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1月29日─1550年1月17日)2月23日，葡萄牙船及东南海夷船泊于浯屿，漳州龙溪八九都民反，泉之贾人往货易焉。巡海道至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后被明军陆续驱逐出境。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率领葡船返回马六甲，而其中两艘未售完货的大船及30名左右葡人于3月9日返回诏安县洪淡巡检司灵宫澳下湾泊。准备在诏安补充给养，卖掉船上的货物，并追讨漳州居民赊货未还的债款。福建都司指挥使卢镗、海道副使柯乔率福兵开始对葡船围剿。先设伏兵于葡船抛泊之梅岭山顶。梅岭，在洪淡巡检司境内。3月18日，福建兵船从走马溪出发，千舸俱进，进攻灵宫澳。走马溪，在诏安县东南，灵宫澳在走马溪附近。俞大猷言：漳州诏安县五郡走马溪，两山如门，四时风不为患，去县及各水寨颇远，接济者，旦夕往来无所忌讳，无与猾贼一捕薮也。3月19日，葡军持鸟铳上山，企图占领制高点。而被早已埋伏好的明军用乱石击伤，遁逃上船。卢镗亲自擂鼓督阵，将葡萄牙大帆船2艘、哨船1艘及叭喇唬船4艘团团围住。明军登船进击，一船先登，众船蚁附，葡萄牙火炮虽然利害，但人已近逼，未能灼火。葡方大败，生擒葡萄牙马六甲王室贵族3人：浪沙囉的•毕(Lançarote Pereira)，马六甲国王子，名矮王；佛南•波二(Fernão Borges)，马六甲国王孙，名小王；兀亮•别列(Galiote Pereira)， 马六甲国王弟，名二王。白种葡人16名，黑种番奴46名，华人海盗则有李贵等112人，番妇哈的哩 (Hadley)等29人，另外斩贼首33级。夺获佛郎机大铜铳2门，每门重1300余斤。号称“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其中500名葡人仅有30名葡萄牙人侥幸在这一战役中逃生，后在广东浪白滘登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3；费尔南•平托的《远游记》下册第211章第200—201页载：“填塞双屿港发生在后两年，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个名叫Chincheo (漳州)港口建立一村落，做买卖。当地商人因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他们用重金贿赂买通了当地官员，让他们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在此和当地人平安无事做着买卖。”可知，葡萄牙人在漳州的贸易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博克塞在《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之《导言》第32—33页称，这两艘船分别属于佛南•波二(Fernão Borges) 和浪沙囉的•毕(Lançarote Pereira)。朱纨：《甓余杂集》卷5《六报闽海捷音事》；俞大猷：《正气堂集》卷2《呈福建军门秋崖朱公揭条议订漳山海事宜》、卷5《议王直不可招》。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卷第4章，第12页；费尔南•平托：《远游记》下册第221章，第201页。

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3月18日，葡印总督弗兰西斯科•伽玛决定任命弗兰西斯科•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为澳门首任总督。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ōes, Vol.9, p.178.

天启三年（1623年1月31日─1624年2月18日）3月18日，兵部发内库贮存佛郎机神炮80门、神铳250门赴山海关行营。谈迁：《国榷》卷85《熹宗》，天启三年二月戊寅。

崇祯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3月18日，葡萄牙王室意识到澳门的局势非常艰难，通过了曼图阿伯爵（Conde de Mantua）夫人唐•玛尔卡丽塔（D. Margarida）解除对澳门与马尼拉之间贸易的禁令。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 13, 1959, p. 697.

崇祯十七年（1644年2月8日─1644年6月4日）3月18日，葡印总督阿维拉斯伯爵（Conde de Aveiras）批准，澳门居民狄奥戈•苏亚雷斯（Diogo Cardoso Soares）被委任为葡萄牙王室财务代理人，年薪200帕塔卡。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79.

