攷屯門，在廣東東莞縣屬南頭之東，與九龍相接。唐朝韓愈詩有:“屯門雖云高，亦應波浪沒。”之句，蓋即指此。據《廣東名勝誌》有云:“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又嶺外代答之航海外夷條亦有云:“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是即為葡人初至中國之門檻也。葡人歐維士，原是印葡之海軍將領亞豐素雅布基之部下，嘗充當聖約翰羅未沙號船船長。被委尋求到中國之航路。遂於一五一三年五月，偕同其子，及一書記官，共三葡人，乘坐一艘葡國帆船，跟隨一位老華僑率領之四艘漁船指引，於一五一四年同抵屯門。是年其子死於該處。歐維士隨即返回麻剌甲（馬六甲）。翌年（明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印葡政府迺正式派遣葡人斐來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由歐維士領導，聘問中國。至一五一七年六月（正德十二年），再隆重委出拜訪中國之葡國使節比留斯（Thomaz Pirez），由葡吏安刺德（F.Peres Andrade）護送，先到屯門，請求南頭之備倭官，准其直駛廣州。幾經交涉, 始蒙許可。到達廣州後，比留斯擬入覲明帝，遞呈國書，請求通商。惟廣東守臣，未便遞允，奏聞於帝。惟詔諭不允其請，迺返屯門。以上均見中國典籍所載。如《天下郡國利病書》有云：“廣東巡撫林富奏疏云，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為之奏聞，此不攷成憲之過也。”又東西洋攷有云：“佛朗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銃聲如雷，以進貢為名。撫按查無會典舊例，不行，迺退泊東莞南頭。“以上所叙各葡人，皆為歷史記載中之最早到中國者，除歐維士於一五一四年最先尋得到廣東屯門之航路外，其他則為正式受命聘問中國，及為請締國交之使節。故中國之文獻，皆以彼等之來，始作首次記載。但各書所紀之年份，則稍有出入， 茲為參證起見，爰將各說錄出如後:胡宗憲之《籌海圖編》云:“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十二年(一五一七)，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佈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京。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又姚虞之《嶺海輿圖》云:“其佛郎機國，前次朝貢不與，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東莞縣界，守臣通其朝貢。“以上皆載其於明朝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來中國者，惟以下則載其於正德十三年，及正德十四年來中國者。何喬遠之《名山藏》云:“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國王蘇端媽末為佛郎機酋所逐，而據其地，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佈政使吳廷舉兼海道副使，議許之。“又嚴從簡之《殊域周咨錄》云:“本朝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佛郎機大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攷日人藤田豐八所記，則謂正德十三年來中國者，不過乃滿剌加之使臣耳。而葡人蒙特托達朱薩士所記，則謂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艦長安拉德護送葡國使臣比留斯初至中國屯門。是則《籌海圖編》及《嶺海輿圖》等所說為確也。自從比留斯滯於屯門後，經過數年，後來得到一位通譯火者阿三之介，夤緣權貴，終於正德十五年（一五二零年），獲許先到南京。翌年（一五二一年），始得到達北京，居於會同館，亦稱四夷館。攷火者阿三，自言本是中國人，善葡萄牙語，為比留斯之通譯。想是回教人，蓋昔之回教徒，常用火者以冠姓氏。案元史嘗有火者傳，曰：“火者，其官稱也。“後來火者阿三卒因驕縱無禮而伏法，比留斯亦被連累，送返廣東。