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二年（1584年2月12日─1585年1月30日）6月25日，葡萄牙耶穌會會士、澳門會院院長弗蘭西斯科•卡布拉爾寫信給菲利浦二世，提出征服中國的建議。他指出征服中國可以得到的好處：1. 為上帝服務，弘揚聖教信仰；2. 征服中國可以揚名全球；3. 收入巨額增加；4. 為西班牙屬下各國的海關王家稅收帶來巨大增長；5. 可能得到大量銀庫；6. 基督教世界可獲大益。他還列舉了成就此大業的因素：1. 中國人通常矯揉造作，不堪一擊，尤其是貴族弱不禁風；2. 華人手無寸鐵，除了守衛邊疆的士兵外，就連佩劍都遭禁止，只有國王的倉庫里才有武器；3. 全中國無一發銅制的炮彈，城鎮的高牆不堪一擊；4. 全體人民不忠心耿耿，喜歡揭竿而起；5. 政府嚴厲，任何一個小鎮上執法官員如雲。另外，外部的便利條件有：澳門是一可供大船停泊的良港；廣州之外還有回應；菲律賓近在咫尺等等。塞維利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保教會檔25—21。見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259—265頁。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6月25日，馬尼拉法院給菲利浦二世的信稱：澳門葡商有一艘大船駛抵馬尼拉，運來了一批品質上乘、價值不菲的貨物，其貨與華商運往馬尼拉的貨具有同等品質。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st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p.306.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由於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7月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隻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滿意有關安排，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0月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繫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僱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係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4月7日，葡印總督菲利佩•馬斯卡雷尼亞斯向澳門派遣一艘兩桅輕型貨船，船上有12000澳門元以及生活必需品，為赴日使團之用；6月25日該船抵澳門。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84.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4月30日，一支包括有兩艘皇家大帆船及兩艘私人雙桅船的葡萄牙船隊離開果阿前往澳門，兩艘皇家大帆船是去澳門運回剩餘的炮兵。新任命的第八任澳門總督杜琛（D. Diogo Coutinho Docém）乘坐其中的“聖安德烈（S. André）”號大船。杜琛6月24日抵達澳門，25日正式履任。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維因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決定》，載《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3年。

