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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今日
历史上的
1637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1692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8月12日,耶稣会菲利浦•菲埃斯基神父在澳门逝世。菲利浦•菲埃斯基,1632年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特。1663年他曾到过澳门,后于1682年再次来澳,最后一次为1691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5页。

1717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8月12日,交趾支那国王致函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通过1艘澳门的船只,他得知葡萄牙王国“肥沃富饶,出产非常珍贵的东西”。因此,他已派出庞若翰神父携信件和一把金匕首及其他礼品前往。尽管神父在旅途中去世,但所有礼品都如数交付了。交趾支那对他的去世非常痛心。最后希望能有更多的商人前往交趾经商,并允诺这些商船可以在同一天里返航。潘日明:《唐·若奥五世在远东的外交政策》,载《文化杂志》第11—12期,1993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3页。

1724

雍正二年(1724年1月26日-1725年2月12日)7月26日,通政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称,葡人居住澳门多年,户口日增,宜严加防范,以杜隐忧。因此建议设一弁员在澳门弹压,凡外洋之人,只许往来贸易,不许久留此地。雍正皇帝将此奏疏发予两广总督孔毓珣参议。8月12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回奏称,澳门“原有香山协把总一员,带兵五十名防守”,兼有前山寨都司、守备率兵驻防,不宜多设。但鉴于澳门“近年每从外国买造船只驾回,贸易船只日多,恐致滋事”。建议“其现有船只,仍听贸易,定为额数,朽坏准修,此后不许添置,以杜其逐岁增多之势”。《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通政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请洋人不得久住澳门折》及《两广总督孔毓珣奏陈梁文科所奏不许夷人久留澳门限定夷船数目折》,第140—142页。

1732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8月18日,果阿出生的年轻贵族阿马拉尔•梅内塞斯(António de Amaral Meneses)就任澳门总督。他于本月12日乘“海盗”号船抵达澳门。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澳门大法官莫雷拉•苏沙、仲裁员马塞多•内托(Manuel de Macedo Neto)。王室大法官莫雷拉•苏沙抵澳后,被授权逮捕已经结束任期的澳督巴力度,给他戴上镣铐,押往果阿审判。被革职的前王室大法官万威•味先地•罗咱因唆使巴力度迫害莫雷拉•苏沙也同时被押往果阿审判。马塞多•内托则是果阿派来澳门调查莫雷拉•苏沙冤案的专案员。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XⅧ,p.328.

1759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8月12日,议事会请求主教在大教堂举行一次公开的祈祷。9月3日,传教士包括耶稣会士都出席了。8月31日,议事会下令所有居民和外国人9月2日至3日在家中挂灯,并且9月3日这天大家要聚集在议事会,违反者要受到惩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501.

1788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2月7日─1789年1月25日)8月12日,一队葡萄牙人从帝汶抵达澳门,他们是诺格拉‧里斯本 (Feliciano António Nogueira de Lisboa)的敌人,诺格拉‧里斯本1787年 4月13日被任命为帝汶总督,直到1789年。诺格拉‧里斯本在帝汶抓捕了帝汶王室大法官安东尼奥‧门多萨(Francisco António de Mendonça); 21天后,门多萨同其他反对诺格拉‧里斯本的人乘船前往澳门,由澳门王室大法官费利喇和海军少校安东尼奥‧科斯塔(António da Costa)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对他们进行管理。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68.

1800

清嘉庆五年(1800年1月25日─1801年2月12日)8月12日,葡萄牙遣使会士毕学源(Caetano Pires Pereira)与若阿金‧莱特(Joaquim José Leite)神父一起从里斯本乘第八号额船抵达澳门,毕学源遂与早前来澳门的福文高、李拱辰一起要求进京效力,获准,毕学源因患足疾留澳延医治疗。福文高、李拱辰则于本年12月27日,离澳进京。《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许乃来为催令福文高等赴省验看事行理事官札》及《署香山县丞王为临澳验看毕学源足疾事下理事官谕》,第539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58页称毕学源1800年8月22日到澳门;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8, p. 309 称毕学源于1804年5月29日抵达澳门,当以中文档案为准。