耶稣会驻中国省区副主教陈善策神父的字纸（手稿）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3月18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伯禄．埃尔韦（Pierre Hervé）在澳门逝世。埃尔韦于1698年来中国，先后在粤北、江西和福建等地传教。1707年被清政府驱逐并退避澳门，与教宗特使铎罗一起被澳门政府拘押，后迁居奥斯定堂直至病逝。热拉尔·穆赛等编：《1659—2004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第901页。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3月24日，当匡特·西里瓦（Quandt Silva）、华猫殊、尼古劳·啡呜味和莱梅·施利华（Manuel Leme da Silva）到达广州时，李若瑟神父已从两广总督杨琳处获准取消对船只出海的禁令。澳门议事会致信表示感谢， 神父在1718年3月14日回复说：“我已收到诸位阁下两封信，一封为本月3日的信，感谢我按照诸位吩咐为让澳门市的船只得以出海所作的微薄工作。我没有回信，因为最近身体不适，至今仍病痛缠身。另一封是本月18日的信，收到后我立即面见总督，商谈香山知县征收地租事宜，他回答说他已答应免除葡政府500两白银……总督正在等待皇帝的诏书，并说不久将把总督写有同情我的奏折呈上。诸位阁下可向香山知县宣告，根据总督亲口跟我所说，他已同意免除葡政府500两白银之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4—95页。

清雍正三年（1725年2月13日－1726年2月1日）3月17日晚，在南湾的税馆有清朝差役在吃饭，一名黑奴入馆要酒喝，差役见其已醉，推其出门。恰遇葡兵经过，两相打骂。差役奔报内司，内司派人察看，行至大庙（即主教座堂），又遇葡兵数名，纠缠至税馆。数十名葡兵将门砸烂，冲进税馆，打伤厨子一名，又将税馆翟氏内司家人一名捉到彝屋殴打。税馆把总闻讯，迅即驰往解救，被捉之人旋即放回。18日，为抗议葡兵暴行，澳中铺户罢市俱不开张。后西洋理事官委黎多呈文请求广东政府给予宽宥，原谅此事由不理性又喝醉的黑人引发。广东政府派人调查清楚此事后，遂派千总钟应选于20日到澳，劝谕各铺开张营业，恢复正常贸易。《广东提督董象伟奏报澳门洋人醉酒伤人业已平复结案折》，载《香山明清档案辑录》，第171页。

雍正十二年（1734年2月4日－1735年1月23日）3月18日，澳门教区主教欧热尼奥•特里格依罗斯由南京主教陪同到达广州，在这一天乘坐1艘法国轮船前往欧洲。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2页。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3月18日，果阿宗教裁判所下令，不得容忍澳门华人的任何表演与游行。但是澳门议事会的主要官员认为，葡萄牙人不能对澳门的华人行使司法权，于是十分谨慎地默许了澳门华人短暂的娱乐活动。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84页。

