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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同志,引為知己:孫中山離澳主因分析——孫中山與澳門新論系列・之三

著(者):黃文輝

孫中山於1893年9月底離澳赴穗,且於1894年春節前返澳正式結束此地醫業。當時,孫中山來澳不到一年,但已幹出不錯成績。他居住在仁慈堂右巷,也把診所“孫醫館”設在這裡,又在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每天早上十點更會到鏡湖醫院贈診兩小時。他的醫療聲譽日隆,以盧九為首的一班本地商紳聯名為他登《春滿鏡湖》廣告;葡籍醫生則對他日益不滿,因為他為葡人治病,損害了他們利益,於是想方設法去打壓他。不過,他在葡人中也交到好朋友,比如《鏡海叢報》的老闆、土生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更是飛南第的伯父、當時聲名顯赫的澳門名人非難地伯爵(Conde de Senna Fernandes)的座上客。1 從各方面來看,他在澳門似乎前程錦繡。當年8月下旬,他跟仁慈堂簽了一紙租約,租下議事亭前地14A號房屋,似乎滿腹大計。然而,他跟仁慈堂租約的墨跡尚未乾,9月26日他就登報說“晉省有事”,而且把中西藥局的事務都交予他人打理,看起來要離開一段長時間⋯⋯(參見:〈孫醫館到底在哪裡?〉)

在一片前景光明的情況下,孫中山離澳赴穗,所為何事?他自己在《倫敦蒙難記》中解釋說因受到葡醫排擠而不得不離開,然而筆者在前篇〈孫中山離澳“受葡醫排擠”說獻疑〉中,已說明只要他不替葡人看病,他仍然可以留在澳門執業。

到底什麼是導致孫中山離澳赴穗的最主要原因?

一、有人說與鏡湖有關

1893年12月19日,《鏡海叢報》刊出一篇〈照譯西論〉(圖1)文章,現在經學者考證,已證實係“中論照登”,其作者應是《鏡海叢報》主筆王孟琴。因該文批評鏡湖醫院(圖2),王孟琴假託係該報葡文主筆所寫。2 該文在盛讚孫中山貢獻的同時,批評鏡湖醫院對“孫醫”不公,院內有人對其妒忌。由此,有學者提出孫中山離開澳門,受鏡湖醫院仝人嫉妒排擠是另一重原因。3

圖1 〈照譯西論〉謂孫中山為鏡湖醫院中人所忌,但其時孫中山早已離澳

圖2 鏡湖醫院舊貌

〈照譯西論〉關於孫中山在鏡湖醫務的描述,實係誇大之詞,比如說孫中山每日在鏡湖醫治百數十人,但孫中山每日只在鏡湖贈診兩小時,不可能為這麼多人診治。4 鏡湖醫院非但沒有虧待孫中山,反而是諸多禮遇,這一點是孫中山在《倫敦蒙難記》中自己承認的。5 這裡擬強調兩點:一,說孫中山受鏡湖中人“所忌”,目前文獻只有〈照譯西論〉這一篇記載,孫中山、康德黎、陳少白、馮自由等人均沒提及。二、〈照譯西論〉此文刊於1893年12月19日,那時孫中山已赴穗兩個多月,王孟琴是在其“缺席”的情況下將之抬出,作為批評鏡湖的彈藥。最重要的是,孫中山在鏡湖是贈診,不收費的,與鏡湖沒有僱佣關係。正如黃宇和教授所分析,即使孫中山真的與鏡湖中人有衝突,最多不去鏡湖贈診而已,他仍然可在澳經營藥局與醫館,無需因此而離開澳門。6

所以,不管是孫中山自述的葡醫排擠說,還是後人猜想的與鏡湖中人衝突說,均不影響孫中山繼續留在澳門行醫。

二、澳門為“革命運動之開始”

筆者認為,以下馮自由在《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圖3)中所說的“物色熱心同志”“引為知己”而不得,才是孫中山離開澳門的最主要原因:

"總理居澳數月,時欲物色熱心同志,如鄭士良陳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只有同邑人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數人往來石岐香港澳門間,相與暢談改革,餘人皆不敢引為知己。因之遂有易地廣州,另創門面之意。⋯⋯總理早認澳門為無可活動,遂乘機收束中西醫局(按,應為中西藥局),而移於廣州。” 7

圖3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1948年版封面

根據馮自由上述記載,孫中山在澳門是身在行醫,心在革命,希望通過行醫結識到更多像鄭士良、陳少白般的“熱心同志”。馮自由的這個記載是有跡可尋,具可信性的。

眾所周知,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已有改革中國之志,更與陳少白等人結成“四大寇” 大談革命。來到澳門,孫中山在診症之餘,依然在思考進一步推動變革的方法。他自己說“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圖4)。這有以下兩事可以佐證。

圖4 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講述“四大寇”,並謂懸壺問世,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

1893年8月1日,Echo Macaense於第2版刊出“漢語版”8摘要目錄(圖5),第四項為“社論,關於香山改良”( Artigo de fundo, sobre melhoramentos de Heang-shan),並附該社論簡介:

本期社論為一封孫醫生(Dr. Sün)致鄭豫軒(Chiang-keng-heng) 9 (曾任中國駐華盛頓公使,現居香山)的信函。兩位皆為該縣人士。
孫醫生在信中敦促鄭豫軒利用其影響力,在香山縣推動以下三項要務:第一, 拓植桑樹與發展蠶業。第二, 創立戒除鴉片惡習之協會。第三,推動公共教育發展,普及至每百戶人家即設立一所學校。其後附有本報編輯部評語,對孫醫生之主張表示贊同。10

圖5 1893年8月1日Echo Macaense刊載其“漢語版”摘要,簡介同日刊於《鏡海叢報》頭版的孫中山致鄭豫軒(藻如)信函內容

據上述簡介可知此文便是後來稱為《致鄭藻如書》的內容。Echo Macaense刊載的是該報“漢語版”摘要,則該信全文是登在同一天的《鏡海叢報》上。此日的《鏡海叢報》暫未發現,今人得知此文,是通過《濠頭月刊》(圖6)以〈孫總理致藻如書〉(圖7)為題轉載,但該報說是“錄自光緒十八年澳門報”,光緒十八年為1892年1月30日至1893年2月16日,現可知其年份記錄有誤。11 此文正確發表日期應是1893年8月1日,“澳門報”便是《鏡海叢報》。12

圖6 《濠頭月刊》封面,圖片轉引自盛永華、張磊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

圖7 《濠頭月刊》誤記發表日期,正確應是1893年8月1日在澳門《鏡海叢報》,圖片轉引自《辛亥革命與澳門》

孫中山把原先寫給鄭藻如的私人信件,交給《鏡海叢報》公開發表,顯然有“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之意。與朋友在私下高談闊論已不能滿足,他要把自己的觀點與立場公之於眾,以期引起共鳴,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孫中山說澳門“為革命運動之開始”,此事是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另一個可以說明澳門為孫中山“革命運動之開始”的,是《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中這段著名的話(圖8):

正是在澳門,我第一次得知有一個政治運動的存在,我最好將它描述為“少年中國”黨的形成。該黨的目標如此明智、如此謙遜,又如此充滿希望,以至於我的同情心立刻被它吸引,我相信加入其中,就是在為國家的利益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其理念是實現和平的改革,我們希望通過向朝廷呈遞溫和的改革方案,來開創一種更符合現代要求的政體。這一運動的核心本質,在於建立一種憲政形式的政府,以補救正使中國痛苦呻吟的那種舊式、腐敗且失效的制度。13

圖8 孫中山《倫敦蒙難記》載“少年中國”黨及其宗旨

雖然學者還在爭論“Young China” party究竟是什麼組織,但撇開這個不論,這段話清楚表明孫中山在澳門期間,並不是滿腦子只有醫務,而是積極投入一場變革中國的運動之中,雖然當時他還只想以和平的改良(而非日後的起義革命)去推動。

要變革中國談何容易,孫中山當然需要志同道合的人來共商大計,故此“時欲物色熱心同志”。可是在當時環境下,莫說小小的澳門,即使在整個中國,能與孫中山超前思想共鳴的人,可謂鳳毛麟角。他在〈中國之革命〉中說:“乙酉(按,1885年中法戰爭)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 14又在《孫文學說》中透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結果當然是“杳不可得”。

孫中山不是個只尚空談的人,當見到澳門“無可活動”時,便轉移去廣州尋找機遇——把在澳門發展起來的改革思想實踐起來。事實上,孫中山於1893年9月底離澳,當年冬初便與友人在廣雅書局內的抗風軒聚會,提議成立團體,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15 翌年春節前,他在正式結束澳門醫業後,就返去翠亨村閉門寫〈上李鴻章書〉,16 啟動“向朝廷呈遞溫和的改革方案”計劃。

三、醫國,才是孫中山的“醫業”

有人會問:孫中山當時在澳門的醫業可謂蒸蒸日上,為什麼要突然結束?

首先,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中反覆說“借醫術為入世之媒”“ 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即是說他是以行醫作為進入社會、結交人士、掩護並推進活動的媒介/途徑。行醫是手段,不是目的。據他的翠亨村鄰居兼檀香山興中會元老陸燦回憶,孫中山曾向友人說:“如果我做醫生,我一次只能治好一個病人,如果我幫助中國獲得解放,我能同時治好四萬萬人!” 17 醫國,才是孫中山念茲在茲的“醫業”。

其次,正因為孫中山以“醫國”為終身理想,故以醫術賺錢根本不是他的追求。孫中山行醫時收入不俗,在前篇〈孫中山離澳“受葡醫排擠”說獻疑〉中,已可知孫中山到陳樨平家看診兩次,收取醫藥費100元,而他租用議事亭前地14A號的房租一年才144元,此可見孫中山醫療收入之高。陳少白回憶說︰“(孫中山)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掛牌行醫了。⋯⋯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之多”;18 但又說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賺來的錢,到手就完”。19 對自己開辦的藥房,孫中山也是“把店裡事務,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後來資金用完,要陳少白去幫忙維持。20