1835

长楼,澳中之古街名也,即今之大三巴街及花王堂街总称。昔人以其街左,筑有古老洋楼一列,绵延颇长,连亘两街中,故习呼之为长楼。长楼南段,因附近有大三巴牌坊,今称为大三巴街。长楼北段,因尽处有花王庙教堂,故今称为花王堂前地也。大三巴街,原迺大炮台山斜陂之山道。昔有圣保禄寺(即三巴寺)居其上,阿巴罗寺(即唐人寺)临其下,教会夷民来往其间,缨络华襔,软硬篮舆,触目皆是。此情此景,当年名释迹删有诗咏之云:“暂别殊方物色新,短衣长帔称文身。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里 人。箬叶编成夸皂盖,槛舆乘出此朱轮。年来吾道荒凉甚,翻羡侏离礼拜频。”攷昔之唐人寺,在今大关斜巷侧。当清朝乾隆年间,唐人寺之教士尝诱使中国逃犯入教,而藏匿于寺中,因此触怒清廷官吏,下令将该唐人寺焚毁,片瓦无存,遂使今人无从认识该寺故址,甚且不知从前澳中大三巴街有一唐人寺也。至于三巴寺,则在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时失火,仅历两小时而全座焚毁,只賸得石门残迹,仍照夕阳,岿然屹立于大三巴街上耳。长楼北端之花王堂街,其前有花王庙,澳葡最古之教堂也。该庙前曾数次失火,几番重建,才成今日之状况。前于清朝同治十二年(一八七四)八月十二夜,澳门惨逢一场亘古末有之大风灾,死人无算,是时花王庙适又失火,火光烛天,照耀该区邻近,救回不少狂风巨浸中之临深履险路人,后来澳葡为纪念其事,遂于每年是日,花王庙之教徒必扛着神像游行,并称是日为天灾节。犹忆当花王庙遭遇祝融时,其火烬飞扬,尝延及长楼街口之两间猪仔馆,致兆焚如,而馆中之猪仔头悉被焚毙,闻者皆为称快。盖在十九世纪时候,欧美资本家向澳办买华工出洋劳作,因而奸人遂向国中诱拐少壮男丁,罗致来澳,设立猪仔馆,称“买猪仔”,俟机放洋,澳葡坐收其税。可怜华工一入猪仔头圈套,就备受苛待,万劫不复返也。据英人华利言:当一八九一年时,华人被拐至星架坡而分发各埠者,已多至十万余人云。又按《香山县志》载,鸦片战后澳葡藉抽办华工税款以为利,有云:“自和议成后,烟禁弛,澳夷不能专利,渐至穷蹙,而是时秘鲁,古巴诸国,买华人回国供役,曰‘猪仔’。在澳门设立招工馆,奸人藉以为利,诱骗华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迩来此风,经定约禁革,而澳夷益穷云。”长楼之猪仔馆被焚,人心为之一快。惜后来继之者又有人焉。

1835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8月12日,《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在广州创刊,该报“被认为是英商自由贸易派的报纸”。其首任责任编辑是弗兰克林(W.H.Franklyn),1836年2月起改由普鲁士人爱德蒙德·摩勒(Edmund Moller)继任。该报亦为半年时间在广州,半年时间在澳门出版,1839年3月则全部遣往澳门出版,1844年3月停刊。据考证,魏源《海国图志》中所载“澳门月报”五辑中有关中国材料,就大多来自该报。J.M.Braga, The Beginnings of Printing at Macau, p.101;方汉奇:《中国新闻通史》第1卷,第274—275页。

1841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8月10日晚,英女王新任命驻华贸易全权代表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东印度英国海军司令海军少将威廉.伯克(William Parker) 爵士、特别使团秘书麻恭(G. A. Malcolm)少校、特使医生伍兹南(W. Woosnam)、海军秘书秦漠(B. Chimmo)、掌旗中尉南特(C. H. Tennant)等乘“赫索斯特里斯(Sesostris)”号蒸汽军舰抵达澳门。8月11日早晨在南湾上岸,澳门总督下令南湾炮台鸣炮致敬。砵甸乍一行上岸立即与数日前到达澳门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少将歌赋(Hugh Gough)会面。随后在查尔斯.义律和马儒翰先生陪同下拜访了澳督席尔维拉.边度。12日,澳督边度回访了砵甸乍爵士和伯克少将。Chinese Repository, Vol.10, No.8, pp.475—476; The Friend of China, August 12th, 1841, Extra to Vol.1, No.22.

