑卢马路和南湾路(Rua da Praia Grande)的最后一段直至1918年10月16日始获批准。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 第329号卷宗， 第S-N号文件， 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 第74页。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9月2日，因有人将尸骸背负在街道经过，澳门西政厅与华政厅布告称：一、凡有既死之人，须经医生局(Posto Médico)准给人情之后，方许将尸身放入棺内或帆布床上在街道经过；二、凡有既死之人，须经医生局准人情之后，方许抬至镜湖医院安置；三、凡领取人情者须声明死者姓名、年岁及已婚与否，系何处人氏暨父母姓名并死亡处所，与夫其余情形均应依实报告，由医生查验后即给人情，不收费用，倘有违背此条者，即作不遵官令，例惩究。《澳门政府宪报》1918年第35号，第664页。

1919年（民国八年）成立消防队，取代原救火局，1919年9月2日并入市政厅。葡人企图再筑青洲堤，开辟青洲北部地区，经中国政府抗议并派兵阻止而作罢。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9月2日，飓风袭击澳门，大批物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最为严重的是，飓风将两座大型无线电天线摧毁，无线电报因此中断，同时，海底电缆亦损坏，造成一段时间内澳门与外埠世界隔绝。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Ⅱ, p. 749；《民国二十六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 (1937)，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 (1887—1946)》，第380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 )9月2日，全澳工商界放假狂欢及庆祝三日，政府公务员特别放假一天。当日虽然高挂台风讯号，滂沱大雨，雷声隆隆，但仍然有超过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日本投降。人们在街头载歌载舞，舞狮挥旗游行庆祝，澳门主要华人领袖对喜气洋洋的群众发表了战争结束和抗战胜利的演说。当时议事亭前地除了挤满数千人观看舞狮外，在市政厅礼堂内，澳门总督、澳门主教、各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也济济一堂庆祝战争的结束和抗战的胜利。傅玉兰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175页。

1950年9月2日晚，在南湾银业球场为镜湖医院筹款举行篮球义赛，香港南华篮球队对澳门中华篮球队。

1950年9月2日，在莲峰球场为镜湖医院筹款举行足球义赛，香港杰志队对澳门陆军联队，由何贤主席主持开球礼。

原著录：课程编配表（1950年-1952年）记载了学年教职员名单、任教节数、任教科目、教师上课时间表等资料。

2002年8月28日，澳门金融管理局与中国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自9月2日开始，中银在广东省内主要城市的350家分支机构，开办澳门元存款及汇款等业务。

2002年9月2日，行政长官批示设立“公共行政观察站”。“观察站”于19日正式启动。

2002年9月2日，《特区公报》颁布设立“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就制定人力资源发展及人力培训的政策提供咨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