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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二年(1584年2月12日─1585年1月30日)6月25日,葡萄牙耶稣会会士、澳门会院院长弗兰西斯科•卡布拉尔写信给菲利浦二世,提出征服中国的建议。他指出征服中国可以得到的好处:1. 为上帝服务,弘扬圣教信仰;2. 征服中国可以扬名全球;3. 收入巨额增加;4. 为西班牙属下各国的海关王家税收带来巨大增长;5. 可能得到大量银库;6. 基督教世界可获大益。他还列举了成就此大业的因素:1. 中国人通常矫揉造作,不堪一击,尤其是贵族弱不禁风;2. 华人手无寸铁,除了守卫边疆的士兵外,就连佩剑都遭禁止,只有国王的仓库里才有武器;3. 全中国无一发铜制的炮弹,城镇的高墙不堪一击;4. 全体人民不忠心耿耿,喜欢揭竿而起;5. 政府严厉,任何一个小镇上执法官员如云。另外,外部的便利条件有:澳门是一可供大船停泊的良港;广州之外还有回应;菲律宾近在咫尺等等。塞维利亚东西印度总档案馆,保教会档25—21。见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259—265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6月20日,荷兰巴达维亚政府派范•侯尔恩(Pieter van Hoorn)率船队从福州出发,前往北京,于本日抵达,进献荷兰马4匹,西洋小白牛4匹,及刀、铳、多囉绒、哔叽等西洋物品。25日,康熙帝接见荷兰使团,范•侯尔恩提出“希望能和在广东、漳州、福州、宁波或杭州等地的船只进行贸易”。觐见时,荷兰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礼。但康熙帝并未答应荷兰使者的要求,而是规定:“荷兰国违例从福建进贡,除今次不议外,嗣后遇进贡之年,务由广东行走,别道不许放入。” John E.Wills, "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 1622—1690",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65; 梁廷枏:《海国四说》之《粤道贡国说》卷3《荷兰国》。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6月25日,“福安教案”爆发。福宁知府董启祚因查福安境内天主教事,遂派兵员往福安搜捕,至7月4日,将多明我会白多禄主教及德黄正国、华若亚敬、施黄正国、费若用等四位司铎并教友陈䌷、王鹗荐、郭惠人、陈廷柱、刘荣水、郭全使抓捕解送省城。据白多禄供:“广东香山县澳门地方向有八个教堂,多明我堂(板樟堂)、三巴堂(圣保禄堂)、白多禄堂(大堂)、方济各堂(嘉思栏堂)、圣奥斯定堂(龙松堂)、若色堂(圣若瑟堂)、圣老良佐堂(风信堂)、圣咖喇堂(家辣堂)。那多明我堂是管福建的,现在有闵爱干束在那里管事。三巴堂是管京里的,余外是管广东、河南、江西、浙江、陕西的,澳门地方全是西洋人居住,还有西洋官在那里稽查。那白多禄堂的名是上年建号,与我同名,并不是我创建。至我使用的银子,是西洋富人布施存在教王那里,我们每年是下半年将从教的人造册送去澳门,交闵爱干束寄与吕宋伯儿乃笃(Bernardo de los Santos),转送教王本笃,每年有番钱五百五十个交与会长伯儿乃笃,寄搭船户至澳门。闵爱干束收贮,转给我们赉名单的人带回,赉名单去澳门的人先年是雇冯圣行,因他死了,(乾隆)七、八两年,另雇福安人缪尚禹、缪允喆,九年,雇陈墨仔、缪允义,十年又雇缪尚禹,去取银子并圣油零星番物带来。费若用、华敬、德黄正国、施黄正国,每人分番钱一百个。因我行教多年,分番银一百五十个,雇去的人,每次给二钱番银十元。”又据缪尚禹、缪允义供:他们赴澳门取钱都是“从福安起身赶到漳州,下船走到赤石岩,又起赶到老龙,又搭船到香山县澳门,把书送给多明我堂掌教姓闵的看了,他把银子并和鼻烟、葡萄酒、圣油、素珠、番像并零物件交与小的们带回福安,转给白多禄。每年八月、九月间来回一次。每次有五百多个番钱寄回交与白多禄。小的去是住多明我堂。乾隆六年,小的缪尚禹在澳门撞有北京、陕西、江南、江西送册子的人。”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发生后,又一次引发全国性的禁教,并且波及澳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拿获天主教夷人并办理缘由折》,第78页;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39《福安遭难事实》,第149页,及33《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130—140页。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6月25日,两广总督松筠在广东巡抚韩崶、粤海关监督德庆陪同下巡视澳门。松筠奏称:是日晚,抵达澳门之新庙。次晨,西洋夷目率领夷兵出三巴门,前来新庙,分队摆列,鼓乐欢迎。该西洋番差眉额带历等随亦前来谒见,情词恭顺。并请松筠赴澳查勘炮台,至议事亭献茶。出于至诚,是日赴娘妈阁炮台,于天后宫行香后,随至该夷等两处,茶毕分别赏赉。诫以各国贸易俱宜和睦,不可以强凌弱,致滋事端。有英国商馆大班请示:可否准令伊妻献茶,用伸诚敬。松筠谕以尔等诚心,可以毋庸妇人献茶。再,粤东鸦片烟一项,最为民害。现奉谕旨,严行查禁。其物本由外夷诸国私载而至,以致流毒广远,欲绝其流,务塞其源。因面谕英国大班等:尔西洋各国贩货来粤贸易,应照先年,总以有用之物贩运,自能获利福。如鸦片烟一项,究竟何以配造,无人知其详细。尔等贩来粤东,熬以为烟,人吸之精神顿长,无恶不作,甚至吸惯,欲戒不能,因而败家戕生者甚众。尔试思之,如此害人获利,必致上干天和,将见倾家败产,其罪孽较之吸鸦片者尤甚,尔等各宜寄信尔国,严禁贩此毒货,方可免灾咎,于尔等身家性命,皆有裨益。据英国大班佥称:伊等尽知鸦片系属违禁之物,不敢载运。惟港脚等小商前往偷贩,希图获利。今蒙大人晓谕,惟有遵示寄信各国,互相稽察,不令违例私贩。言讫颇形愧惧。松筠同抚臣韩崶、监督臣德庆,一面出示严禁,实力查拿;一面传谕各洋商留心访察,毋任稍有偷贩。违者察出重治其罪。是日英商等禀递钟表等项,松筠仅收洋烟、洋酒、花露、洋布,当复倍加赏赉。英商等俱各心感悦服。在巡视澳门城区时,松筠见水坑尾门城外发疯寺山脚建有许多违例房屋,亲自到苑查阅,下令拆迁。后经判事官眉额带历禀请恩恤,松筠又准免拆出。