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1月8日，前任澳门兵头贾罗布提出由他出资负担本市防卫部队的费用，条件是允许其在适当时间收回所出资金。澳门市民在议事会开会，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城市负债累累，他不能担负这项义务，特别是当时有消息说欧洲敌人还准备派强大的舰队和更多的人进攻澳门，并且同日本的贸易几乎中断，贫困非常普遍和严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9页。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1月8日，议事会决定将那些携带市民交出的钱去日本贸易而负了债的人全部关押。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3页。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月8日，瑞士遇难商人雪儿满等135人分搭瑞士商船回国。先是，瑞士商船一艘在陆丰县白石礁被台风击碎，溺死3人，121人在陆丰甲子港登岸，尚有17名漂至澳门，在南环上岸，获救者共138人。除阿儿木已于1761年11月12日附搭澳门月旺•疏夏(João de Sousa Magalhães)第十号额船先行回国，哈哩、色绿(Senna)2人于1763年1月22日后回国外，其余135人均于当日回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苏昌题报清乾隆二十六年分发遣难番归国日期本》，第365—366页；《广东巡抚明山题报清乾隆二十七年分发遣难番归国日期本》，第370页。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2月2日─1784年1月21日)1月8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一世颁布敕令，鼓励在亚洲开展贸易与航海事业，以利葡属印度和澳门。其中规定葡萄牙、巴西货物，若用葡萄牙船载运回澳门只交纳4%的转运税。同样，葡萄牙船载运澳门货物回葡出售，也纳4%的转运税，从事中国及其他港口的葡萄牙船不享受这一优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80页；Arquivos de Macau,1a Série, Vol. 2, p.203.

清嘉庆四年（1799年2月5日─1800年1月24日）9月3日，葡人万威味‧先地（Manuel Vicente）派通事率黑奴数十人蜂拥冲入蕉园围，喧哗拆屋，男妇惊惶，孩童嚎哭。蕉园围闸门被拆，近闸围墙被拆，围内居住男妇跪恳，黑奴才停止拆屋，并称，限俟月底，务要尽迁。澳差徐超（又名徐璋），在旁为葡人爪牙，喝令民户搬迁。蕉园围住户黄玉成、郑德如、林祥高、陈华昌、林元、陈彩明、吴启祥、林谭氏、区郑氏、张刘氏及地保韦运林赴香山县衙禀告。据禀：上述人等世居澳门蕉园围，现住房屋系各承祖父遗存或后来顶受，并非葡人之屋。只是地属葡人管，每年共纳地租银30两零3钱，由葡人味叽收取，往年居住均无事。后味叽将蕉园围地卖与万威‧味先地为业，万威准备重建新屋，故于本年四月通知住户要增加地租，以图将居民迫迁。七月再次威胁居民“不迁则拆”，遂有八月初四日蕉园围拆屋案发生。时任香山知县李德舆根据澳门华民的控状，于10月5日发文通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要求理事官查明事实，如果华人所控属实，则议事会应严行禁止拆屋事宜，但并没有采取处理此案的办法。11月新任知县许乃来上任，遂对此案加强处理。对万威申明朝廷规例，不许违例拆屋另建，蕉园围仍由黄玉成等人居住，照旧收取租银。万威不服，又由议事会理事官出面再次提出，要求赶走黄玉成等居民，许乃来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0年1月18日）批驳理事官的请求，并指责理事官没有“约束夷人，毋令滋事”。并要求理事官转饬万威，“毋得妄思押迁，擅行拆毁，倘敢不遵，严行究办”。该案直至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始定。传称：“许宪到任，始得断遵，至今华人获安，其后不致夷人加租押迁者，皆其德赐。”乃来，号菊船，浙江仁和人，以名孝廉做宰香山，莅任三载，百废俱修，合邑士民，咸被其德。王廷钤等纂辑：《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卷上《经政门．案牍》，第8385页，及卷下《宦绩》，第69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许乃来为万威味先地逼迁蕉园围黄玉成房屋事下理事官谕》，第260—262页。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1月8日，英国鸦片商人托玛斯·比尔因欠债高达402485元无法偿还而逃跑并躲藏起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分别致函澳门总督、美国领事和公司船队队长等，希望他们帮助将其找出来。15日，特选委员会前往澳门称7个鸦片保管人中有5个推卸责任。29日，对托玛斯·比尔的财产交由一个委员会进行清理。清理比尔财产时发觉，比尔的财产绝大部分是和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的账目混在一起的，他们似乎双方约定从事鸦片投机，并将货物运往巴西和其他地方。葡萄牙政府的法令是禁止法官从事任何贸易的；而像比尔这样的外国人是不能从事澳门与巴西或欧洲任何口岸之间的贸易的，结果这些交易都是不合法的，卷入这种交易的财产将被没收。当时还存在一种怀疑，即眉额带历挪用澳门委托他经营的孤儿基金和其他慈善基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237页。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1月8日，《澳门帝汶省公报》的官报再次出版发行，内容有很大变化。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的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年生）来到澳门，同年被任命为瑞典驻华总领事。其著作《早期澳门史》影响巨大。龙思泰1835年11月10日在澳门逝世，葬于基督教坟场。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8日，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将拿获的出洋潜买鸦片烟土、运物接济夷船奸徒钟亚二、彭亚舍及吴亚平审明定罪。钟亚二籍隶香山县，向在澳门找换银钱度日，与各国夷人多有认识，通晓夷语。彭亚舍籍隶番禺县，向在澳门佣工度日，略晓夷语。吴亚平籍隶香山县，向在澳门居住，略晓夷语。钟亚二勾通外夷，潜买鸦片入口发卖图利，为首犯，在虎门海口正法，传首沿海地方，悬竿示众。彭亚舍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吴亚平受雇与夷人士啴咈私充买办，得受工银，并听从载运食物私越出洋，杖一百，流二千里。《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拿获出洋潜买鸦片烟土运物接济夷船奸徒审明定拟折》，第374—379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8日，林则徐等将兴贩鸦片之澳门县丞衙门弓役谭升、妈阁税口书吏谢安拿获究办，发遣新疆为奴。据御史袁玉麟奏折，澳门县丞衙门弓役谭升，设立琪华馆，为奸匪囤贩鸦片之地。又勾串妈阁税口书吏谢安、兵丁卢意及土棍马老六等，各设长龙、三扒、快蟹等船，以办案缉私催输为名，盘运烟土归澳，得受窰口（贩运鸦片的机构）月规三元五元至八元十元不等。又鸦片一箱在妈阁报税十余元，私给大关委员银二元，附近合各衙门使费每三月三四千元。每年烟土到澳，悉经谭升等分派窰口，所卖银钞夷人得六，土人得四。有一种华艇，送给规银，大者百元，小者三四十元。赌馆娼寮及河下疍户，名为咸水妹，皆有规银，名曰妓花票。《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林则徐奏报革役谭升等起意兴贩鸦片得银纵放审明定拟折》，第370—371页。

