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1月29日─1597年2月15日）4月24日，戶部接廣州府照磨王慶龍解送龍涎香46兩。《明神宗實錄》卷295，萬曆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4月24日，法官、炮台司令和文員在鑼鼓和吹打聲中在全城街巷宣佈，經葡印總督弗蘭西斯科•伽瑪的敕許，取消兵頭弗蘭西斯科•馬士加路也在該市胡作非為的行徑，並命他返回果阿。翌年馬士加路也又被國王任命為葡印總督，未到任，後返回里斯本，被委任為參政大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6頁；Danvers, Fred. Charles, The Portuguese in India, Vol. 2, pp. 234—235.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4月24日，葡印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Conde de Linhares）通過敕令決定澳督和議事會可以任命具備條件、有足夠能力的人填補民軍職位的空缺，但不得任命司法職位，因為這不在其權限範圍之內。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9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4月24日，康熙皇帝65歲的萬壽聖節，澳門葡人及省城住堂西洋人各在天主堂誦經七晝夜，澳門城張燈結綵，一派節日氣氛。《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楊琳奏報逢萬壽聖節澳門民夷同慶及本年糧禾長勢等情折》，第123頁。

雍正八年（1730年2月17日－1731年2月6日）4月24日，葡印總督薩達尼亞•伽馬（João de Saldanha Gama）就議事會有權對巡邏隊官佐任命之事進行了澄清。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96頁。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1月21日─1766年2月8日)4月24日，葡印總督埃加伯爵(Conde de Ega)致函澳門助理，委託他出售屬於聖若瑟修院的房子，並告知總督有兩間屬於耶穌會士的宿舍，現在已經破損，重修或保存需要大量費用，但沒有足夠的資金用於重修，而且學校有足夠的房子供使用，因此通過拍賣賣掉了這些房間，但仍在修院的教堂裡保留了神聖的文化。澳門議事會於8月30日貼出佈告出售毗鄰修院的房子：一間對著寡婦伊利亞斯(Elias Marçal Garcez)的房子；另一間用於耶穌會代理人的房間，對著聖老楞佐堂聖器室的一個房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29.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2月12日─1783年2月1日)4月24日，葡商伊納西奧•科斯塔(Inácio Rangel da Costa)抱怨他的“仁慈聖母(Nossa Senhora da Piedade)”號在馬尼拉被查抄，後與馬尼拉總督交涉解決。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619.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2月21日，籌建“中華醫學傳教會”會議在郭雷樞、伯駕（Peter Parker）和裨治文的召集下於廣州商業公所召開，有15人參加，威廉·渣甸應邀擔任主席。會議選舉郭雷樞擔任會長，副會長有伯駕、威廉·渣甸、羅伯特·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亞歷山大·安德森、李太郭和裨治文。會議並通過了《中華醫學傳教會章程》11款。4月24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會員投票決定，因廣州眼科醫院進行裝修和擴建，由伯駕在澳門開辦並主管一間醫院。於是，伯駕南下澳門，並將他的學生，醫院侍役、門衛、買辦及幾位正在治療中的病人一同帶至澳門。愛德華·V. 吉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5章，第67—68頁。按：郭雷樞並沒有參加中華醫學傳道會的成立會議，在他的設想尚未付諸實踐之前，他便離開了中國，並且再也沒有重返中國。然而直至187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是該會會長，任期長達41年之久。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4月24日，商行的遷離行動為亞馬留始料未及，亞馬留對澳門華人發佈公告，稱“如果他們沒有理事官公署的許可證而擅自離開的話，他們的財產將視為自動放棄而立即被政府充公”。但並未能阻止這股遷移潮，反而激起中國商民更大憤恨。徐廣縉以商制夷取得了成功。“荒涼的街道和空曠的港口表明撤離行動的影響之深，這些措施的效果滲透到澳門當地社區的每個部分”。葡萄牙人亦抱怨不迭，“從此，華船不再光臨澳門，我們的船不再有人租用，從前幾乎是各行包租的。許多房屋和倉庫空著待租。再加上其他原因，財富日益減少，貧困日益加劇，以致到了今天這種駭人聽聞的地步”。行商們提出折中的辦法；他們建議由他們出資重建中國海關。他們說，儘管英方想方設法要將他們吸引到香港做生意，但只要有海關，他們就會留在澳門。行商們的建議亦遭亞馬留的拒絕。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10, p. 552.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10, p. 551.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122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11頁。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4月，番攤在澳門正式開始專營承餉。據《澳門政府憲報》記載：“番攤賭館的專營承充（Licencas para as Casas de Jogo）始於1849年4月，係澳督根據1846年2月16日的訓令批准設置。”這裡的訓令，就是前面提到的里斯本的指令，可以像荷蘭、英國人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那樣實施專營承充制度。施白蒂稱：1849年，亞馬留總督第一次允許在澳門設立番攤賭博。開賭，成為保持澳門財政平衡的一種有效方式，英國人佔領香港引起經濟衰退後，博彩活動更成為一種交易，而且很是盛行。Receita do Anno Econórnico de 1887-1888.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21 de Março de 188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2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4月24日，由於西班牙使團在北京受到冷落、排擠，西班牙駐華公使瑪斯乘坐“斯巴達克（Spark）”號輪船返回歐洲。此人極富修養，在澳門居住很長時間，其魅力傾倒了許多人。走時他留下兩幅油畫作品。其中之一是教區主教熱羅尼莫．馬塔的畫像，該畫後被陳列在澳門主教肖像廊。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8頁。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4月24日，法國“塔馬斯克（Tamask）”號商船由榮內（Roune）船長指揮從澳門運載苦力235人前往古巴，船至巽他海峽，苦力暴動，殺死船長，將船開往巴達維亞，另換船長，繼續航行。陳翰笙：《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4輯表6《1850—1872年苦力船海上遇難事件表》，第217頁。

