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陶，香山縣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碩果詩社成員。[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創辦華僑工商學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華僑工商學院遷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轉徙重慶。[4]1945年8月14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恢復上課，淑陶擔任院長。[1] 1947年秋，華僑工商學院遷到廣州河南沙園，增設文法兩學院，改為廣州私立華僑大學。全校有教師80餘人，設立中國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教育、政治、經濟、法律、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建築工程、會計、工商管理、銀行等12個學系。 1949年2月，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成立董事會。該校繼承原工商學院面向華僑，從實際出發，注重學以致用。圖書館收藏有兩廣文獻、南洋文獻等珍貴圖書二萬餘冊，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時停辦。[4] 廣州被日軍佔領後，知用中學等幾所廣州私立中學遷往澳門。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粵省黨部書記長，李大韶、孫甄陶擔任執委。[5] 1949年1月，淑陶擔任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約唐君毅與錢賓四赴穗講學。4月4日，唐君毅與錢賓四同赴上海，7日轉乘金剛輪赴粵，11日抵廣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廣州中山圖書館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儀式，總秘書長方治、董事長黃麟書致辭，氣氛熱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餘嘉賓參加開幕典禮，場面熱烈。[7] 淑陶歷任重慶中華文商學院院長、香港華僑中學校長及董事長、澳門華僑大學校長。現今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設立紀念王淑陶教授學業優異獎，獎勵學業優異學生。 1991年，淑陶去世，終年85歲。著有《新哲學體系》、《物理學與心理學之新關係》、《陶園詩文鈔》等，《海天樓詩鈔》1967年由泰印務公司出版；《華僑教育的片面觀》一文發表在1943年《華僑先鋒》第5期上。[2] 現錄王淑陶的七絕詩一首： 《松山訪友》[3] 幾叢黃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貯白雲。 畢竟名山如有識，已藏風月又藏君。 [1]楊寶霖等：《東莞文史》（第24輯），東莞：東莞政協，1996，第86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頁。 [3]澳門基金會：《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屆粵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基金會，2007，第82-83頁。 [4]《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載“知識百科＂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東迅：《廣東抗日戰爭紀事》，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第541頁。 [6]《劉國強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圖書館簡介》，載“中國文化協會＂網，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學者、新派人士。 劉楨麟是康有為弟子，居住澳門。[1]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劉楨麟、何連旺等維新派人士熱情歡迎。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於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應運而生。 《知新報》報館設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總理為何廷光，康廣仁、劉楨麟、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恆煒、王覺任、陳繼儼等人擔任撰述，編譯英文為周靈生、葡文為宋次生、德文為沙士、法文為羅渣、美文甘若雲、日文唐振超。發行地點除澳門該報報館外，還有香港、廣州、佛山、石岐、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發行省內外、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眾多傑出人士聚集於澳門共同創辦《知新報》，並且取得突出的成績，這是澳門對中國近代文學、文化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知新報》是晚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時務報》齊名的重要期刊，成為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3]《知新報》與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被擁護維新變法思想的人視為最重要的三種報紙。[4] 1898年5月，劉禎麟與何連旺、張壽波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在《知新報》上大力宣傳，號召人們戒斷煙癮。當時澳門與上海、湖南等地一樣，是維新變法思想非常活躍的地區。