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4月3日，荷蘭海軍上將科爾內留斯•馬特利夫（Cornelius Matelieff）率船11艘、士卒700人航抵馬六甲，寄泊於離市區半里格之港外，並與擱淺在對岸的4艘葡船交火。後又開始攻城，然炮火不強，僅有一彈命中聖保祿教堂，葡方亦有一彈擊中一艘荷船。雙方並無大的傷亡。5月17日，荷蘭國王之弟彭蘇率戰船50艘、士卒3000名趕至馬六甲增援，柔佛亦派馬來軍增援，荷方勢力大增。18日，荷軍300人、馬來軍800人強行登陸，與葡軍400人及黑人士兵若干交戰，葡軍敗退。荷軍又征馬來軍200人，作圍城之舉。葡人炮兵迎擊。葡方又從鄰邦及彭亨搬來援軍。雙方相持不下。至8月，從印度駛來大批援軍，計有大舶16艘，巨艇4艘，帆船1艘，快艇14艘，歐洲軍3754人，土著兵約有7000～8000人。8月18日，葡荷艦隊再戰於拉家渡岬（Cape Rormosa），荷方毀船2艘，死士卒24人，傷者無數。葡方亦毀船2艘，士卒死者達500～600人，並有副司令及軍官10人陣亡。10月17日，科爾內留斯•馬特利夫獲悉有全副武裝之葡艦保護貨船駛往馬六甲，遂率艦隊在途中埋伏攔截。21日夜，荷葡再戰，雙方惡鬥至次日早晨，科爾內留斯•馬特利夫下令火攻，葡軍大敗，18艘戰艦被俘被毀者過半，士卒軍官傷亡者達6000人。經此一役，葡人在馬六甲海峽元氣大傷，馬六甲海峽的控制亦歸於荷蘭。張禮千：《馬六甲史》第2章，第197—199頁。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5月17日，柔佛與荷蘭簽訂正式條約，其中規定：葡萄牙為荷蘭與柔佛的共同敵人，故荷蘭願助柔佛從葡人手中奪取馬六甲，奪得之後，該城即為荷蘭所有。一切荷蘭船隻在柔佛上落貨物，悉免納任何賦稅。張禮千：《馬六甲史》第2章，第199頁。

天啟五年（1625年2月7日─1626年1月27日）5月17日，澳門總督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致信耶穌會巡視員老駱入祿，對於陸若漢兩次參與與廣東政府交涉過程中表現的不妥協和不合作的態度表示憤慨。老駱入祿回信表示：鑒於陸若漢有40多年在亞洲的生活經驗，並且沒有做過超越修道宣誓的事情，決定同意他繼續隨代表團參與談判。マィケルクーパー著，松本たま訳：《通辭口ドリゲス》第16章，第312頁。

