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6月29日，在清廷50名士兵的护送下，铎罗主教一行于深夜抵达澳门。被逐出境之巴黎外方传教会赫宣和铎罗使团之施体仁先期抵澳，代铎罗寻觅寓所，不能得。往询方济各会长，请寓于方济各修道院内。方济各会会长怕澳门官员报复，不敢应允。后澳门当局同意铎罗主教寓居方济各会院，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会长均候在方济各会院前迎接。澳门总督当晚派兵20名看守特使寓所。铎罗要求撤去卫兵，总督不允。特使自己花300元租一幢房子居住，总督兵卒亦随往新寓所。30日，耶稣会中日教区区长何大经（Francisco Pinto）来见特使，铎罗央请设法挽救中国教会的危局。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3—124页；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第259页引用罗光书资料时将“六月二十九日”视为农历，故称铎罗7月28日才到达澳门。罗光这一节所使用的时间全部是西历，断不会在此突然使用农历，应为西历6月29日到澳门。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9日，澳门议事会在议事亭举行会议，会议由主教贾修利主持，参加者除原议事会成员外，还有高级教士及市民。他们聚集一起，商议阻止进一步的骚乱和冲突的办法。戴冰玉闻讯，遂带领土兵前往市政厅。集会者见戴冰玉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前来，也立刻武装起来，由市议员皮那．法尔康率领阻拦戴冰玉的队伍。双方交火，一名少尉在交火中身亡。总督决定撤回大炮台，并下令向议事会楼房发射两发炮弹，其中一发击中大门，门卫当场死亡。这一暴行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全市警钟响起。如果不是主教让人抬出圣像进行调停，一定会血染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0—81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64页。

澳葡总督越权取缔议事会的事件。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规定澳门行政权与财政权归议事会，总督不得干涉，也不得召集市议员开会。1710年，澳门总督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无视国王法令，干涉议事会的选举。市议员抗议他的非法行为，而戴冰玉却派兵逮捕议员，迫使议员逃进耶稣会的神学院避难；戴冰玉又召集市民非法选出新的议事会，使澳门出现了两个议事会。新选出的议员和一些市民也纷纷避入神学院。戴冰玉派兵包围神学院，并动用战船火炮轰击神学院大门。澳门主教出面调停，事态才稍有和缓。6月29日，议事会召开大会，戴冰玉又率兵镇压，遭到市民的回击。他即命令大炮台向议事亭开炮，炸死1人，炸伤多人。澳门主教急忙派神父带着“圣体”赶到大炮台，迫使戴冰玉下跪祈祷，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不久，葡印总督召回戴冰玉，已被迫签署投降书的市议员才走出神学院，重新行使职权。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6月29日，有法国船一艘载燕窝、胡椒、绒氇等货经澳门至广州，载有法国耶稣会士助理修士安泰（Etienne Rousset）及陈忠信（又译倪天爵，Jean-Baptiste Simon）二人。安泰，26岁，外科医生；陈忠信，28岁，画家兼珐瑯技艺专家。两广总督杨琳于8月3日派员护送两名技艺人进京。