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瑰麗，雄冠遠東教區之聖保祿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燬後，耶穌會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實再無人代謀矣。留下斷垣殘瓦，淪作廢墟。遂由議事公局於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辦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將其闢作墳場，蓋其坭墻甚厚，可以挖空內壁，埋棺墻中，一如古代羅馬之宗教葬禮。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議事公局再將之交與仁慈堂管理。令凡來葬者，均須納費以充善款，並指定以五千元另闢貧者墓地。此種辦法雖已獲得仁慈堂同意，但當時之亞馬勒兵頭(Ferreira do Amaral)，竟於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頒一諭令，着該墳場應按照教會規律，交回教會管理，定於六月一日開始執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將各危墻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尋得一記載，茲錄述如下： “大三巴遺址利用作墳場辦法，將各危墻改矮至一半，各廢柱平衡排置，另用磚砌成一小道於其上，直貫全場。教士古墓則開穴墻中，各普通墳則平葬道旁，入路兩傍之拱窿則放置骨石。於教堂舊址另築一小祭壇，以為葬禮前之祭祀處。場內遍植柏樹。凡來葬者均須繳稅，撥充仁慈堂善款。場外鄰近，預留將來擴充餘地。石門牌坊則保存無損，俾資後人瞻仰。此種任務，從一八三七年起，交由聖約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負責。”云云。自聖保祿教堂和修院遭焚後，當局迺將其殘址改作墳場。原來教堂背後之鐘樓上，本有大鐘兩面，迺澳門舊日出名之波加勞造炮廠(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鑄者，亦被遷移安置於牌坊之第二層左右兩窗框內，作為葬禮鳴報喪鐘之用。嗣是該墳場一向被沿用，作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鴉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來任澳門兵頭時，迺下令將前時所葬下各墓，一律遷葬於西洋墳(St. Miguel)內。所有斷壁危墻，悉數夷為平地。至是兩個古鐘，亦失其所在。所遺之教堂殘碣及墓碑，或移作鄰近房屋建築墻腳，或用船載往呂宋之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邊。後來更將牌坊背後之廢地，闢成花圃草坪，門口加建鐵閘，用以點綴和保護此名勝古蹟。迨至近年各處旅客來遊日衆，澳門工務局遂將該牌坊右側修院廢址(此地曾為貧民巢窟，嘗遭火災多次，後來當局迺將貧民移居台山，尚遺留破屋多間)之破屋拆去，新闢一斜坡馬路，以利汽車來往，從此遊客稱便矣。大三巴牌坊，即為澳門名勝古蹟之一，亦為澳門唯一之突出標誌。歷盡數百烽火風暴，猶安然獨存。曾經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幾許中西遊客，為之興懷，為之歌詠。在中國詩詞方面，前章已略舉例。至於西文詩歌，最能噲炙人口者，當推一八五五年香港總督包令約翰 (Sir John Bowring)所寫之“榮哉寶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譜又為英國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稱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詞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殘闕，已荒廢久矣。豈料當二十世紀初期，還有人想設法重建之者，蓋在一九○二年時，澳門公教會中，有一位長老名約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類荒，自願竭力護法，迺不辭勞苦，百方籌募，終捐得白銀一萬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門工資物價皆極低廉。募得此項巨款，實較重建預算所差無幾。於是著手策劃，繪備圖則，務求盡可能依據原日之聖保祿教堂模樣，照樣築回一所。詎知其年高任重，積勞成疾，以致宿願未償，身已先死，自後繼志乏人。且聞捐得之款，曾由其經手存於銀行，現在沒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聖保祿教堂之議，終成泡影也。至於聖保祿教堂之本來面目究竟如何？應如何照樣重建？此迺必須解決之問題。據聞當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國著名畫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門，後來其遺作多珍藏於英倫及羅馬等博物院，或對教堂所繪，有足資參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還有一荷蘭雕刻，曾顯示該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樓高二層，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對現實，舉頭可見牌坊，堂皇宏偉，留心細看雕刻，精緻玲瓏，其建築之壯麗，其藝術之奇巧，在在令人稱羡，處處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門面所見，分為“藝術建築之構成”，與“宗教雕刻之表現”。

萬曆八年（1580年1月16日─1581年2月3日）由於耶穌會天主之母教堂是用稻草搭蓋的屋頂，而當時常有華人放火燒房子，故耶穌會副省會長佩德羅•戈麥斯（Pedro Gomes）神父下令給教堂加蓋瓦片，並給教堂的地面鑲上木板。城市派來了許多奴隸，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工程很快便結束了。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 por SCHÜTTE, Josef Franz, S. J. , ed. lit. ; RUIZ-DE-MENDINA, Juan, S. J. in Japoniae Informationes 1549—1654/proposuit Josef Fraz Schütte S. J. , 1975, p. 386. 及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 7.

