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民，澳門畫家、澳門四界救災會理事。 抗戰期間，梁惠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獲選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理事兼勤銷部主任。[1]當時，他在澳門一家戲院任廣告繪畫員，收入豐厚。他辭去工作，參加回國服務團第一隊（簡稱第一隊），前往華南戰區工作，李雲鋒負責向連隊講《論持久戰》課程，他負責教士兵唱救亡歌曲。[2] 1939年，第一隊出發到西江高明後，由縣黨部派往第三區。第一隊所駐的自衛團在某大隊內負責政治訓練工作。經過22天訓練後，該團即奉上峰命，派往海口打擊敵人，第一隊亦派員隨往協助。經一天一夜苦戰，終將敵人擊退。不久，在第一隊努力推動下，第三區鄉民協會、婦女協會、少年抗敵先鋒隊及兒童識字班、婦女識字班相繼成立。 2月5日，第一隊經第四戰區動委會檢查工作的結果，認為成績良好，被編為戰時工作隊第一五七隊。自編隊後，隊員在工作上，更加努力。除在該區工作外，又分派一支隊，往距離約28華里的某鄉工作。之後，隊員們工作更加繁忙，而精神更振奮。 1月21日，第一隊正準備為鄉民醫治外科時（因該地鄉民多患外科病），突聞敵機轟炸聲，探悉為高明城被敵空襲，即會同隊員九人，盡取所有藥品，步行35里，馳往救護。抵達災場時，罹難者滿目皆是，斷臂殘肢，呻吟不斷，其慘狀令人目不忍睹。該縣平民醫院因經費困難藥品缺乏，沒有藥品可用，救出的傷者只用藥棉敷傷。 第一隊抵達後，除努力協同救治外，並將所攜來的藥品分發應用，各傷者始得以善其後。是役死傷110餘人。之後，梁惠民返回澳門，除述職外，還發動各界踴躍捐助藥物及一切醫療用具，支援前線同胞。[3] 50年代，澳門戲院和廣告業出現不少擅長西畫的人才，與擅中國畫的好友互相切磋交流。關萬里、吳喜雨、崔德祺、陸昌、林近、余君慧、譚智生、梁惠民等先後組成“澳門美術研究會”（後改名澳門美術協會）及“頤園書畫會”，團結一班書畫好友，促進畫藝，卓有成績。兩會合作聯辦《全澳美術展覽》四屆，對促進澳門的畫藝基礎普及和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畫家姚豐是梁惠民的學生。[5] [1]陳大白：《天明齋文集》，澳門：澳門歷史學會，1995，第21-40頁。 [2]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第392頁。 [3]林鋒：《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亡片斷》，載《廣東黨史》，1999年第6期，第6-7頁。 [4]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1132頁。 [5]《澳門藝術家推廣計劃“姚豐畫展”》，載“澳門基金會＂網，2013年7月28日，http://www.fmac.org.mo/activity/activityContent_2038。

孫錫昆，香山縣左步鄉（今屬中山市南朗鎮左步村）人。畫家。 錫昆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對物理、化學、數學等學科頗有研究，通曉英、俄、法等多種語言。年青時期，錫昆在澳門工作。20世紀50年代，他回到中山，在中山一中、華僑中學擔任物理、化學、數學及外語教師。後來，他被錯劃為“右派”，回到左步村務農，接受勞動教育。60年代，他獲得平反後，返回澳門定居，成為頤園書畫會會員。90年代初，他移居澳洲。 父親在澳門青山等地開設冰廠，經濟較為充裕，並重視文化交流，常與國內外文化名人交往，使錫昆有機會拜中國著名山水畫大師黃賓虹為師。 之後，錫昆致力於山水和花鳥畫的研究、創作，集各家之長，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善用濃重墨法，畫作常呈現出墨韻淋漓、虛實相應之景象，並富有空靈之感，後期畫風兼重色彩。在澳門、香港、澳洲等地舉辦個人畫展，並多次參加國內外美術展覽，作品入選《中山市美術書法作品選集》等美術專集。2003年，錫昆去世，終年82歲。[1] 中山畫家周達初自幼酷愛書畫藝術，少年時代師從著名油畫家黃敏之、孫錫昆學習繪畫。[2]1982年，畫家繆鵬飛剛到澳門時，感到一切極其陌生，當時他的才華和學識，沒有人欣賞、沒有人承認。