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7月19日，王室貴族菲利浦•羅博（D. Felipe Lopo）就職擔任澳門第二任總督。他並不比他的前任更受歡迎，議事會寫信給國王抱怨這一職位並要求將其權限退回到原貿易司令所有，但最終沒被批准。他在班吉（Pangim）擔任艦長時作出過突出貢獻，也曾在錫蘭（Ceylon）和馬六甲任職。他的政府招致許多不滿。其船隊在第二次前往中國返回時在馬六甲遭荷蘭人攻擊，損失60萬元印葡幣之巨。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 103.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7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2月9日－1691年1月28日）7月19日，據澳門議事會本日記錄，澳門在對面山灣仔處建有多處別墅，有三處別墅分別為前澳督畢美達、卡塔琳娜•瓦噶斯（Catarina de Vagos）和聖奧斯定教堂神父所有。通事莫拉斯（Morais）奉命同香山知縣辦理了這三處別墅的地租。因別墅僅供度假之用，當年每棟別墅只納租50兩白銀，以後不用再交，香山政府還給他們頒發了憑證。畢美達及奧斯定教堂神父的別墅地租共100兩白銀是由議事會墊付的，卡塔琳娜•瓦噶斯的別墅地租則是自己付款。另外，葡商貝爾納多•施利華（Bernardo da Silva）在灣仔有一座規模很大的別墅，他親自同香山知縣交涉了地租事宜，租金為500多兩白銀。灣仔第五座別墅屬於法蘭西斯科•洛倫索（Francisco Lorenço）的，他向香山知縣交納了200兩地租，同時還給兩位師爺40兩。據教會檔案，當時澳門葡人在灣仔至少擁有八座別墅。而據17世紀的荷蘭地圖，在灣仔處標有一座葡萄牙炮台和一座造船廠。《市政廳古文獻》第2卷， 第47頁及《澳門教區教會報》， 第542—543頁第4圖， 1961 年6月，轉自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99頁。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7月19日，戴冰玉總督下令對在田野強姦一位帝汶女子的葡萄牙人安東尼奧•羅德利格斯（António Rodrigues）處以“釘掌”之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75頁。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7月19日—9月8日，澳門葡船4艘從果阿結束貿易返澳，所載貨物均為藥材、香料、魚翅、紫檀等粗物，並無細巧物件。《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楊琳奏報西洋人郎寧石等搭船至澳門及所到西洋貿易船隻情形折》，第105頁；G.B.Souza,The Survival of Empirc：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pp.164—167稱，當年返澳之澳船僅為1艘。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6月20日，由英公司倫敦董事會派出4艘商船參加廣州貿易，本日“康普頓(Compton)”號、“理查蒙(Richmond)”號、“溫德姆(Windham)”號到達澳門。7月19日，第一大班喬治•阿巴斯諾特(George Arbuthot)乘坐的“林恩(Lynn)”號亦抵澳門（喬治•阿巴斯諾特於抵達前一日逝世）。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08頁。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7月19日，專案員馬塞多•內托從王室大法官莫雷拉•蘇沙家里拘捕果阿土生葡人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之後包圍了他的家，並讓大三巴炮台朝由武裝奴隸們守衛的該住宅開炮。由於炮彈毀壞更多的是周圍的住宅，馬塞多•內托停止了炮擊，讓士兵在其門前站崗。21日，星期天，住在附近一所宅院的北京主教弗朗西斯科•布利菲卡森修士經馬塞多•內托允許走進王室法官的住宅，把他領到他的住處，於是王室大法官就住在主教家裡。最後，馬塞多•內托還是將莫雷拉•蘇沙抓捕，並將其當作囚犯押送果阿。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1—122頁。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3月4日，教廷傳信部意大利方濟各會士班倫札•魯謝拉（Juan Bañeza de Lucera）在澳門方濟各修道院去世。魯謝拉來自意大利阿普利亞的聖阿格尼亞（Saint Agnes in Apulia）方濟各會教區，1741年2月10日來華，在直隸南部和山東西部的傳信部教區工作多年，管理著2300名基督徒。由於魯謝拉身體十分虛弱，到後來竟雙目失明，遂於1775年7月19日結束了其在內地34年的傳教生涯前往澳門休養，最後於當日病逝澳門。孟德衛（D. E. Mungello）：《靈與肉：山東的天主教，1650—1785》第6章，第167—169頁。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19日，一艘屬於享利•考克斯(John Henry Cox)先生的英國雙桅帆船“諾特卡(Nootka)”號抵達氹仔錨地，它運來8000張海獺皮。22 日，“諾特卡”號懸掛英國國旗，企圖駛入黃埔，但該船“沒有正式入口執照和懸掛英國國旗的准許證”。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04頁。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29日，澳門聖若瑟修院院長科雷亞•瓦倫特攜帶幾位傳教士從里斯本返回澳門。這幾位傳教士是遣使會修士阿爾瓦雷斯•貢札加（Luís José Alvares Gonzaga）、若阿金•薩賴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若瑟•安圖內斯（José Antunes）、米格爾•丹塔斯（Miguel Dantas）。7月19日，瓦倫特院長病逝於海上，其他幾位修士則於9月16日抵達澳門。瓦倫特病逝後，由若阿金•萊特接任院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386及Vol. 8, p. 309; 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61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7月19日，花利亞第三次正式出任澳門總督，他於7月16日，乘坐“阿蒂沃”號抵達。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5頁。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7月19日，葡萄牙船“國王（Rei）”號自里約熱內盧抵澳門。澳門富商俾利喇與帝汶總督若阿金·雷戈（Joaquim Vicente Rego）同船到達。11月24日，雷戈前往帝汶上任。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頁。