大三巴牌坊屹立在空中，俯視着澳門的土地。它是一座教堂的前壁，青蒼斑駁，巍峨壯觀。歷史的風雲從它身上掠過，東西的文明流經這裡匯合。滄桑巨變，歲月流痕，然而，它身軀猶健，神采依然，以無可質疑的資格，向世人展示着這座東方小城四個世紀的傳奇、風貌和精神。

攷證於今闕禁書，燼餘憑吊認僧居。故宮一樣今禾黍，壁影斜陽落廢墟。大三巴牌坊，為澳門有名古蹟。其初本為舊日聖保祿教堂之前門石壁。在明朝末季，吾國人稱聖保祿教堂為“三巴寺”。“三”者，為(San)聖字譯音，“巴”者，為(Paul)保祿合併譯音。又因當時澳門，另有三巴仔教堂，故以“大”字區別之。合稱為“大三巴”。後來三巴遭火焚燬，只留得前門石壁，巋然屼立，有如一座牌坊，故人遂稱之為“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具有悠久歷史，其年代之邃古，建築之瑰麗，傳說之神異，皆足供後世宗教家之景仰，藝術家之讚羡，歷史家之研究。所以古今圖畫，中西典籍，都每有記載。中國古籍中，如《香山縣誌》、《澳門紀略》以及一些名人筆記等，均常記述之。但惜略而不詳，或記其建成之外貌，或述其燬後之殘跡。而對其歷史內容，成燬原因等，皆少述及。致令後人對忖測臆造，說成神秘。信徒教友，更誇稱聖靈。傳說謬誤，甚至以訛傳訛，像煞有介事者。攷其原因，所以致是者，良以當時中葡言語文字之差異，感情又猜忌隔膜，所以無從探討紀述耳。例如葡人蒙特托朱薩士著之《澳門史(Historico de Macau)》曾載稱：“當聖保祿教堂興建時，四週圍以木板，務使外人不能窺見其中建築情況，致中國人，皆疑葡人有秘密建築炮台情事”。又如某英文書本，嘗詳述聖保祿教堂被焚實情，致遭禁售。是以昔日梁哲士先生嘗賦《大三巴牌坊懷古》詩云：“攷證於今闕禁書，燼餘憑吊認僧居。故宮一樣今禾泰，壁影斜陽落廢墟。”蓋亦有感而作也。吾人苟欲攷察大三巴牌坊。首先要研究聖保祿教堂之歷史，蓋聖保祿教堂之歷史，即大三巴牌坊之歷史也。吾人既因中葡語言文字之隔垓，又因猜疑禁忌所阻撓，故對其歷史始末，難得其詳。如中國古籍中之《香山縣誌》、《澳門紀略》及《帝京景物略》等，皆只作如下之簡略記述：“寺為三巴，在澳東北，依山為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旒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拜縫製，自頂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叉指，若方論說狀。鬚眉竪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上有樓，藏諸樂器。有定時台，巨鐘覆其下。立飛仙台隅，為擊撞形，以機轉之，按時發響。僧寮百十區，蕃僧充斥其中”。又古來名人筆記中，所述亦大略如是，最著名者如龔翔麟《珠江奉使記》，其中有云：“其寺曰三巴，高十餘丈。於屋側例啟門戶。石作彫鏤，金碧照耀。寺僧曰法王，以時集男女禮拜。其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髮生動，云漢平帝時人也。寺有風琴，其琴鋼弦，彈之以和經頌。並管蕭諸樂器，藏機木櫃，聯以絲繩，輪牙相錯，一人轉機，則諸音並奏，有定時台，巨鐘其下，立飛仙台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爽。前揭圓盤，晝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中國古籍中之地方誌書，及名人筆記，其對聖保祿教堂之敘述，大概有如上述，都略而不詳，難供歷史研究佐證。茲試再將古今詩人墨客，對三巴寺有關之題詠，選錄數首於下，俾資欣賞，或作史料研究如何？跡珊詩：“暫別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 人。箬葉編成誇皀蓋，檻輿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羡侏儒禮拜頻。”屈大均詩：“禮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花襔紅鬼子，寶鬘白蠻娘。鸚鵡含春思，鯨鯢吐夜光。