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明朝嘉靖年间，葡人最初来居澳门者，约有九百人。当时之澳门，不过被视作一个市舶贸易站耳，所以一切事件，初皆听命于我国，澳葡只有一位所谓代权官，来代表其葡国政令，遇有任何设施，得在议事亭奉商于我国官吏而已。后来民事渐繁，澳葡迺从中选出一位富商名比利喇(Diago Pereira)做本处首领，同时并选出马力加(Malaca)副主教传道神甫等，组设本处的民事及教会组织，故时常在议事亭来商讨建设计划。惟因比利喇一向不肯受葡萄牙本国政府节制，据朱萨士之《澳门史》尝称：“葡王为求中国皇帝准其在中国自由传教起见，本拟选派旅澳之比利喇赴中国，但当印葡总督奉谕命其出发时，比利喇已被澳门葡人公选为澳葡首领，不受印葡总督命令。后来事闻于葡王，以其未获葡国许可，擅受民众推选，怒其藐视王法，因于一五六三年以敕令废其职，惟迄至一五八七年比利喇依然在任，足见当时王令之不行也。”盖葡萄牙本国自从一五八一年起，至一六四零年止的六十年内，其本国国土已完全被西班牙王吞并，而葡主亦要流亡到巴西去矣。当一五八三年之际，澳葡主教贾尼路(D.Belchior Carneiro)为著欲保存澳门独立地位起见，遂召集澳葡民众大会，议决以民选自治制度治理澳门。规定检事一人，判事二人，长老三人，均从澳葡民众选任。得到印葡总督认可，迺于翌年(一五八四)组成，正名为“澳门议事局。”一五八二年(即明朝万历十年)，澳葡于议事亭内筹划民选自治，组织议事局。 明朝两广总督陈瑞知之，曾下令召澳门主教，及议事局判事委黎多前来诘责。据葡人朱萨士之《澳门史》载称：“一五八二年，方当澳门葡人正式公开缴纳地租与中国政府之际，有闽籍两广总督，以葡人在澳妄自滥使行政法权，有违中国皇帝恩准葡人居留澳门之初衷，特召澳门主教民政长官及议事局判事等前去诘责。初时各人拟不应召，奈为顾全澳门葡人安全计，迺不得不选派天主教教士骆基劳(Migue Ruggiero)及彭尼拉(Matthias Penella)二人，携备天鹅绒、镜子等名贵礼品前去，奉呈两广总督，藉邀欢宠；并郑重陈明澳葡臣服中国，对宪令弗敢有违，始蒙两广总督，许其无事焉。”查《广东通志》职官条有：陈瑞，福建长乐人，进士，万历九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任两广总督云。惜其以巍巍高官，竟贪图小利，不能彻底追究，致养成后忧，殆澳葡素来贿赂之手法胜利欤!后来至一五八六年，由印葡总督奉葡王诏论，授澳门议事局以特许状，准其依照印度柯枝市制，试行组织。迨后更得到统治葡萄牙之西班牙王承认，迺于一五九五年三月三日，正式成立为“澳门市议事局”，或称澳门市政厅，或俗称金巴喇。

自从一五八一年四月十六日，西班牙国王菲腊二世将葡萄牙本国并吞后，自号为葡王菲腊二世。而澳门葡人不甘臣伏，遂有澳葡主教贾尼路，发起组织澳门议事局之举，实行自治，以保存澳葡独立精神。直至一六四零年十二月一日复国后，六十年来，澳门未尝遭到西班牙武力干涉。盖西班牙国王亦知道葡人居澳门，是得蒙中国皇帝特许，不容他人占据者，所以不敢妄动耳。惟旧日中国对西欧各国情形，多认识不清，如《中国交通史》云：“明人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初皆称为佛郎机，其后迺有(葡都丽家)及(干系腊)之分耳。”《澳门纪略》又云：“佛郎机，后又称干腊国，今称弗郎西，或曰法郎西。”