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4月17日，耶稣会主要人物西蒙•罗德里格斯(Simão Rodrigues)从罗马由海路抵达里斯本；葡萄牙驻罗马大使佩得罗•马斯卡雷尼亚斯(Pedro Mascarenhas)和彿兰西斯科•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则从陆路于6月底抵达里斯本。耶稣会当时还未获教宗正式批准，但有消息说至少有6万马拉巴尔(Malabar)的土著人在印度皈依，等待参加该会。热衷于此次宗教运动的有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João Ⅲ)和后来成为西尔维斯(Silves)主教的热罗尼莫•奥索里奥(Jerónimo Osório)，还有巴黎大学巴巴拉(Santa Bárbara)教会的首领狄奥戈•罗德里格斯(Diogo Rodrigues)博士和其他多位人士。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页。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1月26日─1553年1月13日)4月17日，彿兰西斯科•沙勿略出使中国计划失败后，仍满怀热情带着耶稣会士巴尔塔萨，加戈(Baltasar Gago)神父、阿尔瓦罗•费雷拉(Álvaro Ferreira)修士和华人仆役安东尼奥•山塔飞(António de Santa Fé)修士从果阿启程前往中国，他曾致函葡王若奥三世：他将同他的朋友迪奥戈•佩雷拉一道去要回被囚禁的葡人，建立殿下与中国皇帝的友谊。8月底抵达上川岛，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当时上川港尚是一个空旷无人的荒芜岛屿，虽有葡萄牙人驾船来此贸易，但并未得到中国官方的允许，只能住在海边的寮屋内，他们偷偷地与广州赶来的华商做生意。彿兰西斯科•沙勿略抵上川之始便设立了一座草棚小教堂，做弥撒和教那些被捕的儿童、少年学习教义，进行宗教活动。Georg Schurhammer, Epis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 Vol. 2, pp. 491—497, pp. 651—675; Alessandro Valignano, Historia del principioy progresso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en las Indias Orientales: 1542—1564, p. 258.

天启四年（1624年2月19日─1625年2月6日）4月17日，葡印总督批准澳门议事会关于澳门—马尼拉航线贸易合法化的要求。从17世纪10—20年代开始，澳门的商人开始正式维护澳门—马尼拉航线的合法性，试图强迫专门使用能受到中国海关优惠待遇的葡萄牙商船。1622年，澳门富商安东尼奥•冯塞卡（António da Fonseca）从马六甲给葡印总督写信，请求他通报国王应给予“澳门居民和马尼拉居民同等待遇”。1623年，由于日本、印度和菲律宾需要大量的丝绸，澳门—马尼拉航线的商人竭力维护其航线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这样不会损害王室财政和澳门商人的利益。由于荷兰人封锁带来的苦难，这种请求也符合大量减少向葡印商人订货的需要。这条航线上的商人们所关注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澳门葡萄牙人还指出：“如果葡萄牙人不把货物运往马尼拉，中国人则会冒险把这种利益放到敌人的手中，这样荷兰人和英国人则会大发横财。”澳门商人最后一个决定性的理由致使这一贸易合法化。普塔克称：1620年后，尽管有荷兰的不断威胁和各种葡萄牙官僚政治的阻碍，澳门与马尼拉还是成功地加强了商业联系。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丝绸交换白银的贸易而发生的。关于这一变化，普塔克作了这样的几点总结：第一，澳门早先对西班牙参与丝银贸易可能引起跌价的担忧已基本消除，因为荷兰人在海上的劫掠使数量惊人的货物不知所终；第二，荷兰人的袭击有时也针对福建商船，在台湾海峡遭受的损失暂时性地阻碍了福建商船前往马尼拉，结果是美洲白银多有剩余，西班牙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加强与马尼拉的贸易，将更多的美洲白银带回澳门。另外两个方面也值得考虑：为了提高美洲白银的产量，澳门也向马尼拉输送白银，用在白银产地的合成工艺中；水银贸易大多发生在1620年代，几乎都来自中国。主要产自贵州，原本作药用或其他用途。在此之前，一直有少量水银进入亚洲市场，但不用以炼银。澳门对这桩生意的参与是当时少有的“技术进步引起市场需求结构性变化的事例之一”。Arquivos de Macau, 2a série, Vol.1, p.60; 但加尔西亚《澳门与菲律宾之历史关系》（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48页）称，尽管澳门商人从1624年开始，一再要求将澳门与马尼拉贸易合法化，但到1624年4月17日，葡印总督仍未同意两者之间的贸易。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p.21; ANTT, 《圣维森特选集》第19卷，第157—159页，转自罗里多：《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门和马尼拉看中国》，载《文化杂志》第53期，2004年。普塔克：《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385页。