銀錢么鳳買，十字備圓方。”鍾鳳石詩：“插漢三巴寺，耶穌律自持，占星亦有術，重女卻奚為。踐土封無外，通商政不私，羈縻原勿絕，他族爾毋滋。”金采香詩：“三巴門內瑞雲開，夷婦殷勤禮拜來。席地跌跏忘永日，氲氤人氣繞樓台。”丘滄海詩：“天主堂高十字支，築從新教未行時。嵌空萬石玲瓏甚，獨少流傳景教碑。”梁哲士詩：“魏峨可是魯靈光，屹立千尋賸古坊。劫後紅羊傷逝者，當年教禍屬強梁。”汪慵叟詩：“乾隆全盛時，禁封唐人廟。畏懷豈無術，所貴樹聲教。一廢不復興，綠蕪黯斜照。堂陊門猶存，雕石彌晃耀。鞾帕迎漢官，故事足憑吊。”以上各詩，都是古雅鏗鏘，對三巴寺之史實，感懷興嘆備至，但惜事實仍欠詳盡，未足供歷史參攷。現只得從西文典藉探索，史料較多。故不惴冒味，將三巴寺歷史，劃作三個時期，研究分述於後。即，籌建時期；建成時期；及燬後時期。

大三巴牌坊原是聖保祿學院附屬教堂，即聖母教堂的前壁，經過1835年大火洗禮後留下的前壁遺跡一直屹立不倒之外，還成為澳門的城市地標，被冠以“三巴聖跡”的雅號。事實上，教堂的興建充滿着歷史的時代烙印，本文嘗試以前壁上的銅像作切入點，探尋其如何受宗教改革運動影響而出現。

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大三巴秘道的金庫傳說，但秘道的傳說並不只有一個，另一個說法是秘道曾經是昔日傳教士們的避難通道，後來這個說法又衍生成為一個鬼故事……

聖保祿教堂，原乃葡國天主教之耶穌會(Jesuits)教士來澳所築者。其初只建一小修院，不久又增設一小教堂，及後再擴大，遂成為後來之聖保祿教堂及修院，茲將從西文典籍所搜得之歷史記載，詳為譯述於後。攷葡萄牙人之東來。其所到各地，必有天主教教士，接踵隨來者。自從一五一四年，葡人初到中國之上川島後，不久，就有耶穌會始創人，葡屬果亞之天主教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於一五五零年來到上川島，但謀入廣州不遂，殁於島上。迨至一五五七年，葡人入居澳門後，接著又有耶穌會教士彼利士（皮雷斯） (Francísco Peres)神甫，爹利亞(泰瑪諾)(Manuel Tiexeira)神甫，及品度（平托）(Andre Pinto) 修士等三人，於一五六二年七月廿六日，來到澳門，籌劃樹立天主教之遠東基礎。此即聖保祿教堂之創辦人也。據一五六三年爹利亞神甫，向葡國之耶穌會報告有云：“……蓋澳中已有三百葡人，需要耶穌會建立教堂。”於此可見，當時耶穌會已立意興建聖保祿教堂矣。至一五六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耶穌會教士，實行在小丘山傍，用木板土石等，築成一座棧倉型小室。此等棧倉房，葡人慣常用作創辦傳教基地。如在巴西及其他各處殖民地，亦都如是創立者。在一五七二年時，該室遂被擴充為研習拉丁語文，及神學等之潛修所。當時由主管人安東尼華士(António Vaz)主持，另有耶穌會神甫八人助理之。作為培養天主教傳教士之遠東中心基地也。自從一五七二年，耶穌會在澳門建立起該所傳教基地後，大得葡國舍巴施鶯葡王(D. Sebastião)之讚許，並獲諭令，由麻六甲（馬六甲）海關稅項下，每年撥助一千元，充作該所經費。至一五七九年，葡國紅衣主教殷利基(Cardial D. Henrique)承襲王位後，每年增撥一千元。該所由於得到充裕補助，逐漸改建成為一間設備稍具完善之修院矣。此項補助經費，直至葡王約翰四世(D. Joáo IV)時，即一六三九年才停止供給。一五八零年，羅明堅神甫(Miguel Ruggieri)到澳門後，更於該修院之山傍，增建一座小教堂，以為華人祀奉聖母者。現時大三巴之遺址，即聖保祿教堂之前身也。後來，教廷於一五九四年十二月，委范禮安神甫(Fr. Alexandre Valignano)到澳視察，後者奉命將該修院及小教堂，分為兩部管理，並令加授法律一科。但不數年，兩部又復合併為一。統由洗尼拿神甫(Manuel Dias Senior)總理之。且又加授一科藝術。嗣後，天主教徒，遂認為該修院與教堂，是一間純粹屬於聖母無原罪之神聖教堂與學府矣。該學府，後來竟擴展為一間遠東聞名之聖保祿修院。由該院出身之學徒，皆具有大學程度。又因當時西方之學者，東來中國後，多聚居於此，故該院所存之圖書，實為一時最完美之寶藏也。