因眉额带历是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王室大法官(判事官),由果阿派来,故称“番差”。《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两广总督松筠奏报澳门夷情折抄件》,第369—370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松筠奏报察看澳门海口宁静安贴等情折》,第22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59页则称:“6月26日,新总督前往澳门,委员会前往拜候,受到了亲切的接见。从与总督的交谈中,唯一可以认为有点正式的,就是谈及售买与运入鸦片问题。他说,他收到皇帝的特别谕旨,加强禁止这种非法贸易,并期望委员会与他合作。我们完全相信,这只不过是形式,而没有一点会采取任何有效步骤来查禁这一贸易的意思。这一贸易能如此长久,众所周知是由于政府官吏本身的利益而默许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同知钟英为批复禀前山营游击拆毁发疯寺山坡房屋事下判事官眉额带历谕》,第9—10页。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6月23日,其地位在澳门颇有争议的澳门地区大法官罗德里格斯·巴斯度斯再次主持议事会的会议,会上仍然争论激烈,被迫命令召集澳门当地的“长老(Homens Bons,即有身份的人)”来解决这些争议。“长老”们召到后,决定敦劝总督边度重新掌管政府,以避免出现无法收拾的局面,但未成功。于是,议事会上出现两种动议,有五名委员建议召开市民大会,有四人则建议任命一个临时政府。后来,任命临时政府的动议获得成功,组成人员中包括少校营长特谢拉·利拉(João Teixeira de Lira)和署理主教,这两人的任命又遭到反对,于是议事会在第二天又举行会议,并将“长老”们再次召集讨论,“长老”们坚持任命临时政府有效,议事会的成员则坚持召开市民大会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双方争持不下,军队哗变,摄政王子兵营的士兵们来到了议事会大楼前的广场,许多市民也聚集在广场的另一侧。士兵们运来了两门火炮,引火绳已经点燃。看到这种情况,皇室代权官若奥·达马塞诺(João Damasceno dos Santos Coelho)起来抗议这种武力施压的行为,并宣布退席。这时摄政王子营三名军官求见,他们呼吁会议秘密进行,并且认为任命一位营长加入政府是不合适的,应该采取措施召开市民大会。在两名议事会法官的请求下,决定召开市民大会。25日,预定的市民大会召开,100多名有资格的市民出席,并邀请前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出席大会,席尔维拉·边度接受了邀请,并重新执掌政府。席尔维拉·边度任职后,首先宣布废除1842年3月22日训令,即澳门地区大法官在海关行使职权;又宣布解除利拉少校摄政王子营的指挥权,任命科斯达·坎波斯(Joaquim Manuel da Costa Campos)上尉接替。并在会议上任命一委员会来整理以往混乱的法律规章。7月10日,对宪章进行宣誓,张灯结彩进行庆祝,一场危机正式结束。阿马罗:《1842年澳门市政厅选举和当地“长老”》,载《文化杂志》第19期,1994年。
咸丰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25日,圣若瑟神学院院长若阿金‧莱特神父在澳门圣若瑟修道院逝世,终年89岁。若阿金‧莱特神父,1764年9月16日生于葡萄牙,1801年5月20日来到澳门,他在修道院任教52年。若阿金‧莱特神父是圣若瑟学院的最后一名教师。从1804年起担任神学院院长,1824年由于支持立宪派人士而被捕两次。1836年继续担任神学院院长。随着老神父的去世,圣若瑟神学院的教学也寿终正寝。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7页;《澳门教育》1860年7月1日第68期,第213—214页,转引自安文哲(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汉学回顾》,载《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阿雷斯塔称莱特神父逝世于185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386-387.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6月25日,日本投降后,日本军方驻澳门特务机关正机关长泽荣作、副机关长山口久美被澳门政府引渡给广东战区,于4月25日经广东行辕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本日下午3时在广州西郊白云山麓流花桥执行。据《广东行辕BC级战犯广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称,泽荣作、山口久美两人被起诉的理由是:掠夺中国船舶“酬安”号及袭击中国汽船,作战期间杀人及不法行为。山口在澳门特务机关勤务中,逮捕杀害潜伏澳门及附近的国民党蓝衣社骨干干部。《广州百年大事记》 (下册),第603页。房建昌:《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与特工人员在澳门活动的几点补正》,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案:岩井英一《上海の回想》第336页称:“澳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被进驻广东的张发奎军所捕,未经正式审判处死。”1943年9月上旬至1944年11月在澳门秘密活动的国民党特工头目何崇校《抗战胜利经过始末》 (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1980年第171页)称:“日军驻澳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大佐以为澳门地方小,易为人发现,化装为中国人,潜入内地。他行至佛山,被人识破检举,解至广州,张发奎下令将其枪决。”两人虽为同时代人,但所记与真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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