終於一五二四年五月，病殁獄中。當一五二二年時，安拉德之弟西蒙安刺德(Simao D.Andarde)又在屯門被逐，緻構成新會西草灣之役，自是以後，葡人再未來屯門者凡數十年。迨至一五四一年，才又有葡人法利亞(Faria)率艦至浙江寧波，葡人稱之為“Liampo”實即寧波灣內之雙嶼島。據日本一鑒云：“嘉靖庚子，許松許楠許棟許梓等兄弟，及王直，由麻剌甲引佛郎機來浙海，泊於雙嶼島大茅等港“。又俞大猷《正氣堂集》有云：“數年前徽州浙江等地方之番徒，引誘西南諸蕃至浙江雙嶼等為貿易。“延至一五四八年（嘉靖二十七年）才完全離開雙嶼島。自離開雙嶼島後，乃轉徙福建之漳州。最初到漳州之葡人為左治麥加連那（Jorge Mazcarenhas），案東西洋攷有云：“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之賈人，往貿易焉。“攷福建漳州，即昔之月港，亦即海澄縣屬。而葡人之在漳州者，實乃居於海澄近邊之浯嶼，並嘗自建房屋，以為貿易中樞，據傳說，當時葡人曾推舉蘇舍（A. Botelho de Sousa）為漳州港太守云。後因商人錢債糾紛，卒致釀成漳州之役，時在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也。葡舶自漳州退出後，曾一度到詔安縣地，但卒返回廣東，而在浪白澳居留。據《明史•佛郎機傳》云：“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朱紈為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又犯詔安，官軍迎擊於走馬溪。”是即紀此役也。葡人後來在粵居留之浪白澳，或稱浪白港,及浪白滘。在香山之南，當時不僅為葡人貿易之所，且其他各國之市舶，亦皆停泊於此，故《讀史方與紀要》云：“浪白澳在香山之南，為番舶等候接濟之所。”《香山縣誌》亦云：“浪白澳在香山澳 西迤南九十里……昔番舶藪也。”浪白澳，自從嘉靖二十八年葡人始來貿易，後來因其風浪險惡，始漸漸移到澳門來，大約於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之間。按龐尚鵬之《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有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待船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根據以上所說，可知葡人之來中國後，只在廣東，已有三處港口，即屯門，浪白，及澳門也。後來卒放棄其二，而只留澳門，築城建市。

孤城天設險　遠近勢全吞寶聚三巴寺　泉通十字門 以上之五言絶句，乃古人李珠光詠澳城詩也。攷澳城，乃澳門之古城。明朝天啓年間，為葡萄牙人所築。溯嘉靖以前，葡人尚未來澳時，澳門本屬中國一個小小漁村，並無城廓。不過是香山縣南之香山澳一小部分。香山澳又名濠鏡澳，乃珠江口瀕海之一個小半島。島內當時除澳門外，尚有數條小村，如望廈、新橋、龍田、龍環、沙梨頭、蘆兜城、沙岡、塔石等地區。後葡人攏合各村，將整個濠鏡澳擴展成為澳門市，且更將氹仔路環連同澳門，稱為“澳門省”矣。比之當年之澳城面積，何只倍徒。但澳城雖小，比諸未築城前之澳門街，則又似是一泱泱大城也。澳城舊事，載在中國典籍可稽者不鮮。茲略舉數則，聊供參證。如周景濂編之 《中葡外交史》有云。“一六一五年（萬曆四十三年），澳門葡人乃建築三巴炮台，及加思欄炮台，以為之備。一六二二年（天啓二年）荷蘭亞洲殖民地太守郭氏（Kocn），率艦隊多艘，由喀西里亞斯海岸登陸，作第二次之襲澳。終被三巴炮台炮擊潰退，自此以後，葡人並進一步，將三巴門與水坑尾之間砌成圍城一道,儼然成澳城矣。惟以未得廣東地方政府之允諾，顯係有背中國主權。故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為明總督何士缙所墮。既而葡人又築，又為海道副使徐如珂所毀。澳城雖被毀，然不久葡人仍有圍墻之恢復焉。”對於澳城之興廢，澳門海防同知印光任，其所撰之《澳門紀略》，又有如是之記載:“澳城，明季創自佛郎機（按明時稱葡人為佛郎機）。萬曆中，蔡善繼由香山令仕至嶺西道。總督何士縉采其言，下令隳澳城台。天啓時，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墉垣，如珂昌言於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觀上二說，可知葡人於明朝時候，已在澳門築城自固。後為明吏所毀，但葡人仍舊修回圍墙，照常保留城基界址，歷二百餘年，至清朝同治初年，葡人才自拆去，但澳城之遺跡，又據汪慵叟之澳門雜詩，曰: “澳城固而庳，明代已毀壞。基阯猶可尋，纖兒昩邊隘，地志亦有言，倚水以為界。長城稱萬里，自大誠狡獪。安得張許才，威棱懾中外。”其自註云:“今媽閣炮台後街，稱萬里長城。前臨北灣，所謂東南倚水為界也。 西北圍墻，今東望洋山下，尚有雉堞遺跡，迤邐下屬，水坑尾與荷蘭園大炮台相對處，故城基阯，髣髴可尋，當是昔時，以此為界。”澳城之存在，既獲明證。