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澳門“頤園書畫會”的孫錫昆先生，孫錫昆對其作品大為讚賞，建議他舉辦畫展，並積極代他向當時澳門市政廳賈梅士博物館申請。[3] [1]盧德銘：《畫壇名家——孫錫昆》，載《中山日報》，第3468期，C2版，2004年7月5日。 [2]盧德銘：《周達初的藝術之旅》，載“中山網＂，2008年1月16日，http://www.zsnews.cn/Column/2006/06/22/573693.shtml。 [3]冉茂金、余寧：《中國現代繪畫的探索者——中國美協理事、澳門著名畫家繆鵬飛訪談》，載《中國藝術報》，2009年12月22日。

甘長齡，生於香港。澳門水彩畫一代宗師。 長齡自小喜畫，早年在港跟著名水彩畫家徐泳青學習；1954年定居澳門，60年代組織“天虹畫會”；後加入“澳門頤園書畫會”；開辦“澳門美術學院”，招生授徒，成為澳門西畫創作、特別是水彩創作的佼佼者。[1] 長齡主要靠售賣畫作來維持簡樸的生活。每隔兩三個月，他都會攜帶自己的作品往香港寄售（早期澳門議事亭前地的“松林攝影行”也售賣他的作品），獨具特色的《帆船》、《老人頭》水彩畫有別於一般的油畫“行貨”，銷路較暢。由於他精曉英語，不少洋行大班更會越洋命題訂畫；另外，有時他為廣告公司作樓宇配景。 長齡早年成名，卻從不以大畫家自居，自詡“好色”（顏色）之徒，除擅長水彩畫外，他嘗試以不同媒材作畫，以求突破，如以西洋技法繪畫國畫、以簽字筆勾線加淡彩等，有時從事油畫創作。他對藝術不斷追求，樂於與同道交流，與郭士、杜連玉、林近、甘恆等書畫家成為好友。 長齡是位公認的多產畫家，較偏向寫實的表現手法，他的作品無論是鉛筆速寫還是水彩繪本，除具藝術觀賞價值外，一定程度見證了歷史的發展與社會人文的變遷。他既是藝術工作者，又是受人尊敬的好老師。他以身作則，視學生如子侄，扶掖後進不遺餘力。他以澳門為家，熱愛澳門的人和事；並為培養澳門新一代藝術人才作出了榜樣。[2] 長齡的作品題材以反映本地風貌、小城人物及漁港景色為主，他成為澳門水彩畫一代宗師，更是一位備受尊崇的畫家。[1] 1991年，長齡去世，終年80歲。 甘長齡一生從事美術設計和藝術創作，並致力推動澳門文化藝術發展，是一位貼近生活而多產的藝術家。他在近40年的藝術創作歷程中，創作了數以千計的水彩畫，真實地反映澳門城市容貌的變遷，南灣堤岸、內港漁民、大三巴牌坊、新馬路、議事亭前地等都入畫中，在濃淡不同的色彩中，顯現濠江小城的脈動，見證了澳門城市的發展變遷。[3] 2003年10月10日至11月23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於該署畫廊舉辦“人間勝境——甘長齡紀念畫展”，展出其創作於60-80年代的水彩畫作共74幅，作品大部分以描繪澳門風景為主，成為澳門城市發展變遷的有力見證。 展覽除展出水彩畫作外，還有甘長齡生前的生活照、手稿等展出。為讓居民加深對他畫作風格及技法的瞭解和認識，方便新一代藝術創作者瞭解澳門藝壇的歷史及藝術家，在繼承根源的基礎上開拓創新。 2009年8月20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澳門回歸十周年，澳門藝術博物館23日舉辦“藝海歸帆——甘長齡、郭士、譚智生、陸昌作品展”，展出四位畫家以澳門風景水彩畫為主的作品120件。回顧澳門上世紀中期至末期的歷史風貌、社會及文化變化。 特區政府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譚偉文表示，四位畫家不但精於水彩、油畫，還擅長中國水墨，甚至將中、西技法融會貫通，在水彩中加入中國畫元素，形成獨特而多樣的表現手法。他們已辭世，但他們長達半個世紀的藝術創作把澳門水彩畫創作推向高峰，奠定了澳門當代藝術發展的基礎。此次展出大部分展品為館藏品，近20件是首次公開。[4] [1]袁振藻：《中國水彩畫史》，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9，第281頁。 [2]吳衛堅：《憶恩師甘長齡先生》，載“澳門藝術網＂，2006年1月15日，http://www.macauart.net/Comment/ContentC.asp?cid=78&id=136。 [3]《甘長齡紀念畫展》，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網，2006年6月16日，http://www3.icm.gov.mo/gate/gb/www.macauart.net/Activity/ContentC.asp?region=L&id=600。 [4]劉衛國：《澳門將舉辦“甘長齡、郭士、譚智生、陸昌作品展》，載“新華網＂，2010年8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09-08/20/content_11918851.htm。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杜連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於澳門巴冷登街三號的寓所內。畫家。 父親是葡國拉戈阿（Lagoa）人約瑟‧崗薩維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親是澳門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連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連玉在澳門長大，開始入讀聖約瑟修院，之後轉讀殷皇子學校。在他的授課老師中，有著名的畫師拉拉‧雷伊斯（Lara Reis），還有使他在繪畫及作曲上受益匪淺的波達羅‧包熱斯（Bordalo Borges）及安東尼‧聖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們的美術啟蒙教育下，連玉八歲時拿起了水彩畫筆，隨Brigite Reinhart學習水彩畫並在澳門美術學校學習進修水彩技法，之後進入奧地利維也納專業藝術學院隨祖士學習專業藝術。[2] 連玉33歲時，在受洗禮的教堂成婚。當時，他的職業是氣象台觀測員，在此崗位勤勤懇懇地幹了17年；1984年3月23日，獲頒“氣象功勳證書”。 連玉在氣象台負責觀察與記錄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熱愛觀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歡看澳門的自然風光：水、天空、植物、建築等。當時澳門氣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圍絕大多數是二層高的西洋別墅和唐樓，大炮台上的氣象台居高臨下，澳門的景色一覽無遺。 連玉深邃而溫柔的目光，總是注視著天空，也注視著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 連玉是一位勤奮好學、博採眾長的藝術家，他從來沒有種族和門戶偏見。他向兩位德國後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學畫。他在殷皇子學校學生為其舉辦的展覽上接受一家澳門報紙的訪問時，說過“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給我許多繪畫知識的人”。1963年，連玉與Frederick Joss在澳門市政廳舉辦畫展。 連玉一生崇尚自然，從沒放棄過寫生，但其後期風格逐漸趨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幾幅水彩畫中，圖案的線條較為明顯，但晚年時期，線條均消失得蹤影全無。連玉的隨意性及繪畫技巧幾乎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題材的簡潔顯示出表現主義對他深刻的烙印。 連玉深受法國巴比松（Barbizon）學派的美學觀點及印象主義時期各學派的美學觀點影響，非常瞭解印象派畫家的技巧理論。他在初期作品中經常顯示出模仿的痕跡。水彩畫本身就使畫家有一個較大的表現自由的空間，可以反映畫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題材的選擇與色彩的運用，成為畫家詩一般目光的反映，這在杜連玉的水彩畫中比比皆是。 水彩畫《亭橋》是連玉一生中畫得最有中國情調的作品。