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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6月25日,“福安教案”爆发。福宁知府董启祚因查福安境内天主教事,遂派兵员往福安搜捕,至7月4日,将多明我会白多禄主教及德黄正国、华若亚敬、施黄正国、费若用等四位司铎并教友陈䌷、王鹗荐、郭惠人、陈廷柱、刘荣水、郭全使抓捕解送省城。据白多禄供:“广东香山县澳门地方向有八个教堂,多明我堂(板樟堂)、三巴堂(圣保禄堂)、白多禄堂(大堂)、方济各堂(嘉思栏堂)、圣奥斯定堂(龙松堂)、若色堂(圣若瑟堂)、圣老良佐堂(风信堂)、圣咖喇堂(家辣堂)。那多明我堂是管福建的,现在有闵爱干束在那里管事。三巴堂是管京里的,余外是管广东、河南、江西、浙江、陕西的,澳门地方全是西洋人居住,还有西洋官在那里稽查。那白多禄堂的名是上年建号,与我同名,并不是我创建。至我使用的银子,是西洋富人布施存在教王那里,我们每年是下半年将从教的人造册送去澳门,交闵爱干束寄与吕宋伯儿乃笃(Bernardo de los Santos),转送教王本笃,每年有番钱五百五十个交与会长伯儿乃笃,寄搭船户至澳门。闵爱干束收贮,转给我们赉名单的人带回,赉名单去澳门的人先年是雇冯圣行,因他死了,(乾隆)七、八两年,另雇福安人缪尚禹、缪允喆,九年,雇陈墨仔、缪允义,十年又雇缪尚禹,去取银子并圣油零星番物带来。费若用、华敬、德黄正国、施黄正国,每人分番钱一百个。因我行教多年,分番银一百五十个,雇去的人,每次给二钱番银十元。”又据缪尚禹、缪允义供:他们赴澳门取钱都是“从福安起身赶到漳州,下船走到赤石岩,又起赶到老龙,又搭船到香山县澳门,把书送给多明我堂掌教姓闵的看了,他把银子并和鼻烟、葡萄酒、圣油、素珠、番像并零物件交与小的们带回福安,转给白多禄。每年八月、九月间来回一次。每次有五百多个番钱寄回交与白多禄。小的去是住多明我堂。乾隆六年,小的缪尚禹在澳门撞有北京、陕西、江南、江西送册子的人。”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发生后,又一次引发全国性的禁教,并且波及澳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拿获天主教夷人并办理缘由折》,第78页;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39《福安遭难事实》,第149页,及33《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130—140页。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7月4日,香山县丞经陆地于下午3点来到澳门,马上在五锣开道及其随从的簇拥下,前往位于仁慈堂边上的那几座房子下榻。前山寨及香山的官员一般在这里下榻。庇礼喇称:除了花王堂附近接待中国官员的公馆外,仁慈堂边上还有一所供香山及前山寨官员下榻的房子。按:这仁慈堂边上的房子,即关帝古庙(三街会馆),为清政府自己准备的行署,非议事会安排。TA-SSI-YANG-KUO, Série l, Vol.l—2, p.751.TA-SSI-YANG-KUO, Série l, Vol.1—2, p.760.吴志良、金国平:《中国官员临澳驻节地考》,载《过十字门》,第171—187页。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7月4日,署理澳门同知福荫长会同香山县令郑承雯、县丞周飞鸿勘查发疯寺山脚水坑尾沙田及山坡房屋事称:因澳门发疯寺(即望德堂)山脚,土名水坑尾浮沙一段,东西较窄,南北较长,一字形沙坦,四围竹树,中有小池,池之北有茅寮三间。询悉夷人咈唎咇·唠嗹嗦(Filipe Lourenço),于乾隆五十年(1785)间逐渐围筑,种植瓜菜,后来转给夷人喏坚·呢路(Joaquim Nilo),又转给贺囒夷人白鸽呅(即比利文),现在种植稻谷,约计14至15亩。其山坡房屋,共57间,内瓦屋34间,茅屋23间。居民中,有客民邓朝籍等31家及已革通事陈亚满,总共32家,陆续架盖居住。勘查后,该同知令澳门理事官,即将此项沙田作为疯疾口粮,归入发疯寺管理,不准夷人私相授受。其华人邓朝籍等31家架盖茅瓦房屋,系手艺营生,并无传教情事,仍听其自便。惟陈亚满一名,曾充通事,不应住居围外,应令夷目查明围内民房大小,价值相等者,押令更换。并将此地查明丈尺,竖立石界,毋许民夷再有私垦开阔田基及添建房屋。据龙思泰称:在城区的东面,是一片叫做“郊外(Campo)”的野地,可以说它一直延伸到半岛的边缘。穿过水坑尾门,左边有一排简陋的棚屋,在通往望德圣母堂的沿路上,与一些较像样的房子混杂在一起。在那里修建的第一批住宅由新基督教徒占住,这些人是1809年由一名西班牙奥斯定会修道士召集来的。在这一排房子对面的一块地,由一位勤劳的欧洲葡萄牙人清理并开垦出来,这项工作一度受阻,直到他说服中国官员相信,他种出来的稻谷是为了救济麻风庙的麻风病人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澳门同知辛为奉宪劄饬查发疯寺山脚水坑尾沙田及山坡房屋民人事下理事官谕》,第6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42—43页。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7月4日,由在澳门的美国人组织的、兼具商务与传道目的的赴日本航行的“马礼逊”号启航。