盖明人竟以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蒙混为一，而不知葡萄牙实被西班牙并合为一也。对于西班牙不敢妄动澳门事，如李燕伯刺史《以澳葡情形上当道书》所谓：“……后来葡夷东南洋所立埔头，悉为诸夷所夺据，仅恃澳门一区，藉各国之利以为利，其不为他夷所据者，实我庇护之恩也。”后来葡王约翰四世复国后，竟以此次澳门效忠，迺归功于澳葡市民，尤以为澳门市议事局之独立，最具效力，特于一六五四年敕令本处俾利喇将军，题一额曰：“上帝名城，尊荣无比。”“Cidade Do Nome De Deus，Não Ha Outra Mais Leal.”该额悬诸议事亭入门堂中之石级门头处，以旌表扬云。可是在一五八一年至一六四零年之六十年中，西班牙国王虽并吞了葡萄牙国土，但仍未忘怀其远东居留地──澳门。盖西班牙对远东素具野心，观其占领吕宋时，据《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尝称：“西班牙国王以太子菲腊伯(Philip)之名，名麦哲伦所至之羣岛为菲律宾，终查理之世，西班牙舰队凡三至菲律宾云。”故西班牙国王菲腊四世，对远东葡人居留之澳门，亦未尝不思染指，蓄谋欲攫为己有者，其证据现仍俱在。当澳葡将扩充议事亭，增设博物馆时，曾向澳门各处搜罗有关历史纪念之石刻碑碣，以资陈列。当时尝在本澳下环街之烂花园中，寻获一件西文石碑，其文译意大约为：“菲腊四世皇朝，此炮台上尉苏沙贾七度置石。时一六三三年。”案此碑首书菲腊四世，盖西班牙国王菲腊四世即是葡王菲腊三世，而葡王绝无菲腊四世，是即此碑以西班牙王统治作纪录。苏沙贾士度定必是亲西份子，被任命为此炮台守尉，而拟于一六三三年举事，占领澳葡某一炮台者。后来不知因何缘故，未有发作，致此碑终于埋没在下环街之烂花园中耳。据高美士之《澳门史略》有云：“当西班牙王菲立四世──即兼葡王菲立三世，盖着王冠为葡王的当儿，年纪仅十六岁。西国国民号他为‘伟大者’，这是因他秉政期内，欧洲的版图，几是操于西国掌握里 。”又云：“不惜将葡国国力，降为一附庸地位，称为西国之一省。”又有谓：“所以派出许多西班牙卫戍队，进屯各地炮台，以为监视。”由此观之，当时西王菲腊四世，雄霸欧洲，视葡若附庸。其对澳葡握有之炮台，宁肯放过，故委贾士度为守尉。而在一六三三年，正是葡国沦陷于西班牙武力下之时代也。现该碑尚砌在议事亭壁间，可为历史攷据。

澳门市议事局，既成立矣。在当时只不过是澳门土生葡人之行政机构而已。而中国尚设有澳门县丞，以专责察理澳门民夷者也。惟澳葡对其自己之议事局，自当有权维系之者，据朱萨士之《澳门史》云：“自从一五八零年以还，澳门已有葡政府委任之治安判事(委黎多Ouvidor)，其任命权虽非由澳门土生葡人选举，但仍须得澳门土生葡人同意，始能行使职权也。及至澳门市议事局成立，即由澳门之行政长官、治安判事、葡舶司令、及澳门土生之葡人代表，共四人合组而成者云。”又据龚翔麟之《珠江奉使记》载称：“澳中议事亭，蕃目四人，受命于其国，更番董市事。凡市经四人议，众莫敢违。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议于四人者。议得。当以报闻。”中国官吏方面，对议事亭之行政权，初时虽遭到两广总督陈瑞之诘责，及受贿后，则持放任态度。惟中国地方官对于澳门之司法权，则一向坚持节制。如万历时，香山知县蔡善继条议制澳事，据《香山县志》录称：“香山知县蔡善继甫履任，即条议制澳十则，上之。未几澳弁以法绳夷目，夷譁，将为变。