這幅畫證明中國美術對連玉的影響，也證明生活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另外，連玉使用的水彩畫顏料中有些礦物質含量較高，所以在畫風景特別是遠山，水彩顏料在背景上沉澱，造成特殊的山巒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畫還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畫面緊湊的構圖。他的水彩畫作是緊湊與流動的結合體，這種對立的統一使連玉的水彩畫具有十分獨特的個性和原創性。 1968年前，連玉前往東帝汶主持帝汶旅遊暨娛樂公司；1970年回到澳門後，繼續其企業家的生涯；開始擔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顧問；1976年，開始擔任澳門南灣新建成的新麗華酒店經理，一做就是17年。雖然工作忙碌，但連玉一直沒有放下畫筆，1976年，他與中國籍畫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廳舉辦畫展，在賈梅士博物館舉辦兩次個展。在他執掌新麗華酒店期間，他的辦公室是“畫廊”、“畫室”、“視聽室”及“圖書館”，成為朋友們聚會、交流、學習的場所。[1] 1962年，連玉發起成立“天虹藝術社”，成為創會成員；1963年1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他與祖士和譚智生合辦畫展；1964年2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舉辦“天虹藝術社美術展覽會”，獲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國、澳門和香港等地舉辦個展，其作品獲私人及政府機構如葡萄牙貝南宮、里斯本澳門之家、帝汶總督府、澳門藝術博物館和葡萄牙駐墨爾本領事館等收藏。[2] 1994年，連玉去世，終年73歲。 [1].徐新：《澳門水彩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頁。 [2].《杜連玉》，載“澳門藝術博物館＂網，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連玉平生作品》，載“孔夫子舊書網＂，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張學華，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省丹徒縣，先世遊幕於廣東，寄籍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進士、清朝政治人物、書畫家、詩人。 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華參加光緒庚寅科殿試，榮登進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八年（1892）五月，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歷任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兼管濟南商埠監督，山東清理財政公所會辦、法政學堂提調、通志局提調。[1] 清宣統三年（1911），學華被授江西提法使，後因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上任而回廣東。[2]之後，學華前往港澳，或隱居故里，閉門著述；著有《闇齋詞稿》、《采薇百詠》等；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這是一部明清時期輯錄歷代粵人作品最多、時間跨度最長、保留粵人文獻最完整的重要的嶺南文獻，其整理編纂及至保存和流傳，是在粵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學華一生六次前往澳門，其中抗戰時期兩次居住澳門七年，抗戰勝利後，從澳門返回廣州。[2] 1939年，汪兆鏞在澳門逝世。學華撰寫挽聯一副：[4] 水雲大隱，志節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後益為公論重； 汐社舊遊，凋零盡矣，遷流方萬變，海內彌傷吾道孤。[5] 1951年，學華去世，終年88歲。 