崇禎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5月17日，馬尼拉總主教奧斯定會士費爾迪納德•革雷諾（Ferdinando Guerrero）決定派剛返回馬尼拉的多明我會士黎玉范神父與方濟各會士利安當神父赴羅馬，向教宗請示中國禮儀之爭事宜。兩人再次到澳門時，得知荷蘭人正在進攻馬六甲，船路十分危險。利安當決定留守澳門，而黎玉范只得獨自前往羅馬，利安當就在澳門聖家辣女修道院擔任神師，以培養該院的華人女青年修女。韓承良：《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根據方濟會傳教歷史文件》，第32—33頁；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1667，第1冊，第4章，第11段，轉自張先清：《16—18世紀西班牙多明我會士與澳門關係考述》，載《澳門在天主教東進中的地位和作用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2009年。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5月16日，總督戴冰玉召集全市公民前往大炮台舉行議事會成員的重新選舉，以代替那些躲在聖保祿學院內的議事會成員。先是，總督要求學院的神父們把議事會原成員交出來，神父們沒有理會這一指令，總督於17日下令包圍神學院。兩天後，曾被選為法官的曼努埃爾．戈麥斯（Manuel Gomes）也躲進聖保祿學院。然而，總督用盡一切手段讓王室大法官強行進入學院，揪出議事會的頑固成員。於是，王室大法官與立契官托梅．瓦斯（Tomé Vaz）和克里斯托翁．阿爾梅達（Christóvão de Almeida）同澳門耶穌會會長及日本副省會長在聖保祿教堂內一連討論了兩天。戴冰玉又威脅稱，要用大炮台的大炮轟平聖保祿教堂和學院。最後，由於一些受人尊敬的教士出面調解，戴冰玉才放棄這種褻瀆神明的暴力行為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4頁。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5月17日，葡印總督向澳門議事會通報，帝汶總督曼努埃爾．馬約爾（Manuel de Soto Maior）對澳門居民在帝汶收買火藥、子彈、槍炮表示不滿，葡印總督禁止這樣的做法。第二年澳門政府下令禁止在帝汶售賣軍火。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2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9, p.76.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5月17日，葡印總督命令澳門議事會全力幫助奧斯定會會員能在其修道院進行活動。他不在果阿的十年裡（1711—1720），沒有為澳門修道院選舉過院長；1720年10月19日的會議上，選出了熱羅尼莫．聖奧斯定修士為院長，他分別於1721—1723年、1729—1732年和1744—1747年三次在澳門擔任該職。各神父就任修道院職務後，嘉樂宗主教送給他們兩匹在廣州訂制的絲綢，讓他們以此為教宗格勒孟十一世的徽號佈置教堂。教宗徽號是格勒孟十一世為表彰他們對鐸羅使節的善待而贈送給他們的，讓他們永遠懸掛，永遠銘記他的這一贈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3頁。

雍正十三年（1735年1月24日－1736年2月11日）5月17日，葡萄牙耶穌會士李國成神父逝世於曼加洛爾(Mangalore)。李國成，葡萄牙數學家，1690年7月2日生於里斯本。1716年8月31日乘“聖安娜”號船抵達澳門，1717—1724年在廣州及桂林傳教，1725年被驅逐回澳門。1727年作為翻譯陪同麥德樂大使到北京。後又出任日本省代理人，1730年4月28日再次來澳門。1734年4月2日出發前往日本，後又返澳門，直到逝世。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81頁；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665頁將其名譯為羅佩思，並稱其於1736年5月歿於澳門。

乾隆六年（1741年2月16日－1742年2月4日）5月17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正式成立一間專門對澳門進行絲貨貿易的公司，為期16年。該公司成立後於1742年、1743年及1744年先後對澳門進行了三次航行。Arquivos de Macau, 1a série, Vol.3, pp.71—72, p.79,參閱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史》第4章，第262頁。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2月19日─1777年2月7日)5月17日，葡印總督向澳門總督下令：不要再同意任何外國人在澳門居留。佩德羅薩•吉馬良斯主教評論說，禁止外國人貿易的法律和命令只適用國王有絕對統治權的地方；但是，在澳門，中國皇帝掌握著全部權力，而我們一無所有；他是澳門的直接主人，澳門向他交納地租銀，而我們只有具體管理權；這塊土地不是奪取來的，連我們居住權也不牢固。確實，自從外國人——主要是亞美尼亞人和英國人——開始以其輪船在廣州與葡人競爭，使沿岸貿易遭到毀壞之後，澳門也深深感到損失嚴重。神父建議修改1773年5月9日命令，允許外國人租用我們的船隻把鴉片和其他一切貨物運進澳門。由於澳門葡人並無能力完全壟斷鴉片貿易，澳門議事會遂採取變通辦法，允許外國商人租用葡萄牙船隻將鴉片及其他一切想要運載的貨物運到澳門。荷蘭人的報告，顯示出澳門的鴉片貿易結構：葡萄牙官員向每箱140磅的鴉片徵收16兩白銀(合22元)的過境費。澳門主要的鴉片經紀商托梅•奧利韋拉(Tomé Francisco de Oliveira)和沙維爾•桑托斯(José Xavier dos Santos)很快就合併。奧利韋拉是葡萄牙人，桑托斯是採用了葡萄牙姓名的中國籍天主教徒，桑托斯利用自己的優勢，進行著孟加拉與澳門之間的鴉片貿易直到1780年後。荷蘭人的報告還提到了另一位中國籍天主教徒安東尼奧•羅薩里奧亦從事此項貿易。走私 貿易的增長，使得輸入量滿足了消費量。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85.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1700—1845, p. 126;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85;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72頁。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5月17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加爾各答”號從孟加拉出發駛往澳門。12月，該船英國商人弗格森（Fergusson）在澳門購置一艘小船，把它開往黃埔去經營一鴉片商號，他並且留在了該處。這是外國人在廣州經營鴉片生意的第一次記錄。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74頁。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5月17日，葡印總督庫尼亞•梅內澤斯致信澳門，要求運去一袋早稻種子和一種叫“奧塔(Horta)”的稻種，並附上種植說明。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94頁。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5月17日，據香山知縣許乃來奏報，有西班牙船帶信來澳稱，英國與法國已經議和，並無爭占。同時，東印度公司委員會收到檳榔嶼副總督的來信，稱，上年10月，英、法、西之間簽訂了初步和議。葡萄牙國王的領土及海外領地全部保持，澳門再不需要任何國家的保護與支援。《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吉慶奏報英法等國和好洋面寧靜片》，第62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678頁。