善继单车驰往，片言解，缚悍夷至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人无受笞者。善继素廉介，夷人信之，故帖息。”观此，蔡善继之廉介，与陈瑞之贪贿，相去远矣。故后来澳门之司法权，一直都由中国官吏保持。迨至清朝道光时，迺由澳门兵头亚马勒，捣毁议事亭之御碑后，中国在澳门之司法权才停止耳。澳门议事局成立后，澳葡遂拟向中国方面承购该议事亭地，及其后方之华人屋宇地段，以为改建新议事局，及监牢之用。据一七八三年十二月六日，澳葡议事局之判事官关耶氏(J•J•Mendes da Cunha)署名之档案，曾提及谓：“尝与地段业主商订价值，承买该地，以备重新兴建议事局及监牢，并附送该建筑全面图则云。”随于一七八四年，澳葡建筑成现在之议事局。故现在议事局之面目，已非如昔日之红墙绿瓦，中国之亭台格式，只留有议事亭之名耳。试观其三角形之破风，伊奥匿式之门柱，厚厚的坭墙，处处表现出一派古老朴实的西方建筑姿态。据柏力架著之《美丽的澳门(Picturesque Macao)》说：“当时议事局之建筑，其营造经费，属于中国当时现行之货币，为白银八万両云。”及至一九四零年，澳葡当局更将此古老建筑物之内外全部，重修整饰，惟仍保存其门面原有之朴素轮廓。至于其内部之粉饰，大堂之陈设，家私之布置，悉照昔日葡王约翰第五皇朝时代之图案式样配置。由香港兰卡喇佛公司承造者。当初该建筑物，原为前方作议事局，后方作监牢。后来贾伯乐提督街之监狱建成后，才将局后之监牢拆卸。当年其傍有监牢斜巷之称，现则改称东方斜巷矣。澳门议事亭，在明末时期，实为中国向澳葡办理外交事宜之唯一对象，所以一切有关夷务，均在议事亭宣谕，或交由澳葡议事亭判事办理。如英国人在明末第一次到中国，初拟通商，讵在虎门发生冲突，被中国官吏扣留人货。事后中国当局责令澳葡议事亭判事，将英国人货具保领回澳门，然后驱逐出境。盖斯事迺英人最初来中国事迹，与议事亭有关者。据《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之《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篇内略谓：“明朝崇积十年(一六三七)。英王査理ー世组织东方印度公司、拟来中国通商，委任威德尔(Weddell)为主任，蒙忒内(N. Mountney)为总经理，授以军法全权。一行人驾帆船，经印度抵达澳门海外，澳葡百端阻其通商，迫得转泊虎门，侵扰炮台。威尝接澳葡议事会来书称：英人来广东贸易，妨害葡人利益，故请其速离中国海岸……”又据《明清史料》有《兵部题(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内洋洋万言，详叙该事。大约述称：“红夷货舡五只，于崇祯十年六月间来粤，潜泊虎门，欲扰铳台。官兵堵御，及放火攻之。又先后在潖州附近，及广州揭邦俊宅，缉获夷目三人，夷奴二人，及奸揽李叶荣暨华洋货物等。后来转谕澳夷有云：贸易之权，仍归诸澳；羁留之夷，仍归诸澳；而相机解散之责，仍归诸澳。而市舶司称：曾到澳会同香山县寨差官，及提调备倭各官，唤令通夷事目揽头等至议事亭宣谕，督促赴省具结。旋由澳夷嚟哆(即议事亭判事)起文，将红夷五人，及银货等具领回澳。后呈报夷舡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开洋云。”