現錄張學華的楹聯一副： 《題澳門藥山寺》[6] 藥師親授元悟録，山鬼潛聽老衲經。 [1]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名人信劄選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82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頁。 [3]陳廣恩：《吳道鎔、張學華與〈廣東文徵〉》，載《文化雜誌》，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頁。 [4]《相關人物介紹——張學華》，載“積昌家塾史料匯＂網，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雲”是宋朝遺民詩人汪元量的別號，“汐社”為宋遺民在元初所結的文社。因汪兆鏞是前清舉人，同屬遺民身份，學華故引為同調。 [6]《港澳宗教場所聯》，載“本溪旅遊＂網，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錢寶龢，字仲良，號梁溪老漁、又號二南，原籍江蘇省無錫市，流寓廣州。詩人、書畫家。[2] 1925年7月至1927年3月，錢寶龢擔任嘉定縣知事代理。[3] 1937年，錢寶龢移居澳門。1950年，他81歲，除詩詞外，擅畫梅花，刻章云：“家在江南客嶺南。” 1940年，錢寶龢作的《達摩尊者》立軸水墨紙本，在1997年澳門市政廳興辦“鄧芬百年藝術回顧”上展出。題識：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並錄玉溪生句，畫奉溥欣上人光明法眼藏。庚辰正月，二不乞士曇殊鄧芬。本幅錢寶龢：畫師能畫禪，問師何所悟。無著而有著，事要得禪趣。坐向三千界，示以一指豎。那用定面壁，此便自在處。我來常受用，持酒看梅吐。醉倒花下眠，龍參倘來護。庚辰春日，應溥欣上人屬題。二南錢寶龢時年七十又一。鈐印：錢寶龢、仲良、二南六十四後作。[4] 現錄錢寶龢作於1939年春的詩兩首： 《西江月》[5] （春盡前日，獨訪蓮峰寺僧不遇。呼童入市沽酒。適有飲社酒於寺。[5]都不相識，歡牽雜坐。豪飲大嚼，不覺頹然。） 入寺尋僧不見，隔溪啼鴂相聞。[7]思量呼酒惜餘春，柱杖百錢不吝。[8] 緣合主賓休問[9]，乾坤風絮雲萍。[10]晴山花樹暖如醺[11]，老子那容獨醒。 《虞美人‧次憬吾丈韻》[2][12] 鏡湖一杖灣南路，疑到西湖處。[13]儘教愁雨復愁風，猶是晚晴無限夕陽紅。 春風詞筆今還在，老去渾難改。花時濺淚意如何，不道四憚猶縛似牽蘿。[14] [1]《錢寶龢梅花》，載“綺雲閣＂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qiyunge.com.cn/product/view/?id=1457。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9-572頁。 [3]《第二節人物表（中華民國3）》，載“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2012年12月1日，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30/node22809/node60837/userobject1ai53091.html。 [4]《庚辰（1940年）作達摩尊者立軸水墨紙本》，載“博寶拍賣網＂，2012年12月11日，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10-1545207.shtml。 [5]西江月：詞牌名。 [6]社酒：社祭之酒。俗謂飲之可治耳聾。陸游《社日》詩：“幼學已忘那用忌，微聾自樂不須醫。” [7]啼鴂：啼叫的鴂鳥。鴂，鸋鴂、鷦鷯。王渾《宿朝元觀》詩：“惜哉清景不可駐，一聲啼鴂開林煙。” [8]柱杖百錢：柱杖，應為拄杖之誤。猶杖頭錢。《世說新語‧任誕》記：“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後因稱買酒錢為杖錢或杖頭錢。駱賓王《冬日宴》詩：“二三物外友，一百杖頭錢。” [9]緣合：緣份相合。白居易《明遠大師碑》記：“緣合而來，功成而去。” [10]風絮雲萍：謂人生如風飄敗絮，雲萍聚散，蹤跡無定。文天祥《過零丁洋》詩：“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此寓其意。 [11]醺：醺醺。酣醉貌。 [12]虞美人：詞牌名。汪兆鏞原詞未見。 [13]西湖：指杭州西湖。 [14]四禪：猶四諦。佛教以苦、集、滅、道為四諦。苦為生老病死；集為集聚骨肉財帛；滅為滅惑業而離生死之苦；道為入正道，以能通於涅槃。見《大涅槃經》。牽蘿，謂女蘿，即松蘿。其藤蔓牽延，纏附於他樹，故稱。梁昭明太子（蕭統）《開善寺法會》詩：“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