康熙五年（1666年2月4日－1667年1月23日）6月20日，荷蘭巴達維亞政府派范•侯爾恩（Pieter van Hoorn）率船隊從福州出發，前往北京，於本日抵達，進獻荷蘭馬4匹，西洋小白牛4匹，及刀、銃、多囉絨、嗶嘰等西洋物品。25日，康熙帝接見荷蘭使團，范•侯爾恩提出“希望能和在廣東、漳州、福州、寧波或杭州等地的船隻進行貿易”。覲見時，荷蘭使臣行三跪九叩之禮。但康熙帝並未答應荷蘭使者的要求，而是規定：“荷蘭國違例從福建進貢，除今次不議外，嗣後遇進貢之年，務由廣東行走，別道不許放入。” John E.Wills, "Ching Relations with the Dutch, 1622—1690",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65; 梁廷枏：《海國四說》之《粵道貢國說》卷3《荷蘭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6月25日，澳門議事會會議上宣讀主教賈修利的信，准許大堂大司庫克依羅斯．佩雷拉（Manuel de Queirós Pereira）證明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從馬尼拉帶來的珍珠逃避了關稅。7月7日，議事會請求克依羅斯出面證明；14日，議事會就此事展開討論，會議一片混亂，法官科雷亞．加馬特（João Correia Garmatte）被威脅扔出窗外。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78.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6月25日，“福安教案”爆發。福寧知府董啟祚因查福安境內天主教事，遂派兵員往福安搜捕，至7月4日，將多明我會白多祿主教及德黃正國、華若亞敬、施黃正國、費若用等四位司鐸並教友陳紬、王鶚薦、郭惠人、陳廷柱、劉榮水、郭全使抓捕解送省城。據白多祿供：“廣東香山縣澳門地方向有八個教堂，多明我堂（板樟堂）、三巴堂（聖保祿堂）、白多祿堂（大堂）、方濟各堂（嘉思欄堂）、聖奧斯定堂（龍松堂）、若色堂（聖若瑟堂）、聖老良佐堂（風信堂）、聖咖喇堂（家辣堂）。那多明我堂是管福建的，現在有閔愛幹束在那裡管事。三巴堂是管京裡的，餘外是管廣東、河南、江西、浙江、陝西的，澳門地方全是西洋人居住，還有西洋官在那裡稽查。那白多祿堂的名是上年建號，與我同名，並不是我創建。至我使用的銀子，是西洋富人佈施存在教王那裡，我們每年是下半年將從教的人造冊送去澳門，交閔愛幹束寄與呂宋伯兒乃篤（Bernardo de los Santos），轉送教王本篤，每年有番錢五百五十個交與會長伯兒乃篤，寄搭船戶至澳門。閔愛幹束收貯，轉給我們賚名單的人帶回，賚名單去澳門的人先年是雇馮聖行，因他死了，（乾隆）七、八兩年，另僱福安人繆尚禹、繆允喆，九年，雇陳墨仔、繆允義，十年又雇繆尚禹，去取銀子並聖油零星番物帶來。費若用、華敬、德黃正國、施黃正國，每人分番錢一百個。因我行教多年，分番銀一百五十個，雇去的人，每次給二錢番銀十元。”又據繆尚禹、繆允義供：他們赴澳門取錢都是“從福安起身趕到漳州，下船走到赤石岩，又起趕到老龍，又搭船到香山縣澳門，把書送給多明我堂掌教姓閔的看了，他把銀子並和鼻煙、葡萄酒、聖油、素珠、番像並零物件交與小的們帶回福安，轉給白多祿。每年八月、九月間來回一次。每次有五百多個番錢寄回交與白多祿。小的去是住多明我堂。乾隆六年，小的繆尚禹在澳門撞有北京、陝西、江南、江西送冊子的人。”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發生後，又一次引發全國性的禁教，並且波及澳門。《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報拿獲天主教夷人並辦理緣由摺》，第78頁；吳旻、韓琦編校：《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彙編》39《福安遭難事實》，第149頁，及33《福建漳州府漳浦縣袁本濂、邵武府建寧縣王文昭會審福安天主教案招冊》，第130—140頁。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6月25日，澳門主教佩德羅薩•吉馬良斯擔任臨時代理總督，他離開聖若瑟修院，到議事會在與主教座堂相連的一塊地皮上為其建造的新主教府居住。他曾理性地承認：“若(中國當局)有指令，我們根本不能以武力抗拒執行，因為城中有22000名華人，而所有基督徒連老弱病殘和黑人、白人全部算上也不足6000之數，且甚為虛弱。皇帝只須隨意派出那麼多的中國人，每人往河裡扔一隻鞋，便足以堵塞媽閣港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73頁；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64頁。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1月21日─1796年2月8日）6月25日，署香山縣丞王朝彥通知理事官甘博亞：近來潮州屬內饑饉特甚，其艚船來澳門以每包費用銀二錢四分買米運回救濟，加重了澳門的糧荒。澳門從本年正月至今，140多天，需米8萬余石，而呂宋米只運入3萬余石，而不敷用。現在澳內米戶報價每番銀1元，糶米四鬥三四升不等，每斗米需錢280文。《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署香山縣丞王朝彥為飭查潮州艚船裝運米石出口費用銀事行理事官札》，第152頁。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6月25日，兩廣總督松筠在廣東巡撫韓崶、粵海關監督德慶陪同下巡視澳門。松筠奏稱：是日晚，抵達澳門之新廟。次晨，西洋夷目率領夷兵出三巴門，前來新廟，分隊擺列，鼓樂歡迎。該西洋番差眉額帶曆等隨亦前來謁見，情詞恭順。並請松筠赴澳查勘炮台，至議事亭獻茶。出於至誠，是日赴娘媽閣炮台，於天后宮行香後，隨至該夷等兩處，茶畢分別賞賚。誡以各國貿易俱宜和睦，不可以強淩弱，致滋事端。有英國商館大班請示：可否准令伊妻獻茶，用伸誠敬。松筠諭以爾等誠心，可以毋庸婦人獻茶。再，粵東鴉片煙一項，最為民害。現奉諭旨，嚴行查禁。其物本由外夷諸國私載而至，以致流毒廣遠，欲絕其流，務塞其源。因面諭英國大班等：爾西洋各國販貨來粵貿易，應照先年，總以有用之物販運，自能獲利福。如鴉片煙一項，究竟何以配造，無人知其詳細。爾等販來粵東，熬以為煙，人吸之精神頓長，無惡不作，甚至吸慣，欲戒不能，因而敗家戕生者甚眾。爾試思之，如此害人獲利，必致上干天和，將見傾家敗產，其罪孽較之吸鴉片者尤甚，爾等各宜寄信爾國，嚴禁販此毒貨，方可免災咎，於爾等身家性命，皆有裨益。據英國大班僉稱：伊等盡知鴉片系屬違禁之物，不敢載運。惟港腳等小商前往偷販，希圖獲利。今蒙大人曉諭，惟有遵示寄信各國，互相稽察，不令違例私販。言訖頗形愧惧。松筠同撫臣韓崶、監督臣德慶，一面出示嚴禁，實力查拿；一面傳諭各洋商留心訪察，毋任稍有偷販。違者察出重治其罪。