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由於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7月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隻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滿意有關安排，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0月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繫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僱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係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8月12日，耶穌會菲利浦•菲埃斯基神父在澳門逝世。菲利浦•菲埃斯基，1632年生於意大利的馬塞拉特。1663年他曾到過澳門，後於1682年再次來澳，最後一次為1691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65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8月12日，交趾支那國王致函葡萄牙國王若奧五世：通過1艘澳門的船隻，他得知葡萄牙王國“肥沃富饒，出產非常珍貴的東西”。因此，他已派出龐若翰神父攜信件和一把金匕首及其他禮品前往。儘管神父在旅途中去世，但所有禮品都如數交付了。交趾支那對他的去世非常痛心。最後希望能有更多的商人前往交趾經商，並允諾這些商船可以在同一天里返航。潘日明：《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載《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3頁。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6日，通政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稱，葡人居住澳門多年，戶口日增，宜嚴加防範，以杜隱憂。因此建議設一弁員在澳門彈壓，凡外洋之人，只許往來貿易，不許久留此地。雍正皇帝將此奏疏發予兩廣總督孔毓珣參議。8月12日，兩廣總督孔毓珣回奏稱，澳門“原有香山協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防守”，兼有前山寨都司、守備率兵駐防，不宜多設。但鑒於澳門“近年每從外國買造船隻駕回，貿易船隻日多，恐致滋事”。建議“其現有船隻，仍聽貿易，定為額數，朽壞准修，此後不許添置，以杜其逐歲增多之勢”。《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通政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請洋人不得久住澳門摺》及《兩廣總督孔毓珣奏陳梁文科所奏不許夷人久留澳門限定夷船數目摺》，第140—142頁。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8月18日，果阿出生的年輕貴族阿馬拉爾•梅內塞斯(António de Amaral Meneses)就任澳門總督。他於本月12日乘“海盜”號船抵達澳門。與他同船抵達的還有澳門大法官莫雷拉•蘇沙、仲裁員馬塞多•內托(Manuel de Macedo Neto)。王室大法官莫雷拉•蘇沙抵澳後，被授權逮捕已經結束任期的澳督巴力度，給他戴上鐐銬，押往果阿審判。被革職的前王室大法官萬威•味先地•羅咱因唆使巴力度迫害莫雷拉•蘇沙也同時被押往果阿審判。馬塞多•內托則是果阿派來澳門調查莫雷拉•蘇沙冤案的專案員。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XⅧ，p.328.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8月12日，議事會請求主教在大教堂舉行一次公開的祈禱。9月3日，傳教士包括耶穌會士都出席了。8月31日，議事會下令所有居民和外國人9月2日至3日在家中掛燈，並且9月3日這天大家要聚集在議事會，違反者要受到懲罰。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01.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2月7日─1789年1月25日）8月12日，一隊葡萄牙人從帝汶抵達澳門，他們是諾格拉‧里斯本 （Feliciano António Nogueira de Lisboa）的敵人，諾格拉‧里斯本1787年 4月13日被任命為帝汶總督，直到1789年。諾格拉‧里斯本在帝汶抓捕了帝汶王室大法官安東尼奧‧門多薩（Francisco António de Mendonça）； 21天后，門多薩同其他反對諾格拉‧里斯本的人乘船前往澳門，由澳門王室大法官費利喇和海軍少校安東尼奧‧科斯塔（António da Costa）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對他們進行管理。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68.