李維陵，原名李國梁，以字行，原籍廣東增城（今屬廣州市增城區），生於澳門。著名畫家、香港早期現代詩人、小說家。[1] 維陵自幼習畫，大半生從事繪畫和美術教育[1]，1935年前往香港讀書[2]；1941-1945年在重慶入讀政治大學，畢業後任職於財政部關務署[1]；1948年回到香港從事寫作及美術教育工作，1959-1977年任教於葛量洪教育學院；1980年退休，1982年移居加拿大直至去世。 50年代，維陵開始寫作，成為《文藝新潮》的主要撰稿者，寫詩和小說，都有不俗的表現。較之當時年輕的現代詩人有更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文學經驗，他在投入現代主義的創作中，對現代主義有較清醒的反省意識。主要作品有《獵及其他》（1958年香港文光書局出版）、《荊棘集》（1968年香港華英出版社出版）和雜文《隔閡集》（1979年香港素葉出版社出版）。[2] 20世紀50年代，維陵是最熱愛描寫香港和澳門風光的畫家，尤其是用素描或速寫的形式。他是畫香港畫得最多的人，他的畫稿，積存近千幅之多。這與他童年時代在這兩個地方長久生活有關。這些描繪香港、澳門的作品，過去曾經在報紙和雜誌中發表。 1956年，英國文化協會為維陵舉辦個人展，頗受到藝術愛好者的歡迎。作者深刻體驗生活，雄偉的古老建築物、熱鬧的市區、寧靜的街角、圖書館、教堂、海邊、泳棚、車站、醫院、學校……等，幾乎無一不成為畫家捕捉的意象，儘管都市的生活非常複雜繁忙，可是在畫家熱切的筆觸之下，卻有可愛的一面。 約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辦的“李維陵素描展”（香港50年代回顧）；2002年大宗出版社所出版的八開本巨型畫冊《李維陵畫集》，共收作品60幅，分成五輯，其中50年代的香港佔了兩輯，70年代的香港也佔二輯。[3] 維陵的文學創作以詩歌、散文為主，他是一位創作態度嚴謹、在藝術上勇於開拓的作家。他關心民生和家國命運，作品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對人世間的萬般風情、人際間的複雜詭變，都有鮮活的勾繪。他的詩不是亦步亦趨地臨摹生活。他不滿足（或者說是不屑於）拘謹地描畫生活中具體、瑣細的景物，習慣於用理性之光觀照渾沌紛繁的人世，他的詩常常灌注著強烈的主觀感受，閃耀著思辯性、哲理性的光彩。[4] 維陵發表於《文藝新潮》的《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學》一文，檢討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得失，指出“對現代人本質缺乏理解，對現代生活急劇的變化手足無措，對人和外界的關係惘然不知正當的處理之道”，是造成現代主義消沉的原因；認為“現代主義所能提供給人的，除了空虛苦悶的厭倦與醜惡的特別誇大以外，可以說並沒有甚麼足以振發人心的東西”。因此“……再炫弄那些古怪的技巧已覺得無甚意義”，主張應當激勉讀者“積極地正視這時代與這一世界的變革，正視人類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新的發展”。維陵對現代主義的分析，常被香港學者作為例證，說明香港的現代詩較之台灣，“本土的反省的自覺也先行一步”。[1] 維陵和楊際光（筆名貝娜苔，江蘇無錫人，1926年生）是香港早期現代詩人中少數有著內地人生經歷和文學經驗的作者。[5] 《海瀾》部分封面由維陵繪畫，雜誌內容包括小說、散文、詩歌和翻譯等，香港著名作家徐速、思果、余英時、趙滋蕃、黃思聘、慕容羽軍等曾在《海瀾》發表作品。除刊登香港作家和學生的作品外，《海瀾》刊登不少來自新加坡、台灣、澳門等東南亞地區學生的作品，並且希望“在菲律賓、印尼和別的地方正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也能給我們寄稿”。