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佩之，澳门官员、葡语翻译。 20世纪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门华务局主管检查中文报刊和翻译工作的华籍官员。[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陈霞子、李铿、潘豪等创办《市民日报》，这是澳门市民报业公司（民营股份制）创办的报纸。 《市民日报》原为周刊，出版后不久改为日报，最初出版时，内容以副刊、娱乐消息为主要内容，没有新闻版，之后，改为一般性日报。社长由何曼公担任。1955年由严庆骐接任社长。60年代初期，该报每日出对开一张至一张半，主要有澳门新闻及少量中国新闻、国际新闻、狗经、连载小说和广告。近年来以议论政府施政的言论增多。社长何曼公，督印人飞历奇，总编辑龚文，总经理朱耀德，社址设在澳门大街45号三楼。[2] 1937年抗战爆发后，澳门四界救灾会办事处设在澳门营地大街104号二三楼《朝阳日报》、《大众报》共用的社址内。其后，该会聘请28位各方面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为名誉顾问，包括著名医生柯麟，澳葡政府华籍官员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员施基喇，中山县长杨子毅，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梁彦明，商会主席徐伟卿，华人代表梁后源，著名殷商崔诺枝、高可宁、范洁朋、黄照、毕侣俭、李际唐、陆电明、刘叙堂、卢煊仲，天主教神父严绍渔、颜严若，还有社会知名人士梁鸿勋、曾仲衡、卢光功、黄槐、冯顺遇、陈声始、刘玉麟、叶伯衡、陈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鉴于澳门没有一个面向社会的群众性美术组织，吴喜雨、关万里、徐佩之、陈善朗、赵伟夫、冯印雪、陆昌、郭奇波、陈子明和谭智生等成立“澳门美术研究会”，并聘请何贤为名誉会长，该会与广东美术工作者协会有联络。1968年改名为“澳门美术协会”，是目前规模最大而且人数最多的民间文化团体。[4] 现澳门大学图书馆藏有《葡国魂诗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写，徐佩之翻译，铅印本。[5] 1939年，汪兆镛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联：[6] 岭南文献赖公传，惊闻绝笔空山，薄海共悲颓鲁殿； 濠上风烟堪自悦，留得避兵故宅，小楼长记榜湖船。 [1]濠江风云儿女编辑组：《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页。 [3]《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页。 [4]中国文联港澳台办公室、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当代中华艺术的多点透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第494-499页。 [5]“澳门大学图书馆古籍影像系统＂，载“澳门大学图书馆＂网，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献整理的优秀成果：〈汪兆镛诗词集〉》，载“澳门文献信息学会＂网，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明末来中国的一位博学多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万历六年）3月24日，奉派参加第三十批耶稣会传教士远征队，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和远东。应耶稣会巡视神父范礼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从印度果阿到达澳门，后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士使团领导人。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神父在广东肇庆传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为两个皈依者洗礼。1589年，他们被赶出肇庆，迁往韶州，继续传教活动。1595年经南昌到南京传教。他初到中国，带来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时晷、地图等器物和大量西书，开始了明季西学东渐的新纪元。1600年5月19日，利玛窦在庞迪我神父陪同下，作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准备觐见明朝万历皇帝，并以当时作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赠献许多礼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准备觐见万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万历皇帝特批一块墓地安葬，表示对他的敬重。利玛窦精通汉语，博览群书，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法律、经济、礼俗等情况。他改穿儒服，“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与中国的文人学士、皇室贵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学者，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在中国居住28年，著作甚丰。1584年与罗明坚神父合编《葡华字典》，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又与郭居静神父合作，采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学者开路，使传教士能克服学汉语的困难。他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这是西方几何学传入中国之始，还翻译和编译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乾坤体义》三卷、《西国纪法》、《圜容教义》、《测量法义》等。著有《山海与地全图》、《坤舆万国全图》、《华图奇观》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的天文历学、算学、地理学、物理学、哲学、医药学、建筑学、伦理学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利玛窦逝世前，留下的（自题为《论耶稣会及天主教进入中国》）意大利文手稿记载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来中国直到1610年间在中国传教的经过，特别是他自己从1582年到1610年的经历，介绍了他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儒家经典的体会，以及对中国的认识，记录了他再中国和朝野人士的交往。