自清朝乾嘉间，广东海盗张保仔横行海上。当时澳葡议事亭判事雅廉访，以来澳粮船市舶常遭拦劫，故向广州官府申请，拟备兵船，随师助剿，并欲借故邀恩，要求九事，但为香山县知县许乃来檄斥却之。据许乃来之《檄澳夷檄》内，将九事分项驳斥，令人读之，可以深悉澳门当时仍受治于香山县之各种情形也，故特详录如左：“……今尔夷虽踊跃用命，惟所请九事，不但托故要求。且多有不必丐请，及不可准行者。今为尔夷详晰晓谕。”据：“请自关棚外至澳外岛屿，得专缉奸匪，驱逐外国夷船湾泊。查关棚至澳门民夷杂处，各岛屿亦有渔船农舍，应由内地兵役巡查，非尔夷所衅越份稽察。若贼艘窥伺，尔夷世居边土，自应为天朝捍卫，报地方官协同防御。若外国夷船来澳，尔夷本应稽查，倘或逗留，更应随时驱逐，份内之事，何庸请求?”“又请在澳华人，倘闲游匪徒，即驱逐出境。贸易营生者，果属殷实，方许居住。查地方匪棍，原应驱逐。但华夷各有官司，不能越份管理。中华有不安份之人，尔夷不敢驱逐；亦犹澳内有不安份之夷，天朝不肯究问，必须尔夷查办也。至贸易之人租尔房屋，应留与否，可听自便。如华人居住内地房屋，自与华人贸易，尔夷无从过问，另为置议。”“又请民夷债负，准将货物器用在亭上变抵，负欠固应偿还。华夷各有管束。夷欠华账，夷人头目可按理行事；华欠夷账，强行变抵，华人未必服。且有滋生事端，仍应报就近衙门追领，毋容另议更张。”“又请除人命大案，其余汉人倘有过犯，尔夷自行责罚。查华夷自有攸分，冠履不容倒置。尔夷世居内地，践土食毛，齐民无异，遇有罪犯，原可照天朝法律惩治。然，犹念究属外夷，除杀人抗偿外，凡军、徒、杖、笞等罪，均听自行发落，“又请华人杀夷人，亦犹夷人杀华人一样填抵，要在澳地明正典刑。查杀人凶犯，由县勘实收禁拟罪，自府而司。而督抚，移解覆审，情真罪实，然后奏闻。命卜日，即提出正法，所以昭慎重也。从前夷人杀死华人，求免解禁，是以原情定法在澳审讯，夷目收管，就近正法。若华人犯罪，自有旧章，岂敢改变。“又请雇船往来省城，置买货物，凭用亭上文据，税饷照内地规例，关口不得多索加征。查澳夷原不禁省中往来，关津隘口，例应稽查验放，至货物输税，本有定规，移知关口严查，自无额外加征。”又请丈量洋船，照从前颁行则例，不得另外征输，查丈量既有旧例，俟转请大宪，如额征收，以昭体恤。又请条盖房屋，免泥水匠禀照批准使费之苦。查澳夷房屋，只禁添造，随常修葺，并无禁阻。泥水匠本应禀明兴工，何得藉言使费。倘有需索，自当饬禁。又请遇屈负冤，官府不为申理者，乞赴制府辕门请诉。查我朝怀柔远人，无微不至，尔夷从无受屈含冤，地方官不为申理之事。未便无故妄请赴辕陈诉，致干告讦挟制之愆。然则准情度理，参之事势，诸事多不可行，尔夷其体悟否?总之，功成方可论赏，事前未便要恩，今兵船已集，如愿效力，即日随往。如果有功，前次禀内之可行之事，当求大宪量为允行。倘挟此要求，议论不决，则捕盗孔亟，断难延误，本县即督率兵役出洋。内地雄兵巨舰，雾集云屯，随处可以调遣，毋庸尔夷劳动也。尔夷其熟思之!”香山县令许乃来之《檄澳夷檄》，既如上述，已严拒澳葡议事亭判事雅廉访之要求，明矣。惟澳葡以自身利害，海盗时常劫掠澳船，迫得仍须随师助剿也。后来两广总督百龄，劝谕张保仔投诚后，澳葡之《澳门史》竟谓中国不答允其要求，并谓即英人纽曼所著之《中国海盗史》，亦抹煞葡人撮合张保仔投诚之功绩云。