1847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8月12日,澳门政府对番摊赌博收取税项的最早记载,见于本日的《澳门政府宪报》,澳门公物会(Junta da Fazenda Pública de Macau)当年 1月至6月的上半年度收支明细表中,提及客栈和合法博戏(“Jogo Lícito”,应是指番摊)在一起的税收,大约是银60余两。数额微不足道,似乎表明这并非正式的赌馆。这里将客栈和所谓的合法博戏归拢在一块,可能是指在客栈中开设的赌场。这是在亚马留政府开始向华人征税后的事,亦是澳门番摊实行正式专营承充以前的收益。虽不能确定开始收取的确切时间,但根据数额推测,很像澳门赌馆每月给予粤东地方官宪的陋规。番摊,又称钱戏、摊钱、摊铺等等名目。番摊是晚清时期粤东地区赌馆中最主要的一种赌博形式,故而一般赌馆也被称为番摊馆,最早提到“番摊馆”一词在嘉庆十年(1805)。其博彩之法,据《清稗类钞》载:“摇摊,以骰置器中摇之,盖即唐时之意钱。以四数之,谓之摊钱,又曰摊蒲,亦可随手取数十钱,纳于器而数之。每四枚为盈数,统计余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数,分为四门,以压得者为胜。”清张心泰《粤游小志》亦载:“东省赌博最盛,赌具以钱,随意抓置席间覆之,分么二三四四门,令众人出资猜之,注齐去覆,四钱一数,若筮等然,视其所余,决中否,定输赢。中者孤注偿三倍,半占者倍偿,串角、大面各如数偿之。”Boletim do Governo do Proví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12 de Agosto de 1847. 《清仁宗嘉庆实录》卷142,嘉庆十年四月壬戌:御史郑士超奏,广东省开设赌局名曰“番摊馆”。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赌博类《摇摊》,第4895页。张心泰:《粤游小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1853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8月12日,澳督吉马良士发布训令,免去多明戈斯‧巴拉达斯澳门海邮局局长之职,并任命伊纳爵‧佩雷拉(Inácio Pires Pereira)为澳门海邮局局长。澳门海邮局当时就设在巴掌围斜巷12号若奥‧若瑟‧席尔瓦(João José da Silva)的布店内。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316.

1856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8月12日,葡萄牙国王佩得罗五世颁布法律,命令重建澳门海外省的所有修道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8, p. 73.