清道光二年（1822年1月23日─1823年2月10日）7月19日，若奧六世頒布敕令，澳門、帝汶、索洛脫離葡印政府管轄，單獨成為一個海外省，並劃為一個海外選區，產生一個議席。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7頁。

1822年（清道光二年）1月5日，葡萄牙頒佈第一部憲法，把澳門納入葡君主立憲政制的管轄範圍。7月19日，葡萄牙法令，將澳門、帝汶、梭羅（Solor）劃在一個海外選區，享有一個議員席位。9月12日，《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創刊，在官印局印刷。該報被稱為中國境內首份外文報刊。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7月19日，澳門土生葡人富商雅努阿里奧·阿爾梅達（Januário Agostinho de Almeida）在加爾各答的朋友家去世。阿爾梅達是澳門土生葡人阿爾梅達家族的創始人。1759年9月19日生於里斯本，約17歲時開始赴東方從事商業貿易，很快便成為澳門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是“聖米格爾（S.Miguel）”號和“路戈尼亞”號兩艘船的船主，並參與組建著名的澳門儲金局，任第一任總裁。他在澳門靠內港司打口（下環街2號）有一幢宮殿式的大宅，被人稱為“新花園”。他極其富有，據傳，他家雇有100名印度兵為其看家護院，刮颱風時，甚至讓人用裝有硬幣的麻袋堵塞家門，以防水浸，每個袋子裝有100枚錢幣。阿爾梅達1806年6月25日被封為基督騎士，1815年1月3日被封為王室貴族，1815年6月15日被封為聖若澤（S.José de Porto Alegre）男爵，現在的三層樓上街葡文名Rua do Barão，意為“男爵街”，即為紀念他而命名的；另外打鐵斜巷葡文名為“Calçada da Januário”，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19世紀初，該家族已經衰落，1825年其主要物業“男爵宮（新花園）”被賣給卡內羅家族。Jorge Forjaz，Famílias Macaenses，Vol.1，pp.89—90; Manuel Teixeira，Toponimia de Macau，Vol.2，pp.334—335.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7月l5日，英國駐華全權特使、商務總監律勞卑（Lord Napier）抵達澳門。其機構的職員組成如下：第二監督由德庇時先生擔任；第三監督由喬治·羅賓遜爵士擔任。由哈威·阿斯德爾（John Harvey Astell）出任秘書；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為中文秘書及翻譯；查爾斯·義律（Charles Elliot）上校為主隨從官；郭雷樞任醫生，亞歷山大·安德遜任助理醫生。喬治·瓦謝爾（George H.Vachell）正在從英格蘭來華的路上，他出任使團牧師。總監的私人秘書官為參遜（Alexander R.Johnston）先生。7月l9日，東印度公司廣州與澳門的商行奉命正式停止運作。7月25日上午，他們到達廣州，入駐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商館。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56—58頁；馬禮遜夫人：《馬禮遜回憶錄》，第301—302頁。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月20日，英國全權代表義律宣佈，依據他與大清欽差大臣琦善簽署的協議，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清政府賠償英國600萬兩白銀；雙方貿易將於10日內恢復；兩國將以互助方式發展更直接的關係。7月19日，英國人再次進犯澳門港未遂。他們企圖要求得到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船隻停泊澳門的同等權利。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7月18日早，受雇在西洋划艇幫駕之香山縣疍戶陳亞定、張亞有、龔有太等人，在19日晚駛至新安縣屬鷄翼角洋面，乘各夷人駕船辛苦，困倦睡熟之際，陳亞定等見貨箱沉重，起意將夷人謀害，得贓分用，將西洋水手二人並夷商嗎堅唎一名殺死。後為澳門同知暨香山、新安各縣營訪聞緝獲。《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革職留任祁貢等奏報拿獲圖財謀殺夷人多命凶匪審明定擬折》，第502—503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7月19日，受兩廣總督耆英的委託，廣州知府抵達澳門準備與法國特使真盛意會見。然而，廣州知府在澳門剛登岸，先期於本月11日抵澳的法國駐廣州領事拉地·蒙冬（Ratti Menton），即刻派遣兩名密探通知中國官員稱，拉地·蒙冬是法國政府授權的唯一代表，真盛意和沙厘均是冒充者。拉地·蒙冬還說，真盛意與沙厘因行為不端，已被法國政府革職。然而，廣州知府認為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屬下。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上卷，第233頁；The Friend of China, January 9th, 1844, Vol.3, No.96, p.201.