[5]當時，不少人主張興醫學以強種強國。劉楨麟立即說：“積體而成人，積人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爆發，維新派遭到朝廷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劉楨麟等人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曾策劃派人赴京刺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劉楨麟撰寫《論西學與西教無關》、《復仇說》、《富強始於衛生論》、《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等文獻。 [1]《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載“王朝網路＂網，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載“中山網＂，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第253頁。 [6]《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78頁。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簡朝亮，字季起，號竹居，順德縣簡岸鄉（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簡岸村）人。學者稱為“簡岸先生”、嶺南近代著名經學家和教育家。[1] 父親簡孫揚精通文墨，長期在本族祠堂供職，家境貧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聰穎，刻苦好學，嚴格自律，品行高尚；27歲時補稟生，在廣州設館授徒。他37歲時，第五次應考舉人，落第後不再涉足科場；回鄉建讀書草堂，一邊講學，一邊讀書著述。 朝亮畢生師承朱九江的學說，極力宣導“通經致用”（掌握儒家經典精義，應用於人生實踐），尊奉孔學是“萬世學術之宗”，寫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風”；而對於興起的新學，抱有排斥態度，視為“介亂”、“離經叛道”。他把國家民族的危難歸咎於“人心不古”，一再呼籲“明正修身之道，始可達於治平之階”。 朝亮的思想雖趨於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為稟生後，生活仍相當拮据，卻從不為童生作擔保，以賺取酬金。每次應考舉子試，一般考生那樣出錢買謄錄（新科考試時，由於時間限制，考生不可能將考卷的作文草稿謄正上交。為便於教官批閱，考場僱用一批書手，只要考生繳交一定費用，可代為謄正草稿。這種做法叫“買謄錄”）。他認為一經別人謄正，便涉嫌文過飾非。時人認為，他連考五次都沒考上，與此有關。但他泰然處之，無怨無悔。 朝亮先後在廣州、順德、陽山築“讀書草堂”、“讀書山堂”，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專治經史之學，成就卓越；著有《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尚書集注述疏》、《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孝經集注述疏》等文獻。[2] 朝亮設帳講學30多年，社會影響頗大。他言傳身教，與學生一起篤行儒家修身之道。學生們深受潛移默化，走出社會後，大多大有作為和聲譽良好。他的儀態風度，無不令學生欽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在課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論滔滔，聲若洪鐘；每談到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時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聲疾呼，聽者無不為之動容。數十年後，學生們對此印象猶新，津津樂道。 朝亮門人眾多，人才輩出，如晚清國粹派領袖鄧實、黃節出自其門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權勢。清光緒年間，簡岸鄰村槎涌的豪強買通省衙門某達官貴人，偽造證據，拒絕出錢修築歷來由簡岸、槎涌、祿洲合修的三村堤圍，引起簡岸、祿洲兩村村民不滿，上告到縣衙門。順德知縣害怕得罪權貴，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親自到省上面見主管此事的讞官，而讞官官官相護，一臉不高興，斥責朝亮“無事生非，要脅官府，居心叵測”。 朝亮毫不畏懼，據理力爭。讞官見一個小小的生員居然斗膽頂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並咆哮道：“若還多嘴，當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於度外，大聲抗辯：“大人枉判此案，為害三鄉，即使殺了我。也無濟於事！”讞官氣得說不出話來，悻悻然退入後堂，半晌，重新走出來，態度稍為緩和，叫朝亮上前，讓左右把帽子還給他，但案件仍維持原判。 民國成立後，政權旁落於北洋軍閥手中。1915年，袁世凱網羅全國各地知名人士，作為他竊國稱帝的羽翼，朝亮在禮聘之列。他拒絕會見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幾天一無所獲，只好留下聘書，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遊歷澳門、香港。《讀書堂集》卷八記錄他遊歷澳門、香港詩作。如《澳門》詩寫葡國化的澳門，云：“大眼魚舵泛海家，澳門口岸阻浮沙。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後，他東渡香港，途經汲水門，有詩紀事。 來到香港後，新異風貌，使朝亮讚歎不已，他撰寫《香港四首》詩，分別介紹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馬路、番妓樓（妓院）、綠衣兵（警察），頗能刻畫出英國統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詩云：“白沙碧草路委蛇，雲氣初開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樓斜倚醉戎姬。”