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向來是個平靜小漁港，居民悠然自得，伴隨著日出日落，休閒地生活。然而，16世紀中葉，遠在大西洋邊陲的葡萄牙人，發現了這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葡人得到明朝政府允許進入和租居澳門後，啟動了澳門與世界的多條貿易航線。從此，這裡華洋共處，小城捲入了國際的軌跡，揭開了明清以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

就在同一時期，1534年8月15日，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躍拉與西班牙貴族方濟各·沙勿略於法國組織了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旨在開闢新的傳教教區。當時，耶穌會會士為了挽救羅馬教皇的統治危機，把握這個向東方開展傳教的機遇，紛紛登上了商船，從歐洲出發。他們手捧聖經，乘風破浪，拖著大箱小箱的西方書籍，帶著對東方的好奇和傳教的信念，向著神秘的東方駛來。1562年7月26日，耶穌會教士彼利士（Francísco Peres）神父、爹利亞（Manuel Teixeira）神父，及平托（Andre Pinto）修士等來到這個南海一隅的小城。既然要在澳門籌劃遠東傳教的基礎，興建教堂當為首要任務，這幾位神父，也就是聖保祿教堂之創辦人。

天主教在澳門的歷史可追溯至1555年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其後，在1576年1月23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頒佈詔令，天主教澳門教區正式成立，負責管理中國、日本、越南等遠東地區的教會事務。接著，這個小城便成為歐洲傳教士在東方的集居地。聖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顯士會等相繼東來，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當我們在熱鬧的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下駐足拍照，或穿插在熙來攘往的遊客當中時，或在傍晚柔和的燈影下欣賞夜色之際，不妨停下來，從那道在火海中逃過一劫的前壁裡，仔細尋找這座天主之母教堂（聖保祿教堂）的風雨歷程，以及那個時代的背景，大可以印證《澳門記畧》中所載的“三巴曉鐘”，以及澳門八景之一的“三巴勝跡”，曾經的故事和昔日身影。四百多年前的這座山崗上，有著豐富的歷史故事。

據1563年爹利亞神父向葡國耶穌會報告澳門情況：“⋯⋯蓋澳中已有三百葡人，需要耶穌會建立教堂。”很快，1565年，耶穌會的神職人員便在小丘山旁，用木板和土石等築成一座棧倉型小室。這樣的棧倉房，葡人慣常用作創辦傳教基地，如在巴西及其他各處殖民地一樣。1572年，該室遂被擴充為研習拉丁文及神學等之潛修所。當時由主管人安東尼．華士（António Vaz）主持，另有耶穌會神父八人助理之，作為培養天主教傳教士之遠東中心基地。

最早抵達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作為向東方傳教的基地，他們經歷過千辛萬苦，興衰起落。在拉開澳門宗教文化序幕的同時，更積極從事各項社會活動，包括教育、救濟、醫療等事業，而圖書館也因而靜靜地建立起來。誠然，最初就只是為了名儒將相、教會人士等少數人服務。對老百姓而言，圖書館只是貴族的殿堂。但是，當時的圖書館已經默默地承擔著東西方文化傳播和交流的重任。

萬曆八年（1580年）耶穌會在澳門興建教堂，初時是用稻草搭蓋屋頂。當地人對於自己的土地仍是非常重視，對於外來神職人員在這裡建蓋教堂，也不是隨便接受，更曾經作出破壞，且充滿文化自信地管教堂叫做“寺”或“廟”，如三巴寺、花王廟等。後來耶穌會為了加強保安，其副省會長佩德羅．戈麥斯（Pedro Gomes）神父下令給教堂加蓋瓦片。終於，由耶穌會會士、來澳避難的日本教徒、澳門工匠合力建造完成天主之母教堂，即人們熟悉的大三巴。於是， 教堂的鐘聲劃破寧靜的小城。

就在教堂建成不久的1594年，教堂旁邊的聖保祿學院落成，作為培養歐洲來的神職人員的學院，向中國內地和遠東地區傳教作好準備。就這樣，澳門的圖書館隨著傳教的鐘聲而誕生，從某種角度而言，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孕育於傳教士在東方展開活動之時期，其興衰起落，也受傳教活動的盛衰影響。

聖保祿學院，作為遠東第一座西方大學，曾經是匯聚歐洲及遠東地區神職人員和學者的重地。遺憾現在已經不見蹤影，連一片碑牌也沒有。或者我們可從1594年10月28日出版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 看看當時如何描述這座學院︰

有關這裡昔日的景貌，我們只能從畫家的筆下以及前人的記錄中重塑舊貌。例如英籍德裔畫家彼德．海尼（Peter Heine）於1854年在澳門為我們留下當時的畫面，圖中可見，正中是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兩次大火後，於1602年奠基，1637年建成教堂，遺憾在1835年經歷了第三次大火）。左方是耶穌會住院，而右方就是傳說中的聖保祿學院，澳門歷史上第一所圖書館（室）便在此中。只可惜我們沒有圖書室的遺跡，只有無限的想像。