光緒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11月12日，葡萄牙政府任命愛德華多．奧利維拉（Eduardo Alfredo Braga de Oliveira）為澳門地區大法官。翌年4月24日抵澳履任。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82.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3月19日，拉塔石炮台的勇士美士基打退役陸軍上校因精神錯亂而幾乎將全家人殺害，後又跳入其住宅一口井內自殺身亡。軍方總部在4月24日的政府公報上仍僅以“退役上校美士基打去世”簡單一句話公佈了該消息。據《澳門政府憲報》記載：初十日晨早一點鐘時候，有人奔報督憲，稱說副總兵美士基打突將全家人口打斃，而來報者即是副總兵之長子，其人亦經被六口連小槍連放三響，其傷甚重。督憲聞報，即飭守備亞效度帶兵四名馳往援救。轉瞬間，本巡捕總領亦率兵八名奔赴該屋門前，見督憲、臬憲、律政司均已先到。是時敲門，竟無應者，遂令鐵斧破門而入。及至樓梯下之門，亦是緊閉，仍複破門而進，徑入上房，見兩婦經已斃命，有一婦亦受重傷。睹其屋內什物，顛倒錯亂，想必因大相鬥殺所致。遂在屋內遍搜副總兵，杳無蹤跡。及尋至水井，始見副總兵屍身落在井中，此井極為深邃，奈斯時未有合用器具，是以未能即行拯拔，迨至五點鐘始將該斃拯起。所有應賙恤之事，概行妥為辦理。至其受傷之一女二子，均送往育嬰堂醫院調治。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18頁。《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3月27日第13號。