这部书在欧洲引起广泛重视，被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多次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耳目一新。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1594年入耶稣会，1610年来华。次年至南京，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学习华语。他是第一个向教廷请准以中文举行弥撒，行其他圣事，以及诵念日课的。金尼阁在欧洲时，遍历意、法、德、比诸国，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书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金尼阁与其他22位教士再度来华。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门，带来了大批藏书，后来分批运至北京，对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进。

刘雅觉，外文名Jacob Lao，广东花县（今属广州市花都区）白泥墟牛轭塘村人。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语言学家。 雅觉生于一个虔诚天主教家庭。父亲刘兴祥，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六个，雅觉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雅觉少年时，全家人来到澳门避难。他入读圣若瑟修院，1894年学成晋铎，翌年被派往新加坡、麻六甲布道。1899年，他回到澳门，成为圣若瑟修院教师，担任中、英、葡、拉丁文及音乐课40多年。由于他教导有方，桃李满门，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 雅觉热心社会公益，特别是澳门教育事业。1900年，他开始被长期委任为嘉诺撒会主理的仁慈会主理司铎；1905年组织圣母无原罪儿童院（今慈幼中学）铜乐队。儿童院铜乐队持续发展，在澳门培植音乐幼苗，该乐队是现在警察银乐队的源头。当时，雅觉借此乐队培养青少年的音乐素养，陶冶性情，服务社会。他为乐队选编中国名曲，演译成西乐五线谱，让乐队演奏。 雅觉把中乐介绍给外籍人士，为华人表演时，倍添亲切感。乐队经常参加社会慈善赈灾等公益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1911年，雅觉西方乐理引进，编写《西乐快捷方式图解》。1916年，鉴于华人子弟失学严重，他和教友崔诺枝等组华童教育会，在望德堂区筹办天主教公教小学，1923年该校开学，雅觉担任校长，后转任督学，1944年学校结束。 1920年，一些华籍校长筹组中华教育会，雅觉应邀参与筹备工作，承担会章葡文翻译及向澳葡政府申报等事宜，他被选为第一届会长，崇实校长梁彦明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长。之后，该会在两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朝爱国团结的方向，推动教育改进，维护教育界权益。特别是抗战时期，他教育教师和学生，纷纷出钱出力，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实效的工作。1944年公教学校结束，中华教育会特聘雅觉为高等顾问。 1922年，雅觉被教区委任为主教座堂主持，是澳门首位获此殊荣的华籍神职人员；同年出任圣若瑟修院附属中学的教师。 1923年，澳门政府成立咨询委员会，雅觉被委任为首任华人代表，便于官民沟通，他为华人谋福祉作出不少努力，如为澳门商人利益争取到取缔“绿衣银”税等。 1933年是天主教救赎年，雅觉联同江苏海门布道会朱开敏主教带领136人访问罗马教廷，并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之后，他周游列国，行经英、法、德、比、葡、瑞士及日本七国的大城市，顺道考察教务和教育。 雅觉知识渊博，服务热忱，他参与《澳门教区公报》工作，在高若瑟主教（葡人称鲁弥士主教）创办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雅觉一生十分勤奋，是当时社会上少有的双语精英。1924年，雅觉自告奋勇为官立中葡学校主编教科书《谈话要语》供中国儿童学葡语。他编写一本葡语教科书《葡文切音快捷方式》葡文书名为《Método Progressivo de soletração para Escolas Luso-Chinesas》，共40课，为华人学习葡语语音，提供一套既系统又快捷的教材，其中不少是他教华人学外语的心得和经验。 雅觉认为只要利于教务、教育，利于学生，利于社会的事，就自觉地去做。特别是别人不一定能做到，而在他专业之内的事情，他一定当仁不让，编写教科书、译中乐为西乐合奏曲谱，其中为爱国歌谱曲等。 雅觉和霭可亲，为人诚恳，工作热诚，爱人如己，深受亲友、教友、学生等大众爱戴和尊崇。 1951年5月26日深夜，雅觉安然辞世，终年80岁。刘雅觉是澳门天主教首位华人红衣大司铎、澳门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澳葡政府委任的华人代表。 [1]刘羨冰：《为教育界增光的首届会长刘雅觉》，载“澳门乡土教育资源库”网，2012年10月22日，http://www.history.mo/a/article/Macaohistoricalfigures/2012/0215/89.html。

左秉隆，字子兴，别号炎州冷宦，生于广州。新加坡总领事、诗人。 先祖原籍沈阳，清代改隶汉军正黄旗驻防广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岁时，入读广州同文馆，后又入京师同文馆，随总教习丁韪良研习英文。他精于文法，为曾纪泽所赏识。清光绪四年（1878），秉隆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担任翻译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过曾纪泽推荐，他三度连任清朝驻新加坡领事。 秉隆历任英文教习，英文翻译，驻新加坡领事、总领事，广州洋务处总办等职。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致力于振兴华侨文化教育事业。 光绪八年（1882），秉隆倡议成立会贤社，每月出题课士，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华文水准；举办英文雄辩会，以政治、社会、文化等论题公开进行讨论或辩论，以启发华侨学生的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在他的推动下，先后开办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塾学，并重修、扩建崇文阁和翠英书院，新加坡华侨教育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秉隆接到清政府学部函告，每年从新加坡选送45名学生到暨南学堂就读，在新加坡、吉隆玻、槟榔屿各埠学堂选送54名学生回国，入读暨南学堂。