清嘉慶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8月12日，葡萄牙遣使會士畢學源（Caetano Pires Pereira）與若阿金‧萊特（Joaquim José Leite）神父一起從里斯本乘第八號額船抵達澳門，畢學源遂與早前來澳門的福文高、李拱辰一起要求進京效力，獲准，畢學源因患足疾留澳延醫治療。福文高、李拱辰則於本年12月27日，離澳進京。《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許乃來為催令福文高等赴省驗看事行理事官札》及《署香山縣丞王為臨澳驗看畢學源足疾事下理事官諭》，第539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58頁稱畢學源1800年8月22日到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8, p. 309 稱畢學源於1804年5月29日抵達澳門，當以中文檔案為准。

長樓，澳中之古街名也，即今之大三巴街及花王堂街總稱。昔人以其街左，築有古老洋樓一列，綿延頗長，連亘兩街中，故習呼之爲長樓。長樓南段，因附近有大三巴牌坊，今稱爲大三巴街。長樓北段，因盡處有花王廟教堂，故今稱爲花王堂前地也。大三巴街，原迺大炮台山斜陂之山道。昔有聖保祿寺（即三巴寺）居其上，阿巴羅寺（即唐人寺）臨其下，教會夷民來往其間，纓絡華襔，軟硬籃輿，觸目皆是。此情此景，當年名釋跡刪有詩詠之云：“暫别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裡 人。箬葉編成誇皂蓋，檻輿乘出此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羡侏離禮拜頻。”攷昔之唐人寺，在今大關斜巷側。當清朝乾隆年間，唐人寺之教士嘗誘使中國逃犯入教，而藏匿於寺中，因此觸怒清廷官吏，下令將該唐人寺焚燬，片瓦無存，遂使今人無從認識該寺故址，甚且不知從前澳中大三巴街有一唐人寺也。至於三巴寺，則在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失火，僅歷兩小時而全座焚燬，只賸得石門殘跡，仍照夕陽，巋然屹立於大三巴街上耳。長樓北端之花王堂街，其前有花王廟，澳葡最古之教堂也。該廟前曾數次失火，幾番重建，才成今日之狀況。前於清朝同治十二年（一八七四）八月十二夜，澳門慘逢一場亘古末有之大風災，死人無算，是時花王廟適又失火，火光燭天，照耀該區鄰近，救回不少狂風巨浸中之臨深履險路人，後來澳葡爲紀念其事，遂於每年是日，花王廟之教徒必扛着神像遊行，並稱是日爲天災節。猶憶當花王廟遭遇祝融時，其火燼飛揚，嘗延及長樓街口之兩間豬仔館，致兆焚如，而館中之豬仔頭悉被焚斃，聞者皆爲稱快。蓋在十九世紀時候，歐美資本家向澳辦買華工出洋勞作，因而奸人遂向國中誘拐少壯男丁，羅致來澳，設立豬仔館，稱“買豬仔”，俟機放洋，澳葡坐收其税。可憐華工一入豬仔頭圈套，就備受苛待，萬劫不復返也。據英人華利言：當一八九一年時，華人被拐至星架坡而分發各埠者，已多至十萬餘人云。又按《香山縣誌》載，鴉片戰後澳葡藉抽辦華工税款以爲利，有云：“自和議成後，煙禁弛，澳夷不能專利，漸至窮蹙，而是時秘魯，古巴諸國，買華人回國供役，曰‘豬仔’。在澳門設立招工館，奸人藉以爲利，誘騙華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邇來此風，經定約禁革，而澳夷益窮云。”長樓之豬仔館被焚，人心爲之一快。惜後來繼之者又有人焉。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12日，《廣州週報》（Canton Press）在廣州創刊，該報“被認為是英商自由貿易派的報紙”。其首任責任編輯是弗蘭克林（W.H.Franklyn），1836年2月起改由普魯士人愛德蒙德·摩勒（Edmund Moller）繼任。該報亦為半年時間在廣州，半年時間在澳門出版，1839年3月則全部遣往澳門出版，1844年3月停刊。據考證，魏源《海國圖志》中所載“澳門月報”五輯中有關中國材料，就大多來自該報。