清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19日，據《澳門政府憲報》登載告示，住大堂坊醫人院街第1號屋的澳門著名華商馮成身故，以其妻梁氏（A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為管理物業之人。馮成又名馮鳳韶，南海官窯鄉人，早年因往返澳門做絲茶生意而接觸天主教，遂定居澳門，且加入葡籍入了教，教名為方濟各‧沙勿略。先後經營澳門多項專營生意，除經營繅絲業外，以賭博為多。除1875年、1878年和1881年為澳門闈姓承充人外，尚在1874年、1875年和1878年承充氹仔番攤及在該處煮賣鴉片生意。1877年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兩年。1878年曾出任鏡湖醫院首總理。馮成發財後，從王祿手中買下連丁圍數幢舊宅，拆建成一座類似廣州西關大屋的唐樓院落，時人稱“馮家大宅”（即白馬行街1號）。馮成逝世時，三子皆幼，其家產遂由其生前“十友”即何桂、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及其弟馮覺芬代理。至1889年，其長子馮洛泉遂接管馮成之生意和銀業。而金豐居士稱：馮成去世後，家業在半年之內星散，馮家大屋亦轉入盧九師爺李岩之手。《澳門政府憲報》1882年7月22日第29號及1898年10月29日第44號；AH/F/422, MIC：A0586, p. 20, 34, 90, 83，澳門歷史檔案館；金豐居士：《連丁圍“連勝攤館”》，載《訊報》2008年1月11日及18日。金豐居士稱馮成教名為奧斯定‧馮，又稱其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逝世，均誤。

光緒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7月19日，葡文報紙《華聲報》（O Echoda China）在香港出版，主編為澳門土生人安東尼奧‧蘇沙（António José da Silva e Sousa）。該報為政治、文學及新聞性週刊，發行量很小，1885年9月停刊。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 273.

鏡湖醫院於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創辦，創辦宗旨是為澳門廣大貧苦大眾解決生、老、病、死的施濟工作，還肩負貧苦家庭兒童教育之設立，而且還仲裁民間事務之糾紛。所以得到全澳商行及善長人士大力支持，亦是當年澳門唯一華人慈善組織。鏡湖醫院慈善經費的來源，須靠各界慈善家捐助常年經費以維持運作。闔澳紳商肩承辦理簽名列記。其中鄭啟華是《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之父。