在议事亭内，入门右壁之窗门头上，镶有中文古碑一件，刻着“关闸门”三字。该石原迺我国古关闸门之门额，后被澳葡拆卸，移置于此者。攷古关闸门在莲花茎中，原为我国明朝创建，所以防夷者。据暴昱《香山县志》云：“万历二年，建闸于莲花茎，设兵守之。”又祝淮《香山县祝志》云：“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旁，以资戍守。”盖当时古关闸之形状，非如今日之洋相。本作中国古代城楼格式，城牙排齿，楼角飞翬，大门拱上，额刻“关闸门”三字，驻有汛兵防守。自从清朝道光二十九年，澳葡兵头亚马勒被沈米狙杀后，澳葡一时失却首领，据朱萨士之《澳门史》称：当时即由主教、法官、军长及议事局主席等，组织临时执政会于议事亭内，在出事后之第三天，澳葡军曹未士基打向执政会要求，领得手令，将中国之关闸汛占领云。后来延至同治十三年，澳葡才将中国之古关闸门拆毁，重新再建回一道现在之关闸。据杨文骏《查覆澳葡情形疏》有云：“其关闸汛墙，系同治十三年为洋人拆毁，改建绿衣馆，并设大关闸。”又据柏力架之《美丽的澳门》称：“自古关闸拆毁后，在原址重筑回一新关闸，时在一八七零年。”由此可知，议事亭内之“关闸门”石碑，必迺于一八七零年后，才由莲花茎移置于此者矣。

议事亭，当葡人扩建时，曾在其后座附设一监狱。据《澳门纪略》云：“蕃人犯法，兵头集夷目于议事亭，或请法王至，会鞠定谳。”闻判罪后，则羁押于座后监牢内，取其便也。熟知英国占领香港之数年后，其海军曾来澳门赛艇，竟在议事亭内，闯下劫狱事焉。据朱萨士之《澳门史》大略称：“当一八四九年，香港基督教会之英文书院青年教师，英人雅阁岑马士(James Summers)值暑假到澳游览。时方六月七日，适遇天主教圣体巡游，岑站道傍漫览。教士以其既不下礼，又不肯脱帽，走告随行之澳葡兵头亚马勒，传令干涉，卒将之拘押于议事亭后座狱中。翌日适逢澳葡举行赛艇大会，港英军官施他夫厘(Staveley)及英舰马安打号(H. M. S. Maander)舰长贾蒲路(Henry Keppel)，又英舰亚文松号(H. M. S. Alnazon)舰长吐鲁必治(Troubridge)三人，驾舰来澳，停泊南湾，预备与赛。得岑报被拘，共往见亚马勒，恳请放人，讵事不果。“三人无奈，迺瞰亚马勒乘船离岸，指挥赛艇之隙，实行劫狱。迺迅派水兵，乘二快艇直泊南湾督署前，登陆后急趋议事亭，先击倒守兵，再将戍卫缴械。直入拘留所，破门救出岑马士，欢呼回舰。费时不过五分钟，还再参加赛艇，获奖品后返港，见者莫奈伊何!”“计是役死卫兵一人，伤三人，另一西妇适在议事亭内，急欲跨窗走避，坠下伤足。事后几经交涉，始能得到英国政府补偿云云。”是次英国海军在澳门议事亭内劫狱，当时之港英舆论，据一八四九年六月廿八日之英文报纸《中国邮报(China Mail)》评论称：“本月七日澳葡兵头亚马勒，在澳扣留英国青年岑马士事，不免被认为是一种越权举动。盖当时之澳门领土，诚属千真万确地仍受满清官吏统治。广东香山当局，且派有一位分防澳门县丞驻澳，设衙办事，而葡人之在澳，不过只属一种特承恩遇之寄居者耳。中国并未曾割让澳门，并无正式条约租出者，故澳门葡人之司法行政权，只可限于对待其本国人民而已。至于葡籍以外之外国人，皆与中国人一样，都由满清官吏打理。英人自有香港政府处置，澳葡既无权处理外国人，故此次澳葡拘留岑马士，是属越权，是侵犯了英国侨民之权益。”但澳葡方面，据朱萨士之《澳门史》则谓：“当年英人持此言论，实在是不承认葡人在澳门之地位，致使满清官吏对澳门葡人无所顾忌，所以后来不久，就发生狙杀兵头亚马勒事件，此实迺受当时英人言论所影响。又引述“伦敦经济人报刊”(London Economist)一八四九年八月廿五日之评论谓：英海军此次在澳劫狱，未免滥用英国优秀武力来待对友邦，实属过于横暴，留与澳人一点恶印象。”惟曾在澳门议事亭内干过劫狱之英舰马安打号舰长贾蒲路氏，后来于一八五三年曾著作过一本“马安打舰印度羣岛访问记”，尝将其过去在澳门如何冒险，勇敢地劫狱，来保护其本国侨民权益，致使当日英国首相彭马斯顿(Palmerston)深深赞许，其更欣欣自得，详细记载颠末。