清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3月18日，香山县丞吴兆晋下理事官奥利维拉‧马托斯（António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谕，前因衙署倒塌，暂移翠微书院。至此时已有30余年，该书院房屋亦将就倾圮，急需修整。故在澳门暂赁民房，权时驻足。这是香山县丞官署第二次进入澳门。龙思泰亦称：这位地位较低的行政官员，被中国人称为佐堂，于1800年开始驻在澳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在澳地暂赁民房驻扎事下理事官谕》，第399页。从当时香山县丞吴兆晋的谕文看，“房屋修理完毕仍回翠微公署”；再从当年六月十五日另一份香山县丞的文件称，署理县丞于六月十六日（8月6日）要来澳门查阅情况（《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王为临澳公干饬备公馆事下理事官谕》，第400页），故知，在1800年8月6日之前，香山县丞又迁回翠微公署。故第一次县丞入澳是短暂的几个月的时间。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29—130页。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3月18日，由舰长爱德华‧奥斯本（Edward O. Osborn）指挥的英国皇家船“自大”号，从加尔各答护送3艘商船到达接近澳门的伶仃岛。这3艘商船每艘都有一队欧洲兵和相应的欧洲大炮，武装力量足够将它们改变成为战船，由中校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Hamilton）指挥。随后，又有小战船“俄尔甫斯（Orpheus）”号和双桅船“狐狸（Fox）”号加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指示奥斯本和汉密尔顿上岸拜访澳门总督若瑟‧边度，要求军队登陆合作保卫澳门，若瑟‧边度没有给以答复，但强调要求英船仍留在伶仃岛。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677—678页。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3月18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与美国少女西拉贝尔·卡露莲（Caroline Shillaber）在澳门英国小教堂举行婚礼。钱纳利为这对新婚夫妇绘制了肖像。Harriett Low,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522.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4月11日，查尔斯·义律获准进入广州。广州知府于3月18日批准了其请求。英国皇家使团于本月12日，持着中国政府发给的执照，从澳门到达了省城。组成使团人员是：总监义律上校；第二监督参逊先生；秘书及司库艾姆斯利先生；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医生亚历山大·安德逊先生。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5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5, No.12, p.576.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3月18日，澳督亚马留以西班牙及荷兰船只无视澳门政府对氹仔岛的管辖权为由，遂发布告示，要求所有进出氹仔港的外国船只，无论兵船、商船，都必须悬挂葡萄牙国旗，到港务局登记注册并缴纳停泊税。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studo documental ácerca da soberania de Portugal em 1887, nos territóries de Macau e suas dependências, pp. 3-4.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3月18日，澳门政府决心禁止清朝官员进入澳门时鸣锣。而在内地，官员们出入通常是要鸣锣开道的。澳门同知接到澳门政府的通知称，今后凡有清朝官员访问澳门，澳门政府将以接待外国代表的礼节来招待他们。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9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11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3月25日，葡文报纸《东北风》（O Aquilão）在上海出版，创办人为侨居上海的澳门土生人奥比诺‧席尔维拉（Albino da Silveira），主编为若瑟‧迪尼斯（António José Diniz），由澳门土生人罗萨里奥家族（C. do Rosário）开办的印字馆印刷。该报创办一年后，被葡萄牙驻沪领事勒令于1868年3月18日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91.

清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3月18日，就日前路环、氹仔统领马丁斯．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提交的报告，提及计划在小横琴岛设民防队及征税一事，澳门总督通过其辅政司马些度作出答复：“总督阁下十分满意地看到您为使小横琴、夏湾和石岭三个村的居民开始向财政署缴纳“什一税”所做的努力。虽然眼下这些税收效果微不足道，但无论如何会因此而消弱他们对我们主权的漠视，这是至关重要的。总督同意您对上述村庄“地保”的任命。关于在那里建一房屋驻扎一支小分队之事，阁下认为最好暂时不做为妥，因为在与主权有关的谈判中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要一点一点地去获取利益，而不是使用可能会引起中国当局注意的如此明显方式。您可以在岛上组织一支在所谓“地保”领导下由该几个村中服从当局的人组成的小型民防队。这才是目前可以做的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9-120页。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23—24.

清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3月11日，路环、氹仔统领马丁斯．马德拉中尉（João Procópio Martins Madeira）报告称：“氹仔炮台对面是小横琴岛，那里有三个村子，小横琴村、夏湾村和石岭村。尽管这些村子拥有渔网、蠔场和许多捕鱼捉蟹的小船，并且在涨潮时将柴草运出小横琴岛，但他们并不向政府纳税。我曾走访过一个村子，派人叫来一位担任小横琴村“地保”的老华人业主，得知1850年6月24日美士基打中校任命他为“地保”，从那时起再未委任过其他人。但这种任命根本无用，因为村民完全不理会这种权威，甚么也不向其缴纳。根据这种情况，我收回了该“地保”的委任状，并派人通知所有主要村民到本据点来，命令他们应该选出“地保”并从今年起要缴纳“什一税”。于是他们选出一位叫“阿贵”的人做“地保”，我发给他委任状，由他负责收“什一税”。他缴纳了本年第一季度的税款9.5元。如果让小横琴村的居民免于因无人过问而经常遭受劫掠，那么这个村子就会变得很重要，就有可能在其大片土地上出现商铺和船栈。然而只要3名士兵和1名下士就已足够，村民们也十分渴望得到发展。我认为很快就会有成效，待时机成熟就可去收缴法律规定应缴纳的税项。如果结果并非理想，亦损失很小，因为所建房屋可给亦由我任命的村中民防队员驻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9-120页。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23—24.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3月18日，澳门政府收购南湾街27号塞尔卡尔宫为总督府，因塞尔卡尔子爵夫人把塞尔卡尔宫抵押给渣打银行，而由区法院法官拍卖给能支付其作价金额五分之四的人，即25068. 66元，最后由澳门政府拍得。澳门政府遂将此地正式作为总督府。塞尔卡尔子爵夫人指的是梅洛的妻子，小梅洛仅有男爵衔而无子爵衔。塞尔卡尔子爵逝世前曾将南湾别墅和圣珊泽宫作为遗产划分给其妻子。关于南湾别墅和圣珊泽宫的产权纠纷，是当时澳门民事诉讼中一件很复杂的案件，详情可参阅Isabel Nunes, Santa Sancha, pp. 12—14.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72.