是日英商等禀遞鐘錶等項，松筠僅收洋煙、洋酒、花露、洋布，當複倍加賞賚。英商等俱各心感悅服。在巡視澳門城區時，松筠見水坑尾門城外發瘋寺山腳建有許多違例房屋，親自到苑查閱，下令拆遷。後經判事官眉額帶曆禀請恩恤，松筠又准免拆出。因眉額帶曆是由葡萄牙國王任命的王室大法官（判事官），由果阿派來，故稱“番差”。《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兩廣總督松筠奏報澳門夷情折抄件》，第369—370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松筠奏報察看澳門海口寧靜安貼等情折》，第22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59頁則稱：“6月26日，新總督前往澳門，委員會前往拜候，受到了親切的接見。從與總督的交談中，唯一可以認為有點正式的，就是談及售買與運入鴉片問題。他說，他收到皇帝的特別諭旨，加強禁止這種非法貿易，並期望委員會與他合作。我們完全相信，這只不過是形式，而沒有一點會采取任何有效步驟來查禁這一貿易的意思。這一貿易能如此長久，眾所周知是由於政府官吏本身的利益而默許的。”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同知鐘英為批復稟前山營遊擊拆毀發瘋寺山坡房屋事下判事官眉額帶曆諭》，第9—10頁。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6月21—25日，廣州學海堂山長順德人趙均遊歷澳門，留下澳門詩一首：不到南灣久，行行訪野亭。翠屏增鳥篆，金界宅仙霛。木聳千章秀，螺分數點青。攜將腰笛吹，龍聽出波冥。趙同義：《鏡江公詩稿》附錄，第5頁。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6月23—25日，據《華友西報》上的一份報導稱，澳門總督席爾維拉·邊度由於某些行動而受到里斯本王廷的指責，而向議事會提出辭呈，但議事會請求他不要草率地予以放棄。24日，軍隊自發來到議事廳前的廣場集結，要求全體市民舉行集會，說服總督繼續出任該職。在25日有官方和本地名流出席的集會中，決定即刻將議事會和市民的聯合請求送往里斯本王宮。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7, p.400.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6月23日，其地位在澳門頗有爭議的澳門地區大法官羅德里格斯·巴斯度斯再次主持議事會的會議，會上仍然爭論激烈，被迫命令召集澳門當地的“長老（Homens Bons，即有身份的人）”來解決這些爭議。“長老”們召到後，決定敦勸總督邊度重新掌管政府，以避免出現無法收拾的局面，但未成功。於是，議事會上出現兩種動議，有五名委員建議召開市民大會，有四人則建議任命一個臨時政府。後來，任命臨時政府的動議獲得成功，組成人員中包括少校營長特謝拉·利拉（João Teixeira de Lira）和署理主教，這兩人的任命又遭到反對，於是議事會在第二天又舉行會議，並將“長老”們再次召集討論，“長老”們堅持任命臨時政府有效，議事會的成員則堅持召開市民大會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雙方爭持不下，軍隊嘩變，攝政王子兵營的士兵們來到了議事會大樓前的廣場，許多市民也聚集在廣場的另一側。士兵們運來了兩門火炮，引火繩已經點燃。看到這種情況，皇室代權官若奧·達馬塞諾（João Damasceno dos Santos Coelho）起來抗議這種武力施壓的行為，並宣布退席。這時攝政王子營三名軍官求見，他們呼籲會議秘密進行，並且認為任命一位營長加入政府是不合適的，應該採取措施召開市民大會。在兩名議事會法官的請求下，決定召開市民大會。25日，預定的市民大會召開，100多名有資格的市民出席，並邀請前總督席爾維拉·邊度出席大會，席爾維拉·邊度接受了邀請，並重新執掌政府。席爾維拉·邊度任職後，首先宣布廢除1842年3月22日訓令，即澳門地區大法官在海關行使職權；又宣布解除利拉少校攝政王子營的指揮權，任命科斯達·坎波斯（Joaquim Manuel da Costa Campos）上尉接替。並在會議上任命一委員會來整理以往混亂的法律規章。7月10日，對憲章進行宣誓，張燈結彩進行慶祝，一場危機正式結束。阿馬羅：《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25日，聖若瑟神學院院長若阿金‧萊特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道院逝世，終年89歲。若阿金‧萊特神父，1764年9月16日生於葡萄牙，1801年5月20日來到澳門，他在修道院任教52年。若阿金‧萊特神父是聖若瑟學院的最後一名教師。從1804年起擔任神學院院長，1824年由於支持立憲派人士而被捕兩次。1836年繼續擔任神學院院長。隨著老神父的去世，聖若瑟神學院的教學也壽終正寢。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7頁；《澳門教育》1860年7月1日第68期，第213—214頁，轉引自安文哲（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漢學回顧》，載《文化雜誌》第32期，1997年。阿雷斯塔稱萊特神父逝世於185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386-387.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6月25日，應管理華人事務官勞倫索‧馬葵士的倡議，議事公局召開會議討論得勝花園紀念碑設計方案以紀念1622年反荷蘭入侵勝利。會議還審議通過了有關預算和籌資的各種意見，包括發行彩票和自願募捐。1864年，勝利紀念碑在里斯本建成。該碑坐落在同名公園內，設計、施工都是由雕塑家波爾達羅‧皮涅伊羅（Manuel Maria Bordalo Pinheiro）領導進行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48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25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澳門第二屆闈姓，賭商陳恒以每年繳納17033. 3元承充銀的最高價投得，為期三年，三年共繳銀51000元，擔保人先拿．飛南第伯爵。AHU-ACL-SEMU-DGU-005, A-No.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6月25日，澳門教區鮑理諾主教任命恩里克斯‧花爾托（António Dinis Henriques Farto）神父為澳門聖若瑟神學院院長。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398.