鏡湖醫院於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創辦，創辦宗旨是為澳門廣大貧苦大眾解決生、老、病、死的施濟工作，還肩負貧苦家庭兒童教育之設立，而且還仲裁民間事務之糾紛。所以得到全澳商行及善長人士大力支持，亦是當年澳門唯一華人慈善組織。鏡湖醫院慈善經費的來源，須靠各界慈善家捐助常年經費以維持運作。朔自清代光緒十一年（1885年），有曹連益堂曹芳憲後嗣長房應達、二房應賢送產業永安大街舖一連二十五間， 作為鏡湖醫院永遠肩管，另光緒十八年（1892年）善士周者宜翁四次送出吧嗉咑街、通商新街前後共舖十六間，作為永遠肩管。故曹周二家善士送業肩管為最。其他善長送業本會肩管者有百位以上。1963年澳門政府將青草街、田畔街、亞美打街、施利華街、大興街共五條街，共三十五幢公開拍賣，該處共有二千餘居民居住，若拍賣出去，可能被迫遷或加租，以致流離失所。鏡湖醫院慈善會何賢主席有見及此，備全資承購三十五間，全部捐給鏡湖醫院及同善堂作為慈善經費。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885年7月19日），曹連益堂芳憲公後嗣長房應達、二房應賢承先父遺下永安大街一連二十五間舖送鏡湖醫院作永遠嘗產。

光緒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19日，《自由報》（A Liberdade）創刊，創辦人為澳門土生葡人塞薩里奧‧施利華（José Cesário da Silva）。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52.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7月19日，康有為上光緒帝折，請令十八省各開辦商務局。廣東商務局七十二行即舉何穗田為總辦，以《知新報》曾言商務章程。當時正值岑春煊出任廣東布政使，故康有為乃以何穗田之事托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第541—542頁。

《知新報》第五十九期刊登《英人論日本進步之機》、《論歐人分割非州無益》、《輪船新式》、《中美商務比較》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7-8月，發生路環慘案。先是，在5月5日晚，以梁意華為首的路環海盜將新寧縣東坑等三鄉學童18名綁架，勒索3.5萬元贖金。鄉中父老先稟告兩廣總督袁樹勳，袁因“澳界尚未勘定，既不能照會澳督往拿，承認為彼之屬地；又未便派兵往緝，致啟交涉。”正在籌辦之際，事主又稟求澳督往拿。7月12日淩晨4時，澳門總督馬奎斯遂派遣兩支部隊——以上尉阿吉亞爾（Aguiar）為首的45名陸軍和在中尉阿爾比諾‧里巴斯（Albino Ribas da Silva）率領下的氹仔及路環小分隊進攻路環。由於海盜的抵抗，葡兵被擊斃數人，炮台亦為佔據。澳督聞訊後，又增派一炮兵部隊，“澳門”號炮艦以及由巡捕司令、上尉馬丁斯‧馬德拉率領105名巡捕亦前來增援。然而，葡兵屢為匪黨所敗，複死傷多人，乃於l3、14等日，調集水陸各軍全力合攻。因路環各村民人為盜所挾，不願遷避，導致炮擊損傷人物不計其數。至7月17日，105名“唐娜阿美利亞（D.Amélia）”號巡洋艦上士兵在中尉卡瓦略‧布蘭登（Carvalho Brandão）的率領下在路環島登陸。7月18日，“祖國”號炮艦及“澳門”號炮艦炮擊華人海盜陣地。7月19日，剿匪大軍全面出擊至路環九澳地方。許多海盜於前天夜間乘暴風雨竄逃，多人喪生。救出18名人質，其中成人7名，兒童11人及另外40余被海盜俘獲者。10月12日，根據1910年10月12日公佈的法令，6月24日為澳門節日。在路環，7月13日為“路環戰役紀念日”。11月，開庭審判路環犯有綁架罪的海盜，判以20年流放監禁。據當時有消息稱：葡兵此次並非剿匪，實系剿民，不過借題發揮耳。洋兵轟毀村鄉，慘斃多命，均是無辜良民。至於賊匪，其兇狠者逃走殆盡，擒獲者不過一二餘黨。而第二次剿過路環匪之葡兵，仍留住該島約有百名，並未退出。粵督為此電請外務部要求撤退路環葡兵，“此次剿匪，雖由事主所請，然事前並未知照，事後華兵商往會剿，彼又固拒。澳門界務未定，路環難認為葡屬地。按照中葡條約第二款內載，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現葡擅向路環用兵。不合條約者一。華人居住西洋屬地，生命財產照約應由葡官保護，況路環並未屬葡，該處居民雖不乏與匪交接之人，而安分良民亦尚不少。此次葡人剿匪，不分良莠，悉將居民轟毀，華人生命財產損失甚巨。不合條約者二。葡人從前駐守路環之兵只十餘名，葡使稱匪已肅清，前剿匪之兵自願全退。乃續派葡兵留駐該島，竟有百名之多，大背不得增減之約。不合者三。現粵民與葡感情最惡，此次路環居民被葡兵焚殺，民情更為憤激。而葡人增兵駐守，顯為強佔路環張本，與日後議界尤多窒礙”。路環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比憤慨，紛紛要求政府廢除條約收回澳門。清政府鑒於群眾強烈要求，再派駐法大使劉式訓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劃界談判問題，但此事最後不了了之。《香山旬報》，粵督為葡人剿匪事佈告各省電文，第67期，第67—68頁；《香山旬報》，葡兵攻過路環詳志，第66期，第49—52頁；《申報》1910年7月25日《葡兵炮攻過路環海盜詳情》；《申報》1910年8月1日《葡兵搜圍海盜之尾聲》；《申報》1910年8月2日《葡兵攻擊過路環海盜余聞》；《申報》1910年8月25日《粵督電請撤退路環葡兵》；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42—46頁。