《知新报》第六期刊登《万国公政说》、《国朝六大可惜论》、《西学课程》、《湘矿起色》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3月18日，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局长帕索‧贾华胪（Passo de Carvalho）定断“成利押”东主及司事邓翼臣倒盆。并派皇家新街商人何连旺作为该倒盆店总理人，又派三层楼街宋绅、天神巷（Travessa dos Anjos）何连胜作为该倒盆店查理数目人。《澳门政府宪报》1898年3月26日第13号。

民国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3月18日，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对北京政府外交部答复称：一、葡舰并未拦阻华舰往来澳门附近海道，且对于华舰与本国船只及诸联盟国暨他各友邦所有之船，均属一律待遇，毫无歧视之处。况昔年巡弋海道之权，独归葡官执掌。其澳门领海之界线，原自澳门起点，达于湾仔为止。查管理澳门海道权，既归葡国所有，则一切华船若往来澳门附近海面，在进口之时，自应照章填写报单。此种特权，亦各国所认者。葡政府晓然，中国兵舰巡船如开往前山寨及澳门迤北等处之时，必须由澳门附近海面经过，故对该行驶船免其照章填单。以此可见，本国并无拦阻华船之意。但本国既有管理海口权柄，遇有中国用非是兵船而载兵者，经过澳门时，则本国向其要求，必须领取执照，始可放行，以此更能易于显明澳门海权归本国所有。二、至于葡轮越过湾仔，勒缴华人船牌费、驱逐湾泊渔船，所指必谓巡船前往查看在湾仔附近海面停泊之大小船只而言。查按照澳门船政厅所订立之章程，当然索取执照，并巡视船只应否停泊地点等事。其船政厅之海权能及于所有澳门之领海，以此足可证明，无论船在于附澳海面之何处，皆在船政厅权力之下。总之，本国所有之海权，在船只由海道能到之处为止。查现今所行之规条，亦为历来所用之法也。三、遣艇载运泥土填塞海道一节，想必以为运土等工，定不在于澳门地方，在于附澳海道之处，不知此确为误会矣。其筛挖泥水之工程，实在澳门葡国领土境内，于澳门海面之西，亚婆石与青洲中心平行线之南，将挖出之泥抛弃海中，其海亦皆在本国所管境内。至于所称中葡两国兵船常发生纠葛之言，查所指皆不过为细微之事，此确因数只不大华船之官长意欲尝试不按照早经规定之条例而行，但岂知此项条例在于各文明国遇有船只到该国海口时，亦必须如此办理。船于进口之时，要求其填写报单一事，不但专对外国而用，至于本国兵舰、商船，亦事同一律。《澳门专档》第4册《外交部收葡符使节略》，第313-314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3月18日，当时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莱奥波尔多．格多斯基(Leopoldo Godowsky)在伯多禄五世戏院举行音乐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66页。