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 p.101；方漢奇：《中國新聞通史》第1卷，第274—275頁。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8月10日晚，英女王新任命駐華貿易全權代表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東印度英國海軍司令海軍少將威廉．伯克（William Parker） 爵士、特別使團秘書麻恭（G. A. Malcolm）少校、特使醫生伍茲南（W. Woosnam）、海軍秘書秦漠（B. Chimmo）、掌旗中尉南特（C. H. Tennant）等乘“赫索斯特里斯（Sesostris）”號蒸汽軍艦抵達澳門。8月11日早晨在南灣上岸，澳門總督下令南灣炮台鳴炮致敬。砵甸乍一行上岸立即與數日前到達澳門的英國遠征軍總司令陸軍少將歌賦（Hugh Gough）會面。隨後在查爾斯．義律和馬儒翰先生陪同下拜訪了澳督席爾維拉．邊度。12日，澳督邊度回訪了砵甸乍爵士和伯克少將。Chinese Repository, Vol.10, No.8, pp.475—476; The Friend of China, August 12th, 1841, Extra to Vol.1, No.22.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8月12日，澳門政府對番攤賭博收取稅項的最早記載，見於本日的《澳門政府憲報》，澳門公物會（Junta da Fazenda Pública de Macau）當年 1月至6月的上半年度收支明細表中，提及客棧和合法博戲（“Jogo Lícito”，應是指番攤）在一起的稅收，大約是銀60餘兩。數額微不足道，似乎表明這並非正式的賭館。這裡將客棧和所謂的合法博戲歸攏在一塊，可能是指在客棧中開設的賭場。這是在亞馬留政府開始向華人徵稅後的事，亦是澳門番攤實行正式專營承充以前的收益。雖不能確定開始收取的確切時間，但根據數額推測，很像澳門賭館每月給予粵東地方官憲的陋規。番攤，又稱錢戲、攤錢、攤鋪等等名目。番攤是晚清時期粵東地區賭館中最主要的一種賭博形式，故而一般賭館也被稱為番攤館，最早提到“番攤館”一詞在嘉慶十年（1805）。其博彩之法，據《清稗類鈔》載：“搖攤，以骰置器中搖之，蓋即唐時之意錢。以四數之，謂之攤錢，又曰攤蒲，亦可隨手取數十錢，納於器而數之。每四枚為盈數，統計餘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數，分為四門，以壓得者為勝。”清張心泰《粵遊小志》亦載：“東省賭博最盛，賭具以錢，隨意抓置席間覆之，分麼二三四四門，令眾人出資猜之，注齊去覆，四錢一數，若筮等然，視其所餘，決中否，定輸贏。中者孤注償三倍，半佔者倍償，串角、大面各如數償之。”Boletim do Governo do Proví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12 de Agosto de 1847. 《清仁宗嘉慶實錄》卷142，嘉慶十年四月壬戌：御史鄭士超奏，廣東省開設賭局名曰“番攤館”。徐珂：《清稗類鈔》第10冊，賭博類《搖攤》，第4895頁。張心泰：《粵遊小志》，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9帙。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8月12日，澳督吉馬良士發佈訓令，免去多明戈斯‧巴拉達斯澳門海郵局局長之職，並任命伊納爵‧佩雷拉（Inácio Pires Pereira）為澳門海郵局局長。澳門海郵局當時就設在巴掌圍斜巷12號若奧‧若瑟‧席爾瓦（João José da Silva）的布店內。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316.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8月12日，葡萄牙國王佩得羅五世頒佈法律，命令重建澳門海外省的所有修道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8, p. 73.