清嘉慶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5月17日，香山縣丞吳兆晉發出整肅娘媽閣地方福潮寮戶窩竊聚賭告示：本月二十三日，澳夷佛啷哂士咕•做遮（Francisco José）被黑奴盜去家財各物，有夷人咉•叭嗲咾（João Badra）家奴看見直從娘媽閣地方，藏宿沈亞藝妻家內。查此女人丈夫沈亞藝，現往安南。她來俱系招集該處福潮匪竊，臥食鴉片，窩藏聚賭，招引黑奴飲食，兼以誘盜家財物件，種種不堪。示仰該處寄居福潮人等知悉：爾等平日如果安分營生，現有同鄉可保者，許爾等自邀在澳同鄉殷實鋪戶，出具地保甘結，限三日內稟繳，赴本分縣存案，才准在該處寄居傭工，有犯保人並坐，如無的實同鄉赴官結保，即系匪類，立即驅逐出境。《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整肅娘媽閣地方福潮寮戶窩竊聚賭示》，第430頁。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5月26日，兩廣總督百齡派兩名通事來澳門，查詢本月17日從加爾各答來的英國散商船“巴林（Baring）”號載運什麼貨物。“巴林”號是一艘鴉片貿易船，但當時該船載運的鴉片已卸貨澳門，故在6月5日前，“巴林”號獲得批准雇請引水進入黃埔。29日，美國商船“瓜蒂莫新（Guatemotzin）”號抵達澳門，於6月1日雇得引水，進入黃埔。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12頁。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5月17日，澳門政府對仍作為兵營的聖母玫瑰堂（板樟堂）進行修繕。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8頁。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1896年5月17日）集院，議湖南省旱災大廣饑饉異常接前山軍民府李司馬札飭勸賑竝發來大憲捐冊一摺，如何辦法祈為卓奪施行，以便遵照辦理，即將軍民府札繕後呈覽。

《知新報》第十八期刊登《説羣一》、《聖學開會》、《治蟲蟻法》、《再論牛乳》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5月17日，澳門華政廳出示防疫。如有自家眷口或雇用工人偶染時疫等症者，須立即將病者送往灣仔救疫醫局醫治。如有不遵，查出以不遵官命之罪懲治。本年，澳門時疫頗盛，華人染症而亡者有172人。在澳門，最險之症為肺病，因此而病亡者268人。《澳門政府憲報》1906年5月19日第20號。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三十二年拱北口岸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243頁。