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4月24日，澳門政府在拉塔石炮台與關閘之間建一幢磚石結構房屋作為巡捕隊營房，清政府對此建築物提出抗議。署前山同知蔡國楨遂派兵丁修復1849年“亞馬留事件”後被葡萄牙軍隊毀壞的拉塔石炮台，並派兵勇駐紮。民政署案卷C組第68號（A.H.M），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61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總理衙門為速飭廣東委員蔡國楨立將兵船撤回事致兩廣總督李瀚章電文》，第444頁。《珠海市文物志》第2章，第81頁“拱北拉塔石炮台”上有蔡國楨光緒十六年（1890）“鳳山鎖鑰”題字。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4月23日，粵紳劉學詢赴澳辦理引渡經元善事，後因澳督賈也度卸任調印度，事遂延擱。劉學詢不及久待，於24日回廣州。港澳新黨恨劉氏入骨，聲言要用洋槍打死劉氏。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保皇會澳門總局經過多次嘗試，終於設法執行了行刺劉學詢的計劃。劉學詢剛登岸，即被兇手以手槍對面擊中胸旁，幸得里衣擋護，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但未致喪命。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3冊《電稿》，第910頁。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重用劉學詢，以其為軍師，以剪除康党，劉學詢亦千方百計謀捕新黨人士，故劉學詢成為新黨首要之敵。當時保皇會在港澳購槍械準備起義，劉學詢則奉李鴻章之名四處查堵，給起義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故刺殺劉學詢之計劃早已醞釀，其中梁啟超行動最為積極，他多次致函保皇會澳門總局，要求首先刺殺劉學詢。參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11章，第331—334頁。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4月24日，廣東各善堂、總商會、七十二行商集會，投筒公舉鄭觀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鄭觀應堅辭不應，但未獲准。不得已而答應“暫為權理”。由於粵路虧耗銀錢太甚，廣東各報刊紛紛刊文，列舉鄭總辦罪狀20條。鄭遂要求辭去總辦一職，由廣州返回澳門。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下卷，第627—641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4月24日，外交總長顏惠慶會見葡使符禮德，符表示“此次南下接洽澳門界務問題，首先注意不傷及中央政府之體面，故不用駐華公使名義而用澳督顧問名義，且對於陳炯明亦上以廣東省長視之，而與伍廷芳等則絕不談及。故此舉始終為地方交涉，即澳門殖民地與廣東省之交涉也”。至此南北分裂時期，澳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回到地方層次。《澳門專檔》第4冊《收葡館問答》，第464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4月24日，澳門政府對東方投資儲蓄公司(The Oriental Investment And Savings Company)的運作採取措施。該公司從事股票及證券的交易，每月為股票及證券的持有者開獎一次，獎金以現金支付。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18號卷宗，第S-S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67頁。

民國二十三年 (1934年1月1日-1934年12月31日)4月24日，在美國駐香港領事金琦士的陪同下，美國駐華南海軍總司令海軍少校布拉儂 (J. P. Branon)訪問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63頁。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4月24日，中午，汪精衛部屬中山軍部司令李家志率軍進攻灣仔東側澳門警察營地，數以百計的士兵連同民間力量一起沖進陣地，頓時間炮聲隆隆，硝煙四起。至晚上7時30分，汪偽部隊因久攻不下暫時停火，不料澳門政府卻密令將所有駐紮橫琴 (包括灣仔及大岸)的治安警察與陸軍部隊一律撤回澳門，海事處動用兩艘駁船及“氹仔”號電船將151名人員及大量器材全部運回。至次日淩晨3時，方抵達澳門。此前日軍為扶持汪偽政權，改由效忠汪精衛的軍隊接替日軍在灣仔一帶的控制權，形勢十分緊急，衝突可能一觸即發。為此葡萄牙政府於本月15日電告澳門政府，要求原則上要避免用武力方式解決灣仔問題，即使遭遇襲擊，亦以大局為重，寧可撤走，切勿交戰。灣東之戰後，李家志部隊控制內港一帶水域，開始向來往及停泊於此的船隻徵收軍餉和抽油水。而日軍則乘機發難，進行局部性海上封鎖，令澳門地區一度出現物資短缺的局面。後汪精衛政府撤換中山軍部司令，一位陳姓軍官接替了李家志。陳司令剛上任，即與澳督巴波沙會晤，提出只要澳門資助2萬葡幣給香山發展，他立即停止一切軍事騷擾，並考慮調走駐紮灣仔的分遣部隊。在暗中交易下，中山軍部司令踐行了前述諾言，消除了澳門的一切軍事威脅，並解除了李家志的兵權。李家志則跑至澳門，糾集反對力量以期東山再起，但最後落入澳門警方手中，並被解往帝汶充軍。理卡多•平托：《中立區的炮火》，載《澳門雜誌》第2期，1997年9月；Eduardo A.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151. 又萊昂內爾•巴洛斯《戰爭中的東方回憶：澳門》第104頁亦稱，1940年4月24日，“在澳門發生了一件關於汪精衛傀儡政府的華籍軍隊的事件，因為在日本軍隊的影響下，澳門政府亦受其控制，葡萄牙的軍隊亦撤出澳門。其影響所及，這港口當局的幾名要員，經由本地交通前往灣仔的澳門警區，離開了在澳門的崗位”。

1997年4月24日，多名立法議員在立法會上發言，指澳門治安已呈失控，促警方採果斷措施徹底搞好治安。

2003年4月24日，警察總局接獲線報，破獲本澳歷來最大宗軍火案，搜出十多支衝鋒搶、自動步槍、手槍及一批炸藥、子彈等，3名男子被帶走協助調查。

民政總署舉辨地球日清潔環保大遊行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