议事亭，原为澳门葡人之市政厅，举凡一切有关澳门之市政大小事宜，均在此筹商办理。故昔日澳门遇有关于华人各事，则会议时必请华人之三街会馆值事参加。盖三街会馆值事，即犹今之华商总会值事，其参加席位，亦如今之所谓华人代表席位也。议事亭，亦为澳门葡人之大会堂，举凡一切之澳葡集会或庆典，澳葡市民皆在此开会或庆祝。当葡萄牙君主执政时期，其人民亦常在此欢呼万岁者。当葡萄牙本沦陷于西班牙帝国时期，澳葡之爱国市民，仍常在议事亭之门头高悬葡国国旗，是当时全世界独一飘扬之葡旗也。凡历届之澳葡兵头到任或离职，澳葡市民均在此举行迎送仪式，各兵头亦在此交代印信。当年在澳任职多届之澳葡兵头巴波沙氏，居澳在任身故，澳葡市民亦在此举行公葬巴氏殡殓仪式。至于葡萄牙本国历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澳门葡人选举赴葡代表，亦以议事亭作投票处所。总上所知，议事亭，实为澳中最有历史性之澳葡机关也。尤有进者，议事亭尝附设纪念贾梅士博物院，曾搜集颇多具有历史之石刻。残碑古碣，嵌满四壁，或放置于入门之楼下大堂中。楼上则有陈列室数间，古器旧画，残砖废瓦，不一而足。皆属澳门开埠以来之纪念物，可供研史攷据者。现该博物院已迁址于白鸽巢处，无复旧观耳。议事亭，又尝附设澳门书信馆。当澳门辟建新马路时，曾将南湾之书信馆原址拆卸，假议事亭左便楼下权作馆址，另辟门口出入，发售邮票及收派信件。昔日称为澳门书信馆。及至一九二九年邮局大厦落成后，迺迁回邮局大厦办公，总辖邮政、电报、电话各科，合称为邮电总局焉。议事亭，又尝附设红十字救护局。因此处地点适中，便于扶危救急，所以在议事亭右便楼下，作为救护局址，另辟傍边门口出入，设备医护仪器，救伤汽车，以应急时工作。及至最近找得地点，现在已迁往荷兰园正街，昔日之利宵中学旧址办公矣。议事亭，又尝附设澳葡法院。当原来南湾之法院拆卸改建时，曾将议事亭楼上礼堂，暂作审事法庭。及至南湾澳葡政府大厦落成后，才迁返该大厦耳。议事亭，又附设有公共图书馆，现仍设在二楼右便后座。所藏图书，以葡英文为多，为澳门古老文献仓库，如葡人初来远东，及居留澳门之最早记载，搜罗颇丰，殊足珍贵者。至于安放图书典籍之架櫉，别具西方旧型，闻皆倣照十七世纪中叶，葡王约翰四世皇朝之书櫉图案建造者。古色古香，每令阅书者，顿兴怀古之思。总之，议事亭实为澳门一所富有历史性之建筑物。曾历明清两代而迄于今，尝由中葡双方交递管理，虽经几次大事重修，仍具古迹价值。谈澳门掌故者，当不能以夷物而忽之也。

在妈阁庙对开处、与海事博物馆毗邻的政府船坞，是本澳唯一的船坞，俗称“妈阁船坞”、“妈阁塘”，乃因地而名。里面有三个船排，岸边建有一座古旧的两层高的具有南欧色彩的办公楼，接邻有平房，设有厂务总部、造船部、营业部等。政府船坞约建于一八九零年，初时地方狭窄，至一九二二年间，因地方不敷应用，由政府强行征收附近妈阁村数屋拆卸，扩充妈阁船坞范围，面积三千五百平方米，始成今貌，而那座两层高的建筑物，相信是那时兴建的。一九三二年开始生产木船，其时属港务厅船舶修理部。一九六四年脱离港务厅成为独立政府部门，开始生产金属船只。船坞主要为港务局、水警稽查队服务外，还为澳门旅游娱乐公司造船。据资料统计，自一九六二年至九六年间，船坞建造了八十多艘不同型号及性质的海上作业船，包括有拖船、巡逻快艇、航标工程船、挖泥船、驳船、救援船及澳氹渡海小轮等，并为港务厅、水警稽查队的船队提供维修服务；往昔还有辅助业务，为政府维修汽车等。船坞不大，造船虽属小型，但保证质量。