氹仔舊城區是今日澳門最重要的旅遊區之一，每日遊人如織，絡繹不絕。景觀上，氹仔舊城區與澳門舊區有明顯的差異：澳門舊區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拉扯，新舊夾雜，將變未變；而氹仔舊城區卻被定格在一個市郊小鎮的狀態，但周圍的變化卻是滄海桑田──一邊是澳門最重要的新興居住社區，氹仔中區如今高廈林立；另一邊則是滿佈綜合旅遊設施的經濟引擎，金碧輝煌的路氹城。夾在中間的氹仔舊城區，到底是從何而來？

十九世紀末，當時作為大清總理大臣李鴻章幕僚的程佐衡，為協助大清與葡萄牙交涉澳門的劃界問題，曾經親身到澳門周邊島嶼考察，他用兩個字來概括氹仔的地形：孤露。氹仔的地勢開揚，無遮無擋，而且缺乏縱深，從程佐衡的寫作目的去推測，似乎他是在暗示，氹仔島是個難以經營和防守的小地方。

氹仔島在二十世紀大規模填海之前，由兩個位置靠近的小島組成：西邊較小的是小潭島（小潭山）、東邊較大的是大潭島（大潭山），中間有狹窄水道分開，位置在今日宋玉生博士圓形地。東邊有一山丘：牛山，如今作為多間大學校址的小山丘。“氹仔”這個地名，中、西文名稱變化頗多，指涉範圍也有隨著時間而變化。^【1】“氹仔”在最初可能只包括小潭島，^【2】兩者字義也較為相近。兩島海濱的平地則稱為“三沙”，今日氹仔卓家村位置周邊時稱上沙，氹仔舊城區時稱下沙，小潭山南岸的稱為西沙。三塊土地既被稱為“沙”，肯定不會是肥沃的良田，更可能是泥土含鹽量比較高的沙田，氹仔島上的可耕地不多。歷史文獻中曝光率最高的氹仔地標，是由大潭山向東伸出珠江口的岬角：雞頸山，部分文獻也會用雞頸稱呼整個大潭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於興建澳門國際機場的需要，雞頸山已經被炸平，今日不復存在。而“氹仔”在日常粵語中的意思，就是一攤淺淺的積水，這攤水就似是三沙之間的一個淺灣：龍頭灣。粵語中有句俗語：“氹仔浸蛟龍”，意思就是水那麼淺，就算是一條龍也顯不了威風。因此龍頭與氹仔指涉同一個地點，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

根據1591年（明萬曆十九年）《全海圖註》，澳門半島被標註了“望下村”、“濠鏡澳”、“亞馬港”三個地名，半島以南的小島被標註為“象牙角”、“浪淘灣”，圖中這個小島相信就是氹仔島。首先，雖然從澳門遠眺氹仔東部，雞頸山確似一隻雞伏在海面上，但如果從珠江口方向的海上視角，雞頸山其實是兩個從大潭山伸出海的岬角，因此將之形容為象牙亦不無可能。“浪淘灣”與“龍頭灣”在粵語發音中的相似性，自不待言。按《全海圖註》中十字門各島嶼的相對位置，亦指向浪淘灣＝龍頭灣。^【3】

浪淘灣還出現在康熙《廣東通志》、嘉慶《新安縣志》，當中指出浪淘灣為明代南頭寨水師六個汛地之一。佛堂門、糧船灣、大澳都位於今日的香港，浪白相信位於澳門以西的水域，這幾個新舊地名可以對照。若浪白位於今日珠海市海澄鎮附近，^【4】從大澳與浪白拉一條直線，中間點就是氹仔（浪淘灣），兩邊的距離都是35公里左右。在葡人東來的歷史中，並不缺少出現在這三個水域的記載。因此，明朝水師是有針對性地部署他們的前哨和巡邏路線，以監視葡人在珠江口一帶的活動。而《全海圖註　廣東沿海圖》上，浪淘灣還有一個標註：可泊颶風，即一個優良的避風港。

雖然對於明代氹仔的記載相當少，但按上述資料作推測，氹仔島上，尤其龍頭灣南側靠近外十字門航道位置，存在一個錨地以及軍事前哨，圍繞這個海灣可能存在一個規模不大的聚落，在周邊區域算不上是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個可耕地不多的小島，在當時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清初的遷海政策，雖然在實際執行上不可能做到“片板不得下海”，但其引發的沿海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當然亦影響了氹仔。東亞形勢風起雲湧的十七世紀走到尾聲，1684年，清康熙皇帝再次開放中國與海外貿易，澳門在中外貿易中的地位再次被確立。歐洲海權國家在東亞地區的爭奪亦暫告一段落，而澳門城南面的一個小島──氹仔，地面上的情況依然鮮有被記載。

