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各省相繼響應,清朝統治在革命浪潮中迅速瓦解。不過,在武昌的槍聲響起之前,澳門的革命活動早已悄悄展開。當時的革命人士如何在這座城市尋找同志、傳播思想,又如何讓更多人認識共和與革命?早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不久,革命人士已開始把澳門納入華南的革命網絡,並在這裡設立落腳點,向大眾宣傳革命和共和的思想,讓居民認識和支持革命。
一、革命首先要找到人
1905年,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東京召開會議,整合各地的革命力量,在8月20日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號召,組織推翻清朝和帝制的革命。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希望在中國各地建立分會,革命人士開始在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發展革命根據地,後來延伸到西貢、新加坡、檳城等海外華人社會。
在同盟會成立後不足三週(9月8日),孫中山委任馮自由和李自重「在香港、粵城(廣州)、澳門等地聯絡同志」,兩人的主要任務邀請革命志士入會,壯大革命的力量。孫中山的安排是希望他們整合香港興中會的組織,聯繫且吸納革命人士。在1906年,馮自由出任香港同盟會分會會長,開展香港及周邊地區的革命工作 1。
雖然孫中山的委任狀把香港、廣州和澳門視作同盟會在華南發展的重要地方,但馮自由和李自重的人脈聯繫主要在香港,反而缺乏在廣州和澳門兩地的經驗,因此馮自由派出阮亦周、劉思復(又名劉師復)和劉樾航等人到澳門開設同盟會在澳門首個革命機構——「樂群書室」2 。
二、樂群書室:草創時期的革命地點
在1906年,阮亦周、劉思復和劉樾航被派往澳門,他們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樂群書室」,標誌澳門的革命活動進一步確立3 。
大家或者會問,為甚麼革命黨人的第一個機構是書室呢?
的確,這與大眾印象中轟轟烈烈的印象有很大出入,但對革命者而言,他們就是找人,這就如孫中山的委任狀一樣。晚清革命組織在地方發展,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接觸志同道合的人士、建立聯絡和傳播思想。書室的形式可以讓活動以讀書、閱報和交流的名義進行,也較容易吸引知識分子和青年參與,他們需要把革命的理念宣揚,令有心之士加入組織,才能推出下一步的行動。這就是為何阮亦周等人先成立樂群書室,這裡提供革命的書刊和報章給有興趣的讀者,同時亦可接觸青年和知識份子,也可作為革命人士們聯絡和吸收成員的據點,這就是革命人士用讀書為名來推廣革命。
除了宣傳和集會之外,樂群書室到底有甚麼作用?據馮自由回憶,劉思復曾在樂群書室試驗炸藥。這段記載也讓我們看到,早期革命人士的活動並不限於思想宣傳,部分成員亦同時參與武裝革命及暗殺行動的籌備4 。當時,革命人士不只發起武裝起義,他們另一個對抗清朝的手段是策劃暗殺,用炸藥襲擊朝廷高層官員 5。劉思復雖然沒有在澳門發動襲擊,但他在往後成立暗殺組織,並在1911年間在廣東發起多次暗殺行動,為廣州的革命創造契機6 。
不過,樂群書室僅經營幾個月,便因「得基本會員數人,不得已宣布解散。」7 這一方面是同盟會當時的重心放在香港,而非澳門,招募新成員的效果不如理想,另一方面是當時澳門的維新派勢力較大,使同盟會在澳門的經營成果甚微,並在1907年暫停在澳門的活動,但樂群書室的結束並不代表革命組織退出澳門8 。
三、培基二等學堂:向下一代作革命的啟蒙
在1909年冬,同盟會成員在澳門創立澳門分會,機關設在南灣街41號,作為日後革命人士在澳門計劃及後勤基地9 。同盟會澳門分會初時由謝英伯擔任主盟人,後來他被派往檀香山後,改由林君復繼任主盟人。除了林君復,其他主要成員還有劉公裕、盧怡若、陳峰海、劉卓凡、陳卓平、林了儂等人。在1910年秋,同盟會澳門分會再改組為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總支部。
除了總機關之外,早在澳門分會創立之前,同盟會亦創辦新式學堂,作為宣傳革命和傳播思想的重要場所,但為甚麼要從教育入手呢?
