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6月，上年7月至本月一年间，澳门进口1364箱无照的印度鸦片，635箱经由新加坡，400箱经由加尔各答，329箱经由香港。在1911年前半年内，澳门鸦片包税区共熬制114箱鸦片用于出口墨西哥，此后一年内又增加344箱。因为它远远超出墨西哥垄断者所求购数量，为此英国人推断，为出口墨西哥而加工的鸦片当中，有很多是不合法的，这些超量鸦片很可能被转运到中国。[1]冈恩称：“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终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说它是经济问题，乃是因为，作为一项政府垄断，它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说它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尤其是国际联盟的谴责，而且到最后，当国际联盟忙着清理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则主要是受到英国的谴责。事实上，在1927年以前，澳门的鸦片贸易一直是在‘包税’体系之下运作的。根据这一体系，政府把加工、包装、销售鸦片的专营权承包给了投标人－总是一家华人商业财团－作为回报，经营者则把扣除固定‘租金’之后的利润上交给政府。这家获得许可的华人商业财团，不仅垄断了澳门地区之内的销售，而且还垄断了澳门所生产鸦片的出口。就这样，澳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作为国际鸦片走私的主要中心之一的名声。”[2]

[1]英国档案局：CO192/392，总督府，1912年10月15日，第283页。

[2]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4章，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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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