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11日，《政府公报》颁令禁止在公共场合举行政治性示威、游行等活动。新总督罗德礼（Rodrigo José Rodrigues）决定，邀请前被封闭的各社团登记章程，以便开始活动。他还决定，恢复因上述事件被开除的工人的公职，且不留任何纪录。3月18日，名钢琴家雷奥波尔多‧格多斯基（Leopoldo Godowsky）在伯多禄五世戏院举行音乐会。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3月18日，岐关车路公司第一期工程(即由澳门关闸至中山古鹤段)修至翠微时，业已达7公里，遂于本日举行通车典礼。是日，澳督巴波沙主持开幕礼，中山县县长、省公路处处长、港督金文泰、澳门商会主席许祥等中西人士莅临观礼，非常热闹。至10月，第一期工程由澳门关闸至中山古鹤段通车。1929年5月，第二期工程由古鹤至下栅段竣工。1930年5月1日，第三期工程由下栅至崖口段，以经翠亨乡之山门径工程最难，工程很久方才通车。1932年1月l7日，第四期工程由揽边至石岐几经波折，在修筑大环桥后全面竣工，至此东路工程完成。1933年7月5日，第五期工程即西路工程，由萧家村、三乡、深湾至石岐，北头由石岐华佗庙至北台通车。而澳门至三乡亦于1931年4月5日通车，萧家村至北台一线延至1936年方全部完成。至此，岐关车路全线完工。全路由澳门至中山萧家村共20. 3公里，然后，再由萧家村分东西两路到达石岐，东路长41. 91公里，西路长37公里，全部合计99. 98公里。拱北关民国十七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28年12月31日)、《拱北关民国十九年华洋贸易统计报告书》(1930)、《民国二十一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1932)，载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70页、第372页及第374页；梅士敏：《岐关车路60年》，载《澳门日报》1988年3月24日；按：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19页称：1929年3月10日，澳门─石岐公路开通。又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1932─1936)》(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称3月18日巴波沙总督在场举行通车(或落成)仪式。综合前引诸书，我们采用3月18日落成通车的说法。又《民国二十七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拱北关部分》(1937)(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82页)称：“中山县属汽车公路，年内完好无阻，岁阑之际，其西支线未竣部分亦告完成”，则知直至1937年末，岐关车路方全线竣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十八日，镜湖医院慈善会第三届值理会欢迎马师曾暨胜利剧团为镜湖医院慈善会筹款合照留影。 前排左四起：黄仲敏、黄福龙 前排左七起：马师曾、柯麟、何贤、凤凰女、陈醒章（右一）； 后排左一：朱给 后排左三起：李宽、潘毓华、区国梁、曹子珊、谭福贤。

1987年3月18日，中葡双方就澳门问题在北京展开第四轮会谈。会谈结束时，中葡两国达成协议。

1987年3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葡第四轮会谈，也是最后一轮会谈。

1999年3月18日，葡萄牙总统桑帕约（澳译沈拜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时抵澳访问，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礼。

新口岸何贤公园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主调的“澳门回归纪念亭”，周围绿草如茵，背衬苍翠松树及棕榈丛，色泽鲜明，显眼突出；亭子虽然细小，面积只有七十五平方米，仅占园地一隅，但外形特别，惹人注目，且与园建及环境协调，增添公园姿彩。亭子建筑结构简单，布局简洁，设计别具心思。整体建筑由大小两个圆形相连组成，其中大圆建有上盖，可遮阳避雨，小圆则露天，透明光亮，外围用绿色网状栏栅装饰，视野扩阔；亭内设有座椅，可供游人休憩歇息。在大圆旁边，即入口右侧，竖立一幅灰黑色花岗石墙，高三米六，宽三米二，墙上部份镂空，巧妙装饰成“99”两字，显示澳门回归年份；其旁则刻有“澳门回归纪念亭”等字样，说明筑亭永久纪念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这一中华民族盛事。据介绍，它的内涵更丰富，大圆代表强大的祖国，小圆代表紧靠祖国的澳门，也寓意“一国两制”，外形结构虽简单，却将精神融入建筑设计中，浑然一体。亭子由澳门中华总商会耗资五十万元兴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卅日动土，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落成开幕，选址何贤公园内兴建，也别具意义。何贤是中总已故会长，热爱祖国，热爱澳门，为澳门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澳门回归，也是他生前的愿望，今筑亭纪念澳门回归，包含着双重意义。在亭子开幕时，特首何厚铧等主持剪彩揭幕仪式外，并在亭旁种植一株白兰树，纪念千禧年植树节。