由于造船是一项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工程，因此船坞随着科技发展，年前已引入有关技术辅助来发展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提高生产设施和质量。一九九六年间，建造的一艘拖船，耗资一千七百万元，船长廿四点八米，航速十一点二公里，船分三层，设施先进，达到国际标准，是船坞现时在设计上最大型最复杂的船只。为配合妈阁及内港一带发展，妈阁船坞已迁至筷子基海湾运作。

议事亭，古之称号也，时人多以“金巴喇”(Camara)名之。查金巴喇，本迺葡语发音，其释义可作“屋”，或“办事处”解。若只以“金巴喇”称之，说来实在不通者。在葡文上亦应写作Camara Municipal De Macau，即澳门市政局，迺合也。盖自澳葡于一五九五年组织“澳门市议事局”(Senado，Macau)后，所有一切有关澳门政事，当时皆在此议事局商议或执行，曾为澳葡做过不少事情，为葡国立过不少功绩，故葡王约翰六世(D.joão vi.)尝于一八一零年五月十三日，特颁谕旨，赏赐澳门市议事局以“公忠”(Leal)荣衔、嗣是遂称议事局(Senado)为“议事公局”(Leal Senado)。攷其所以获赐原因，据谓当议事亭判事官雅廉访(Ouvidor Arriaga)在任时，尝以无数资金救济葡属印度；并于一八一零年前后，以澳葡有限之海军力量，帮助中国满清官吏剿灭海盗，尤以与清兵联合，迫降当时海上剧盗张保仔，致立大功云云。据朱萨士之《澳门史》尝以第十五章全章，叙述澳葡海军与张保仔及郭婆带等海上剧盗，历次交战经过;并谓尝接纳广州满吏要求，拨款建舰招兵等事；曾协助清兵围剿海盗；更谓后来张保仔向广州满官投诚，实由澳葡海军迫降所致云。又传说张保仔投降后，澳葡海军驶回澳门时，受到盛大迎接之凯旋礼，教堂鸣钟，堡垒鸣炮。市议会曾提议，拟立两块纪功碑，中葡文各一块，树立在议事亭内，惟后来终未有实行云。澳葡迫降海上剧盗张保仔事，此不过是朱萨士之《澳门史》上片面记载耳。盖自来澳葡每谓其所以得居澳门，迺因曾经帮助中国，平定海盗有功，所以说到海盗一事，倍为详晰。但根据日人名著，藤田丰八之《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攷》内之《葡人入居澳门攷》一章，尝引遍中西典籍，谓自明末清初以来，皆寻不出有何实据，可以证明葡人曾助中国剿灭海盗。要之，惟有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柘林兵变，葡人尝请参加镇压事。后来俞大猷尚有《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文中说：“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既然事后，澳葡请免贡事，尚且不许，更何得谓以澳门作酬劳乎?及至清朝乾嘉间，张保仔雄踞香炉峰，寇掠海上，朱萨士亦尝有说：“乾隆末年，广东海盗纵横，清吏尝请澳门协助，以保护水道治安。惟澳门葡人以要求恢复被满清取销之地方统治权时，该事就被搁置起来矣。”《香山县志》对张保仔横行海上，澳葡议事亭判事雅廉访请随师协剿事，亦尝载云：“嘉庆六年，琼雷间海盗滋扰，澳夷请备二舶，随舟师海捕，且以九事乞格外恩。知县许乃来以其非制，且挟故要求也，却之。”统上观之，当年炫说迫降海盗张保仔事，前因后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