咸丰九年（1859年2月3日─1860年1月22日）1月8日，政府官员劳伦索．席尔瓦（João Lourenço da Silva）由于滥用权力，私自对办理行船执照的每位中国船主收6澳门元而被司法委员会一致认定有罪判刑。执照费应由缴纳处统一收取，且每位仅为2.2澳门元。检察官依据刑法第315、第451款指控其有罪，并责其支付诉讼费用。若瑟．阿泽维多（José Joaquim de Azevedo Júnior）亦与此案有牵连。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36页。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1月8日，兼署通商大臣署两江总督张树声奏称：十一年（1872）七月间，秘鲁国玛也西船擅在澳门拐去华民至二百余人之多，行抵日本横滨地方，有华人自船投水，经英国兵船官员朴仁雕救起，询系被人拐卖，由驻日本之英国公使知会，经日本官将该船扣留，被拐之人尽收上岸。日方其后将玛也西船从宽释放，并知会中国派员前往，将华民悉数带回，资遣还籍。后在1875年春夏间，秘鲁发公使到日本索赔，经两边议明请俄国居中酌断，结果东洋无须赔偿秘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兼署通商大臣署两江总督张树声奏报华民被拐出洋派员全数带回折》，第57页。《申报》1875年6月29日《东洋查放猪仔》。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月8日，澳门土生人教育促进会创办“澳门商业学校（Instituto Comercial de Macau）”，有四位教师执教，校舍设在圣若瑟修院中。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第181页；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p. 86—87.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1月8日，澳门政府布告：自本日起，限五个月内，严禁由澳门载运军器、弹码等出口前往中国各内地。16日，又颁布告示，禁止由澳门载运军器、弹码等出口前往菲律宾各洲岛。《澳门政府宪报》1897年1月9日第2号及1月16日第3号。