根据“启迪新知，沟通中西”方面所作的贡献，秉隆获授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又获授日本、法国、比利时三国勋章。他政绩显著，由驻英使署保奖进道员，加布政使衔。后由黄遵宪继任领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秉隆总办广东满汉八旗学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随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担任头等参赞，游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担任新加坡总领事。 清宣统二年（1910），秉隆辞职，居住新加坡、香港及广州。 1924年，秉隆在广州去世，终年74岁。 左秉隆工诗，常与曾纪泽唱和，而且擅音乐，其艺术造诣为当时名流所推重[1]；著有《英国史记》、《新政笔记》、《南洋志略》、《勤勉堂诗钞》等文献。[2] 现录左秉隆的诗一首： 《东望洋》[1]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乡？ 高筑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3]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2-313页。 [2]《左秉隆》，载“读秀＂网，2013年8月22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94092&d=7E4C7DF585F2E76D68575A25E08827。 [3]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第37页。 [3]诗人在随镇国公载泽出洋考察回国时，道经香港，登太平山。又顺道游澳门，登东望洋山。故这首诗应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

天主教传教士。字继元，原名谢务禄。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稣会。1608年东来。1613年入华，传教金陵，南京教案后于1616年被驱至澳门，继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内地传教，初居江西，继赴江南、浙江。最后到西安。在此，他见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将其译为拉丁文，轰动欧洲。1637年自澳门赴罗马，出席耶稣会总会召开的各国耶稣会代表大会，1640年抵罗马。1644年会毕返华后，出任在华耶稣会会长至1650年。1649年往广州主持教务。1650年清军攻克广州，曾被捕。后因汤若望的关系始获释。1658年殁于广州。著有《大中华帝国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书。其遗著《葡汉字汇》今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

缪朗山，笔名缪灵珠，生于香山县。[1]著名西方文学、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学者，古希腊语等小语种专家，翻译家。[2] 童年时期，朗山在澳门度过。因为家里贫困，他在英文专科夜校读三年英文就辍学了[3]；12岁时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学徒，美国老商人见他聪慧，资助他学习英、法、德语，他还学习许多名著。 20世纪30年代初，朗山在澳门崇实中学任教；1936年底，在澳门圣罗撒教会女子中学任校长（法籍教团开办），成为该校首任非神职人员的校长。[3]期间，他帮助犹太学者魏纳解决生活困难，同时向魏纳学习古希腊语和数学。后来，他以同等学历考入广东中山大学攻读统计学、生物学专业。除精通母语中文外，他精通古希腊、拉丁、英、俄、德、法、日等多种语言文字。[1] 1936-1942年，朗山自设“灵春学舍”，讲授英语和西方文学；1942年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2]时值抗战，全民奋起抗日，澳门成为华侨支援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朗山带领学校的师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任职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其爱国活动受到教会指责。他愤而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40年代初，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日本特务在澳门张贴海报，勒令朗山等三位抗日知名人士三天内离开澳门，否则格杀勿论。之后崇实学校校长梁彦明被杀害于街头。朗山被迫离开澳门，前往桂林参加由郭沫若和李济深领导的抗日宣传队，期间，他结识于立群、汤晓丹，成为好友；还结识了朱光潜先生，两人在美学、哲学上有相同的观点，相见恨晚。 朱光潜表示，如有机会请朗山到武汉大学共事。1943年下半年，其子缪铁夷随母到达桂林，朗山一家人团聚。1944年，桂林沦陷，朗山全家流亡到重庆。为了谋生，他在电线杆上张贴教授外语的小广告。汤晓丹看见广告，找到朗山。当时汤晓丹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推荐朗山到中央电影制片厂教外语。 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直属国民党中宣部，厂长是特务头子，当过上海警备司令。朗山在厂里翻译两部对外宣传片，受到厂长赏识。他突然宣布要提升朗山为上校，还要他填表加入“中统”。朗山只得装病拖延时间，准备逃亡。这时，朗山收到朱光潜先生的信，说有个空缺，请朗山到乐山教书。 在汤晓丹的帮助下，朗山全家逃离重庆，拟沿江而上到乐山。制片厂长对朗山逃走十分恼火，通电沿途追截。晚上，轮船靠在一个码头，突然宪兵上船检查。一个军官走到朗山跟前，拿着一封电报说：“缪先生，这是给你的电报。”朗山接过电报说：“这上面写着缪朗山先生收，这不是我的。”又指着他们行李上贴的名字说：“我叫缪灵珠。”缪灵珠是朗山的笔名，所带的行李上都贴著“缪灵珠”的字条。就这样，他们一家逃过了一劫。 在乐山武汉大学，朗山开设英国文学课，并积极参加学运，经常发表演说，还开班教俄语。不久，乐山警备司令就“请”朗山去赴宴，警告他不准再作演说。朗山没听那一套，再次被抓起来。朱光潜出面保释了朗山。为了避免意外，朗山在朱家藏了几个月。 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武汉，学校发了一笔钱作路费。