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亭，原為澳門葡人之市政廳，舉凡一切有關澳門之市政大小事宜，均在此籌商辦理。故昔日澳門遇有關於華人各事，則會議時必請華人之三街會館值事參加。蓋三街會館值事，即猶今之華商總會值事，其參加席位，亦如今之所謂華人代表席位也。議事亭，亦為澳門葡人之大會堂，舉凡一切之澳葡集會或慶典，澳葡市民皆在此開會或慶祝。當葡萄牙君主執政時期，其人民亦常在此歡呼萬歲者。當葡萄牙本淪陷於西班牙帝國時期，澳葡之愛國市民，仍常在議事亭之門頭高懸葡國國旗，是當時全世界獨一飄揚之葡旗也。凡歷屆之澳葡兵頭到任或離職，澳葡市民均在此舉行迎送儀式，各兵頭亦在此交代印信。當年在澳任職多屆之澳葡兵頭巴波沙氏，居澳在任身故，澳葡市民亦在此舉行公葬巴氏殯殮儀式。至於葡萄牙本國歷屆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時，澳門葡人選舉赴葡代表，亦以議事亭作投票處所。總上所知，議事亭，實為澳中最有歷史性之澳葡機關也。尤有進者，議事亭嘗附設紀念賈梅士博物院，曾搜集頗多具有歷史之石刻。殘碑古碣，嵌滿四壁，或放置於入門之樓下大堂中。樓上則有陳列室數間，古器舊畫，殘磚廢瓦，不一而足。皆屬澳門開埠以來之紀念物，可供研史攷據者。現該博物院已遷址於白鴿巢處，無復舊觀耳。議事亭，又嘗附設澳門書信館。當澳門闢建新馬路時，曾將南灣之書信館原址拆卸，假議事亭左便樓下權作館址，另闢門口出入，發售郵票及收派信件。昔日稱為澳門書信館。及至一九二九年郵局大廈落成後，迺遷回郵局大廈辦公，總轄郵政、電報、電話各科，合稱為郵電總局焉。議事亭，又嘗附設紅十字救護局。因此處地點適中，便於扶危救急，所以在議事亭右便樓下，作為救護局址，另闢傍邊門口出入，設備醫護儀器，救傷汽車，以應急時工作。及至最近找得地點，現在已遷往荷蘭園正街，昔日之利宵中學舊址辦公矣。議事亭，又嘗附設澳葡法院。當原來南灣之法院拆卸改建時，曾將議事亭樓上禮堂，暫作審事法庭。及至南灣澳葡政府大廈落成後，才遷返該大廈耳。議事亭，又附設有公共圖書館，現仍設在二樓右便後座。所藏圖書，以葡英文為多，為澳門古老文獻倉庫，如葡人初來遠東，及居留澳門之最早記載，搜羅頗豐，殊足珍貴者。至於安放圖書典籍之架櫉，別具西方舊型，聞皆倣照十七世紀中葉，葡王約翰四世皇朝之書櫉圖案建造者。古色古香，每令閱書者，頓興懷古之思。總之，議事亭實為澳門一所富有歷史性之建築物。曾歷明清兩代而迄於今，嘗由中葡雙方交遞管理，雖經幾次大事重修，仍具古蹟價值。談澳門掌故者，當不能以夷物而忽之也。

路環監獄在澳門回歸前年多來發生多宗嚴重事件，包括有囚犯毆鬥致死及囚犯越柙，成了居民關注的焦點及談論的熱門話題。本澳監獄歷史，可追溯數百年前，初設在“議事亭”內（即民政總署現址）。“議事亭”本是明、清官員與居澳葡人議事的地方，旁設監牢，用以囚禁犯罪的葡人。鄰近的東方斜巷原稱監牢斜巷，至東方戲院興建，才以街名不雅而易名；而今東方戲院早已拆建，僅以街名存在。一九一二年，當局在賈伯樂提督街與鏡湖馬路交界處興建城堡式監獄，門禁森嚴，名為“中心監獄”，俗稱“市牢”。後因囚犯增加，地方不敷應用，於是當局另覓路環竹灣馬路青年監獄背後地段興建新監獄，一九八八年三月動工，九零年五月十八日建成啟用，將“市牢”及路環青年監獄的囚犯遷入，而“市牢”則拆建成新廈，作為民居，路環青年監獄改為女性監獄及少年輔育院。路環新監獄樓高兩層，由五座建築物組成，面積達一萬八千平方米，耗資六千三百萬元。建築物中三座是監倉，可容納八百名囚犯，另兩座是行政大樓。監獄按保安程度分成重防、戒備、一般及拘留等監倉，而監倉之間有通道相通；此外，還設有多個生活、管理及行政科室。獄內保安設施較為先進，裝置有電子控制台、電視監察室、警號、火警警告器，各通道均設有閉路電視，保安嚴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當年獄內卻發生那麼多事故？