该船同行者有伯驾、卫三畏及能干的东方语言学家郭实猎牧师,并携带两艘日本失事船只上的7名日本水手返回日本。由于奉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为切实防范外国船只驶入日本,故向各大名下达了炮击外国船的命令,“马礼逊”号还未进入日本港口,即遭到猛烈的炮击。又转驶鹿儿岛,亦遭日本炮火攻击。8月29日,他们决定返回澳门。船只上携带的日本人亦随他们返回了澳门,后这批日本人移居香港。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45—48页;陈湛颐:《日本人与香港:19世纪见闻录》,第7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7月3日,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代表顾盛(Caleb Cushing)在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后花园的圆石桌上签订中美第一个条约——《望厦条约》,议定34条,即在澳门缮册,钤印分执,以示抚绥。统领美国远东海军的派克(Foxhall A.Parker)准将、伯驾及美国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均参加了签字仪式。4日,两广总督耆英离开澳门返回广州。《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奏报遵旨速议美国贸易条约折》,第528—531页。关于《望厦条约》签订的地点普济禅院,学界近来出现一些争议。较早对《望厦条约》在普济禅院签订提出怀疑者是已故澳门学者陈炜恒,其在1997年《市民日报》即已提出“中美望厦条约在普济禅院签订,此说令人怀疑”,见该氏《莲峰庙史乘》,第176页;谭世宝于2007年更著长文考订,认为主要致误原因来源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南海人陈樾撰写并立碑之《普济禅院石案记》。根据葡文档案(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62页),耆英这次进澳住在莲峰庙,并在莲峰庙建行辕,因此,作为官庙的莲峰庙应是签订地。见该氏著:《〈望厦条约〉签订处和名称之异说考辨》,载《文化杂志》第62期,2007年。2008年9月,赵利峰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顾盛卷宗(Caleb Cushing Papers)中随团画家George R.West所绘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地的水彩画作,判定为普济禅院无疑。并指出签约是在普济禅院的大殿中,而非石案。见赵利峰:《鸦片战争时期来华的美国顾盛使团中的随团画家George R.West与〈望厦条约〉的签订处普济禅院》,载《文化杂志》第72期,2009年;爱德华·V. 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第8章,第110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7月4日,著名汉学家、澳门土生葡人玛尔丁略‧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在风顺堂区逝世。玛吉士,1810年3月20日生于澳门风顺堂区,其父亲为曼努埃尔‧马葵士(Manuel Francisco Marques),为纯正的葡萄牙人。玛吉士少时就读澳门圣若瑟修道院,在汉语语言的学习上,造诣颇深。1833年,玛吉士取得了译员的资格,并且在议事公局中担任翻译官,很多粤澳往来的文件都由他翻译,并一直持续到1846年。1846年12月,法国外交使团邀请玛姬士出任该使团随员,担当翻译一职。但因为外交使团到达日期的延误,玛吉士在这一段时间为香港的法律部门做汉语翻译。直至1848年,他才成为法国外交使团的正式翻译。其后的十年间,他一直为法国外交使团服务。1860年他临时接替了退职的卫三畏的工作,做了美国外交使团的翻译。在结束这个职务之后,1861年3月,应普鲁士外交部长的邀请,他又接受了普鲁士外交使团翻译的工作。晚年的玛吉士回到澳门后,继续从事着他的汉语研究直至去世。玛尔丁略‧玛吉士一生著述颇丰,先后编纂出版多部著作。《音乐基本原理》(Princípios elementare da Musica),由圣若瑟修道院出版,书中有作者1846年9月8日的序。《番汉杂录全本》中文本,全书十二卷,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启示录》、《提多书》、《希伯来书》,即将《新约》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该书于1848年开始翻译,1854年完成。《汉葡词典》(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是玛吉士依据《康熙字典》编撰而成的一部词典,可惜没有正式出版发行。此外,他还编纂出版了葡文本的《官话和粤语会话》等数种语言类著作,显示了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在玛吉士的众多著作中,影响和价值最大的是他用中文编著的《新释地理备考》一书。