《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到有洋船及手艺人伴送进京折》，第121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90页及第578页。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2月19日─1777年2月7日)6月29日，香山县丞查潜下理事官多明戈斯•马葵士(Domingos Marques)谕称，访有不肖唐人，离去本宗，皈入天主教。更有无耻华妇，潜入夷家，以图饮食银钱，名为哺乳，无所不至。或有搭盖寮厂，至晚不拆，留宿匪类。种种不法，殊堪痛恨。谕到该夷目，即速遵照，逐细查察。倘有前项事情，立即禀报，并予以拘捕，按律惩治，决不姑息。《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查潜为饬查民蕃藏奸滋事下理事官谕》，第426页。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6月29日，马礼逊与玛丽·马礼逊（Mary Morrison）的女儿丽碧·马礼逊（Mary Rebecca Morrison）在澳门诞生。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74页。

清道光六年（1826年2月7日─1827年1月26日）6月29日，炮兵上尉若阿金·奥马达（Joaquim Teles de Almada e Castro）开始给摄政王炮兵营实习学校的学生授课，他对待工作热情勤奋，教学极为认真，学生们亦取得优良成绩。Manuel Teixeira，A Educação em Macau，p.36—37.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21日，耆英复函葡钦差大臣席尔维拉·边度，解释了因满身湿疹，无法更衣，故未能接见他。同时指出其要求上京与新定的条款有违，根据批复第九款，“会谈应由总督和澳门理事官进行。不应再出新招，签订新的协定，这有悖于皇上的仁慈”。“现在，尊贵的参事又提出新的请求，总督不敢再向皇上呈报，以使皇上为难”。耆英不愿同钦差大臣边度进行任何接触，在于他认为关于澳门的谈判业已完成，“澳门九款事宜，业经本大臣于上年会晤贵侍郎（指边度）议定准驳，较旧制大为变通裨于澳商，实非浅鲜。贵侍郎已可谓有功于国。此事应由总兵官（指彼亚度）督同委黎多遵照新定章程办理，未便重复另议。此外，尤不便别生枝节，有负天朝柔远之仁。”6月29日，钦差大臣边度致耆英函：“关于澳门事务应继续由澳门总督和理事官出面谈判的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不适用。因为我有葡国政府的特命全权证书，不仅负责澳门事务，而且负责有关葡萄牙的所有事务。”并请耆英就此给一明确答复。耆英重申：“葡国与中国之间的公共事务，从很久以来一直由澳门总督和理事官通过谈判处理，除他们之外，其他人与此无关。”于是，边度决定停止与耆英的信函往来。边度致函外交大臣，向其汇报与钦差大臣耆英谈判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他的谈判失败，完全是议事会的阴谋，“议事会试图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他们认为，如果不在总督领导之下同中国人谈判有关葡萄牙的事务，其权利就受到损害。据我了解，为此，他们曾举行过三次会议。”在与总督彼亚度和议事会的矛盾日益恶化以后，一无所获的边度结束使命，于12月返回了里斯本。澳门《爱国者报》（O Patriota）评论说：中国代表与葡钦差冲突的原因是“葡代表的粗鲁、高傲和不理解”，“如果葡政府能够任命一名更加谨慎的人任葡国全权代表，其结果一定会好于现在的结果。”