民國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7月19日，廣東政府要求澳門政府引渡涉嫌在厚門涌 (Hao Mun Chóng)地方綁架兩名兒童的兩名華人許發 (Siu Fat)及肖恒 (Sio Heng)，澳門政府回復稱，此兩人已因綁架兒童到澳而被澳門法院判刑，故無法滿足廣東政府之請。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231號卷宗，第S-E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107頁。

民國二十年（1931年）七月十九日例會，宣讀廣州方便醫院及商善各界籌賑會來函，云滙上賑款四千元及前由同善堂滙三千元，已先後收到，即代為發賑，謹代災黎鳴謝等語。

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1月1日-1936年12月31日)7月19日，青洲北部河碼頭落成，外港儲水塘竣工，青洲自來水廠揭幕。當時自來水公司投資100萬元擴建青洲自來水廠，建成了水泵水站，水處理設施、淨化水泵站、配水庫及輸水管網，原水來自青洲河，每日耗水量約700立方米，是當時第一家供應經淨化處理且有氯氣消毒的自來水廠。時任市政廳主席的阿把諾‧奧利維拉 (Albano Magalhaes de Oliveira)為解決供水困難不遺餘力。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71頁；樊燕玲：《澳門青洲問題研究》，第81頁。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7月19日，青洲北部河碼頭落成，外港水塘竣工。12月12日，賈梅士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建立紅街市，其建築設計為人津津樂道。

黃就順老師是澳門資深的地理教師，終生奉獻澳門教育。

最早澳门的人多住在河里。 早期，管治澳门的是駐日本航程舰队兵頭，他在澳門逗留一年，之後繼續行程。 在這一年裡，和其他人一樣，住在船上。 只是他的寢倉的大小和下屬的不同。 很久之後才搬到澳門陸地上的宮殿。