“沙岡應解憶荒蕪，前輩惟聞説鏡湖。月風不知人事變，可憐還認舊輿圖！”“三巴門外塚纍纍，雄鬼喧呼去不回。並向夜台傳露布，任教白骨盡成灰。”爲《兩行堂詩鈔》中“庚戌清明出三巴門外經沙岡舊地有感而作”之七言詩二首也。沙岡，在濠鏡墺中，大炮台西北之一帶地區。由夷城之三巴門外起，沿連勝街、鏡湖醫院、連勝馬路、而至三盞燈附近，北對望廈，東連塔石，西與新橋接壤，是爲原來沙岡舊區。攷沙岡原爲澳門城門外之墦坵，黃沙漠漠，荒塚纍纍，於白楊衰草之間，岡陵起伏，因此稱爲“沙岡”。蓋迺昔日之叢葬義地，有如昔之關閘沙然。沙岡既在三巴門外，實屬我國領土。自從清朝同治二年，始被澳葡佔領，毁墳滅骨，建屋開路，改作民居耳。據《梁燕孫年譜》載稱：“同治二年，葡人佔沙岡，建築馬路。”沙岡既被併入澳門市區後，今成十里洋場矣。案《澳門市街名册》劃分該區云：“沙岡：此名係指本市二小區，位置在羅白沙街，連勝馬路，柯高馬路，及罅些喇提督大馬路之間。現屬新橋區，此名漸不爲人用。”沙岡義地，本迺澳中平民身後之埋葬處。顧初時澳中人口有限，富者自置山地，毋須埋葬於斯，所以沙岡雖小，而墳墓尚不甚密，只不過荒塚落漠，殘碣蕭疏而已。惟自從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夜，澳門經過一場大風災，遭難者無算，事後撿拾水上浮屍，路中遺骸，皆掩埋於此，沙岡遂有墳滿之象。聞是役也，迺一八七四年九月廿二日晚，風狂水漲，沙梨頭海邊溺人最多，猶幸花王堂適遇祝融，火光燭天，照耀該區，庶拯回不少路人性命耳。現在花王堂門之石碑，尚勒有：“一八七四年重燬於火”（De Novo lncEndiada 1874）等西文。至今天主教人士，每年是日定必舉行巡遊紀念，稱是日爲“天災節”云。光緒十四年時，澳門境内，曾遇鼠疫流行，死人更多，皆叢葬於沙岡。斯時沙岡墳地，早已葬滿，迫得重叠，堆積如岡，連綿起伏，真一片觸目傷心之象也。及至光緒三十一年後，澳葡實行遷墳拓地，修路建屋，將沙岡改爲今日之住宅區焉。猶憶當年尚餘無主孤墳八十二穴，澳葡將其移葬於黑沙環觀音堂之後山處，後又開山取泥，迺由澳門水陸超幽會將其骸骨合營一塚，葬於觀音堂後園山上，以迄於今也。昔日澳城，以三巴門爲出入門户，三巴門外即爲沙崗。沙岡原有一條沙路，直通蓮花逕，爲澳門與中國各地之交通總道。明末清初，中國官吏巡視澳門，必由沙岡入澳，故澳葡官兵，均列隊迎於三巴門外之沙岡道上。據《澳門紀略》記稱：“凡天朝官如澳，澳判事官以降，皆迎於三巴門外。三巴礮台燃大礮，番兵肅隊，一人鳴鼓，一人颭旗，隊長爲帕首革袴狀，舞槍前導；及送亦如之。”迨至清朝道光二十九年，龍田村民沈米，沮殺澳葡兵頭亞馬勒後，澳葡軍曹未士基打，竟帶兵突出三巴門外，經沙岡直撲蓮花逕，將古關閘佔領。後據《香山縣誌》稱：“同治二年，葡人强佔沙岡塔石。”又稱：“同治十三年，葡人因租界齟齬，乘間闖入，拆毁關閘泛牆，改設捕房，另立大關閘。由三巴門以北至舊關閘，均認爲葡界。”又稱：“光緒三十一年，葡人平毁沙岡塔石等處墳墓，投無主遺骸於海。”統觀以上所述，澳葡以清朝官吏節節退讓，而其連續得手，故將開闢沙岡之馬路，改名爲“連勝街”。及“連勝馬路”焉。清朝同治年間，澳葡佔領沙岡時，三巴門外一帶，尚屬郊野地區，荒煙蔓草，杳無人居者。迨至同治九年，澳葡公物會才有批准華人請建醫院於三巴門外荒地之佈告。翌年，澳紳王祿、曹有、沈旺及德豐等，向澳葡公物會辦理領取醫院地址立契手續，以後經之營之，至同治十二年癸酉，鏡湖醫院始行築成開幕焉。嗣是三巴門外至鏡湖醫院一帶，始漸有人建屋居住。光緒中葉，成立三巴門街坊會。因鼠疫流行，曾舉行迎神保安，更發起籌建包公廟等一列廟宇，於是該坊日漸成爲澳門廓外之平民住宅區矣。 惟鏡湖醫院以北之義地，仍屬茺塚纍纍，故醫院之傍，築有長亭，俾扶殯送喪者，可以在此祭餞也，今則改爲門診贈醫處。其側之鏡湖馬路，舊日有陰陽路之稱，蓋逾此則爲墓地。每屆日暮或陰雨時候，輒覺暮氣陰森，無人敢經此路者。一九一九年左右，澳葡當局拓展該區。遷救火局於此，修路政，建新樓，並規劃三盞燈附近之各馬路線，以三盞燈爲中心，四通八達。聞三盞燈處，澳葡擬立亞利鴉架銅像，故該處有一馬路名爲亞利鴉架街，藉以紀念當年之澳葡領袖亞利鴉架氏云。昔日沙岡義地，在連勝馬路段内，墳墓叢密。至光緒卅年以後，澳葡禁止喪者再事營葬，尋且勒令已葬者遷徙，無主荒塚則毁墳棄骨，鏟平岡坵，改建成無數小屋，縱橫行列，儼然爲一平民區。