在議事亭內，入門右壁之窗門頭上，鑲有中文古碑一件，刻著“關閘門”三字。該石原迺我國古關閘門之門額，後被澳葡拆卸，移置於此者。攷古關閘門在蓮花莖中，原為我國明朝創建，所以防夷者。據暴昱《香山縣誌》云：“萬曆二年，建閘於蓮花莖，設兵守之。”又祝淮《香山縣祝誌》云：“康熙十二年，知縣申良翰修，增建官廳於旁，以資戍守。”蓋當時古關閘之形狀，非如今日之洋相。本作中國古代城樓格式，城牙排齒，樓角飛翬，大門拱上，額刻“關閘門”三字，駐有汛兵防守。自從清朝道光二十九年，澳葡兵頭亞馬勒被沈米狙殺後，澳葡一時失卻首領，據朱薩士之《澳門史》稱：當時即由主教、法官、軍長及議事局主席等，組織臨時執政會於議事亭內，在出事後之第三天，澳葡軍曹未士基打向執政會要求，領得手令，將中國之關閘汛佔領云。後來延至同治十三年，澳葡才將中國之古關閘門拆毀，重新再建回一道現在之關閘。據楊文駿《查覆澳葡情形疏》有云：“其關閘汛牆，係同治十三年為洋人拆毀，改建綠衣館，並設大關閘。”又據柏力架之《美麗的澳門》稱：“自古關閘拆毀後，在原址重築回一新關閘，時在一八七零年。”由此可知，議事亭內之“關閘門”石碑，必迺於一八七零年後，才由蓮花莖移置於此者矣。

攷明朝嘉靖年間，葡人最初來居澳門者，約有九百人。當時之澳門，不過被視作一個市舶貿易站耳，所以一切事件，初皆聽命於我國，澳葡只有一位所謂代權官，來代表其葡國政令，遇有任何設施，得在議事亭奉商於我國官吏而已。後來民事漸繁，澳葡迺從中選出一位富商名比利喇(Diago Pereira)做本處首領，同時並選出馬力加(Malaca)副主教傳道神甫等，組設本處的民事及教會組織，故時常在議事亭來商討建設計劃。惟因比利喇一向不肯受葡萄牙本國政府節制，據朱薩士之《澳門史》嘗稱：“葡王為求中國皇帝准其在中國自由傳教起見，本擬選派旅澳之比利喇赴中國，但當印葡總督奉諭命其出發時，比利喇已被澳門葡人公選為澳葡首領，不受印葡總督命令。後來事聞於葡王，以其未獲葡國許可，擅受民衆推選，怒其藐視王法，因於一五六三年以敕令廢其職，惟迄至一五八七年比利喇依然在任，足見當時王令之不行也。”蓋葡萄牙本國自從一五八一年起，至一六四零年止的六十年內，其本國國土已完全被西班牙王吞併，而葡主亦要流亡到巴西去矣。當一五八三年之際，澳葡主教賈尼路(D.Belchior Carneiro)為著欲保存澳門獨立地位起見，遂召集澳葡民衆大會，議決以民選自治制度治理澳門。規定檢事一人，判事二人，長老三人，均從澳葡民衆選任。得到印葡總督認可，迺於翌年(一五八四)組成，正名為“澳門議事局。”一五八二年(即明朝萬歷十年)，澳葡於議事亭內籌劃民選自治，組織議事局。 明朝兩廣總督陳瑞知之，曾下令召澳門主教，及議事局判事委黎多前來詰責。據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載稱：“一五八二年，方當澳門葡人正式公開繳納地租與中國政府之際，有閩籍兩廣總督，以葡人在澳妄自濫使行政法權，有違中國皇帝恩准葡人居留澳門之初衷，特召澳門主教民政長官及議事局判事等前去詰責。初時各人擬不應召，奈為顧全澳門葡人安全計，迺不得不選派天主教教士駱基勞(Migue Ruggiero)及彭尼拉(Matthias Penella)二人，攜備天鵝絨、鏡子等名貴禮品前去，奉呈兩廣總督，藉邀歡寵；並鄭重陳明澳葡臣服中國，對憲令弗敢有違，始蒙兩廣總督，許其無事焉。”