蓋中國自古以來，本是閉關自守，迨至明朝洪武初年（一三六八），始立舶市，稍與南洋諸國貿易。正德時，葡人初來中國，原亦只求通商，及經過西草灣之役後，中國迺嚴加防範。施行海禁，互市遂致中輟。遞至嘉靖初年（一五二二），廣東官吏，又有請求復開蕃市者，如巡撫林富，嘗力陳有四利，故卒獲解禁。據《澳門紀略》云：“唐宋以來，諸蕃貢市領之市舶提舉司，澳門無專官也。正德末，懲佛郎機頻歲侵擾，絶不與通，嘉靖初，有言粵文武官俸，多以蕃貨代。請復通市，給事王希文力爭之。蕃舶禁絶。已而巡撫林富言，互市有四利……詔從之，諸蕃之復通市，自林富始。“中國既解除海禁，各國自是又得在浪白澳經營互市。至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都指揮黃慶受賄，代請將舶市由浪白澳移到濠鏡，於是始有外人在澳門貿易。《澳門紀略》又云：“十四年，都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泊口於濠鏡，歲輸課二萬金。澳之有蕃市，自黃慶始。“當時澳門之舶市，不過權准搭篷交易，市罷即撤去，舶亦出洋，不許外人居留者。及至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葡舶託言遇風，借澳地聊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允之，葡人自是遂得在澳門居留。《澳門紀略》亦有云:“三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茅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甓榱桷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根據上文記載，可知葡人於嘉靖三十二年已來澳門。惟尚未實居，當時之明朝官吏，尚有一部份人主張，將葡舶再移回浪白澳者。但延至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故葡人品篤（Mernão Mendes Pinto）之《遠遊記（Peregrinação）》及蒙特托達朱薩士（Montalto de Jesus）之《澳門史 （Historico Macau）》皆認一五五七年為葡人獲居澳門之正式年份也。梁嘉彬之《廣東十三行攷》有云：“嘉靖以後，以防倭故，市舶時置時罷。十四年(一五三五)，市舶自電白移於濠鏡，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葡舶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翌年，海道副使汪柏權以濠鏡海外浪白滘與之互市。又越二年，汪柏立“客綱“，“客紀“於廣州，以廣、泉、徽商主之。至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始許葡人借地之請。”又據嘉靖四十三年廣東御史龐尚鵬之《撫處濠鏡澳夷疏》有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待船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其所謂往年者，當是三十二年以後之事；而所謂近數年來者，殆即指三十六年之間歟？蓋龐尚鵬之疏，為澳門之最古記載，中國文獻當以其為依據也。至云築室以便交易，究竟其所交易者為何？攷林希元《與翁見愚別駕書》有云：“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之胡椒、蘇木、象牙、穌油、沈朿、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鷄之屬,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是即當時葡舶互市之情形也。