詩寫蒼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樓瓊宇之中，姿態多麼嫵媚呀！自洋人雜居後，西方的名物隨之進入香港。《大馬路》詩云：“夾道垂陰外國花，廛居畫地鬥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戲，但看西人走馬車。”寫港島大馬路上盛開著外國的花朵，殖民化可見一斑。 《番妓樓》寫洋人開辦的洋妓院，詩云：“金鏤花錢出碧洋，電鐙浮影錦衣光。可憐賣笑青樓女，一半番妝一半唐。”在燈光輝煌、雕飾華美的妓院中，有穿著唐裝的洋妓，亦有著番裝的唐妓，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當時香港青樓的獨特風貌，表明中西文化的進一步融洽。 《綠衣兵》詩寫香港警察：“吹茄號令報嚴更，頃刻旋收海市聲。借問月明誰犯夜，綠衣一喚萬人驚。”綠色制服，執法嚴明，成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這當然與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終年82歲。[2] [1]劉正剛：《居家憂國的簡朝亮》，載“南方網＂，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紅塵往事：嶺南儒宗簡朝亮詩中的香港》，載“新浪網＂，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劉逸生，原名劉錫源、又名劉日波，香山縣谿角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雲漢村）人。學者、詩人、資深報人、作家。 祖父是一個鞋匠。父親劉祥盛九歲時[2]，祖父去世，祖母獨力帶著父親弟妹三人艱難生活。父親在家鄉中山讀完小學，就做木匠學徒。 父親帶著全家，從家鄉前往香港，以補鞋為生。兄弟姐妹多個，逸生居長。他小學畢業後，因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去世；後母親李惠坤病逝，無法升讀中學。之後，他當過木匠、報販、搬運工，過著流浪般生活。但他自強不息，勤奮自學，刻苦用功，1931年進入香港《大同日報》當勤雜員，同年冬在香港《中興報》當見習校對。不久到澳門任職員。 1938年8月，逸生考入香港《星島日報》做校對、編輯；1939年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學習，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的教育；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學語文教員；1943年赴梧州任《言報》編輯主任。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廣州《晨報》任編輯主任；同年底，前往香港《正報》任副總編輯；1949年任香港《華商報》編輯。 解放前，逸生著有通俗讀物《“國大”演義》。他從排字工人、校對員開始，經過長期艱苦自學，終於成為著名的編輯、詩人和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 1950年，逸生回到廣州，先任《南方日報》副刊副主編。1957年《羊城晚報》創刊，他擔任第二副刊部主任；1958年加入省作協，1962年加入中國作協。1974-1978年，他在廣東中山圖書館工作；1979年調任暨南大學新聞系工作；1982年離休。 1984年，逸生被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長期致力古典詩詞研究和賞析工作；擔任中華詩詞學會理事、廣東詩詞學會副會長、嶺南詩社副社長等職。 逸生主要著有《元劇史話》、《唐詩小劄》、《宋詞小劄》、《龔自珍詩選》、《龔自珍己亥雜詩注》、《龔自珍編年詩注》、《唐人詠物詩評注》、《微型詩品》、《漫話三國》、《藝林小劄》、《事林小劄》、《史林小劄》、自傳《學海苦航》、長篇小說《珠水龍蛇傳》、《詩經》等40種，主編《小說軒》16種，個人詩集《劉逸生詩詞》等。 逸生的書法作品獲得日本書畫院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書道展特選獎狀；廣東“四大”名園之一、順德清暉園等藏有其書法楹聯。 逸生沒受過多少正規學校教育，在學術界沒有“同門”或師承關係，全憑自己自學成才。他為人謙遜，沒有將自己當作學術權威。父子、兄弟之間亦師亦友，家庭聚會時，家人自由發表意見，非常民主。 逸生妻子吳畹華，原是香港富商女兒。為了嫁給劉逸生，與家裡斷絕關係。吳畹華從小接受新思想，對舊式家庭裡種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她寧願離開安逸的家庭，與一貧如洗的逸生共同生活。從此，無論生活怎麼困難，她從不向家裡要錢。 許多年之後，年邁的吳父來廣州探望吳畹華，父女和好如初。吳畹華喜歡看書，更喜歡古典詩文，寫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生活的艱難，把她磨練成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只有在教孩子讀古典詩文時，她的興趣才得以發揮。她一生最愛教孩子們讀古典詩文，起初是教兒女，後又教孫子。 2001年10月3日，逸生在廣州去世，終年84歲。[3] 長子劉斯奮擔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劉斯奮所著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1997年獲全國長篇小說最高獎——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獲廣東省宣傳文化精品獎、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論文《朝陽文化、巨人精神與盛世傳統》，1999年獲得廣東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出版《黃節詩選》、《蘇曼殊詩箋注》、《陳寅恪晚年及其他》、《快活的蝙蝠》等。 同時，他精研繪事，尤其擅長中國人物畫，出版《劉斯奮人物畫選》、《劉斯奮畫集》等畫冊，並在廣州、香港、深圳、台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 次子劉斯翰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研究，曾任廣州《學術研究》主編；治詩、治史，出版《曲江集校注》、《海綃詞箋注》、《漢賦：唯美文學之潮》、《史與詩》等著作十餘種。 