民國二年（1913年）六月二十五日，廣東財政司改換沙田新照，有關前清印照者事因一律自應併飭換領新照，給業戶何善慶戶丁鏡湖醫院分局何豐年。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6月25日，小提琴家烏拉迪米爾．西洛伊德(Vladimir Siroido)及鋼琴家哈利．奧雷(Harry Ore)在伯多祿五世戲院舉行音樂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50頁。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6月25日，澳門運水工人醞釀罷工。澳門食用水，全靠中山縣屬接濟，故澳門政府組織一運水公司，每日派船數十艘前往銀坑取水運返澳門。各船工人共有200餘名，因要求運水公司加薪不遂，故醞釀罷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編：《工人之路特號》第303期《澳門有絕水之虞》，1926年6月25日。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 6月25日，連奴．邊度(Lino Moreira Pinto)出任郵政電報技術廳廳長，結束由謝兆時(Sebastiao C. de Jesus)署理局長之職。Luis Virgilio de Brito Frazgt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fdes de Macau-Histdria Postal de Macau(1884─1999), Vol.Ⅱ, p. 655.

中山南蘭天主堂開幕甘大司鐸與屬內教友留影紀念。

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在1906年創立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原著錄：《母校鐸聲》（1931年始）民國時期澳門無原罪學校（慈幼中學）之校刊，初為季刊，後轉為月刊。為該校之同學會會刊。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6月25日，兩粵三江水漲，哀鴻遍野，災情慘重，國民黨澳門支部召集全澳僑團假商會集議成立“合澳各界籌賑兩廣水災委員會”進行募捐活動，各僑團響應熱烈；又得澳門政府官員及澳門葡人支持，募捐成績甚佳。先匯寄國幣1471822524元至廣東，又匯寄國幣4億元至廣西，兩處共得18. 7億餘元，是澳門歷史上對內地賑災最為熱烈的一次。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第82頁。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6月25日，日本投降後，日本軍方駐澳門特務機關正機關長澤榮作、副機關長山口久美被澳門政府引渡給廣東戰區，於4月25日經廣東行轅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於本日下午3時在廣州西郊白雲山麓流花橋執行。據《廣東行轅BC級戰犯廣東軍事法庭審判記錄》稱，澤榮作、山口久美兩人被起訴的理由是：掠奪中國船舶“酬安”號及襲擊中國汽船，作戰期間殺人及不法行為。山口在澳門特務機關勤務中，逮捕殺害潛伏澳門及附近的國民黨藍衣社骨幹幹部。《廣州百年大事記》 (下冊)，第603頁。房建昌：《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外交與特工人員在澳門活動的幾點補正》，載《民國檔案》1999年第4期。案：岩井英一《上海の回想》第336頁稱：“澳門特務機關長澤榮作被進駐廣東的張發奎軍所捕，未經正式審判處死。”1943年9月上旬至1944年11月在澳門秘密活動的國民黨特工頭目何崇校《抗戰勝利經過始末》 (載《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1980年第171頁)稱：“日軍駐澳門特務機關長澤榮作大佐以為澳門地方小，易為人發現，化裝為中國人，潛入內地。他行至佛山，被人識破檢舉，解至廣州，張發奎下令將其槍決。”兩人雖為同時代人，但所記與真實相去甚遠。