葡人自築澳城，雖明朝官吏，隳其垣墉，而仍再修之。後來葡人又自毀之，雖清朝官吏，勘存界址，而其竟毀滅之，原因無他，澳城要擴展，其經歷所必然者也。澳城擴展之經過，始終一如幾何理法，由點而線，而平面，而全圖。其初由濠鏡隙地，而澳門街，而澳城，而整個濠鏡澳，寖且建氹仔、路環也包涵在內，而稱“澳門省”焉。攷其歷史經過，今試就中國舊有文獻，舉例證述之。徐繼畲之《瀛環圖誌》云：“隆慶初，葡萄牙國人抵粵東香山縣之濠鏡，請隙地建屋，歲納租銀五百両 ，疆臣林富代請，許之，葡萄牙人遂立埔頭於澳門，是為歐羅巴國通粵東之始。”此即濠鏡隙地之例證也。張鳴岡《奏請約東澳夷疏》云：“奏請就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棚，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藉以旅，獒，明，王，德，四，譯，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各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一聽約束。”此即澳門街之例證也。《香山縣誌》海防篇云：“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蕃，出居浪白外海，還我濠鏡故地，當事不能用。蕃人既築城，聚海外雜蕃，廣通貿易，至萬餘人。”此即澳城之例證也。由是觀之，所謂濠鏡隙地，實即澳城之始點，亦即葡人最初到來澳門之地也。茲就陳沂所著之《澳門》一書所載：“葡人初入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廟宇為地名，故以初到所見者名其地。各國歷史稱澳門為（Macao）者，其名當起於此。”又據西文強克斯脫（今譯龍思泰 Ljungsted）所著之《中國葡萄牙殖民地史略》又稱：“於一五五七年，有名 ‘阿媽’一荒蕪小島，被指定為彼等居住地。及彼等乘船直駛其地，知其地即為（Macao）。”更據托利各爾脫（Trigault）所著之《中國基督教傳教史》亦有說：“澳門之名，起於其地有阿姆（Ama）一神祠。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阿姆海門之意。此祠迄今猶存。”根據以上中西文獻所說，可證葡人最初到澳之地，實為濠鏡澳舊時之北灣，即今媽閣下環。蓋昔媽祖閣廟前海傍，原有石碑一塊，刻着“媽祖閣渡頭”數字，傳即為舊日葡人最初來澳之登陸地點。按當年葡舶既泊碇北灣，借地曬晾水漬貨物；又搭篷樓息，以謀貿易；寖且住此不忍離去，更請歲輸課稅聚居，明吏許之，遂成澳城之始點。攷龔翔麟《珠江奉使記》有云：“今之澳門，即舊名濠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為澳,就灣停泊。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嗣是，濠鏡隙地,便擴展成為澳門街焉。澳門街，既是由濠鏡隙地擴展而來，而澳城，亦是後來由澳門街擴展而成者也。蓋明嘉靖時，葡舶既泊媽祖閣渡頭，遂於北灣海濱，結篷曝貨。初僅茅舍，繼且築室。明吏受賄，居漸內移。廣開貿易，呼羣而至。以灣作澳，依谷置市，嚴然成坊，遂稱為澳門街焉。攷澳門街，古只稱大街焉，即今之營地大街也，昔時該街之兩端，各設閘門一度。東曰“石閘門”，西曰“紅窗門”。中國設關扼守。所以石閘門外，今有關前街。而紅窗門之街名，今葡文譯作有“Rua da Afândega”，即關卡也。且李家圍內，其壁上，舊有“澳門”兩個擘巢大字，所以標示此處方為澳門，但今已湮滅矣。當日澳門街之區域，只限於此。而葡人亦只許在此範圍內，經營貿易或居住，不準閒出或闌入也。所以明朝督撫，有要於其聚廬大街，中貫四維，樹柵設防，以約束澳夷云云。話雖如此，但法久玩生，而葡人以貿易所獲不貲，遂競相舉族而來，年以澳門街之小小區域，保持甚暫。不久便逾限築室，明吏受賄，視若無睹，葡人建城墻，設堡壘，居然由澳門街而擴展為澳城焉。據龐尚鵬之《撫處濠鏡澳夷疏》云：“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且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幾許，而衆殆萬人矣。”由此以觀，可知其當時擴展之速也。澳門街既擴展成為澳城後，由明而清，至道光廿九年以前，葡人都一向保持此範圍。該城墻界址，雖曆來皆不為中國官吏所承認，且曾屢次墮其城，毀其垣，但隨摧隨修，葡人終仍砌回短墻一道，而自以為限耳。