显然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更深层次的原因应如葡萄牙学者阿尔弗雷多·迪亚斯（Alfredo Dias）所言：这段插曲有其深刻政治含义。天朝的策略是所有有关澳门的事务都一如既往地在地方层面上讨论。这样，天朝便可更容易在澳门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力，避免与里斯本政府形成一个类似《南京条约》的协议。《耆英复钦差大臣士利威拉边哆函对其上京之请的看法》，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16页。《士利威拉边哆致耆英函对其上京之请的看法》，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17页。《耆英致士利威拉边哆函重申一切公事必须通过澳门总督和理事官办理》，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17页。《士利威拉边哆致必加多总督函告知他已终止与耆英之函件往来》，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18页。《士利威拉边哆致外交大臣函向其汇报与钦差大臣耆英谈判失败之原因》，载《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卷第3编，第1019页。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73页。《（1844年12月23号）载文：耆英与边度之冲突》，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72号文件，第257页。Alfredo Dias, As Negociações de 1833—1844（1843—1844年的谈判），载澳门政府新闻司1995年2月Macau杂志，第42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6月29日，抵达澳门港的满载食糖和葡萄酒准备驶往横滨为曼努埃尔．库尼亚（Francisco Manuel da Cunha）所有的葡国多桅船“贡萨桑．玛丽亚（Conceição de Maria）”号，于9月2日在开淇澳（Kaikiao）处遇难，全体船员获救脱险。格雷戈里奥．里贝罗（Gregório José Ribeiro）海军中校指挥的“帕米拉公爵（Duque de Palmela）”号巡洋舰、“玛丽亚．皮亚（D. Maria Pia）”号大船和“贾梅士”号炮艇由于相继撞上了中国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相撞中，共有150余人受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3－184页。

《知新报》第五十七期刊登《海南近状》、《英人论拒俄于东方》、《西班牙内乱纷乘》、《墨西哥物产渐兴》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望洋临绝顶，千树烛续纷，照海光摇电，烘天焰结云。鹊桥疑入晓，银汉逼斜曛，万里归帆近，灯花艳紫氛。”清朝乾隆时，海防军民同知印光任，咏东望洋山灯火诗也。盖东望洋山顶，自昔已有灯塔一座，日则灵光归然，夜则探灯四射，成为澳门唯一之标志。攷东望洋山，为澳中最高之山。海拔九十三公尺，面积约二英里，绵亘于澳门东岸，可远望九洲洋，故名东望洋山。据《勤勉堂诗钞》左秉隆诗云：“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乡？高筑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或亦有所本也。东望洋山，古称琴山，因其横卧若瑶琴然。