1689年，英國船隻防衛號，曾經因為貿易相關的稅項問題，與當時的清政府在澳門水域發生衝突，船員為奪回之前交出並安置在氹仔的一根船桅，與氹仔的軍民交火。^【5】1751年成書的《澳門記略》只記載澳門南邊有一個叫“雞頸”的小島，並指出1745年“雞頸有紅夷三舶”。《澳門記略》的海防屬總圖，將今日氹仔的西面（小潭島）稱為潭仔、東面（大潭島）稱為雞頸。1780年代的氹仔與澳門草圖，氹仔被繪畫在地圖的中心位置，周邊海域的水深都在地圖中被記載，可以證明氹仔周邊是一處較重要的停泊地點，而地圖上的氹仔島上亦已有民居出現，但無法精準對應今日的地圖位置。對照這一百年為數不多的資料，氹仔島由明末到清初島上都有華人活動，也是外國船隻經常靠泊的水域，是外國船隻等待進入廣州、避風、補給、進行緊急維修的地點，^【6】那自不可能是個荒島。

現時存世氹仔歷史最久的文物，就是氹仔天后宮於1785年（乾隆五十年）鑄造的銅鐘。沒有確切證據證明氹仔天后宮初建於何年，但鑄造銅鐘所費不菲，很多廟宇在草創時期都沒有大型的銅鐘，待到附近居民、漁民有一定的數量和經濟實力，才能透過信眾捐獻銅鐘。以此推測，十八世紀中葉，氹仔龍頭灣一帶開始發展成一個穩定的陸上聚落。道光七年（1827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在提及區內村落時，就有列舉“潭仔”並在文中指明“舊志未載”。綜合上述幾個時間點，可以歸納出龍頭灣村應當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發展成一個有規模的聚落。

龍頭灣村雖然可考的歷史只有二百多年，但名稱變化甚多──下沙、潭仔、龍環、氹仔村等等。由於後來成為澳葡海島市市政廳所在，葡文文獻翻譯成中文又會稱為氹仔鎮，現時日常被稱為氹仔舊城區，這些名稱所指都是同一個地方。

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之前，龍頭灣村就只有天后宮一座規模較大的廟宇。由於氹仔島本身面積不大，居民交通相當依賴船隻，相信龍頭灣村當初的居民，以活動於珠三角一帶的水上人為主。進入十九世紀，有一個橫行於廣東的海盜集團──紅旗幫，始創人名叫鄭一，其後繼者就是家傳戶曉的人物：張保仔。張保仔集團起源於今日廣東、廣西、海南、越南之間的北部灣海域，鄭一甚至接受過當時越南西山阮氏朝廷的冊封。這個海盜集團在北部灣上有一個重要基地──潿洲。潿洲如今是廣西北海市以南的一個小島，島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信仰：三婆。根據《靖海氛記》記載，三婆就是張保仔集團的共同信仰。龍頭灣村三婆廟建於1845年。張保仔於1810年接受朝廷招安，其部隊被收編成為廣東水師。即使張保仔本人升遷到福建，並於1822年在澎湖病卒，其舊部的影響力理應依然存在於珠三角一帶，龍頭灣三婆廟是一個重要象徵。在重修三婆廟碑記中明確指出，建立三婆廟的群體，是一個在澳門、氹仔（龍頭灣）活動的水上武裝集團，他們曾經協助清政府在廣東、海南、廣西進行包括打擊海盜的軍事行動。^【7】

龍頭灣北帝廟於1844年建成，比三婆廟早一年。北帝信仰在中國影響力相當廣泛，在明代甚至一度成為皇家的信仰，其中佛山的祖廟是珠三角地區北帝信仰的中心，因此北帝廟在龍頭灣村出現，並不令人意外。在此之前三十年左右的1817年，澳門半島亦建成了一間以北帝為主神的廟宇──蓮溪廟。

1844年前後，北帝廟與三婆廟在非常接近的時間，建成於當時規模其實不大的龍頭灣村，與原有的天后宮形成了三廟鼎立的局面。能夠在一個傳統聚落成功集資、購地、興建、運作一間廟宇，必先於聚落中有一定數量的信仰群體，而該群體又要有相當的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換言之，在1840年代之前，龍頭灣村已經開始吸引至少兩個新群體進駐，龍頭灣村的潛力已經被發現。

自十八世紀末，英國商船就不斷透過澳門周邊島嶼進行鴉片走私。1780年就在橫琴大井一帶被稱為雲雀灣的地方建立鴉片走私基地，此後在包括伶仃島的其他島嶼也有鴉片走私活動，目標是要將鴉片偷運入廣東。^【8】氹仔是這些島嶼之間的必經之路，因此不少合法、非法的交易可能都帶動了龍頭灣村在這段時間的發展。直至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清朝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予英國、開放五口通商，上述的鴉片走私自然成為合法貿易活動，廣州貿易體系也告一段落，以英國為首的其他西方商船也逐漸離開澳門周邊水域，走向他們新奪得的港口──香港。而清朝水師的力量在戰爭中被大幅削弱，亦減少了對華人群體在島嶼之間活動的限制。在1844年前後，龍頭灣村由一個小漁村繁榮為商業小鎮，是不同的華人群體主動填補空白的結果。1847年葡萄牙軍隊於氹仔的小潭山西岸建立氹仔炮台，仍與龍頭灣村有一段距離；1879年正式成立海島市政機構，進駐龍頭灣村辦公，澳葡政府對龍頭灣村的實質管治才被確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