查《廣東通誌》職官條有：陳瑞，福建長樂人，進士，萬曆九年以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兩廣總督云。惜其以巍巍高官，竟貪圖小利，不能徹底追究，致養成後憂，殆澳葡素來賄賂之手法勝利歟!後來至一五八六年，由印葡總督奉葡王詔論，授澳門議事局以特許狀，准其依照印度柯枝市制，試行組織。迨後更得到統治葡萄牙之西班牙王承認，迺於一五九五年三月三日，正式成立為“澳門市議事局”，或稱澳門市政廳，或俗稱金巴喇。

澳門市議事局，既成立矣。在當時只不過是澳門土生葡人之行政機構而已。而中國尚設有澳門縣丞，以專責察理澳門民夷者也。惟澳葡對其自己之議事局，自當有權維系之者，據朱薩士之《澳門史》云：“自從一五八零年以還，澳門已有葡政府委任之治安判事(委黎多Ouvidor)，其任命權雖非由澳門土生葡人選舉，但仍須得澳門土生葡人同意，始能行使職權也。及至澳門市議事局成立，即由澳門之行政長官、治安判事、葡舶司令、及澳門土生之葡人代表，共四人合组而成者云。”又據龔翔麟之《珠江奉使記》載稱：“澳中議事亭，蕃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經四人議，衆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中國官吏方面，對議事亭之行政權，初時雖遭到兩廣總督陳瑞之詰責，及受賄後，則持放任態度。惟中國地方官對於澳門之司法權，則一向堅持節制。如萬曆時，香山知縣蔡善繼條議制澳事，據《香山縣誌》錄稱：“香山知縣蔡善繼甫履任，即條議制澳十則，上之。未幾澳弁以法繩夷目，夷譁，將為變。善繼單車馳往，片言解，縛悍夷至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人無受笞者。善繼素廉介，夷人信之，故帖息。”觀此，蔡善繼之廉介，與陳瑞之貪賄，相去遠矣。故後來澳門之司法權，一直都由中國官吏保持。迨至清朝道光時，迺由澳門兵頭亞馬勒，搗毀議事亭之御碑後，中國在澳門之司法權才停止耳。澳門議事局成立後，澳葡遂擬向中國方面承購該議事亭地，及其後方之華人屋宇地段，以為改建新議事局，及監牢之用。據一七八三年十二月六日，澳葡議事局之判事官關耶氏(J•J•Mendes da Cunha)署名之檔案，曾提及謂：“嘗與地段業主商訂價值，承買該地，以備重新興建議事局及監牢，並附送該建築全面圖則云。”隨於一七八四年，澳葡建築成現在之議事局。故現在議事局之面目，已非如昔日之紅牆綠瓦，中國之亭台格式，只留有議事亭之名耳。試觀其三角形之破風，伊奧匿式之門柱，厚厚的坭牆，處處表現出一派古老樸實的西方建築姿態。據柏力架著之《美麗的澳門(Picturesque Macao)》說：“當時議事局之建築，其營造經費，屬於中國當時現行之貨幣，為白銀八萬両云。”及至一九四零年，澳葡當局更將此古老建築物之內外全部，重修整飾，惟仍保存其門面原有之樸素輪廓。至於其內部之粉飾，大堂之陳設，傢私之佈置，悉照昔日葡王約翰第五皇朝時代之圖案式樣配置。由香港蘭卡喇佛公司承造者。當初該建築物，原為前方作議事局，後方作監牢。後來賈伯樂提督街之監獄建成後，才將局後之監牢拆卸。當年其傍有監牢斜巷之稱，現則改稱東方斜巷矣。澳門議事亭，在明末時期，實為中國向澳葡辦理外交事宜之唯一對象，所以一切有關夷務，均在議事亭宣諭，或交由澳葡議事亭判事辦理。如英國人在明末第一次到中國，初擬通商，詎在虎門發生衝突，被中國官吏扣留人貨。