康熙九年（1670年1月21日－1671年2月8日）4月17日，澳门议事会派修士安东尼奥•努纳斯（António Nunes）为使者搭“玫瑰经（Rosário）”号抵达邦旦，从此开通澳门与邦旦之海上贸易。 克罗德•基育：《葡萄牙人和邦旦（1511—1682）》，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4月17日，澳门议事会致函交趾支那国王，对他派遣庞若翰神父前来重建澳门与该国的贸易关系表示欢迎。澳门议事会又派庞若翰神父为使节，乘坐赴东京贸易的澳门额船“西望洋圣母．圣尼古拉（Nossa Senhora da Penha e S. Nicolau）”号前往交趾支那，还带去了议事会致东京国王的信函与礼物。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6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p.130—132.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4月17日，澳门总督沙丹耶写信给议事会，对主教佩德罗萨•吉马良斯的规定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澳门却允许一位多明我会传教士若瑟•班迪尼亚(José Bandilha)留在这里教授神学。议事会对此事的答复是，此规定只是禁止那些未得到允许或不是从里斯本而来的传教者。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09.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12月21日，夜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路环岛上的居民区。大约250间茅草屋棚全部焚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1865年4月17日在废墟上重建居民区，但规模已较前为小。澳门政府继续派兵在此地巡逻，防备海盗袭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23.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4月17日，里斯本政府批准香港澳门间铺设及经营电话电缆合同，由有关公司在香港与澳门、澳门与氹仔间铺设海底电缆。连接香港的工作在合同指定的时间内完成。7月12日，澳门向里斯本发出了第一封电报。澳门香港间铺设的第一条电话电缆将于1885年7月15日向公众开通。澳门电报站设于西湾炮台。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4页；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2, p. 62.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4月17日，澳门政府颁布法令，将圣奥斯定教堂批给善良耶稣受难教友会，由该教友会负责对该物业进行重建与维修，并资助礼拜活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4页。

《知新报》第十二期刊登《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恤兵要折》、《臭腐神奇》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4月17日，海岛市公局局长罗巴度贴出告示，招人承造氹仔电力机房一座，参入投标者必须预交押票银1200元，并规定机房将使用彼得发电机组(Grupos Geradores Peter)。至1930年2月建成。为了采购设备，由局长罗巴度借款4万元“为氹仔设立电灯总局购置机件材料之用”，并获政府委员会批准。氹仔电灯总局位于嘉路士米耶马路，为氹仔第一座公营发电厂。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p. 242, p. 280，转自朱杏桂：《氹仔昔日的电力和电灯总局》，载《海岛回澜》创刊号第28—31号，2009年。

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4月17日，澳门财政布告，定于5月4日上午11时在财政厅大堂将澳门、氹仔、路环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仍以一年为期。现有人出价35万元并缴保证金，故此次出投即以35万元为底。Ano de 1936—Boletim Oficial de Macau—No. 15—11 de Abril, pp. 323-324.

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4月17日，由于战事日益紧张，生活渐趋艰难，澳门政府暂时允许将城内土地用作农业用途。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90页。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2月，从香港来的首批难民抵澳。4月17日，由于生活指数的暴涨及蔓延远东的战争带来的困境，暂时允许将城内土地作农业用途。

民国三十二年 (1943年1月1日-1943年12月31日)4月17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南京汪伪政权外长乔装抵达澳门，拜会此时居澳的宋庆龄。此时，由于日军希望全力对美作战，希望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企图努力与重庆国民政府达到合议，为此特遣两人来澳门请求宋庆龄帮忙。宋庆龄仅表示愿意参加争取与日方达到和平。陈璧君9月20日离开澳门。理卡多‧平托：《中立区的炮火》，载《澳门杂志》第2期，1997年9月。

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4月17日，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电请行政院收回澳门。28日，就广东省临时参议会请求向葡国交涉、收回澳门之事，国民政府外交部欧字第8661号代电答复到粤，称：收回澳门，现秉中央意旨，正在研究筹划中。同时高级外交官表示葡国在战时非盟邦，澳门违反中立地位，并列举澳门应交还中国之理由： (1)实际上，英美法所租借之土地，已完全交还中国； (2)葡国在战时并非盟邦，并因许可德日人避难，而违反中立，并应负不少爱国华人之死亡之责任； (3)居民95%为华人； (4)澳门已成为不道德之城市，为烟、赌、妓及贩卖人口罪行之渊薮。《广东省参议会电请行政院收回澳门案》，澳门历史档案馆藏缩微胶卷：全宗号35J-175/案卷号2 (2)/盘号2239/影像号41l；《发动国民外交收回澳门：中央接纳国民要求正筹划中》，载《粤侨导报》1947年第13、14期合刊，转引自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第25页。

1987年4月17日，葡萄牙总理施华高（Cavaco Silva）官式访澳3日，这是在职总理首次来访。

1988年4月17日，“耐力之旅”澳门至里斯本车队出发，全程18,000公里，7名澳门葡人参加此历史壮举。

1998年4月17～19日，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抵澳访问。

1999年4月17日，首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参选报名工作结束，共9人报名，其中2人为女性。

2002年4月17日，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进入英国，并逗留最多6个月。

2003年4月17日，与中山、江门等10个市政府合办的“粤西名优产品展销会，开幕，特区政府希望透过展销会进一步加强与粤西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