而遍山繁植松树，故今多称之为松山，或称万松岭。所以汪佣叟之《澳门杂诗》有云：“岧晓灯塔下，亦日万松岭。危疆咽寒涛，响撼瘆蛟影。蟠曲若无路，深翠辟奇境。幽人汛瑶琴，众籁动凄警。风帆时去来，缥缈吵荡千顷。”东望洋山，纵贯澳门南北，惟被东望洋斜巷隔断，可分为两段：北段之顶峰，有灯塔、教堂、炮台，东望洋山马路环绕着半山，其间有松山亭、半山亭、水塘、及松山花园等；其南段有天文台、山顶医院等，东望洋新街盘其麓，昔日还有古城墙，沿山高下而筑，以为澳门之海滨防御工事焉。东望洋山，既分南北两段，明末时期，澳葡筑城自固，遂将东望洋山之南段，划作澳门城基；更择山之高处，筑一碉堡，初名之为圣伯多禄堡(St. Pedro)，后易名为圣耶安连摩堡(St. Jerónimo)。迨至拆城后，堡亦被拆毁。一八七二年，澳葡将沿山之城基，改建为仁伯爵医院(Hospital Conde de S. Januário)，即山顶医院。又于一八八零年，更将城堡废址，建成天文台。现在天文台山下，近雀仔园斜坡处，尚遗有当年古城之断垣残堞一小段，足资历史攷证者。东望洋山之北段，以东望洋灯塔处为最高，登该处，可以俯瞰全澳，远望大洋。未建灯塔前，该处已被称为望洋台。当年明末义士张穆，尝至该台，有《登望洋台》五言古诗一首，见《铁桥山人诗稿》，其诗云：“生处在海国，中岁逢丧乱。豪怀数十年，破浪已汗漫。故人建高纛，楼船若鹅鹳。因之慰奇观，地力尽海岸。西夷近咸池，重译慕大汉。宝玉与夜珠，结市异光灿。若梦游仙瀛，金宫赤霞烂。危楼切高云，连亮展屏翰。水上多神山，青削屡续断。澄波或如镜，一叶亦足玩。及尔长风回，气色忽已换。狂澜渺何穷，万里生浩叹！”盖当时香港尚未开埠，澳葡独握市舶之贸易霸权，而澳门处此黄金时期，故楼船云集，货宝常川，其繁盛情况，在东望洋山下，诚有如是者。望洋台上，澳葡于一六二六年，首先在此建立起一座小教堂，是为东望洋山上之最古建筑物。该教堂僻处山巅，远隔市廛，环境至为幽静。因此在一六三七年时，闻有四位西籍之天主教圣家辣会修女，初到澳门，就隐居其内，坚持苦修，谢绝世面，如是者，尝历数十年云。该教堂所祀之神，为圣母雪地殿(Cidade do Santo Nome de Dues)，葡人奉为护卫航海之神。犹闽粤渔人之祀奉天后然。闻其尝著灵异，昔日澳葡相传，有一神话，谓当年曾有数艘葡国货船，扬帆来澳，在半途中，黑夜遇风，迷失方向，正陷疾风骇浪间，危险非常。忽睹空际，发现一盏明灯，闪耀前行，为之引导，卒安抵澳境，明灯遂隐没山上。各船既得脱险，翌晨细察，乃知此为东望洋山，众便认为圣母显灵云。后来澳葡因本其旨，于教堂之侧，建立一座灯塔，俾得夜间，照耀海上行旅，意至善也。现该教堂内，还有数个古墓，嵌葬壁间。盖此乃旧日罗马教古例：凡神甫死后，便将尸体连棺，埋藏于教堂之厚墙内，以示尊敬。故澳中教堂，亦有多间理有棺椁者，如大庙顶及三巴仔等之教堂内，亦如是也。自从澳葡在望洋台上，建设炮台，而该教堂，亦被视作军事禁区，不许闲人登览。惟于每年之八月五日，乃该教堂之圣母雪地殿纪念日，例行开放一天，任人登山游览。自从一六二二年。经过荷舰袭澳后，澳葡或亦感觉澳门海岸防御工事之重要，于是驱使战胜时掳获之荷兰俘虏，开始修筑望洋台上之堡垒。后来该队俘虏之荷酋临终时，尝请求澳葡，准其刻一石像，竖立在望洋台上之教堂门外，俾作纪念。该像后来曾在一个时期，移置于议事亭内之楼下大堂，作为古物陈列，是亦澳门历史之遗物也。据《澳门三百年(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ção))对东望洋炮台曾注云：东望洋炮台，至一六三七年尝扩大增修，翌年一六三八年才完成。有一碑志刻着：当时司令为诺朗也云。闻该炮台，占地七百公尺，迺由华人承建者，建筑费竟达白银七千两整。澳葡扩建此炮台，隐藏在东望洋山中，坚巧异常，其用心亦工矣。据清朝康熙时，澳门关前街有中国关部行台，当时首任粤海关监督成克大尝莅此，曾登望洋台，并有五言古诗一首，见《畿辅诗传》十三。其诗云：“峻岭有高台，突兀南溟岸。长风万里来，天际帆影乱；极目荒徼外，一气疑未判。蛟室邈难知，蜃楼聚复散；天吴时出没，骊龙珠光灿。