1874

“沙冈应解忆荒芜,前辈惟闻说镜湖。月风不知人事变,可怜还认旧舆图!”“三巴门外冢累累,雄鬼喧呼去不回。并向夜台传露布,任教白骨尽成灰。”为《两行堂诗钞》中“庚戌清明出三巴门外经沙冈旧地有感而作”之七言诗二首也。沙冈,在濠镜墺中,大炮台西北之一带地区。由夷城之三巴门外起,沿连胜街、镜湖医院、连胜马路、而至三盏灯附近,北对望厦,东连塔石,西与新桥接壤,是为原来沙冈旧区。攷沙冈原为澳门城门外之墦坵,黄沙漠漠,荒冢累累,于白杨衰草之间,冈陵起伏,因此称为“沙冈”。盖迺昔日之丛葬义地,有如昔之关闸沙然。沙冈既在三巴门外,实属我国领土。自从清朝同治二年,始被澳葡占领,毁坟灭骨,建屋开路,改作民居耳。据《梁燕孙年谱》载称:“同治二年,葡人占沙冈,建筑马路。”沙冈既被并入澳门市区后,今成十里洋场矣。案《澳门市街名册》划分该区云:“沙冈:此名系指本市二小区,位置在罗白沙街,连胜马路,柯高马路,及罅些喇提督大马路之间。现属新桥区,此名渐不为人用。”沙冈义地,本迺澳中平民身后之埋葬处。顾初时澳中人口有限,富者自置山地,毋须埋葬于斯,所以沙冈虽小,而坟墓尚不甚密,只不过荒冢落漠,残碣萧疏而已。惟自从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二夜,澳门经过一场大风灾,遭难者无算,事后捡拾水上浮尸,路中遗骸,皆掩埋于此,沙冈遂有坟满之象。闻是役也,迺一八七四年九月廿二日晚,风狂水涨,沙梨头海边溺人最多,犹幸花王堂适遇祝融,火光烛天,照耀该区,庶拯回不少路人性命耳。现在花王堂门之石碑,尚勒有:“一八七四年重毁于火”(De Novo lncEndiada 1874)等西文。至今天主教人士,每年是日定必举行巡游纪念,称是日为“天灾节”云。光绪十四年时,澳门境内,曾遇鼠疫流行,死人更多,皆丛葬于沙冈。斯时沙冈坟地,早已葬满,迫得重叠,堆积如冈,连绵起伏,真一片触目伤心之象也。及至光绪三十一年后,澳葡实行迁坟拓地,修路建屋,将沙冈改为今日之住宅区焉。犹忆当年尚余无主孤坟八十二穴,澳葡将其移葬于黑沙环观音堂之后山处,后又开山取泥,迺由澳门水陆超幽会将其骸骨合营一冢,葬于观音堂后园山上,以迄于今也。昔日澳城,以三巴门为出入门户,三巴门外即为沙岗。沙冈原有一条沙路,直通莲花迳,为澳门与中国各地之交通总道。明末清初,中国官吏巡视澳门,必由沙冈入澳,故澳葡官兵,均列队迎于三巴门外之沙冈道上。据《澳门纪略》记称:“凡天朝官如澳,澳判事官以降,皆迎于三巴门外。三巴礮台燃大礮,番兵肃队,一人鸣鼓,一人飐旗,队长为帕首革袴状,舞枪前导;及送亦如之。”迨至清朝道光二十九年,龙田村民沈米,沮杀澳葡兵头亚马勒后,澳葡军曹未士基打,竟带兵突出三巴门外,经沙冈直扑莲花迳,将古关闸占领。后据《香山县志》称:“同治二年,葡人强占沙冈塔石。”又称:“同治十三年,葡人因租界龃龉,乘间闯入,拆毁关闸泛墙,改设捕房,另立大关闸。由三巴门以北至旧关闸,均认为葡界。”又称:“光绪三十一年,葡人平毁沙冈塔石等处坟墓,投无主遗骸于海。”统观以上所述,澳葡以清朝官吏节节退让,而其连续得手,故将开辟沙冈之马路,改名为“连胜街”。及“连胜马路”焉。清朝同治年间,澳葡占领沙冈时,三巴门外一带,尚属郊野地区,荒烟蔓草,杳无人居者。迨至同治九年,澳葡公物会才有批准华人请建医院于三巴门外荒地之布告。翌年,澳绅王禄、曹有、沈旺及德丰等,向澳葡公物会办理领取医院地址立契手续,以后经之营之,至同治十二年癸酉,镜湖医院始行筑成开幕焉。嗣是三巴门外至镜湖医院一带,始渐有人建屋居住。光绪中叶,成立三巴门街坊会。因鼠疫流行,曾举行迎神保安,更发起筹建包公庙等一列庙宇,于是该坊日渐成为澳门廓外之平民住宅区矣。 惟镜湖医院以北之义地,仍属茺冢累累,故医院之傍,筑有长亭,俾扶殡送丧者,可以在此祭饯也,今则改为门诊赠医处。其侧之镜湖马路,旧日有阴阳路之称,盖逾此则为墓地。每届日暮或阴雨时候,辄觉暮气阴森,无人敢经此路者。一九一九年左右,澳葡当局拓展该区。迁救火局于此,修路政,建新楼,并规划三盏灯附近之各马路线,以三盏灯为中心,四通八达。闻三盏灯处,澳葡拟立亚利鸦架铜像,故该处有一马路名为亚利鸦架街,藉以纪念当年之澳葡领袖亚利鸦架氏云。昔日沙冈义地,在连胜马路段内,坟墓丛密。至光绪卅年以后,澳葡禁止丧者再事营葬,寻且勒令已葬者迁徙,无主荒冢则毁坟弃骨,铲平冈坵,改建成无数小屋,纵横行列,俨然为一平民区。其中分为数条街道,有名“义字街”者,即义地之谓也;又有名“卢九街”者,纪念卢九曾襄其事也。攷卢九迺当年澳中富户,曾承投得澳门第一届赌饷。按《新会潮莲芦鞭卢氏族谱》记载云﹕“卢九,行三,字育诺,号焯之。妻妾九人,生十七子。授监运使衔,赏戴花翎,二品顶戴,广西特用道,叠封文林郎,诰授中议大夫。曾四次捐助卢氏乡中平粜,改建名宦家庙,捐资三万余元,连年捐助义学。”又云﹕“焯之以寨畯起家,悯贫民不识字者多苦,迺于光绪廿二年丙申,捐赀延师义学两所于乡中。……迨光绪廿九年癸卯,焯之又思推爱于一乡,扩充规模,增为四区。……焯之又虑无监学者,则收效尚少,迺委族姪之经理。其教法注重认字解书,务使学童速通文义,故就学未久,辄能作浅白信札,岁时考校,劝而诱掖之。如是两年,戴义颂声四起。卅一年乙己,以节省经费,故只设本乡二所。……卅三年丁未,又裁为一区。是岁,焯之卒。”由是推知卢九死于光绪卅三年。闻其生前,尝在广州承办闱姓等赌博,以饷项事发,畏罪自缢于澳寓,遗资甚丰,在澳中称为一时首富云。