其中分爲數條街道，有名“義字街”者，即義地之謂也；又有名“盧九街”者，紀念盧九曾襄其事也。攷盧九迺當年澳中富户，曾承投得澳門第一屆賭餉。按《新會潮蓮蘆鞭盧氏族譜》記載云﹕“盧九，行三，字育諾，號焯之。妻妾九人，生十七子。授監運使銜，賞戴花翎，二品頂戴，廣西特用道，叠封文林郎，誥授中議大夫。曾四次捐助盧氏鄉中平糶，改建名宦家廟，捐資三萬餘元，連年捐助義學。”又云﹕“焯之以寨畯起家，憫貧民不識字者多苦，迺於光緒廿二年丙申，捐貲延師義學兩所於鄉中。……迨光緒廿九年癸卯，焯之又思推愛於一鄉，擴充規模，增爲四區。……焯之又慮無監學者，則收效尚少，迺委族姪之經理。其教法注重認字解書，務使學童速通文義，故就學未久，輒能作淺白信札，歲時考校，勸而誘掖之。如是兩年，戴義頌聲四起。卅一年乙己，以節省經費，故只設本鄉二所。……卅三年丁未，又裁爲一區。是歲，焯之卒。”由是推知盧九死於光緒卅三年。聞其生前，嘗在廣州承辦闈姓等賭博，以餉項事發，畏罪自縊於澳寓，遺資甚豐，在澳中稱爲一時首富云。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4月21日，賈也度總督卸任，由嘉惠勞主教、地區法官阿爾瓦羅‧麻嘎哈斯、輔政司阿爾弗雷多‧萊羅等人組成的政務委員會主持澳門政府工作，直至8月12日。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13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8月12日，柯高再次出任澳門總督及葡萄牙國王駐中國、日本及暹羅朝廷特命全權公使。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8月12日，葡萄牙遠征軍團抵達澳門，預防中國形勢變化。共14名軍官、368名士兵，構成一個三等阻擊連，一個二等炮兵中隊。還有醫務及行政人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頁。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8月12日，拱北海關稅司柯爾樂離任，由美國穆好士（W.N.Morehouse）接任。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8月12日，下午3時，澳門政府在督理國課衙門大堂內，當承充公會面將澳門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5年為期，即自1912年7月1日至1917年6月30日。投充者必須將壓票銀45000元交存代理銀庫西洋銀行，出投之價以60萬為底。承投者中標後，自關閘起至媽閣止，任意開設番攤，不限區域，不限間數。不過設館地點，須經澳門政府批准。此次投標由林讓（林禮周）的“啟興番攤公司”投得，繳交擔保銀201000元，至1916年6月30日期滿，是為民國時期第一屆番攤承充。《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7月15日第28號；COTA：AH/AC/P—59662, MIC: A0928, pp.1—2.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8月12日，澳督嘉路米耶頒佈第172號札諭，規定將1914年12月15日札諭第7款改為“中國學校無論係專收男生或專收女生者，或兼收男女生者，其教員不拘男子、女子俱可充當，但兼收男女生之學校不得收過於12歲之男生”。《澳門年鑒》1933年，第168─169頁。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8月12日，經過籌備小組5天的精心準備，“澳門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代表大會在柿山孔教學校召開，共有中小學校、報社、學術研究社、音樂社、戲劇社、體育會等50多個團體的100餘名代表參加。大會選派陳少偉、陳大白、曾奇玉、曹西等4名代表《朝陽日報》和《大眾報》同仁出席四界代表大會，基本上匯集了澳門當時各方面的青年愛國力量，是團結澳門各階層青年愛國力量的抗日賑難團體。