《海瀾》最後因經濟問題而停刊。[6] 2009年，維陵去世，終年89歲。 1957年，李維陵與謝佩葵女士結婚，生育一子二女。長子李世寧，長女李聖芝，次女李聖茵，都學業有成，分別移居加拿大和美國。 在學校教學之餘，李維陵在家裡授徒，是現今香港不少著名畫家的恩師，桃李滿天下。[2] 現錄李維陵的詩一首： 《鐘》[4] 鼓醒了翠綠的微笑，佝僂的腰。 忠實於無休止的跋涉，不知疲倦。 生命細碎分割，然後委棄於泥土。 煙蒂與夢俱化作灰燼，撿拾璀璨珠粒，組串成希望。 你我的心臟同時跳動，向前追蹤。 相信謊騙，行旅於繽紛夢境，那裡永不聞你我匆促的足音。[7] [1]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458-459頁。 [2]《追憶李維陵》，載“書之驛站＂網，2012年2月20日，https://yvonnefrank.wordpress.com/2010/12/15/%e8%bf%bd%e6%86%b6%e6%9d%8e%e7%b6%ad%e9%99%b5/?relatedposts_hit=1&relatedposts_origin=4007&relatedposts_position=0。 [3]黃俟東：《獵書小記》，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250-252頁。 [4]潘亞暾、汪義先：《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第316-317頁。 [5]袁良駿：《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第306頁。 [6]《“香港文學特藏”到訪嘉賓》，載“香港文學資料庫＂網，2012年12月27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iss91/index.htm。 [7]讀完這首詩，耳畔仍久久回蕩著那渾厚、意味深長的鐘聲，詩裡的鐘所蘊含的濃郁的象徵色彩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李維陵的詩常採用開放的結構，並不規定思維的空間及走向，這便使他的作品獲得一種神奇的張力。讀他的詩被動地接受是不成的，讀者必須同作者一起去發掘，去思考，從中捕捉到一種深沉悠長的內蘊，從而獲得一次愉快興奮的審美體驗。

鄧爾雅，原名溥，後更名萬歲，字季雨，號爾疋、尒疋、寵恩，別署綠綺台主、風丁老人；齋堂為綠綺園、鄧齋；廣東東莞人，生於江西。[1]著名文字學大家、篆刻家。名儒鄧蓉鏡第四子。 爾雅是東莞鄧雲霄第十一世孫。鄧雲霄是1598年進士，以諫恆出湖廣左右參藩，為官行法嚴毅，為文淵浩宏碩，尤工詩律，著作等身，《紫雲樓詩稿》、《漱玉齋文集》、《詞曲竹林小記》、《筆記冷邸小言》等列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鄧雲霄、鄧逢京父子晚明時期，與同邑著名書畫家張穆、黃貞都以篆刻齊名。鄧逢京有五方印傳世，沉厚朴茂，饒有可人風致。 父親鄧蓉鏡於1864年考中舉人，1871年榮登進士，歷任丙子會試同考官，己卯（1879）順天鄉試同考官、文淵閣校理、國史館提調等官；後為江西督糧道、署理江西按察使，素有“鄧青天”美譽。三次誥授資政大夫，加二品銜花翎。1893年回鄉，後任廣州廣雅書院第三任山長（院長）。鄧蓉鏡亦精通篆刻，與篆刻大家黃士陵（牧甫）過從甚密，現存黃士陵為爾雅於1892年所刻“蓮裳翰墨”和後在廣雅書院時所刻的“花之君子”二印。 爾雅受到家風熏陶，耳濡目染，自小對六藝產生濃厚的興趣。當家庭教師為大他六歲的哥哥講授《文字蒙求》、《說文部首》等書時，爾雅饒有興趣地在旁邊當“旁聽生”，他自小略知六書體例。父親在家裡操刀刻章，他看得如癡如醉。人家的小孩在外玩耍，他卻在家裡玩弄石頭，捉力嬉戲，深得父親喜愛。家裡大量的藏書，成為他童年歲月的夥伴，關於篆印的書籍，他一一翻遍。他看完家裡書，就到書坊購買金石圖籍。當時這類書，都是點石影印出版，價格便宜，而古代圖書、印譜，甚為難得。他四處向戚友借閱，博覽群書。之後，他漸漸窺得篆刻的門徑、篆刻的要領，甚麼沖刀、切刀之法，甚麼陰陽、布白，小小年紀，他自己操刀如筆，八歲時開始篆刻的生涯，深得父執輩的讚賞。 