四海无扬波，重泽来浩瀚；百货走如鹜，有无相易换。澳贾图市利，此地立垄断。攘夺衅窦开，掩袭肆狡悍。横山起军垒，张威护里开；外御异己者，会使诸夷惮。我来一登临，狙橘信难捍。嗟彼番鬼谋，贸易操胜算；但恐恣骄纵，与世成冰炭。滥觞不在多，积微因有渐。勿令登台人，徒作望洋叹。”东望洋灯塔，在东望洋炮台上，圣母雪地殿教堂之左方，屼立澳门之最高峰，为远东历史上最古之第一座灯塔。澳葡于一八六四年兴工，至一八六五年五月始告完成。塔身高十三公尺，在该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开始放出第一次光芒，向澳门四周，循环扫射，终宵不停，其光线射程，可远达二十五海浬。灯塔内部之构造，因当时机器尚处落后，故只用木轮绳锤等物，并利用摆力使其旋转，循环不息。虽属木制粗笨，但颇见思巧。闻由一位澳门土生之葡人，名贾劳士域臣地洛查(Carlos Vicente da Rocha)所设计造成者。该座灯塔，在一八七四年九月，即清朝同治甲戌十三年八月时，遭遇到澳门一场空前凶暴之大风灾，惨被毁坏，因此停止发光。后来经过一段长时间，加意重修，改换新式机器，配用法国反射镜，才于一九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再放光明。后来澳葡更于灯塔顶端，装设一架新式之精密望远镜，虽数百里外之人物，远如前山地方，亦能悉收览于镜中，纤毫毕现，清楚非常。灯塔前面，有旗杆一枝，高逾二十公尺，为悬挂徽志，及标示风讯之用者。东望洋山上之旗杆、灯塔、教堂与炮台等，联结一起，互相辉映，成为澳门之唯一特别标记。而远来之船舶及飞机等，一望便可认识此迺澳门焉。东望洋灯塔下，半山间，有一环山大道，迺公开任人游览者，不比东望洋灯塔之炮台区域，视作禁地然。环山路上，古松夹道，蓊郁苍劲，有若虬龙，故今人到此半山游览，都称之为松山。松山西面，有一“半山亭”，该亭正中，悬一匾额，题曰：“半山”，迺翁桂清所书者。但当时澳门商会之理事长刘柏盈，名之为“商人节纪念亭”，有“商人节纪念亭碑记”云：“近世自劳动节日始，迺至妇女，儿童亦有节日，于是吾国商人，亦定每年之十一月一日为纪念节日。节者序也，取其社会阶层，无不有序，有序有循，循序以进，日进无极之义云。我侨同人，因思其义，拟纪其事，爰集资金，建小亭于松山之麓，用使游人得以憩息焉。筹建人澳门总商会理事长刘柏盈，暨全体理监事同立石，民国卅八年五月廿八日。”此正全国解放前，故同胞被称为侨胞焉。亭之两傍，有联一比曰：“一亭庇抵万千厦，乔木种径三百年。”又有序云：“澳门互市以还，历今三百八十余载，戊子岁冬，中华总商会同人，发起于松山置亭，为游人憩息之地，以志商人庆节。语云：乐与人同，斯亭有焉。爰为纪言，以留鸿爪，以名其胜。已丑小春，梁溪八十老渔，钱宝和二南撰书。”窃思松山上之良辰佳节，最热闹莫若重阳，游山登高，毋过于此。自来不少文人墨客，尝于是日，在此吟哦寄意，于所谓某节何有哉！盖松山高冠澳中各处，所以每年九月九日重阳佳节，澳中人士，靡论男女老少，辄多联袂偕来，作登高之举。惜东望洋灯塔区域，已被列为军事禁地，否则一临东望洋灯塔顶层，实为澳中最理想之登高处也。惟是环山道上，仍属热闹非常，或携壶备馔，作半日之流连；或拍照提机，留一时之纪念；或绕山漫步；或据石评棋；或练气弄拳，观摩较技；或触情兴感，唱和联吟。犹忆缪君侣之“百尺楼诗稿”，有“重九松山登高”五言一律云：“吟啸非无地，登临却有山。万松融滴翠，三径满含斑；谢屐行犹健，柴门掩未关。秋原多景色；白发映朱颜。”又读《两行堂诗钞》，有“重九登东望洋山，应友人茗酒之会，用东坡庚午九日韵，呈同座诸子”，七言一律云：“劳生谁复羡长闲，露顶人前鬓亦斑。习俗未忘重九节，举头已见万松山；且随紫菊茱萸会，不落疏风冷雨间。多谢主人能爱客，邀将明月送君还。”重阳佳节之东望洋山上，影相摊档，随处营生；食物贩子，沿山叫卖，一改闲日山林幽静之情况。每年是日，还有一个临时小集团，名为松山旧侣，邀集一羣多年常到松山散步，或习拳之仕女，在此联欢聚餐。移炉灶于山间，飞羽觞于松下；筵开多席，盛极一时；拟桓景之登高，效孟嘉之共醉；老少咸集，履乌交错，亦韵事也。