查該短墻舊址，以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界址情形疏》，言之最詳，茲節錄之云：“由家私欄炮台起，向北轉西，至水坑尾門；又轉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門；又轉北，沿白鴿巢，至沙梨頭閘門；向西南，至海邊高樓止。”由此以觀，葡人於當時，已擁有整個濠鏡澳之西南半壁。至於沙梨頭，沙崗，塔石，龍田，望廈等村，及青洲小島等，尚未在範圍之內。而圍墻內之澳城面積，據當時張甄陶之《澳門圖記》有云：“由望廈而西三里，為澳門。其地週一千三百八十餘丈。因山勢高下，築屋如峰房螘垤者，澳夷之居也。”至於當年澳城之形勢，據《香山縣誌》說：“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圍墻，東南倚水為界。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日花王廟門，今俱塞：大門三：曰三巴門，曰水坑尾門，曰新開門；炮台六，最大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四十七，銅具十六、餘鐵，上宿蕃兵，下為窟室，貯焰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兩台對峙東西山上……”按所說“東南倚水為界”一語，蓋昔日濠鏡澳尚未填海，故東面山麓，便是海濱；南灣規圓如鏡，亦是一泓綠水；而北灣舊址，即今之爐石塘一帶，舊本是河邊渡頭。當年澳城陸地，實未有如現在之廣闊也。明朝天啟年間，葡人已將澳門街擴展成為澳城矣。嗣後，其族人來澳日衆。至萬曆初年，明吏為防範其再事擴展計，迺於濠鏡澳之蓮花莖處，建立一度關閘門，以便戍守，並以統制澳城糧食，蓋此處迺濠鏡之咽喉也。按《澳門紀略‧形勢篇》有云：“出（前山寨城）南門，不數里為蓮花莖。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堤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跗萼連蜷，曰蓮花山。莖從山而名也。萬曆二年，莖半設閘，官司啟閉。上為樓三間，歲久圯。康熙十二年，知縣申良翰修，增建官廳於旁，以資戍守。每月給夷人米石，訖即閉。”又據H.Bernard之《天主教十六世紀傳教誌》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國當局，靠土腰之最窄處蓮花莖，築高垣一道，中留一大門，門上置有崗警。大門每隔五日開放一次。除規定時間外，門上貼有封條六張，上面寫着中文（孚威鎮德）等字。”至於葡人蒙特托朱薩士(C. A. Montalto de Jusus) 所著之《澳門史（Historic Macau）》則稱：“廣東地方政府之設立此關閘，除限定境界外，並藉以統制澳門葡 人食糧之購買也。”其所謂“限定境界”一語，究屬錯誤。蓋當時之關閘門以南，和澳城以北，整個濠鏡澳半島中，尚有望廈，龍田，龍環，沙崗，塔石，新橋，沙梨頭等七村，仍是中國之神聖禹甸。即當時澳城之法治，亦有澳丞管轄也。葡人自從在澳門築壘建城後，迄明而清，二百餘年來，何以都謹守城牆，未有越雷池半步者？良以明清官吏，對葡人來澳後，擴展之迅速，不得不謀嚴密防範。如萬曆時，設立關閘門於蓮花莖，以限制其糧食，後又於香山之雍陌營，置參將，集千兵以戍守。至天啟時，更改置參將於前山寨，配備水陸精兵哨船等。戒備益嚴，處此嚴重防備之下，自然邊境安謚無事，故《明史‧佛郎機傳》有說：“終明之世，此蕃固未嘗為變也。”當此時期，葡人正謀自固其圍。且嘗求援於我國，因當時之荷蘭，英，法等國，皆艷羡葡人得居澳門，正欲奪取澳門而代之，屢見於行動也。如《中葡外交史》所載：“一五八零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蘭商人出入於里斯本，荷人迺有謀奪取葡人東方貿易中心地澳門之舉。於一六零一年，派測量隊至澳門， 當時雖被葡人所獲，然葡人終以澳門缺乏防禦設備，恐慌異常。一六零四年，荷蘭司令官華威克第二次東來，擬襲取澳門，以阻於颶風，未果。”又有云：“一六二二年，荷蘭亞洲殖民地太守郭氏，率艦隊多艘，由喀西里亞（按今之海國遊魂處）之海岸登陸，作第二次之襲擊，終被三巴炮台炮擊潰退。”按是役之前，葡人已向明朝乞援。並請准其修築城垣，即《澳門紀略》所載：“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垣墉。”