190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4月21日,贾也度总督卸任,由嘉惠劳主教、地区法官阿尔瓦罗‧麻嘎哈斯、辅政司阿尔弗雷多‧莱罗等人组成的政务委员会主持澳门政府工作,直至8月12日。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13页。

190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8月12日,柯高再次出任澳门总督及葡萄牙国王驻中国、日本及暹罗朝廷特命全权公使。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页。

190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8月12日,葡萄牙远征军团抵达澳门,预防中国形势变化。共14名军官、368名士兵,构成一个三等阻击连,一个二等炮兵中队。还有医务及行政人员。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页。

190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8月12日,拱北海关税司柯尔乐离任,由美国穆好士(W.N.Morehouse)接任。

1911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8月12日,下午3时,澳门政府在督理国课衙门大堂内,当承充公会面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5年为期,即自1912年7月1日至1917年6月30日。投充者必须将压票银45000元交存代理银库西洋银行,出投之价以60万为底。承投者中标后,自关闸起至妈阁止,任意开设番摊,不限区域,不限间数。不过设馆地点,须经澳门政府批准。此次投标由林让(林礼周)的“启兴番摊公司”投得,缴交担保银201000元,至1916年6月30日期满,是为民国时期第一届番摊承充。《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7月15日第28号;COTA:AH/AC/P—59662, MIC: A0928, pp.1—2.

1915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8月12日,澳督嘉路米耶颁布第172号札谕,规定将1914年12月15日札谕第7款改为“中国学校无论系专收男生或专收女生者,或兼收男女生者,其教员不拘男子、女子俱可充当,但兼收男女生之学校不得收过于12岁之男生”。《澳门年鉴》1933年,第168─169页。