楊蔭芳，女，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南門人。油畫家、同盟會會員。方人定妻子。 蔭芳生於一個前清舉人家庭，居長。她聰明勤奮，深得家人的疼愛。青少年時期，她在國內讀書，1925年赴日讀書，起初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刺繡科學習，1928年結業；1929年考入日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習。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她和留日同學輟學回國，1933年返回日本繼續學業，1935年畢業。 1930年，蔭芳在日本美術學校與同學方人定結婚。翌年，蔭芳夫妻回國從事美術教學和創作。1933年夫妻再度赴日時，她參加東京舉辦的“日本美術學校畫展”、“中華旅日作家十人畫展”；後來參加中法、中蘇、中德、中英、中捷美展，展出油畫《兔》等四幅作品，深受觀眾歡迎。1935年9月，蔭芳夫婦和同學蘇臥農、黃浪萍回到廣州時，高劍父創辦的春睡畫院特意為他們四人舉辦歡迎畫展，蔭芳以油畫《臥讀》等十多幅畫作參展，轟動廣州。 1937年，第二次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蔭芳以油畫《魚》參展，贏得中外觀眾的好評。不久，抗日戰爭爆發，蔭芳夫婦以畫筆為武器，宣傳救國抗敵。1938年夏，方人定在香港勝斯酒店舉辦“方人定抗戰畫展”，蔭芳積極支持丈夫的愛國行動，參與畫展設計佈置，出謀出力，將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諸於世，召喚人民，堅持抗戰。 1935年，蔭芳從日本學成回國後，隨即回到中山縣，1935年秋至1938年底，她先後在縣立女子中學、仙逸中學擔任美術教師，培養一批批有志於畫藝的學生。1938年秋，因日機瘋狂轟炸石岐，各學校相繼停課，她避居澳門，直至抗戰勝利。 蔭芳夫婦蟄居澳門期間，生活困苦，多次抗拒敵偽當局要脅他們參加畫展，保持民族氣節。 1945年秋至1952年，蔭芳受聘為中山縣二區區立第一中學教師；之後，遷居廣州。 1979年8月開始，蔭芳受聘為廣州市文史館研究員，致力於油畫創作，並參加多屆廣州市文史館書畫展，展出油畫新作多幅，連獲好評；代表畫作有《兔》、《臥讀》、《荔灣一角》、《四喜圖》等。 幾十年來，蔭芳始終把她的藝術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中青年時代，她參加進步的美術團體；抗戰時期，恥於與落水畫人為伍，並協助方人定從事抗日救亡畫的創作。解放後，她用畫筆讚頌祖國，描繪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她的作品感情深厚凝重，賦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藝術個性，體現民族傳統畫法與西洋畫法的融合與昇華，為畫壇綻放異彩。 1975年3月，方人定病逝後，蔭芳將丈夫生前的畫作、遺稿加以整理，交給有關部門出版和展出，先後由廣東畫院編輯、嶺南美術出版社出版方人定的《方人定畫集》及論文著作《國畫的三個問題——線條、皴法、色彩》。[1][2] 蔭芳長期在外工作，但對故鄉感情深厚。1986年11月，中山市舉辦“孫中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舉辦“中山籍人士書畫展”，她以油畫《廣州西關》參展。1987年，她為《中山修志通訊》第六期撰寫《方人定傳略》一文，晚年時畫作有《荔灣一角》、《四喜圖》、《常餐準備》等。[2] 蔭芳與方人定生育二子一女，長子方心冬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現移居美國，從事物理研究。次子方中堅在深圳特區電子廠工作。女名方微塵居住廣州。 1990年7月19日，蔭芳在廣州病逝，終年88歲。 抗戰時期，濠涌村時常有日軍的汽艇來往，有時日軍還上岸劫掠，有時向偽鄉保要糧、要豬、牛，偽鄉保就向鄉親們勒索。某日，突然有三個日軍徒手進村，像喝醉了酒似地大喊大叫，橫衝直撞。村民方德深的妻子走避不及，被日本鬼子攔住。方德深聞聲衝出房門，抄起木棍便打，邊打邊呼，一些鄉民聞聲而至。基於對日軍的仇恨，揮舞棍棒，一陣狠打。三個日本兵被打得遍體鱗傷，由偽機關出面把三個日兵帶走。但鄉民知道這次闖了大禍，緊張萬分。 果然，日軍調來百多人將村子包圍，聲言全部村民通通要死。緊急之際，有人想起楊蔭芳，她精通日語，請她出面交涉。 在鄉親們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脅的情況下，楊蔭芳義不容辭，逕直走到日本軍官面前，取出她留學日本的證件，遞了過去。日寇軍官看著證件，再端詳著這位婦女，一臉正氣，不卑不亢，凜然不可侵犯，一時愣住了。楊蔭芳用流利的日語，說明事情緣由。日本軍官不信，幾個日本士兵的刺刀直指楊蔭芳，她毫不畏懼，反覆強調，此事與村民百姓無關，不應加罪於他們。她有理有節的一番義正言辭，令日本軍官語塞，最後不得不下令撤走。[3] [1]《楊蔭芳》，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0年9月19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_detail.aspx?personId=248。 [2]中山市華僑．港澳台人物傳編委會辦公室：《女油畫家楊蔭芳》，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130-132頁。 [3]《楊蔭芳救了濠涌村》，載《中山日報》，第3634期，B3版，2004年12月18日。

1991年7月19日，珠海市長梁廣大應邀官式訪澳三天。

2002年7月19日，經勞工暨就業局與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協調，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與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職工聯誼會就員工轉職問題簽署四方諒解備忘錄。

耶穌會第31任總會長蘇薩神父於2019年7月19日上午到利瑪竇中學進行親善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