以上所舉，皆為荷蘭人䁗睮澳門，葡人請中國官吏援助之例證。至於英法人謀奪澳門之事實，容再詳述之。澳門，原迺神明華甸，實毋須辯言者，故昔葡人雖擴展澳城以居，但其保護和法令權責，悉須聽命於我國，雖在清朝乾嘉間亦然也。今試就當年英法覬覦澳門，澳葡尚藉我國出頭抗拒，唯清吏諭令調處言之。如一七九五年時，葡法兩國，在歐洲正處交戰狀態中。一法艦諉稱追捕英船，侵入澳門。後得香山縣官，出來干涉，其事迺寢。又如一八零二年，英印總督鑒於法艦襲澳，藉恐危及中英貿易為詞，先徵果亞葡督同意，派艦來澳。澳葡拒其登陸，英軍竟強佔澳城。葡人迺乞援於兩廣總督吉慶，卒諭英兵退出澳城。又據《香山縣誌》載稱：“偵報鸚頸有紅夷三舶，詭言將往日本貿易。不數日又三舶至，光任聞大府，調集舟師分佈防範，八月九日皆升帆若遠揚狀。俄而佛郎西來告亟，光任與統巡香山協副將林嵩，令各營哨船橫截海面，且遣澳夷目，宣諭威德。會日暮西南風作，佛郎西三舶疾駛入口。紅夷計沮,迺逡巡罷去。”此又一事也。又一八零八年縣誌又載：“會弗郎西與英吉利構兵，遣人告西洋王毋與英吉利通。英吉利聞之，先遣兵脅西洋王，隨遷美利加洲。大班拉弗偵知其事，致書伊國孟加刺之總管，遣兵頭喥𡀔唎來澳，以防護弗郎西為名。於八月二日擁入澳門。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唩嚟哆報縣，知縣彭昭麟請大府封艙，撤買辦，禁在澳服役人從之……曉喥𡀔唎以利害，迺俯首服罪，隨回澳門歸國，十一月七日也。”統上以觀，昔年澳城凡有事，葡人皆請中國官吏出頭抗拒或調處，如此態度，已為當時澳門地位之最好例證也。澳城曆久再無擴展，大抵因中國防範嚴密，及荷英頻年騷擾所致也。惟於一六零四年時，羅馬教耶穌會之大三巴修院院長賈華遼（Val.Carvalho）與東方巡教監范禮安（Valignano）二人，嘗私自到濠鏡澳西北隔水之小嶼青洲島，建立教堂。但因其未得廣東地方官許可，且疑其為建築炮壘，迺於一六零六年由駐澳華官，親自率衆到青洲將之焚燬。竟觸怒耶穌會徒憤恨，澳城騷動。後得香山縣令准其復建，惟另立一石碑，表明此島為中國領土。更築高墉，如城垣然。按《明史‧佛郎機傳》云：“萬曆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張大猷欲毀其墉未果。但至天啟時，終為廣東監司馮從龍所燬。《明史‧佛郎機傳》又記其事：“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洲城，番亦不敢拒。”會當時耶穌會士與其他會士，黨爭正烈，值中國官民疑青洲築壘，一般反對耶穌會之教徒，迺詭說耶穌會士郭居靜（Lazare Cattaneo）有謀叛明帝陰謀。遂使居澳華人，及廣東官吏大為恐慌，於是民則避居，軍則秣馬，封倉閉閘，全粵騷然。據《中國基督教傳教史》記其事，“澳葡糧斷受困，迺急遣葡員二人，赴省陳述：謂葡居澳久，向愛和平，對中國並無危害企圖，請毋誤會。因是中國派人蒞澳調查，知是謠言，疑團迺釋。”又據《中國葡萄牙殖民略史》則大略謂：“兩廣總督戴曜自得郭居靜謀叛告後，立命總兵襲取澳門，事先遣探偵察。始悉此僅為澳門宗教內鬨所致，絕無謀叛事實，迺罷攻澳之舉。”嗣是，澳局遂平定如初云云。

葡萄牙人自明朝嘉靖年間，來居澳門。初時葡舶不過謂暫借濠鏡隙地，以曬水漬貢物。繼而築室以居，寖且來者日衆，竟然鄰舍櫛比，當時有澳門街之稱。據縣誌云：“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蕃舶托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曝諸水漬貢物，海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茇舍，商人牟利者運瓴壁榱桷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不踰年，葡舶在澳貿易，獲利不貲，其國人來者益衆；更藉口防範荷英侵襲，遂擴地築城以自固。據《明史‧佛郎機傳》云：“佛郎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墺濠鏡者，至築室建城，雄據海畔，若一國然。“先是十六世紀初期，荷蘭人有謀奪葡人掌握之東方貿易中心地——澳門。葡人懼，迺有向明朝官吏，請修築城垣之舉。據《澳門紀略》云：“澳城，明季創自佛郎機，萬曆中，蔡善繼由香山令仕至嶺西道，總督何士晉采其言，下令隳澳城台。天啓時，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蕃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墉垣。