晚清的中國正經歷劇烈的轉變,例如在教育上,傳統私塾多以教授識字與儒家經典為主,幫助學生們備戰科舉,考取功名,或做一個儒家禮教下的「君子」。然而,在面對近代化的衝撃下,學生不僅需要識字和接受傳統倫理,更應成為具備近代知識與思想的「國民」。在清末,維新派人士陳子褒設立「蒙學會」,在澳門推動改良教育,在澳門、香港、香山和新會等地有多家學堂採用新式的「蒙學」,教授知識和宣揚維新思想,對當時的澳門教育界有一定影響 10。除了維新派,同盟會成員在澳門也創校來宣揚革命思想。
在1908年,同盟會成員潘才華在下環鵝眉街四號建立「培基兩等小學堂」11 。「兩等小學」是學堂分為高等小學(四年)和尋常小學(五年),學生們學習經學(包括修身)、國文(包括訓話、習字)、體操、歷史、格致、衛生、算術、地理、畫圖、歌詩,高等小學就多了英文。此外,培基學堂為平民學生設有織襪簡易科(織造),推動振興實業。與「卜卜齋」相比,新式學堂教授各種新知識,還有體操來鍛鍊身體,達到智體兩全的新「國民」,而不再是識字和修身。
新式學堂不只是傳授新知,也成為學生討論國家前途的重要場所。據當時的學生趙連城憶述,學校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舉行演說會,演講內容從善性惡、尊孔反孔,再到立憲和革命等,學員們就這些議題展開論戰12 。有時候,學堂邀請同盟會成員到場演講,如同盟會香港分會主盟人謝英伯,但後來學堂的演說會受到干涉而停辦。為了讓同盟會成員會和學生聯繫,他們走出課室,採取郊遊會的形式聯絡。
培基學堂的學生在革命和共和思潮的影響下,趙連城與馮秋雪、古桂芬、馮印雪、周樹勳等人組織學生社團「非儒會」,後來社團成員增加,他們相繼展開論戰,甚至公開談論革命13 。一些學生更走出校門用實際行動表達反清情緒,如一群學生來到營地大街的「寶衡銀號」抗議店舖掛上代表清朝的龍旗 14。在眾多學員中,趙連城在學期間已參與革命活動,後加入同盟會,成為澳門分會最早的女成員15 。
培基兩等學堂是同盟會澳門分會的重要外圍組織,為同盟會發展會員、開展宣傳工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在辛亥革命之後,這所學堂在民國初年增辦中學一、二班,升格為「培基中學」,繼續為澳門的教育發光發熱16 。
四、演講和演戲:寓革命於娛樂
靠學堂來宣傳革命思想,固然把思潮傳到下一代,但點燃革命的薪火,仍然是當代的群眾,因此宣傳工作必須給更多人,特別是無法閱讀的普通勞動人口和基層市民。
澳門作為一個港口城市,港澳兩地人員往來頻繁,乘客在渡過數小時的航程中,這段空暇的時間成為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輿論戰場。當時,有同盟會成員登上往來港澳的輪船,在推銷藥品時也介紹革命思想,提倡男女平權和婚姻自由等,以「醫人」的宣傳為包裝傳播「醫國」的理念,受到不少旅客的歡迎17 。據趙連城回憶,保皇派人士亦曾仿效革命派,在船上宣揚忠君孝親的思想,但當時旅客對這類宣傳似乎反應不大。
除了在船上宣傳之外,向大眾推廣思想的方法不能總以說教的方式,需要寓教於娛。晚清澳門的華人社會仍然以普通勞動者和基層市民為主,識字人口有限,單靠印刷品不足以讓革命思想接觸更廣泛的人群。革命人士借助娛樂方式宣傳思想。在電影、電視和短片出現之前,最流行的娛樂就是粵劇和粵曲。
早在1904年至1905年間,興中會成員陳少白、李紀堂(他的其中一名胞弟是李寶椿)等人在廣州開辦「天演公司」,招收兒童設戲劇學校,除了普通教育,也教授戲劇常識,名為「采南」歌戲班,在香港和澳門兩地演出,可惜公司營運不到兩年,便因資金不足而解散,但這啟發了革命人士以劇宣傳的方法,馮自由稱之為「開粵省劇界革命之先聲」18 。
在1907年前後,同盟會成員黃魯逸、黃軒胄等先在澳門組織「優天社」,但劇社曾因經濟不支而解散,後來重組為「優天影社」,通過改良粵劇來宣傳革命思想。當時,優天影社最受歡迎的劇目是《火燒大沙頭》,故事以清朝官吏殺革命志士秋瑾為主線,還有《黑獄紅蓮》、《夢後鐘》等勸人戒煙戒賭的戲劇。除了澳門之外,香港、廣州等地亦有革命人士組織戲班,這種批評時政和社會惡習,宣揚革命思想的新戲班,被稱為「志士班」,深受大眾歡迎,甚至到南洋(東南亞)向當地華僑演出 19 。除了「優天社」和「優天影社」之外,同盟會澳門分會還創立「仁聲社」,地址在分會所在的南灣街41號,演出反封建和提倡民主自由的劇目20 。
結語
從樂群書室到培基學堂,從港澳渡船上的宣傳到優天社的舞台演出,革命人士嘗試透過不同方式接觸澳門社會,這些活動未必每次都能吸引大量參與者,但它們逐漸建立起人際聯繫、宣傳渠道和組織基礎。1909年澳門同盟會分會正式成立後,革命活動亦進一步走向組織化。當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澳門的革命人士又如何利用這些既有網絡,推動剪辮、成立閱報報社,甚至策劃香山起義?