1946-1950年五年來鏡湖醫院不曾向社會籌款，但由於贈醫贈藥免費者增多負擔日重。隨著醫院發展，產科院增闢病房、各科診室及殯儀館也待增建和改建，醫療設備亦需更新。但這些項目開支龐大鏡湖醫院無力負擔，故於1950年6月10日該屆六次常務會議上，主席何賢提出籌募建議，一致通過組織籌募經費委員會，其後得到社會上各界支持。義演兩天獲得良好效果，收到特別捐助及銷售入場券款項，共計葡幣壹拾捌萬餘元，全用於興建診室及殯儀館。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為發動全澳各界捐款，舉辦游藝籌款大會。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得到各方支持，粵劇紅伶任劍輝（居中）、上海妹（左二）合唱“貧病者福音”。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得到各方支持，港穗蜜蜂大王寶生園主人梁遠湛首次蒞澳義演。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得到各方支持，粵劇紅伶馬師曾獨唱“為善最樂”。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得到各方支持，粵劇紅伶白雪仙、黃千歲合唱“鏡湖方便救蒼生”。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得到各方支持，經濟局局長羅保博士（右一）指揮綠村管弦樂隊演奏。

1950年6月25日，鏡湖醫院慈善會在蓮峰球場舉行“游藝籌款大會”。活動首天，澳督柯維納及嘉賓們親臨觀看義演。 前排左起：鍾子光、民政局長薩家道、澳督柯維納、何賢、高可寧； 後排左起：韋頌、陳毅生、秘書長柏雅穆、澳督副官柯侶華、市政局長施樂德。

1954年6月25日，禮記雪糕向澳門黃枝記電器行購入1/4匹馬力之衣司摩打一個、15A HC鐵殼掣一個。黃枝記電器行當時的電話號碼還是四個位。

1993年6月25日，聖多美利普林西比總統特羅瓦達（Miguel Trovoada）私人訪澳1天。

1996年6月25日，澳門文化廣場、澳門日報和澳門基金會合辦《澳門書展》系列活動。

2000年6月25日，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上將結束訪澳。

2002年6月25日，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赴新疆出席首屆新彊旅遊節。

“綺羅洋服”是主要度身訂做傳統西服的一間老店鋪，於1954年開業，現交由第二代繼任人余志明先生，但該行業在澳門已日漸式微。

“綺羅洋服”是主要度身訂做傳統西服的一間老店鋪，於1954年開業，現交由第二代繼任人余志明先生，但該行業在澳門已日漸式微。

“富安瓷號”是一間老字號的瓷器店，店主為黎耀鴻先生，當時與霍曉昌瓷器店並列為老字號，主要客源為餐廳及酒樓，店鋪的格局是傳統中式建築風格，招牌樣式更為著名書法家何永祿所題。

1902開業後一直營業到現在，店鋪負責人為曾溥洲先生。曾獲1934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銀獎，是首次澳門出產的產品獲得此獎項。

前身為“葉培記餅家”，至70年代後期CD的出現，轉型為“葉培記唱片”，當時主要賣唱片及玩具，現在以賣粵曲曲譜給粵曲愛好者。圖中為葉培記唱片的老闆。

2022年6月18日，澳門爆發新一波社區疫情，進入即時預防狀態。汲取外地抗疫的經驗，社工局協調全澳36間院舍長者、殘疾及戒毒院舍於6月24日開始實施“防範式閉環管理措施”，院舍的所有人員包括長者及員工也不可外出，並需定期核檢，同時謝絕外來探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