會議推舉《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為臨時主席，並通過組織章程，發表成立宣言，以“籌款賑災、拯救受難同胞”為宗旨，以“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為口號。大會選出理事11人，候補理事2人，監事3人，候補監事2人。理事會下設總務、財務、宣傳、遊藝、體育五個部，陳少偉出任理事會主席，會址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為此，陳少偉著手建立機構，又聘請了28位有社會影響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包括：著名醫生、中共地下黨員柯麟，澳門政府華務局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警察廳葡籍華探長施基喇 (Sequeira)，中山縣縣長楊子毅，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梁彥明，中華總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范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天主教華籍神父嚴紹漁、顏儼若以及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黃槐等。該會成立後，立即投入賑濟救亡工作，先後動員服務團11個隊的愛國青年回內地服務。該會從1937年8月開始，一直到1941年冬停止活動，前後共4年多時間。《華僑報》1938年6月7日；《朝陽日報》1937年8月13日；《濠江風雲會，赤子報國情：追記澳門同胞抗日救國感人事蹟》，載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143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12日，澳門飛鷹溜冰會假百老匯溜冰場舉行成立典禮儀式。鑒於澳門溜冰技術低下，又缺乏與外地溜冰團體、愛好者的溝通聯繫，在香港溜冰健將黃土華的支持下，謝國強、謝佩珍兄妹發起組織成立飛鷹溜冰會。同時，召開會員大會，選出各部職員，以利於會務的進展。《澳門飛鷹溜冰會昨舉行成立典禮》，載《西南日報》1941年8月13日。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十二日，廣東省政府駐澳門辦事處主任羅鼐致函鏡湖醫院，鏡湖醫院附設護士學校需款興建課室，該處撥捐五千元，請鏡湖醫院查收回據。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8月12日，取消小橫琴島上的一警察哨所。至14日，小橫琴島為國民黨佔領。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307頁。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時起恢復免隔離通關。

2022年6月18日，澳門爆發新一波社區疫情，進入即時預防狀態，按照分區分級精準防控方案，將不同區域列為紅碼封控區和黃碼防範區，當中紅碼區隔離日數為五日。紅碼區實行全限制封閉式管理，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士只准進入不准外出，只能最低限度活動。維生小組每兩天向紅碼大廈住戶派發一次蔬菜凍肉食物包，對於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長期病患者等需要特殊照顧的人群予以特別照顧。隨著疫情的不斷擴散，澳門的紅碼封控區越封越多，紅碼大樓遍佈全澳各區，共有近百幢大樓被紅碼封控、兩百多幢大樓被列為黃碼區。這波疫情累計陽性個案一千八百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