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9月28日，澳門西洋足球隊 (即澳門無畏警察聯隊)訪穗，與廣州警察聯隊舉行友誼賽。廣東地方史志編撰委員會編：《廣東省志．體育志》，第975—978頁。

民國十九年(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5月5日，利宵中學體育館開始興建，並於本年內落成，這是當時澳門最為現代化的體育場館。館內設施十分先進。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02號卷宗，第S-G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39頁；施愛萍(Albina dos Santos Silva)等編：《教育影集：澳門教育日誌》，第98—99頁。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4月18日，港澳埠際足球賽在澳門舉行。由於港隊輕敵，僅派遣二流隊員參賽，澳門隊首戰告捷。鐵面人編1950年《體育年刊》之《港澳埠際足球比賽略史》。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2月20—25日，香港賽馬會假澳門黑沙環舉行香港第二周年春季大賽馬。20日第一天的賽馬為預賽，22日、24日及25日三天為正式比賽，比賽分為自由遊牧式、設置障礙式和加設賭注式三種形式，每天均有三名騎士獲勝。據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記事冊所載，香港賽馬會於1842年及1843年假澳門賽馬場舉辦過兩次賽事。The Friend of China, January 2nd, 1844; Vol.3, No.94, p.196.《香港建造業百年史》，第84頁；魯言：《馬年談香港賽馬史》，載《香港掌故》第2集，第127頁。關於1842年至1843年香港賽馬在澳門黑沙環舉行之事，我們一直未發現最原始的記錄。據The Friend of China, February 23rd, 1843; Vol.1, No.49, p.194 記載：“我們很遲才收到一條澳門賽馬會的消息，因此，未能放入我們的日程計劃。無論賽馬是在週一或週三舉行，無論結果會如何，我們都敢斷言，我們期待的1844年初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春季賽馬會，將會吸引更多的人來觀看，其規模將遠遠超過在澳門舉辦的任何一屆賽馬會。”可知，1844年的香港賽馬會即在香港舉辦。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12月，港澳乒聯再次舉辦埠際賽，在香港青年會舉行，結果澳男女兩隊慘敗。1941-1946年，因戰爭緣故，埠際賽中斷。鐵面人編1950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27、28回及第36回。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9月，體育界人士舉辦了各式各樣的體育籌款比賽，其中澳門三個體育團體舉辦了“和平杯”排球三角聯賽慶祝抗戰的勝利，幷將球賽的門券收入捐贈給慈善機構。同時，澳門乒乓球界舉辦了“三烈士杯乒乓球獻金賽”，這場活動共籌得葡幣20多萬元。傅玉蘭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175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0月13日，鑒於澳門近代體育形成初期是以澳門官立學校體育為主，澳門政府頒佈第二份重要文件，即第51號法令：《體育局體育運動場規章》，決定將青年學校體育運動場──塔石球場移交給澳門體育局，作為專門的“學校運動場(C．D．E)”，並制定相應的必要規章進行規範引導，將體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來予以支持和發展，但又高度重視過度熱衷運動帶來的副作用。其中章程第三款闡述了建“學校運動場”的目的為在校青少年的體育教育，通過體操和競技運動，塑造健全體魄的民眾，以應對生活的挑戰和保衛國家。這是澳門政府第一份關於學校體育教育的正式文件，即保障在澳門教育局的領導下推動和指導全澳學校的體育教育和學生體育運動。《澳門政府憲報》1924年3月1日第9號。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本年，第一屆港澳埠際男女乒乓球賽在清平戲院舉行，港紳何東爵士、何世耀出席並頒獎。當時澳門乒乓球隊實力較弱，故所有男子女子獎品均被港隊囊括。齊天：《澳門乒乓沿革史》，載麥荊雷主編：《澳門乒乓：澳門中華乒乓總會特刊》，1949年3月；鐵面人編1950年《體育年刊》之《皇朝興滅記》第15回及第19回。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10月31日，“戴維斯杯” (Davis Cup)世界網球公開賽冠軍亨利‧科撤特 (Henri Cochet)及菲律賓冠軍弗蘭西斯科‧阿拉貢 (Francisco Aragon)在文職人員網球場進行表演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