但这些钱不够，朗山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短期打工，挣够路费后来到武汉。1947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全国各大学兴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朗山成了武大学运的头面人物，国民党特务机关误认为朗山是共产党。 1947年6月1日早上4点，朗山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国民党还调集军队，出动坦克，血洗了武大，抓走了数十名教师和学生，并封锁了武汉大学，宣布朗山是共产党，要就地处决。 当时，武大有几位美国派来的教授，他们设法开车到汉口，将武大“六一”惨案电告美国几所大学。美国几所名校发起援助武汉大学的活动，要求派红十字会的人到武大。蒋介石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下令释放了被捕师生。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当面释放、背后暗杀，被捕释放的师生一起被接回学校开大会。会后，三名美国教授及一些名教授直接送朗山到机场飞往香港。 在香港，朗山的连络人是胡乔木。在胡乔木的领导下，朗山协助共产党办报，在海外发行。报馆工作人员大多是在内地上了黑名单逃亡到香港的师生。当时，在香港有一些反蒋的国民党将领，他们愿意支持共产党办报，但又师出无名。朗山以当家庭教师的方式到他们家里讲课，他们以付学费的方式出钱支援共产党办报。1949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租了一条英国海轮，将逃亡到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北平（北京），从此，朗山全家在北京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天，李先念要朗山全家三天后随他前往武汉。朗山被安排任武大副校长，随南下工作团接收武汉大学。朗山希望今后好好教书做学术工作，不愿担任行政职务。他找到主管分配工作的周总理，提出在北大创办俄语系的设想。周总理写了封信，推荐他到北大创办俄语系。朗山创办北大俄语系之后，上级派了党内人士曹靖华先生任系主任。他们两人在办学方针上意见不合，后来分歧越来越大，1952年，朗山离开北大俄语系。 1952年，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筹建，郑振铎任所长。郑振铎对古希腊的文学、哲学、艺术十分感兴趣。朗山是国内少数精通古希腊语的专家，郑振铎邀请他到文学研究所开展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研究。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朗山被定为“右派”，当时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先生，郭沫若救了朗山，没有批准所里上报的文件。 1962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在人民大学开办文艺理论研究班，朗山被调到人民大学主持研究班，研究班学员是各省市主持文化工作的领导，期间，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不停地写讲义，为学员翻译阅读材料。这段历史，使他在“文革”中成了专讲“古人”、“死人”的反动学术权威。 朗山立志要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从古希腊原文用中国古诗词的韵律翻译过来。1952至1962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两点，直到1962年，他主持文艺理论研究班后，因工作太忙才放下翻译工作。他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有许多译著，商务印书馆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再要求出版，但他总想修改得更完美后再拿出来。他翻译的著作中只出版古希腊史和俄国文学史。在“文革”中，朗山被抄家四次，他一生辛勤劳动的成果大部分被毁了。 1978年，“文革”后，人民大学重建，校长找朗山谈话说“你一生的译著被毁了，是国家的损失，学校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室，并为你配五名助手，把丢失的东西再整理出来。” 朗山一时高兴过度，当场突发脑溢血，7月28日病逝，终年68岁。[3] 缪朗山逝世后，其遗稿经学生整理编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文研班”和进修班上课用的讲稿，整理成《西方文艺理论史纲》，1985年出版，1987年列入首批《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他译自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文献资料，编订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分四卷在1987至1991年陆续出版。 他翻译出版许多部世界名著，如《古希腊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大部分、希腊悲剧《奥瑞斯提亚三部曲》、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等；编写《古希腊文学史》初稿，在我国翻译领域都占着重要的地位。[2] [1]缪铁夷：《回忆爸爸缪朗山教授》，载《珞嘉岁月》，北京珞嘉编辑部，2003，第355-359页。 [2]《中国人民大学缪朗山先生》，载“中国人民大学＂网，2011年10月26日，http://www.rucduyan.com/html/sz/szjs/9369.html?WebShieldDRSessionVerify=BDXHQDItykeasV90uOI。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1页。

外交官。字葆林，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幼时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875年（清光绪元年）赴美，为中国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学生之一。1881年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敎师。后任驻纽约领事馆翻译。1884年充驻美使馆翻译。嗣任直隶候补道、洋务局总办、北洋大臣洋务文案。后历充驻新加坡及澳洲总领事，驻英、法公使馆参赞。1910年任外务部右丞，旋任驻英国大使。民国成立后，再任驻英公使。1914年6月返国后，常住澳门，出任澳门华人代表，曾任广东省政府高等顾问等。1942年病逝，葬于西洋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