如珂昌言於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領兵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當時葡人雖擅將三巴門及水坑尾等處，自築一道城牆，儼然成澳城矣。但以未得明朝官吏許可，終被中國軍兵拆毀。不久，葡人仍有修復圍牆之舉。據《澳門圖記》云： “澳舊有夷城，前明總制何士缙[何士晉]隳之，惟築短垣一帶為限耳。“查澳城牆，大約建於公元一六二三年，即明朝天啓三年，迺當時澳葡兵頭佛蘭司士。馬士加連耶氏（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驅使荷蘭俘虜所築成者。據《澳門三百年（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cão）》一書所述該城墻其底闊為二十指尺，漸漸向上收窄，至城牆頂闊為十五指尺。城牆高度為五十指尺（每指尺SPAN約等於九英寸）。全城牆為泥土及白灰滲以草根，槌椿結成，甚為堅固。自從澳門於一六二二年，當荷蘭海賊侵襲失敗後，所餘荷人除死亡外，全數盡成俘虜，葡人為防範再遭侵襲，及自固吾圍計，故由葡王委任一王親，即馬士加連耶氏，來澳就任兵頭，以資防守。孰料初來時，為澳中葡人反對，只得匿居大炮台中。和解後，始築此城牆。中國文獻中如《明清史料》乙編之澳夷築城殘稿，嘗載其事： “(上缺)環架大銃數十門，外望皆曰銃台，其實中虛，非壘基也。偵者屢報夷人築城費銀二十萬，報知該國王，謂已拓據中朝一方地。該國王遂遣親侄，名噥咈𡅧[口糸][口氏]㖵為呶嘮，賚勒前來鎮守。夷言呶嘮，即華言兵頭也。兵頭因築此垣，虛中聳外，欲規畫為殿基，後建塔，請封一王子居守，故兵頭盤踞此中，護惜城台，每有存亡與俱之意。幸蒙本部院指授方略，首絕接濟，以扼夷之咽喉；既繁攪頭，以牽夷之心腹；官兵密佈，四面重圍，嚴拿奸黨，招回亡命；又用間用諜，挑窮夷鬼婦，與兵頭為難。浸成內變，番哨闌出，又一鼓成擒，不能得志。於是夷始坐困受命，叩關甘認拆城毀銃，驅奸滅哨，歲加丁糧一萬両，編附為紙，寫立認狀在案，當督夷人攪頭夫役，自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三月初四日止（下缺）”攷當年荷蘭俘虜所築的城牆，只是澳門東隅之沿山一帶，與及以大炮台為中心，左右分築城牆各一道：東邊橫截雀仔園與荷蘭園，聯達天文台；西邊橫跨沙梨頭而至海邊。兩城牆分闢二門，曰水坑尾門，曰三巴門。葡人遂自以為，城牆以南即為葡人之澳城也。另於澳門西南端，加築城牆一道，由燒灰爐海濱起，沿西望洋山，綿延而達媽閣廟傍止。昔人號此段城牆為“萬里長城”，現今媽閣街，尚有人沿俗稱之為萬里長城也。此段城牆，原來不與澳北城牆聯續者，故《澳門紀略》註云：“澳城固而庳，明所毀餘也。今在聚廬中，與西北圍牆不相屬。”至於南環一帶，昔日亦有一道圍牆，沿著海濱建築者。此道圍牆，原迺後來於清朝嘉慶時，英國人藉口保護澳葡，恐西班牙兵艦來侵澳門，故特派使英兵登陸澳門，嘗佔據了一個時期。後來幾經中國封關，迫令其退出後，深恐其再來偷襲，當時中國兩廣總督百齡，曾與巡撫韓葑，親自來澳巡閱，並諭令葡人，沿海築此圍牆，以防英艦者。據祝淮《香山縣誌》載云：“總督百齡，巡撫韓葑，先後臨閱澳門，以自加思欄炮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石磡，易於爬越。英吉利夷兵，由此潛登，令澳夷加築石女牆，以資防堵。”案此事在鴉片戰爭之前，澳城實為當時遠東之唯一商埠，故英人每存覬覦之心。及後英人既得香港，遂視澳門如蔽屣矣。至是而後，澳門商業亦一蹶不振，而對澳門古城，葡人不得不謀擴展，於是拆城毀牆，葡人自為之耳。

攷明朝嘉靖年間，葡人最初來居澳門者，約有九百人。當時之澳門，不過被視作一個市舶貿易站耳，所以一切事件，初皆聽命於我國，澳葡只有一位所謂代權官，來代表其葡國政令，遇有任何設施，得在議事亭奉商於我國官吏而已。後來民事漸繁，澳葡迺從中選出一位富商名比利喇(Diago Pereira)做本處首領，同時並選出馬力加(Malaca)副主教傳道神甫等，組設本處的民事及教會組織，故時常在議事亭來商討建設計劃。惟因比利喇一向不肯受葡萄牙本國政府節制，據朱薩士之《澳門史》嘗稱：“葡王為求中國皇帝准其在中國自由傳教起見，本擬選派旅澳之比利喇赴中國，但當印葡總督奉諭命其出發時，比利喇已被澳門葡人公選為澳葡首領，不受印葡總督命令。後來事聞於葡王，以其未獲葡國許可，擅受民衆推選，怒其藐視王法，因於一五六三年以敕令廢其職，惟迄至一五八七年比利喇依然在任，足見當時王令之不行也。”