1926年（民國十五年）1月6日，華文日報《大眾報》問世。3月1日，位於新馬路入口處的大西洋銀行澳門分行行址落成。4月，澳葡派軍隊侵入前山一帶，搶走被省港罷工糾察隊拘獲的走私貨和4名奸商，並開槍打傷糾察隊人員和鄉民，廣州國民政府交涉員向澳葡提出抗議。澳門工人為響應省港罷工，醞釀實行大罷工。澳葡派兵分駐碼頭阻止華人出境。港英當局亦派兵400名到澳門協助鎮壓工人。5月1日，西班牙飛行員卡亞爾薩（Eduardo Gonzalez Gallarza）上尉及機械師阿羅薩梅那（Arosamena）從河內飛到澳門，於17時20分在原望廈球場降落時，撞樹損壞機翼。5月17日，華文報紙《澳門商報》在澳門面世。7月31日，總督成立漁業委員會，會址設於港務局內。漁業被認為是當時澳門最重要、用人最多的產業。11月7日，盛況空前的澳門工業展覽會開幕。11月17日，廣州嶺南大學學生訪問澳門。12月7日，澳門利宵中學的學生會對廣州嶺南大學進行回訪。統計表明，澳門擁有16萬居民，其中多數為華人。氹仔及路環人口僅1萬，其構成與澳門相同。漁業及其副產品、造船、水泥、鴉片加工、煙草加工、中國酒類、傳統神香、炮竹製造等主要行業，完全為華人所壟斷。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5月17日，華文報紙《澳門新報》(Ou Mun Seong Pou)本日面世。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73號卷宗，第S-J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97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5月17日，夜晚，一夥盜匪翻牆潛入位於二龍喉文第士街1號的孫公館，竊取財物高達5000餘元。其時盧太夫人寓居次宅，孫科聞訊後，立即致信詢問情況。鑒於此事案情重大，接到報案後，澳門警署當即差遣由華探長施利華負責偵破。至6月8日，在大華酒店緝捕兩名罪犯，經審訊後，共逮捕犯罪分子四名，並移交法院審判。所遺失財物雖然已經流落澳門、香港等地市場，但大部分得以追回。《華商報》1941年6月13、25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鄭餘慶堂管理人鄭鐵如致函鏡湖醫院主席蔡克庭，頃悉鏡湖醫院擬遷移下環街贈醫分所，另覓鄰近屋宇以容納多量求診。足見造福同群，不遺餘力。現有一屋內有大廳兩座，直通馬閣街（即教忠及中德學校斜對面）願租與鏡湖醫院，倘合適則租價定不奢求，願從速派員到看。鄭餘慶堂是鄭觀應之父鄭歐華（文瑞）堂名，鄭敢華及鄭濟東（鄭觀應之兄）均為鏡湖醫院倡建值理。

1988年5月17日，廣東磨刀門西江水供澳工程完竣，試行輸水來澳。

1990年5月17日，澳門立法會成立臨時委員會編制刑法及刑事訴訟法草案，以改變葡國過時刑法在澳實施的狀況。

1990年5月17日，澳門立法會通過職業税及所得補充税章程修訂法案。

1996年5月17日，“東星號”巨劫案犯胡樹祥宣判，因海盜及搶劫、藏械三罪成立，共囚19年半，成為澳門第一名被控海盜罪成立而被判刑者。

“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自2007年起開始推行，目的是透過小額資助社區組織舉辦多元化的活動項目，動員社區力量，提高社會對愛滋病的認識，加強公眾對愛滋病的關懷與重視。計劃舉辦12年，累計資助178項活動，舉辦419場次，在社區及關鍵群體內推廣預防愛滋病工作，從而減少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婦聯青年協會理事長呂綺穎表示，2012年她們開始醞釀紅絲帶社區推廣防治愛滋病的宣傳活動，理念來源於婦聯青協的醫護人員成員，她們較關注聯合國在千禧年訂定的八個發展目標，其中一個是關注全球的健康衛生，特別關注愛滋病防治工作。當時這班醫護人員的協會理監事萌生一個想法，就是在澳門社區宣傳性教育與預防愛滋病。2012年12月舉辦了第一場面向家長的活動，因為知道性教育最早要由家庭做起，但很多時候家長會覺得很難啟齒，以及在性教育上會有一些誤區，活動教導家長如何向小朋友做好性教育。她們亦招募一些以大中學生為主的社區愛滋病推廣大使，協會的醫護人員向義工們教導健康普及的知識，教導他們如何向身邊的年青朋友，宣傳自我保護和正確的性知識，並透過義工大使在自身的學校群體中做宣傳。

江沙維是19 世紀葡國、中國及澳門之間文化關係上的主要人物，對漢學有深厚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