據賈典神甫(Fr.Cardim)一六四四年所著之記載有云“耶穌會於澳門高處，建此修院，經常可容六十人。其所授科學，由文法以至神學，皆有可得博士學位之程度者云。” 自從一五八零年，羅明堅神甫在澳門奠定此一間教堂聯同修院，作為遠東傳教基地後，十餘年間，設備已臻完善，而蓄積及藏書，亦漸豐富，但在一五九五年，一場火災，將整座教堂，聯同修院，完全焚毀。所有積蓄及藏書，亦難倖免。據前澳門代權官傅列打士(Guimaraés Freitas)所著之《澳門憶述》，其中曾記述該教堂修院之圖書室云：“其藏書室真是神奇詭秘，傳說埋藏在隧道中之密窟內，豐富珍貴，及寶藏甚多，但為火災焚毀，損失無餘。因此澳門之古典文獻及紀錄，所遺無幾矣。” 該教堂及修院，自經過此第一次火災後，耶穌會以傳教之需要，不容緩置，故不久又復照樣建回一所小型之教堂及修院。不料至一六零一年，又遭第二場火災，只燒賸修院之一個講堂，權作教堂用耳。按爹利亞神甫所記“……在一六零零至一六零一年間，未到日本前，此教堂和修院，實為在中日兩國傳教之樞紐，故修院內，設有研習神道學，拉丁文學，及藝術等三科，但已無地方供作研究聖經之用矣。當火警發生時，居民奮力汲水灌救。因人多擠擁，幾連聖體也找不到出路搬走。起火時，由教堂蔓延，烈焰衝天，整座教堂盡艘，只餘殘壁。幸修院之講堂無恙，火焰越過講堂，燃燒三科研究室，無一倖免。所以事後，只得暫將焚餘之講堂，權作教堂，以待將來籌得款後，再謀重建耳。” 該教堂和修院，自遭遇第二次火災後，本澳之葡商及市民，甚望作第三次重建。故對籌劃捐款，皆甚踴躍贊助。其詳情據花奴基利刺年報(Annual Report of Fr.Fernão Guerreiras，1601 — 1602)載稱： “教堂既受上帝光榮之火洗禮，當時有三大火頭焚燒，全澳市民，不論男女，皆來幫助灌救，事後，全市民商，齊集甲必丹前開會，討論籌款重建辦法，蓋當時有一葡國商船，載貨往日本銷售，在歸程中，半途失踪，倘該貨船遭遇不測，則全澳葡商將會破產，若能平安獲利歸來，各商人均願將該船貨物所值百分之點五金錢，捐作重建教堂之用。果然不久之後，該失踪貨船，竟由日本獲得厚利歸澳，因此耶穌會迺籌得不少捐款。計有三千一百三十巴度金元云云。”(每一巴度金元，約值現時港幣一百元) 是次籌款重建教堂和修院，獲得全市葡商熱烈支持，捐得巨額金元。所以耶穌會士加意設計重建，築成如是魁宏瑰麗之教堂，致令今人見到其遺留下來之前門石壁，即大三巴牌坊，猶驚嘆讚美。當時重建教堂之圖則，是由士扁奴刺神甫(Carlos Spinola)設計。約在一六零二年興工。故今在大三巴牌坊右側墻腳處，尚可見到當年興工奠基時所置之石牌， 石上刻著之拉丁文(Virgin Magnae Matri Civitas Macaensis Libensposvit.an. 1602)，意即“澳門市供獻與至崇之聖母，一六零二年”。 此次重建教堂，自従於一六零二年奠基後，最先在後面建成一所教堂，暫作應用。所以其始初之門面，不似現在牌坊之美麗，且是次重建工程，著重堅固精美，故費時頗久，後來得到日本教徒參加工作，始克完成。蓋天主教在十六世紀時期，流傳於日本長崎一帶地方，當時日本人稱之為“切支丹”。後來因為日本政府嚴禁奉教，致許多日本天主教徒，都受到迫害。尤其是在一六二二年九月十日之一次大事變後，日本之天主教徒，紛紛逃來澳門，藉國外宗教庇蔭，來三巴門附近一帶匿居。其中不少是建築家及藝術家者。因此，耶穌會士認為是一好機會。利用以工代賑方法，招集此等日本教徒，來建築教堂，及宏麗之前門石壁。且如此辦法，工資廉宜，慳回不少經費，因為此次工程，歷時長久，經費浩大。而前時所籌得之捐款，雖不算少，但仍感不數。故建築方式不得不採取逐步完成辦法，隨時徵求募款。迄至一六三七年，前門石壁之工程始告竣。斯時彼得文地神甫(Peter Mundy) 適來澳巡視，迺令將教堂與宏麗之前門聯合起來，蓋此種聯併建築法，頗屬出於勉強者。致人今仍可從其遺跡看到。因現時牌坊之背後，尚留有舊日教堂聯併時，其屋頂之磚痕，殊非出於自然建築者。至於教堂門前之許多石級，更為後來一六四零年始添築者。攷其初時，想仍未有建築石級之意，故其建修院時，尚無預留建石級之位置。致令後來所建之石級，偏側一便，不能正對前門。此等逐步添築痕跡，至今仍斑斑可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