事後中國當局責令澳葡議事亭判事，將英國人貨具保領回澳門，然後驅逐出境。蓋斯事迺英人最初來中國事跡，與議事亭有關者。據《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張星烺之《明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篇內略謂：“明朝崇積十年(一六三七)。英王査理ー世組織東方印度公司、擬来中國通商，委任威德爾(Weddell)為主任，蒙忒內(N. Mountney)為總經理，授以軍法全權。一行人駕帆船，經印度抵達澳門海外，澳葡百端阻其通商，迫得轉泊虎門，侵擾炮台。威嘗接澳葡議事會來書稱：英人來廣東貿易，妨害葡人利益，故請其速離中國海岸……”又據《明清史料》有《兵部題(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內洋洋萬言，詳敘該事。大約述稱：“紅夷貨舡五隻，於崇禎十年六月間來粵，潛泊虎門，欲擾銃台。官兵堵禦，及放火攻之。又先後在潖州附近，及廣州揭邦俊宅，緝獲夷目三人，夷奴二人，及奸攬李葉榮暨華洋貨物等。後來轉諭澳夷有云：貿易之權，仍歸諸澳；羈留之夷，仍歸諸澳；而相機解散之責，仍歸諸澳。而市舶司稱：曾到澳會同香山縣寨差官，及提調備倭各官，喚令通夷事目攬頭等至議事亭宣諭，督促赴省具結。旋由澳夷嚟哆(即議事亭判事)起文，將紅夷五人，及銀貨等具領回澳。後呈報夷舡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開洋云。”

議事亭，當葡人擴建時，曾在其後座附設一監獄。據《澳門紀略》云：“蕃人犯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鞠定讞。”聞判罪後，則羈押於座後監牢内，取其便也。熟知英國佔領香港之數年後，其海軍曾來澳門賽艇，竟在議事亭內，闖下劫獄事焉。據朱薩士之《澳門史》大略稱：“當一八四九年，香港基督教會之英文書院青年教師，英人雅閣岑馬士(James Summers)值暑假到澳遊覽。時方六月七日，適遇天主教聖體巡遊，岑站道傍漫覽。教士以其既不下禮，又不肯脫帽，走告隨行之澳葡兵頭亞馬勒，傳令干涉，卒將之拘押於議事亭後座獄中。翌日適逢澳葡舉行賽艇大會，港英軍官施他夫厘(Staveley)及英艦馬安打號(H. M. S. Maander)艦長賈蒲路(Henry Keppel)，又英艦亞文鬆號(H. M. S. Alnazon)艦長吐魯必治(Troubridge)三人，駕艦來澳，停泊南灣，預備與賽。得岑報被拘，共往見亞馬勒，懇請放人，詎事不果。“三人無奈，迺瞰亞馬勒乘船離岸，指揮賽艇之隙，實行劫獄。迺迅派水兵，乘二快艇直泊南灣督署前，登陸後急趨議事亭，先擊倒守兵，再將戍衛繳械。直入拘留所，破門救出岑馬士，歡呼回艦。費時不過五分鐘，還再參加賽艇，獲獎品後返港，見者莫奈伊何!”“計是役死衛兵一人，傷三人，另一西婦適在議事亭內，急欲跨窗走避，墜下傷足。事後幾經交涉，始能得到英國政府補償云云。”是次英國海軍在澳門議事亭內劫獄，當時之港英輿論，據一八四九年六月廿八日之英文報紙《中國郵報(China Mail)》評論稱：“本月七日澳葡兵頭亞馬勒，在澳扣留英國青年岑馬士事，不免被認為是一種越權舉動。蓋當時之澳門領土，誠屬千真萬確地仍受滿清官吏統治。廣東香山當局，且派有一位分防澳門縣丞駐澳，設衙辦事，而葡人之在澳，不過只屬一種特承恩遇之寄居者耳。中國並未曾割讓澳門，並無正式條約租出者，故澳門葡人之司法行政權，只可限於對待其本國人民而已。至於葡籍以外之外國人，皆與中國人一樣，都由滿清官吏打理。