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2, p. 577; 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载《暨南学报》2006年第2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7月4日,澳门政府与“东方及澳大利亚航运公司(Eastern & Australian Steamship Company Limited)”代理捷拔‧李荣斯东公司(Gibb Livingstone & Company)签订为期4年的协定,由该公司在澳门与帝汶之间运载旅客、货物与邮袋。因为维持与帝汶的常规通讯一直是澳门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2, p.250.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7月4日,著名平民教育家陈子褒先生去世。陈子褒,名荣襃,字子褒,号耐庵,别号妇孺之仆,广东新会人。1862年生,1893年乡试中举,与康有为同科,名列康氏之前,后却入万木草堂两年,成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先后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并在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中任事。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后决心回到澳门改革小学教育以之为救国、立国之本,并为保皇党谋取澳门的教育权。同年底回到广东,并在开平县“邓氏家塾”任教席。1899年至澳门,与其弟陈子韶在澳门荷兰园正街83号创办子褒学塾和子韶学塾(子韶学塾后迁往板樟堂街国华戏院现址,并易名为沃华学校),设帐招徒授课。这是澳门最早的具有改良性质的学塾,也是其时澳门最有规模的学塾。陈子褒到澳门后,发起组织“教育学会”,后改为“蒙学会”,主张新教育,废除读经,提出要以注重编辑教科新书及翻译东西方小学读本为要务。于是,乃自编通俗而适合儿童、妇女心理的白话文教材40多种。陈先生还热心妇女教育,提倡女学,称“女学者,幼学之母也”,1903年率先招收女生,并编辑出版《妇孺报》、《灌根年报》;同时陈氏亦组织教育会介绍西方先进教学方法、反对体罚,并组织和带动学生出钱出力创办夜学、推动平民教育、扫盲活动。子褒学塾当时在澳门享有很高的声誉,学生人数最高时达数百人。陈子褒的教育思想在当时亦盛极一时,各地有志兴学之人,纷纷到澳门向子褒先生取经学习。其所编教科书在港澳地区影响很大,特别是他1908年完成的《七级字课》,在清末民初数十年间,曾一度盛行于澳门、香港、中山、台山、新会、恩平及开平的小学中。1918年,在澳门教学20年后,陈子褒将学塾迁到香港坚道(Caine Road)31号继续办学,后又设女校于般含道25号。男女学生人数达200─300人。子褒学塾前后在港澳两地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冼玉清、李应林、容启东、廖奉基等。王文达:《澳门掌故》之《维新之塾师:陈子褒兄弟》,第317页。 陈察吾:《陈子褒先生事略》,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1964年;冼玉清:《陈子褒先生传略》,转引自王文达:《澳门掌故》之《维新之塾师:陈子褒兄弟》,第317─318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澳门华侨与革命运动》,第73页。另据同盟会会员赵连城回忆称,其时“在澳门教育界方面,保皇会的势力也很突出。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入室弟子之一陈子褒(原名荣襃)办的子褒学塾(后改为灌根学校),当时在澳门享有很高的声誉,学生人数达百余人”。(参见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册,第304页。)《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之《教育学会缘起》;陈子褒1919年《联爰女校招生启》;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第5章第2节《平民教育家陈子褒》,第195─204页。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辛女革命回忆录》第2册,第302─306页。《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之《陈子褒先生行略》;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第5章第2节《平民教育家陈子褒》,第196页及第201页。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第5章第2节《平民教育家陈子褒》,第196页及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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