爾雅專心研習黃士陵的印，自稱是黃士陵的“私塾弟子”，作品頗有師傳斬釘截鐵之風，方勁古拙之妙，但不為所囿，能入能出，不斷變化發展，逐漸形成自己的面目，印名聞名遐邇，蜚聲海外。 1899年，爾雅入讀廣雅書院。1905年偕妻及長子鄧小雅赴日學醫，後改學美術，1910年回國擔任小學教員；次年與潘達微等同辦《時報畫報》、《賞奇畫報》；1912年與黃節等創辦貞社廣州分社；1915年後，爾雅以書刻文章遊藝粵桂等地。 1910年，爾雅名列於《廣印人傳》；1911年在《時事畫報》上刊登潤例，開始了他鬻字、鬻印的生涯。他一生刻過的印無法準確統計，但當數以萬計。他培養一批廣東的篆刻名家，如余仲嘉、劉玉林、莫鐵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鄧祖傑於藝林中亦有印名。[2] 1922年，爾雅攜眷到了香港，在新界大埔築綠綺園居住；1926年，他與潘達微、黃般若組建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藝觀學會和南社書畫社；1928年擔任《非非畫報》編輯；1932年任中山大學顧問教授，後任第二軍軍長香翰屏的幕僚及中區綏靖公署委員；1936年與黃節組建南社廣東分社。1937年移居香港。1938年廣州淪陷，避兵島上，治印《不求聞達》。1940年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他擔任徵集組組長。日寇侵佔香港後，匿名隱居。抗戰勝利後，治印《幸民》、《歷劫不壞》等。[3] 晚年時期，爾雅喜歡參用六朝碑文字入印，人謂之“驅使銛筆，毛穎縱橫”。印章風格清麗恬淡，剛勁雋永；刀筆俱現，韻味清朗；還善於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這是他篆刻的一種代表性創造。 在爾雅的影響下，一家人與篆刻結下了不解之緣。長子鄧橘，自幼聰穎嗜學，隨侍父親筆硯之餘，亦操刀習印，並隨父參加印學社團的活動。其印除得家法外，又參漢金意趣，疏密變化，至堪玩味，深得父執青睞，可惜早逝。次子鄧祖永、三子鄧祖潤、三女鄧復、五女鄧悅，皆能治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鄧橘，列名於印人傳中。爾雅的繼室葉奕，過門時文化程度不高，但在爾雅引導下，不時操刀治印，先是由爾雅把印文寫在石上，讓葉奕摹刻；久而久之，葉奕熟能生巧，從摹寫、布白、操刀，揮灑自如。[2]1954年10月6日，爾雅在香港病逝，終年70歲。 鄧爾雅著有《文字源流》、《鄧齋印譜》、《鄧齋筆記》、《藝觚草稿》、《藝》、《綠綺園詩集》、《集唐宋詩聯》、《聊齋索引》、《篆刻卮言》、《印雅》等書。[1] 鄧爾雅的外孫和外曾孫喜歡篆刻，只是業餘愛好，無繼承祖業之意。從鄧雲霄算起，篆刻之藝相傳15代，家風不失，難能可貴。鄧爾雅一生刻過多少印，實在無法統計。由東莞政協主編、榮寶齋出版的《鄧爾雅篆刻集》，收入鄧爾雅近2500方印。楷書印似俗實雅，古雅清朗，沖和自然，格調甚高。魚鳥蟲書入印，線條暢達宛轉，盤曲遊動，方寸之間，艷而不妖。佛像印造型簡約洗練，線條圓潔厚潤。金石味中透出強烈的裝飾美，別具韻味。[2] 鄧爾雅到港澳授徒，在澳門留下不少寶貴的文化遺產，多幅作品為澳門博物館收藏。2008年12月，澳門行隱畫藝學會主辦的“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盧園春草堂舉行。展出20世紀40-50年代旅居澳門的畫家鄧爾雅、馮芝、陳融、沈仲強、鄧芬、李研山、張韶石、傅菩禪、方人定等人作品逾百幅，觀者不僅可以欣賞到這些畫家豐富的文化底蘊、高超的藝術水準，而且可以提高書畫界人士及書畫愛好者的水準。[4] 現錄鄧爾雅作於1923年的詩一首《澳門》：[5] 古刻摩厓不可尋，惟存普濟一禪林。 當時遺老空奔走，姑道安居便死心。 [1].《鄧爾雅》，載“鄧爾雅個人官方網站＂，2010年1月1日，http://3405.a.artokok.com/。 [2].黃大德：《篆刻大家鄧爾雅》，載《東莞日報》，2007年11月28日。 [3].《鄧爾雅》，載“中國硬筆書法線上＂網，2010年1月1日，http://www.yingbishufa.com/zhuanke/jdyrz/dengerya.htm。 [4].《濠江舊侶書畫作品展在澳門舉行》，載《中國書畫報》，2008年12月21日。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