松山东面，在环山道傍，又有一“松山亭”，此亭之式样，俨如“半山亭”然。亭前柱上，亦有联一对，分嵌“松”“山”二字于两比之首，曰：“松风徐送，正荡胸怀，更看镜海波光，莲峰岚影；山雨欲来，且留脚步，遥听青洲渔唱，妈阁钟声。”并附有序云：“中华民国卅八年春月，澳门华商总会，倡建松山亭。落成，属题纪念。钱城李供林敬撰并书。时年六十有八。”该联工整贴切，词句如珠，诚佳作也。且其序说明为松山亭焉。但当时澳门商会之理事长刘柏盈，名斯亭为“柯维纳总督纪念亭”，且泐有“柯维纳总督纪念亭碑记”，姑照录之：“澳门自展拓商埠以来，侨业日趋兴盛，迨太平洋战起，虽有东亚防空壕之目，惟是交通影响，物质不无窒息。幸世界和平后，柯维纳总督莅止，施政不逾年，而繁荣重𡲶。同人等深庆得人，爰集资金，建亭纪念，亦甘棠之颂也。筹建人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刘柏盈，暨全体理监事同立石，民国卅八年五月廿八日。”亭之正中，亦悬一匾额，题曰“松山”，更有跋谓：“比来吾侨能休养生息，重睹繁荣，实拜柯维纳总督之赐，用建斯亭以志不忘。戊子长至日傅德荫题，翁桂清书。”惟松山亭之左右，竟生薇草，澳中高士，尝有采而食之者。忆张学华之《闇斋诗稿》，有“食薇归而有作”，其诗云：“日夕望松山，不识山中薇，想像嵚崎人，抱节耐长饥，小草亦何幸，千载有光辉。瞿然念身世，芳躅谁能追。南方状草木，眼底纷陆离；空谷閟孤秀，寒岁留幽姿。合写高士图，未许流俗知。在山何必深，素质自芳菲；海滨述风土，记载亦偶遗。当筵佐盘餐，莫笑口腹私；庚郎足鲑菜，吴客忆莼丝。风味略相似，肉食彼何为。淟涊尚偷生，野老只自悲。岧岧首阳巅，世晚吾安归。”读是诗，倍觉诗人之清高，与世之阿谀奉承者，当不能并论也。松山之阴，既有二龙喉花园依其麓，本筑有石级可以登山者。但自从二龙喉花园改建作动物公园后，遂将石级拆毁，封锁通道，致与半山隔断。而曩日半山间，尚有一个松山花园，环绕着山上水塘，绿荫深处，别有天地，花间鸟语，松壑风涛，都尽堪流连者。忆昔刘草衣有《春晓登松山听鹃》七言绝句一首云：“薄袖禁寒坐晓烟，万松阴里听啼鹃，飘零有客如张俭，为汝临风一惘然。”又江仲春有《松壑听涛》五言绝句一首云：“万马共奔腾，苍虬日夜鸣，羊肠径屈曲，明月照人行。”园中奇花异草亦伙，据《雨屋深镫词稿》有《三姝媚》词一阕。序云：“丙寅偕今婴登万松山，有紫花数丛，不知其名，询诸花佣，言来自海西，以棠梨接之，花色益艳，因名以海紫杜鹃花。”其词云：“琼蕤笼绣葆。讶东风吹晴，落霞多少姹影撩人，漫误猜寒信，雁来秋老。西域移根，才做就盈盈轻小。几度销凝，鹦眼微舒，凤毛低袅。倦客扁舟归早。忆野色林边，暗余残照。露泣烟唬，便梦飞天末，怎生抛了？ 一捻鹃痕，还惹起伤春幽抱，望尽芳菲，谁寄丹青写好。”园内花坪草地，往日不少游客在此憩息，或玩拳聊天，地方虽小，惟面临一池春水，亦一好境界也。惜今该园，又被澳葡封锁，列为军事禁区，只有水塘一角，在环山道上，尚可闻蛙声咯咯耳。松山水塘，在东望洋山间，三面峭壁拱护，已废之松山花园环其上，余空一面，筑石坝御水，环山马路经其前，下有滤池，水经喉管而流达各处。该塘原为松山之巖壑，泉水之渊源也，澳葡于三十年前，在此筑石贮水，更导山中雨泽，灌聚于斯，遂淤积成塘，满以为可作自来水供用。盖当年澳门人口无多，不过五、六万人丁耳。但因塘小，深不过数丈，面积亦不过几百尺，蓄水有限，且来源无多，故成梦想。后来将之作为洗街水喉，及备作遇有火警时，作救火之需。后来澳门自来水公司成立，迺在东望洋山脚，另设水塘，所以《澳门市街名册》竟谓：东望洋山区有水塘两个焉。兹附录《澳门市街名册》注释东望洋山区云：“东望洋山，该山系本市最高之冈陵，位于马交石与若宪山之间，四周约以下列地方为界：与海边马路平行之外港填池，海边马路一部份；士多纽拜斯大马路一部份；何东花园；得胜马路；与火药局斜巷等。此山大部份为树林，其中有水塘两个，憩息亭二座，灯塔一座，圣堂一间，旧式炮台一座，兵营一所，及花园数处。另有下列之街道：地厘古工程师马路、海边马路、水边斜坡、东望洋斜坡、㓥狗环斜坡、火药局巷、东望洋眺望台、海之圣母眺望台等。”以上就是澳葡当局所称之东望洋山区，其葡文名称为“基亚”(GUIA)，盖即当年荷兰俘虏酋长石像之名也。