登上氹仔大潭山公园观景亭，虽在炎夏烈日当空，酷热逼人，但在亭内庇荫，凉风习习，暑气顿消，令人精神爽快！俯视山下机场，远眺路环，极目九洲洋，海濶天空，心旷神怡。大潭山高一百五十八米，由鸡颈山及观音山连结而成，山名相对当地小潭山而言。往昔“鸡颈风帆”是澳门八景之一，今风帆少见，而港澳喷射船却穿梭往来，旧景不再。公园处在鸡颈公路近机场附近山坡地带，依山而建，开辟阶梯式平台，高低有致；花圃遍设，形状不同，种植花木，铺上草皮，一片绿茵；小径阶梯，贯通全园，整体布局简约自然，旷阔开朗。公园两侧山坡虽然野生树木葱茏，但园中新植树苗幼小，未能成荫，除了小亭外，上无片瓦遮头，寂寥空旷，缺乏遮阳避雨之所。在进园路旁，以花草砌成巨大“大潭山花卉公园”及“欢迎”字样，异常醒目。园中分布瞭望台、观景台、儿童游乐场、烧烤区及停车场。儿童游乐场有多种游乐设施，可供儿童玩乐。进园马路贯通公园，直达山顶新建的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台。这座公园由前海岛市政厅耗资百万元兴建，于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八日正式开幕，这是氹仔第八个公园。年前，增辟环山径，全长四千公尺，径内因其特色分成几个区域，包括生态漫游区、踏板健身区、自然敎育径及原生鱼类保护区，使公园发挥更大功能。

图中的“收买佬”已经是澳门最后一个打着铜锣去收卖旧货的人。

2014年3月18日举办《千里清泉 源系珠江》短片首播仪式暨对澳供水挑战与机遇研讨会。

2020年3月15日，本澳新增1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为本澳第11例确诊患者，患者为女性，26岁，韩国籍外雇，居住在金峰南岸。3月18日上午，本澳确诊第1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2岁女性，为印尼籍外雇随行家属，居住于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同日，本澳确诊第1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31岁男性，菲律宾籍外地雇员，任职酒店侍应，居住在罗神父街25号B奈洪大厦。3月19日，确诊第17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11岁男性，学生，是第14例确诊患者的儿子，同住于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

2020年3月18日，本澳确诊第1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31岁男性，菲律宾籍外地雇员，任职酒店侍应，居住在罗神父街25号B奈洪大厦。

2020年3月18日上午，本澳确诊第1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42岁女性，为印尼籍外雇随行家属，居住于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 3月19日，确诊第17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11岁男性，学生，是第14例确诊患者的儿子，同住于氹仔太子花城第三座。

柿山哪吒古庙值理会理事长冯健富表示，约130年前澳门发生瘟疫，由于没有医疗技术，死亡人数众多，但当时全澳只有柿山无出现瘟疫，据前辈所指是因为哪吒菩萨保佑，而当时的民众认为是将菩萨巡游，舞龙舞狮烧炮杖，让神灵显灵，所以没有一例传染病例。冯健富指，大三巴的市民也觉得是柿山哪吒显灵，所以供请哪吒到大三巴，事隔一个月后，当地的瘟疫亦消失。

大三巴哪吒庙值理会会长叶达表示，建庙原因是当年澳门鼠疫流行，港澳死亡人数很高，百多年前的医疗不太昌明，西医不发达，民众希望神明保佑，解救那次瘟疫。有居民声称发梦时，有一名小孩来到善信床边，教导善信可用草药治病能够痊愈，消息一个传一个，最后疫情平息，为纪念哪吒显灵解决瘟疫，因而向澳葡政府申请兴建大三巴哪吒庙。

在澳门这一外向型经济体内，人们对汇率的感受非常明显。当个人或家庭出境旅游或留学，当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或投资时，需要在不同货币间进行兑换。汇率就是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外一种货币的比率，即不同货币之间的价格。在澳门，为什么澳门币兑港元的汇率稳定在 1.03，而兑人民币的汇率则会波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弄清楚澳门的汇率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