女兒劉聖宜讀書時年年得獎，恢復高考後，直接考取近代史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留校，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嶺南文史研究所所長；著有《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州近代開放史話——抵抗與吸收》，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廣東社會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長孫劉一行，畢業於廣州美術學院，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餘致力於漫畫、中國畫創作，專長現代水墨畫，出版《劉一行畫集》。[4] 30年代，劉逸生客居澳門，80年代憶詩。這首憶詩寫出30年代澳門的一個生活側面。潮聲歌聲交混，令人對自然、道德的判斷也有所混淆。 《內港西堤雜詠》[5][6] 內港西堤漲晚潮，一聲一歇到深宵。 月華醉人花寮去[7]，夜夜珠喉紫玉簫。[8] [1]《劉逸生》，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ailaspx?personId=259。 [2]王曉吟：《我與唐詩小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第147頁。 [3]王遠明：《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289-291頁。 [4]郭毓玲：《“名門望族劉逸生家族”父子兄弟亦師亦友談詩論藝書香漸醇》，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9日。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249-250頁。 [6]內港：澳門西部的天然港灣，由澳門半島南端之媽閣起，一直伸展到西北端的青洲止。 [7]花寮：妓院。 [8]珠喉：形容歌聲清圓婉轉。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釋光鷲，釋名光鷲，初名成鷲，後易名光鷲，字跡刪；原名方顓愷，字趾縻，生於番禺縣韋涌鄉（今屬廣州市番禺區鍾村鎮韋涌村）一個書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書畫名家。明朝舉人方國驊之子、方殿元弟弟、畫家梁啟運女婿。[1] 父親方國驊為明朝舉人，隱居教授，有學守堂，學者稱“學守先生”。[2] 光鷲12歲時，補邑弟子員；15歲時遭國變、就有出世之想。因為父親健在，他未能如願，乃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指周敦頤。因其原居道州營道濂溪，世稱濂溪先生）、洛（指程頤、程顥兄弟，因其家居洛陽，世稱其學為洛學）、關（指張載，張家居關中，世稱橫渠先生，張載之學稱關學）、閩（指朱熹，朱熹曾講學於福建考亭，故稱閩學，又稱考亭派）之學。 光鷲35歲時，父親去世。他奉母羅浮，躬耕盡孝。次年，他投石洞離幻元覺禪師。光鷲一向戒律精嚴，道範崇峻，但母親去世時，他不顧俗僧的譏議，痛哭奔喪，一遵儒禮，頗見經格。[3] 光鷲一生雲遊四方，擔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錫澳門普濟禪院。 晚年時候，光鷲掩關於廣州大通寺。清朝後，他堅守氣節，參與抗清復明活動。他擅長內、外學，佛學著作頗豐，書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詩集》15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嚴經直說》十卷、《金剛經直說》一卷、《道德經直說》二卷、《莊子內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經懺直音增補切釋》一卷、《老子直說》二卷等。 光鷲擅畫花卉，工書法，其行楷取法於顏真卿、蘇軾、米芾，堅韌質樸，頗有禪味。草書則取法顏真卿，厚重古勁，極有骨力，氣韻生動。現存的書法多為晚期的作品，個人書法風格鮮明，通篇老筆紛披，縱橫交錯。他喜用竹筆為書。嶺南書法，陳白沙創茅龍筆於先，光鷲使用竹筆於後。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鷲去世，終年85歲。[1] 現今澳門普濟禪院內現存釋光鷲草書屏條，骨力洞達，跌宕瀟灑，屬於珍貴文物之一。[3] 2008年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專案”，是搜羅較全的釋成鷲詩文合集，三冊57卷近100萬字，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詩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並附錄《紀夢編年》續編。“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4] 現錄釋光鷲的詩兩首：[2] 《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雖將人物寄東林。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鳩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只愁關禁年年密，未得閒心縱步吟。 《青洲島》 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驚濤晝起雷。 制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台。 [1]黎向群：《嶺南歷代書法名家》，廣州：廣東省出版集團，2008，第74-75頁。 [2]王桂雲：《愛國詩僧光鷲事略》，載“廣州文史＂網，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鵬翥：《澳門古今》，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第185-186頁。 [4]《佛門劇跡嶺南重寶——釋光鷲花卉長卷》，載“拍賣官網＂，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