蓋葡萄牙本國自從一五八一年起，至一六四零年止的六十年內，其本國國土已完全被西班牙王吞併，而葡主亦要流亡到巴西去矣。當一五八三年之際，澳葡主教賈尼路(D.Belchior Carneiro)為著欲保存澳門獨立地位起見，遂召集澳葡民衆大會，議決以民選自治制度治理澳門。規定檢事一人，判事二人，長老三人，均從澳葡民衆選任。得到印葡總督認可，迺於翌年(一五八四)組成，正名為“澳門議事局。”一五八二年(即明朝萬歷十年)，澳葡於議事亭內籌劃民選自治，組織議事局。 明朝兩廣總督陳瑞知之，曾下令召澳門主教，及議事局判事委黎多前來詰責。據葡人朱薩士之《澳門史》載稱：“一五八二年，方當澳門葡人正式公開繳納地租與中國政府之際，有閩籍兩廣總督，以葡人在澳妄自濫使行政法權，有違中國皇帝恩准葡人居留澳門之初衷，特召澳門主教民政長官及議事局判事等前去詰責。初時各人擬不應召，奈為顧全澳門葡人安全計，迺不得不選派天主教教士駱基勞(Migue Ruggiero)及彭尼拉(Matthias Penella)二人，攜備天鵝絨、鏡子等名貴禮品前去，奉呈兩廣總督，藉邀歡寵；並鄭重陳明澳葡臣服中國，對憲令弗敢有違，始蒙兩廣總督，許其無事焉。”查《廣東通誌》職官條有：陳瑞，福建長樂人，進士，萬曆九年以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任兩廣總督云。惜其以巍巍高官，竟貪圖小利，不能徹底追究，致養成後憂，殆澳葡素來賄賂之手法勝利歟!後來至一五八六年，由印葡總督奉葡王詔論，授澳門議事局以特許狀，准其依照印度柯枝市制，試行組織。迨後更得到統治葡萄牙之西班牙王承認，迺於一五九五年三月三日，正式成立為“澳門市議事局”，或稱澳門市政廳，或俗稱金巴喇。

“澳城，明季創自佛郎機”。《澳門紀略》此一語，已經說明澳城之由來矣。但攷其詳細歷史經過，首當明白佛郎機之所自來。佛郎機本為西文（Franks）之譯音，迺古代北歐民族之一。後來移居歐洲西南各地，嘗建立一強大帝國，雄視全歐，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皆其支系也。故中古時代之阿拉伯人，常與歐人來往，皆稱歐人為佛郎機。而當明季葡萄牙人初來中國時，亦沿用阿拉伯人通譯，竟然專稱葡萄牙人為佛郎機。按日人藤田豐八著之《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攷》一書，其註有云:“佛郎機又作佛朗機及佛狼機。東方海上諸國人，一般均稱Frank，此在宋元時代既然。嗣後因近世葡萄牙人，航至東方，故遂變為其特稱。佛郎機學葡語Fran-gves之對音，據Barros氏云，當時之東方人，已如此呼葡人矣。”澳城創自佛郎機，是即葡萄牙人所建也。故欲研究澳城之由來，則對葡人來中國之歷史，對葡人到澳門之經過，必須有全面之認識，有精詳之探討，方能明白。溯葡萄牙人之最初到中國海岸者，為歐維士(Jorge Alvares)，是於公元一五一四年（明朝正德九年），由麻剌甲（馬六甲）乘帆船來到中國廣東沿海之屯門(Taman)。即於岸上竪立其攜備來之石柱徽誌。該式樣，即如竪立在澳門南灣澳葡政府大廈對門之歐維士石像是也。

溯自葡人歐維士（Jorge Alvares）於公元一五一四年，初到中國廣東省之屯門鎮；次歲一五一五年，印葡總督正式遣使中國；至一五三五年，前山都指揮黃慶納賄，以濠鏡澳為蕃市；後於一五五三年，海道副使汪柏又徇賂，許葡舶借濠鏡澳隙地，曝諸水漬貢物，初僅茇舍，漸且建室，來居日衆，儼然成坊，遂稱澳門街焉。至一五五七年，澳葡竟正式自認澳門為居留地，更擴大區域；又於一六二二年，築城以自固，由是澳門街變而為澳門城焉。再到了一八四九年，澳葡藉口亞馬勒事件，佔領關閘汛牆，並從此以後，竟自認由三巴門以北至關閘之地皆為葡領，於是澳城再被擴展至整個濠鏡澳，而稱為澳門市焉。又於光緒年間，更將澳門附近之島嶼潭仔、過路環，置為澳門附屬地；並於一九五五年七月，葡國頒佈澳門海外省組織法，於是澳門，氹仔，路環合併被稱為澳門省焉。縱觀澳門曆史，由一五五七年而迄，在澳歷時四百餘年。足見明朝官吏之貪污，清季皇帝之苟安，以致金甌坐缺，玉版由人，令人不勝慨嘆。明末清初之志士屈翁山先生詠詩澳門詩，節錄數首：“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山頭銅銃大，海畔鐵墻高，一日番商據，千年漢將勞。”“路自香山下，蓮莖一道長。”“蠻王孤島裡 ，交易首諸香。”“南北雙環內，諸番盡住樓。”“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