英人自有香港政府處置，澳葡既無權處理外國人，故此次澳葡拘留岑馬士，是屬越權，是侵犯了英國僑民之權益。”但澳葡方面，據朱薩士之《澳門史》則謂：“當年英人持此言論，實在是不承認葡人在澳門之地位，致使滿清官吏對澳門葡人無所顧忌，所以後來不久，就發生狙殺兵頭亞馬勒事件，此實迺受當時英人言論所影響。又引述“倫敦經濟人報刊”(London Economist)一八四九年八月廿五日之評論謂：英海軍此次在澳劫獄，未免濫用英國優秀武力來待對友邦，實屬過於橫暴，留與澳人一點惡印象。”惟曾在澳門議事亭內幹過劫獄之英艦馬安打號艦長賈蒲路氏，後來於一八五三年曾著作過一本“馬安打艦印度羣島訪問記”，嘗將其過去在澳門如何冒險，勇敢地劫獄，來保護其本國僑民權益，致使當日英國首相彭馬斯頓(Palmerston)深深讚許，其更欣欣自得，詳細記載顛末。

在媽閣廟對開處、與海事博物館毗鄰的政府船塢，是本澳唯一的船塢，俗稱“媽閣船塢”、“媽閣塘”，乃因地而名。裡面有三個船排，岸邊建有一座古舊的兩層高的具有南歐色彩的辦公樓，接鄰有平房，設有廠務總部、造船部、營業部等。政府船塢約建於一八九零年，初時地方狹窄，至一九二二年間，因地方不敷應用，由政府強行徵收附近媽閣村數屋拆卸，擴充媽閣船塢範圍，面積三千五百平方米，始成今貌，而那座兩層高的建築物，相信是那時興建的。一九三二年開始生產木船，其時屬港務廳船舶修理部。一九六四年脱離港務廳成為獨立政府部門，開始生產金屬船隻。船塢主要為港務局、水警稽查隊服務外，還為澳門旅遊娛樂公司造船。據資料統計，自一九六二年至九六年間，船塢建造了八十多艘不同型號及性質的海上作業船，包括有拖船、巡邏快艇、航標工程船、挖泥船、駁船、救援船及澳氹渡海小輪等，並為港務廳、水警稽查隊的船隊提供維修服務；往昔還有輔助業務，為政府維修汽車等。船塢不大，造船雖屬小型，但保證質量。由於造船是一項藝術與科技相結合的工程，因此船塢隨着科技發展，年前已引入有關技術輔助來發展ISO 9000質量管理體系，提高生產設施和質量。一九九六年間，建造的一艘拖船，耗資一千七百萬元，船長廿四點八米，航速十一點二公里，船分三層，設施先進，達到國際標準，是船塢現時在設計上最大型最複雜的船隻。為配合媽閣及內港一帶發展，媽閣船塢已遷至筷子基海灣運作。

晚隄收網樹頭腥　蠻蛋羣沽酒滿瓶海上太平無一事　雙扉久閉一空亭以上之七言詩句，為我國有清一代之詩書、畫大家吳漁山先生居澳時，詠議事亭而作者。大有花落訟庭閒之慨也。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議事亭，真是名副其事，其本來面目，照《澳門紀略》所繪圖，居然鞺牙高椽，鳥革翬飛，翼然一巨亭焉。該亭初為我國明朝官吏所設，以與澳葡商議貿易，及辦理居留事宜之所也。故汪慵叟之《澳門雜詩集》有詠議事亭句云：“提調郡縣丞，前代有故衙。讓畔敦古處，荒圮奔麏䴥。尚餘議事亭，崇敞飛檐牙……”《澳門紀略》亦載稱：“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唯議事亭不廢。”蓋我國舊時之皇帝，嘗有敕諭葡人，準其居留澳門，惟須遵守約束，曾用中葡兩國文字，將約束條文刻於四塊石碑上，豎立於議事亭中，以便遵守。據《香山縣誌》云：“俞安性立禁款行縣，約束澳夷，詳奉總督巡撫，勒石永為遵守，海道副使其屬有海防同知，與澳夷約，唯海防同知命。”又據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Historico de Macau)》亦有云： “此條議嘗用中葡文字，刻成兩種石碑，本應堅立於澳中公共場所者，後經葡人請更地點，遂許其一立於澳門議事亭內，一立於中國官衙中。”