注釋:
1. 孫中山安排馮自由和李自重到華南聯絡革命人士,很可能是出於兩人關係密切,並且在香港和廣東的革命人士有一定聯繫。馮自由出身於旅日華僑家庭,他的父親馮鏡如在1895年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結識,當時他們因乙未廣州起義失敗而逃亡日本,接觸革命人士,而他在十四歲加入「興中會」,其後他與廣東留日學生多有聯繫,也是革命報刊《中國日報》(由香港興中會創辦)和《大同日報》(美國三藩市)的駐東京記者,使他與香港革命人士有緊密的聯絡。李自重是香港富商李煜堂之子,因在日本留學而與馮自由等人結識,後來兩人更有姻親關係。在孫中山的委任狀下達後,馮自由和李自重改組香港的革命組織,吸納香港興中會的成員,而李煜堂也收購《中國日報》報社,以此建立同盟會香港分會的組織。參自吳志良、婁勝華、何偉傑,《革命、戰爭與澳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3 - 86頁。
2. 吳志良、婁勝華、何偉傑,《革命、戰爭與澳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9頁。
3.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金星出版社),第690頁。
4.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金星出版社),第690頁。
5. 李金強、趙立彬與谷小水,《從帝制到共和:中華民國的創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3 - 105頁。
6. 在1906年夏秋間,同盟會成員計劃在廣東起事,劉師復為配合即將發動的潮惠起義,在1907年6月決定策劃暗殺時任兩廣總督岑春煊和水師提督李準,但因炸藥失慎爆炸而被捕。他後來獲救後,在1910年成立「支那暗殺團」,他擔任團長,高劍父為副團長。該團於1911年在廣州發起多場暗殺行動,包括擊傷李準、炸死廣州將軍鳳山,為革命排除障礙。在民國成立後,「支那暗殺團」自行解散。參見李金強、趙立彬與谷小水,《從帝制到共和:中華民國的創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9 - 110頁;吳志良、婁勝華、何偉傑,《革命、戰爭與澳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8頁。
7. 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金星出版社),第690頁。
8. 吳志良、婁勝華、何偉傑,《革命、戰爭與澳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8頁。
9. 婁勝華,〈二十世紀初孫氏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載於李向玉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第394頁。
10. 鄭振偉,《百年樹人:清末以來的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第27 - 30頁。
11. 這所學堂的校史與1902年創立的「啟蒙學堂」存在不同說法,兩者是否具有承接關係,仍有待進一步考證。參見何偉傑,〈晚清澳門校史研究的辨偽:以“培基”(1908年)混淆為“啟蒙”(1902年)學校為例〉,載於李向玉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第438 - 445頁。
12.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08頁。
13.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05頁。
14. 培基學堂的學生與富衡銀號的主事人發生爭執,並向龍旗擲石,銀號主事人於是報警,當時華人探目劉康善到場,見到學生多是紳商子弟,於是勸導學生守秩序,也勸說店舖把龍旗取下,讓事件平息。參見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06、307頁。
15. 趙連城加入同盟會澳門分會後,在1911年派到香港同盟會機構之一的實踐女校工作,負責港澳交通和代課任教工作,辛亥革命期間隨謝英伯、高劍父等人前往廣州。1912年返回澳門,與同為培基學堂的同學馮秋雪(澳門華商馮成之孫)結婚,其後在澳門參與中華革命黨的反袁討龍工作。參見張梅,〈張梅〉,載於李向玉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第212 - 215頁。
16.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1頁。
17.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06頁。
18. 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星出版社),第338、339頁。
19.「優天影社」解散後,陳鐵軍等舊社成員在1908年另組「振天聲」戲團,地址在廣州荔枝灣彭園,其歷史劇大受歡迎。不過,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同年逝世,清朝以國喪為由禁止演戲,「振天聲」戲團為賑災籌款為由到南洋各埠,也利用這機會聯絡當地華僑支持革命,戲團更在新加坡與孫中山見面。然而,「振天聲」戲社因聲勢浩大,被保皇會的報章攻擊,無法在內地立足,故與香港的「現身說法社」合併,易名「振南天」,但劇團不久亦解散。在1911年春,陳少白、黃咏台等創立「振天聲白話劇社」,與舊「振天聲」不同,新社用白話配合新劇,是廣東白話劇的起始。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金星出版社),第338 - 341頁。
20. 婁勝華,〈二十世紀初孫氏革命黨人在澳門的結社活動〉,載於李向玉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2年),第397頁。
更新日期:202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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