1909年,有人誣指孫中山借革命以“得名”“攫利”,他大為憤慨,在給吳稚暉的信中直言:“以我為‘攫利’,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以前,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固優勝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則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圖之快樂我無不得之”;“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間,而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萬之資,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每年所得亦不止萬餘元,此固港粵人人所共知共見也”。 21 在梳理清楚孫中山在澳的史事經歷和醫療收入後,當知其上述所言不虛。

孫中山離開澳門之時,正是其醫務事業將要騰飛之際,然而,眼見國家有“膏肓之病不能除”,孫中山一心想著“補救”那陷於呻吟的中國,在“經濟界”的優勝地位根本不在其考慮之列,亦不是其顧戀之事。孫中山在澳門認識到一種改良中國的運動,為此願意捨棄其如日方中的醫療事業,從醫人走向醫國,此正是澳門作為孫中山“革命運動之開始”的意義所在,亦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人格偉大之體現所在。

作者附記:本文改寫自筆者研究孫中山澳門史蹟的論文,為適應網上發表,刪去與主題無關的考證文字及非關鍵性註釋。本系列三篇文章承蒙金國平教授審閱指正,筆者參酌其中的意見修訂文稿,特此鳴謝。

注釋:
1. 黃文輝:〈土生葡人富商非難地伯爵與澳門華商〉,《文化雜誌》第118期(2023年),頁162–170。
2.〈照譯西論〉結尾加上一句︰“此由本次之西洋報倩託名手以繹登,操觚政者不與聞也”,顯然是王孟琴怕得罪鏡湖醫院而加上的“此地無銀”說明。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李向玉主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頁237-239。
3. 費成康︰《孫中山和《鏡海叢報》》,《鏡海叢報(影印本)》,澳門、上海: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頁6。
4. 關於〈照譯西論〉誇張失實之處,需從當時粵、港、澳三地的醫療實踐角度深入解釋,此處限於篇幅,無法展開,容日後另文詳釋。
5.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自述:“予既卜居於澳門,澳門中國醫局(按,即鏡湖醫院)之華董所以提攜而噓拂之者無所不至”。《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版,頁50。
6.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 1866-1895》,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481。
7.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10。
8. Echo Macaense 與《鏡海叢報》是同一份報紙的葡文版與漢語版,同日創刊於1893年7月18日,最初以“Semanario Luso-Chinez”(葡漢周報)形式出版,葡語在前、漢語在後,但兩種版本內容並非直接翻譯,而是自主編輯。1894年2月21日葡語版與漢語版分離,各自獨立出版。參見金國平:〈《鏡海叢報》之主筆考——孫中山先生隱瞞與鏡湖醫院華人之衝突試析〉,頁231-232。
9. 豫軒是鄭藻如的字,故此函應稱為〈致鄭豫軒書〉。關於鄭藻如,參看吳相湘:〈中國駐美公使鄭藻如生平事蹟〉,《現代史事論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年,頁135-151。
10. Echo Macaense, N.º 3, 1 de Agosto de 1893, p. 2.
11. 關於《濠頭月刊》轉載此文詳情,見黃彥:〈介紹孫中山《致鄭藻如書》〉,北京:《歷史研究》第6期(1980),頁183-189。
12. 據葡文摘要,此文在《鏡海叢報》應是以“社論”形式放在頭版,內容是關於香山改良的,或者其題目便是〈論香山改良〉之類,〈致鄭藻如書〉是後人據內容改定的。孫中山在文中稱“某今年二十有四”,論者據此推斷寫作於光緒十六年(1890),被認為是傳世的孫中山最早論著。參見於梅舫、陳欣:《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57-58。孫中山可能是1890年寫成此文,但到此時才正式發表於澳門《鏡海叢報》上。
13. 譯文為筆者據英文原版自譯,參見《孫中山全集 (第一卷)》,頁50。
14. 孫中山:〈中國之革命〉,黃彥主編:《孫中山著作叢書:自傳及敘述革命經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78。
15. 於梅舫、陳欣:《孫中山史事編年》(第一冊),頁74。
16. 見同上書,頁76-77。
17. 陸燦著,傅伍儀譯:《我所了解的孫逸仙》,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年,頁14。
18.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南京:建國月刊社,1935年,頁11-12。
19. 同上書,頁12。
20. 典型例子是孫中山返回翠亨村閉門寫作〈上李傅相書〉,及為此前往上海時,完全不理廣州東西藥局事務,要由陳少白為其打理及結束。同上書,頁12-13。馮自由說東西藥局“開業未及一載,以交遊日廣,所費浩大,藥局資金多挪作別用,是冬遂有不支之勢⋯⋯乃派陳少白至廣州結束所業。”見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頁11。澳門的中西藥局也是交托陳孔屏管理。
21. 孫中山:〈致吳稚暉述歷來革命經費收支實情以辯誣函〉,黃彥主編:《孫中山著作叢書:自傳及敘述革命經歷》,頁70-71。


更新日期: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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