可以臆測，當時這座宏偉的學院優美而典雅。1594年11月9日，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S.J.）神父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還詳細說明了學院內部情況：“如果遠望大海和整座城市，學院彷彿位於山體的中央位置。”同時，澳門第一個圖書室的情景也出現在他的筆下：

與此同時，我們大抵知道，圖書室的位置以及其他設施的聯動和設計：

從范禮安在信函中的描述可見，原來這個澳門歷史上的第一個圖書室，與學院風格一樣，是極其獨特的棱堡建築。這種棱堡式的設計，多少讓人想到保衛和防禦的功能。具體而言，就是在帷幕的牆向外凸出以角形結構的模式。這種設計盛行於16世紀中期至19世紀中期，以往多為堡壘的組成部份。不難看出，當時學院設計也具備了防衛意識。無論如何，澳門首座圖書室在這裡誕生了。

在當時來說非常宏偉而具有特色建築風格的修院，與聖保祿教堂構成山上的一組合建築，而當中的圖書室，正是為傳教士學習和暫存書本之用。那到底圖書室內有何寶藏?我們可以追溯，葡萄牙人於1553—1557年間正式踏入澳門，開埠之初，主要利用澳門作為貿易的港口，取得中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壟斷權。因此澳門更成為天主教向東傳教的搖籃。當澳門成為遠東第一個教區後，負責管理中國、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事務。此後，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利瑪竇（Matheus Ricci）等傳教士，就以澳門為基地進入內地的肇慶、韶關、南京、北京以至各省市傳播天主教。

耶穌會會士抵澳後即著手進行各種活動。范禮安神父帶來了打算運去日本的印刷機，但由於日本的豐神秀吉將軍下令驅逐傳教士，結果未能運出。因此在1588—1590年間，在澳門印出了今天看來頗珍貴的書籍。

而他們選擇澳門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教會規定：

凡入華傳教士一定要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和禮儀。於是，如上所述，1594年耶穌會會士在澳門創辦聖保祿學院，將原小學規格之公學升為大學規格。這是澳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院，亦是中國境內，乃至遠東地區的第一所西方式大學，是為歐洲東來的天主教傳教士而設的學府。在當時來說，這是極具規模的學院。根據編年史的記載，萬曆二十年（1592年），澳門聖保祿初級學院學生人數迅速增長，澳門商人的子女及其僕役的子女有200餘人在該校讀書。就這樣，澳門的首座圖書室便在該學院內設立，標誌著澳門圖書室事業的種子已撒下。

學院內有會士30多人，學生200餘人。他們在澳門辦學是以西方古典學術知識為主體，以神學為主旨，以拉丁文為基礎。學院內設置教育、天文曆學、物理學、醫藥學、哲學、神學和人文科學的漢語、拉丁語、音樂、修辭學十門課程。由於辦學，必然需要文獻支援教學之用，當中的圖書室也為學院服務。我們可以從多明古斯（Domingos）的研究中想像到，院內的圖書室藏書亦漸具規模。他是這樣說的：

有誰想到，在澳門這個小漁港的西式院校圖書室，也是歐洲文獻典籍傳入中國的重要中轉站。這是因為澳門作為傳教士向遠東開展傳教活動的基地，文獻資源在澳門的流動量自然很大。聖保祿學院圖書室便成了圖書典籍的集散地。耶穌會會士從澳門帶入中國的外文書，在17世紀較大數量的就有三次。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金尼閣（Nicolaus Trigault）他們從西方帶來了大批書籍，約7000部之多，除宗教文獻著作外，其中很多是科技書籍，如《奇器圖說》就是從中最先譯出之一。1651年，湯若望（J. Adam Schall von Bell）從歐洲帶來個人藏書3000餘卷。1687年，白晉（Joachim Bouvet）、張誠（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來華時帶來個人藏書30餘箱。圖書內容豐富，涉及各個門類，包括數學、幾何、天文、地理、曆法、水利、測量、醫學、音樂等等。這些書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非常新鮮，滿足了朝廷對西方文明的好奇和探索之心。

明朝時期的太僕少卿李之藻也對此關注起來，認為這些典籍在當時來說“多非吾國書所有”。書籍被傳教士從澳門帶到中國內地，有識之士視其為珍寶，馬上拿來翻譯和利用。因此，可以說，很多圖書是為了進入他們的目的“市場”——中國內地而來的。當時的澳門圖書室便成了宗教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向東傳播的搖籃，聖保祿學院圖書室亦一度成為中西文獻傳播和交流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