查議事亭內所刻之中國皇帝敕論葡人石碑，計有二次。初為明朝萬曆時，海道俞安性請奉聖諭勒石，所立禁款約束澳夷，其行縣檄文，見《香山縣誌》，略云：“澳夷驕悍不法，或謂必驅逐以清疆宇，或謂移之浪白外洋，不容盤鬱。念諸夷生齒繁衍，不忍其纍纍若喪家之狗。巡澳日，申以國威，皆弭耳寫化，因摘其犯順五款，行縣約束，免其驅徙：一禁畜養倭奴。凡新舊夷商，敢有仍前畜養倭奴，順搭洋船貿易者，許當年歷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若不舉，一併重治。一禁賣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占吝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一禁兵船騙餉。凡番船到澳，許即進港聽候丈抽。如有拋泊大調環馬騮洲等處外洋，即係奸刁，定將船貨焚戮。 一禁接買私貨。凡夷趁貿貨物，俱赴省城公賣輸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與夷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者，船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並究治。一禁擅自興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準照舊式修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木，定行拆燬焚燒，另加重罪。”次為清朝乾隆時，海防同知張汝霖與香山縣令暴煜所訂之條議。照明朝所定之五款外，另增添七款，合共十二款，重新再勒石竪立議事亭內。據《香山縣誌》所載，其增加之七款，大略約為：壹驅逐匪類，貳犯夜解究，叁禁私擅凌虐，肆禁賒物收貨，伍禁夷匪夷娼，陸禁夷出澳，柒禁設教從教。 明清兩代皇帝，敕諭澳葡之約束條文石碑，一向都竪立在澳門議事亭內，雖然後來議事亭經過澳葡改建，而御碑仍然一樣竪立其中。迨至清朝道光年間，鴉片戰爭之後，英闢香港為無稅自由港，於是把澳葡一向掌握之遠東貿易霸權，攙奪過去，當時澳葡兵頭亞馬勒，眼見澳門之繁榮日趨沒落，思與港英爭衡，也只有宣佈澳門為無稅自由港。但澳門之徵稅權力，向由關前街之中國關部行台執掌，澳葡實無權過問者。據中國文獻所載，當時亞馬勒竟狂悖至不惜封關逐吏，強制執行其主意，並想趁勢一併擺脫中國歷來約束澳葡羈絆，不卹命令夷兵，將議事亭內之約束澳葡石碑搗毀。亞馬勒此種行動，據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第三百三十二頁所述，認為：“亞馬勒為着立即要抹煞中國歷來相傳對待澳葡之積習，如優勢剝奪澳葡之約束條件，難以忍受之專制措施，及腐化欠公之官樣文章，故決將纍世積辱之議事亭內石碑，加以搗毀云。”可是後來澳葡部份人士，也覺得亞馬勒此種舉動，未免太過孟浪。蓋澳葡認為他們來居澳門，迄明而清，一向都確實受到中國皇帝恩賜，比其他外國人待遇，較為特別優渥。但體驗事實，素無文字憑證許其居留澳門，只有議事亭內之兩塊石碑，可算是居澳之護身符耳。迨亞馬勒搗毀石碑後，連此小小根據亦喪失焉。後來澳葡雖然一再與滿清訂立過條約，惟始終都不過以“既成事實”作為口實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