民国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6月29日，澳门政府发布训令，通过《亚尔古 (英雄)体育会章程》，正式创建亚尔古 (英雄)体育会 (O Argonauta)，会址在荷兰园大马路27号一层。1933年时会员120余人，后发展到300人。创办人为阿尼西奥．路易斯 (Anísio Rómulo Luís)。该会是当时一家在殖民地内唯一被法律认可的全面发展体育运动的体育组织，也是1931-1933年三年间较大推动和发展澳门地区体育运动的唯一组织。该会拥有一支实力极强的足球队，在1930年代，亚尔古英雄队与另一支葡人球队黑豹队 (O Tenebroso)成为澳门足坛的中流砥柱，挽回了澳门体育运动俱乐部衰落后葡人足球的颓势，在当时的南中国地区享有相当的声誉。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民政厅档案：AH/A2/P-1434miz. A1207澳门市政厅第410号1933年6月23日文件；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澳门的足球、澳门体育组织名单 (1950年编)；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46页。《澳门政府宪报》1931年第29号，第719页。

1950年6月29日，礼记雪糕退还5个汽水空瓶，下方条款列明，每个完好归还的汽水瓶可获退按金15仙。

1988年3月7日，1986年6月29日香港黑社会人物来澳持械打斗案开审，聆讯结果全部无罪释放。

步出新口岸新填海区，在宋玉生公园对开巴黎街见到一座别致的平房式建筑，线条结构，简单利索，具有现代风格，令人瞩目，四周庭园，环境恬静，与两侧高楼大厦相映成趣，高低有致；又与宋玉生公园格调一致，似乎属于宋玉生公园范围。这座建筑物属澳门教科文中心，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九日揭幕。其实，该建筑原作为前敎青司辖下的一个新青年中心，造价七百万元，以推广青年文化活动，并准备一九九八年三月启用；后来更改计划，转为澳门敎科文中心。澳门敎科文中心是本澳一个新机构，其宗旨为推动澳门与国际敎科文组织及有关机构的联系，也促进澳门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中心内分上、下两层，设有小型图书馆、展览厅及可容纳一百二十多人的会场。其中会场用途具多功能，可以举办讲座、放映电影及小型艺术演出等。图书馆面积一千二百平方英尺，收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澳门的出版物，目前藏书逾三千册，期刊百多种，并利用网络与澳门图书馆联络，是本澳第一家与互联网咖啡廊相结合的图书馆。展览厅活动频频，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不少居民参观。在一楼，设立互联网咖啡座，面积约四百平方英尺，环境舒适，专人辅导，设备齐全，用者众多，也开办短期培训课程。澳门敎科文中心建筑物面积虽然细小，但却起着提高澳门科教、文化、艺术水平的作用，盼能真正成为“澳门教科文中心”。

1998年6月29日，澳门教科文中心启用。

1998年6月29日，由氹仔连接珠海市横琴岛的莲花大桥奠基。

澳门航空货运航班始于2004年10月，并向马来西亚的Transmile Air租用一架波音727-200F货机经营台北—澳门—深圳货运航线。

“万利厨具”主要售卖厨具给本地酒楼，已营业逾五十年，但现已结业。图中的人是萍姐，拍摄当年为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