1937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8月12日,经过筹备小组5天的精心准备,“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代表大会在柿山孔教学校召开,共有中小学校、报社、学术研究社、音乐社、戏剧社、体育会等50多个团体的10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选派陈少伟、陈大白、曾奇玉、曹西等4名代表《朝阳日报》和《大众报》同仁出席四界代表大会,基本上汇集了澳门当时各方面的青年爱国力量,是团结澳门各阶层青年爱国力量的抗日赈难团体。会议推举《朝阳日报》社长陈少伟为临时主席,并通过组织章程,发表成立宣言,以“筹款赈灾、拯救受难同胞”为宗旨,以“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为口号。大会选出理事11人,候补理事2人,监事3人,候补监事2人。理事会下设总务、财务、宣传、游艺、体育五个部,陈少伟出任理事会主席,会址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为此,陈少伟着手建立机构,又聘请了28位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为名誉顾问,包括:著名医生、中共地下党员柯麟,澳门政府华务局官员徐佩之、何仲恭,警察厅葡籍华探长施基喇 (Sequeira),中山县县长杨子毅,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梁彦明,中华总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著名殷商崔诺枝、高可宁、范洁朋、黄照、毕侣俭、李际唐,天主教华籍神父严绍渔、颜俨若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梁鸿勋、黄槐等。该会成立后,立即投入赈济救亡工作,先后动员服务团11个队的爱国青年回内地服务。该会从1937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1年冬停止活动,前后共4年多时间。《华侨报》1938年6月7日;《朝阳日报》1937年8月13日;《濠江风云会,赤子报国情: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载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43页。

1941

民国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8月12日,澳门飞鹰溜冰会假百老汇溜冰场举行成立典礼仪式。鉴于澳门溜冰技术低下,又缺乏与外地溜冰团体、爱好者的沟通联系,在香港溜冰健将黄土华的支持下,谢国强、谢佩珍兄妹发起组织成立飞鹰溜冰会。同时,召开会员大会,选出各部职员,以利于会务的进展。《澳门飞鹰溜冰会昨举行成立典礼》,载《西南日报》1941年8月13日。

1944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十二日,广东省政府驻澳门办事处主任罗鼐致函镜湖医院,镜湖医院附设护士学校需款兴建课室,该处拨捐五千元,请镜湖医院查收回据。

1949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8月12日,取消小横琴岛上的一警察哨所。至14日,小横琴岛为国民党占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307页。

2020

因应本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长官宣布于2月5日凌晨零时起,对博彩业及相关娱乐事业采取暂停营业半个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监察协调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时重新开放的博彩娱乐场共有29间,申请延缓开放的则有12间。虽然娱乐场重开,但开放的赌枱在原有数量的30%以下,仅约1,800张,而场内人与人之间亦要保持较远距离。3月1日,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创下15年来新低。随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国内分别恢复珠海居民、广东居民及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加上国内经济环境复苏,对博彩业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随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缓和,考虑到各娱乐场在检查健康码、戴口罩、赌客间分隔档板、保持距离等各项措施等均能严格遵守,所以决定放宽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应变协调中心宣布翌日起,进入娱乐场所无须再出示核酸阴性检测证明,相信将进一步助力博彩业回暖。

2020

因应本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长官宣布于2月5日凌晨零时起,对博彩业及相关娱乐事业采取暂停营业半个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监察协调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时重新开放的博彩娱乐场共有29间,申请延缓开放的则有12间。虽然娱乐场重开,但开放的赌枱在原有数量的30%以下,仅约1,800张,而场内人与人之间亦要保持较远距离。3月1日,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创下15年来新低。随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国内分别恢复珠海居民、广东居民及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加上国内经济环境复苏,对博彩业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随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缓和,考虑到各娱乐场在检查健康码、戴口罩、赌客间分隔档板、保持距离等各项措施等均能严格遵守,所以决定放宽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应变协调中心宣布翌日起,进入娱乐场所无须再出示核酸阴性检测证明,相信将进一步助力博彩业回暖。

2022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时起恢复免隔离通关。

2022

2022年6月18日,澳门爆发新一波社区疫情,进入即时预防状态,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方案,将不同区域列为红码封控区和黄码防范区,当中红码区隔离日数为五日。红码区实行全限制封闭式管理,除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士只准进入不准外出,只能最低限度活动。维生小组每两天向红码大厦住户派发一次蔬菜冻肉食物包,对于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长期病患者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予以特别照顾。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澳门的红码封控区越封越多,红码大楼遍布全澳各区,共有近百幢大楼被红码封控、两百多幢大楼被列为黄码区。这波疫情累计阳性个案一千八百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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