经过营地大街与新马路交界处，望着大丰银行总行商厦，很自然想起该址前身的域多利戏院。记得戏院正门有两级石阶，进门是大堂，两边是售票房。院内近千座位，散场时，将两侧面向新马路及水巷的横门打开，观众很快就疏散。大门左侧设美术部，专门绘画上映新片的巨型宣传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该院增设下午五时工余场，放映二轮名片，票价较平，前座只收五角，学生们常往光顾。域多利戏院是本澳往昔一家大戏院，一九一零年一月八日开幕，原开设在东方斜巷（旧称监牢斜巷），至一九二一年迁到营地大街（今大丰银行总行现址），建筑宏伟，设备先进。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电影还是“默片”，既无字幕又无声音，由专人在场解说影片内容，俗称“解画”。有声电影于一九三零年传至澳门，域多利戏院率先放映有声电影《阳光处处》，颇为哄动，连场爆满；其时，院名因此改为“域多利有声电影戏院”，之后，除放映西片外，也选映国语片。抗战期间，香港沦陷后，片源短缺，域多利与平安、国华等戏院都曾改演粤剧，维持营业；一九三八年间，域多利上演中国首部抗战电影《热血忠魂》，以后陆续上映《台儿庄歼敌战》、《抗战特辑》等，宣传抗日。随着电视影音器材的普及，地产建筑业的兴起，澳门电影业衰落，域多利戏院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结业，一九七三年拆建为大丰银行总行高厦。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月8日，澳门域多利戏院举行开幕典礼，9日，正式开业。域多利戏院原址在公共监牢地段（即今东方斜巷），最初是木屋建筑，设备十分简陋。域多利戏院是澳门最早放映电影的固定场所，初期放映默片时，银幕放在中央，幕前幕后都会安放长凳作为座位。幕前的座票价昂贵，幕后座位则相当便宜。由于大部分华人不懂英文字幕，还在旁边设一人讲解，俗称“解画”。直至1921年域多利新戏院在新马路落成，成为当时澳门最大的戏院。飞历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陈丽莲：《澳门影业百年回顾》，第10页。

1910年1月8日，设备简陋的域多利戏院在东方斜巷开幕；直至1921年，当时本澳最大的，作为最早放映电影的固定场所的域多利戏院在新马路及营地街交界落成，成为电影院业的龙头。据1961年12月31日澳门华侨报头版，域多利戏院刊登接近半版电影广告，宣传内容为葛雷哥莱·毕克、詹姆斯·大卫·格雷厄姆·尼文、安东尼·昆及詹姆斯·达伦主演的战争大片《六壮士》，内容更谓已上影第八天，连日客满满车水马龙盛况空前，由于片租昂贵，要畧增票价，是期特价证及任何赠券一律暂停通用。这宣传语句，反映出域多利戏院在当年的辉煌历史。图为早期域多利戏院赠券。

民国四年 (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1月8日，清平戏院东主何允廷向澳门政府申请，在戏院内放映电影，同年8月17日获准。 “1915年清平戏院放映电影禀纸”，转引自陈丽莲《澳门影业百年回顾》，第10页。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月8日，澳督巴波沙为了纪念葡萄牙共和国逝世总统士多纽．拜斯(Sidónio Pais)，决定将二龙喉马路易名为“士多纽拜斯大马路”(Avenida Sidónio Pais)。至16日，在澳门大堂为士多纽．拜斯举行隆重追悼会。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578号卷宗，第S-R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24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1月8日，香港域多利主教在澳门马礼逊基督教小礼堂举行重建开幕礼，该堂为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时在澳门初建之教堂，邻近东印度公司之办公处。港澳来宾，济济一堂，开幕礼为一盛典。《中华民国十一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1923年3月5日)，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40页。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1月8日，澳门政府取消立法委员会，幷据《澳门殖民地组织章程》 成立政务会。与此同时，取消财政委员会，成立审计兼平政院。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06页。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月8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由香港再次来澳门。9日，余英杰约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拜会澳门经济局局长罗保。《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4／案卷号3 (2)／盘号1341／影像号290。《中央银行驻港代表余英杰委托澳门经济局长罗保私购黄金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4／案卷号3 (2)／盘号1341／影像号290。

1988年1月8日，“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成立，附属于总督，由政府及劳资三方代表组成，其职责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及其实施发表意见。

1988年1月8日，澳门中华总商会75周年会庆暨新会所大厦动土。

在杏和堂药店楼上，一家保存近百年的佛社——佛梵社，多位社内的成员已移民到香港定居，在农历十二月初八，齐聚澳门举行酬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