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四年（1624年2月19日─1625年2月6日）9月30日，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史樹德，改補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使僉事，駐紮東莞南頭城，平時則訓練兵士，檢閱強弱，稽查奸弊。遇汛時候，則駐紮新安、新寧等城，整理船隻和武器，操練水戰，監督南頭、廣海、虎門、香山等寨及馭澳防倭諸事，汛畢回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第2號檔天啟四年《兵部為廣東巡視海道責任為監督香山等寨及馭澳防倭事行稿》，第3頁。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9月30日，明熹宗朱由校病逝。10月2日，其弟信王朱由檢即位，次年改元崇禎。張廷玉：《明史》卷22《熹宗紀》。張廷玉：《明史》卷23《莊烈帝》。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9月3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最高決策層——17人董事會召開會議，決定從此不再派船隻去中國進行貿易。直到1729年才恢復派船來中國，其間有整整40年時間沒有同中國市場直接接觸。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所以停止派船到中國做貿易，最根本的原因是1680年以後，中國的出口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整個貿易價值上已經不具重要性。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歐亞貿易或亞洲區間貿易來說，到17世紀後期，孟加拉的主要出口幾乎已經完全替代了中國的出口，這個替代作用讓中國的貿易地位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整個貿易佈局上趨於邊緣化。另一方面，清政府在1685年開放海外貿易，這個政策更加削弱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水域與華商的競爭力，同時也保證了利用巴達維亞來經營對華間接貿易的可行性。既然中國市場已經邊緣化，而間接貿易已經可以滿足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對中國直接貿易的投資當然毫無意義，也就不必派船去中國。Leonard Blussé,"No Boat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 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30.1 （1996）, pp.51—76. 轉自張彬村：《17世紀末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什麼不再派船到中國來》，載《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9輯，第169—190頁。

清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9月30日，星期天，70歲的鰥夫尼古勞．啡嗚味迎娶年僅15歲的安東尼奧．科雷亞(Antónia Correia)，這純粹是財產合約婚姻。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7—118頁。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30日，澳門第十三號船主萬威．列味．西華號於去年十月赴哥斯達貿易，返回澳門，但它卻沒有船牌呈繳。該船主萬威．列味．西華於9月21日返航途中病故。《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署香山縣丞朱鳴和為飭查十三號船是否遭風失照以便定其依新舊船例輸鈔事行理事官牌》，第216頁。

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9月30日，一艘大西洋船來澳門貿易，頂補澳門第十號額船營生。《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香山縣丞顧遠承為額船到澳應隨時稟報事行理事官劄》，第202頁。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9月30日，廣州東印度公司大班的函件稱：上年麻爾哇鴉片的輸入量約為600擔，運到黃埔的土耳其鴉片為500擔，則上季度這個國家所消費的不屬於不列顛領地生產的鴉片共為1100擔。在末季度，僅僅輸入澳門的麻爾哇鴉片就有1200擔，除此之外，還有一批相當數量的土耳其鴉片（估計為300—400擔）以及一些麻爾哇鴉片輸入到了黃埔。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320—321頁。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9月30日，郭實獵夫人在英國婦女組織的“印度與東方女性教育促進會”的資助下在澳門開辦一間學校，開學時有12名女生和2名男生，學生以學習英文為主，也聘請中文塾師教中文。1835年，容閎入該校。到1838年時，學校學生發展到21名。從1836年起，馬禮遜教育會每年資助該校312元。1839年關閉。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5, p.232; Vol.7, No.6, pp.307—308;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1—6頁。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日，澳葡總督席爾維拉．邊度出席議事會會議，並作告別演講。3日，澳門新任總督海軍上校彼亞度在大炮台宣誓就職。彼亞度於9月30日坐乘葡萄牙兵船“特茹河（Tejo）”號抵達澳門。當晚彼亞度登岸時，受到依據其級別的儀仗隊迎接。彼亞度履任澳督不久，欽差大臣耆英來到廣州，即邀彼亞度到廣州做客，酒宴之間，彼亞度向耆英提出欲在氹仔島修建房屋，耆英未予理睬。宴席後品茗閑話時，彼亞度再次提出請求耆英批准葡人在氹仔島蓋房居住並佔有該島。耆英回答稱：“天朝官員無權將尺土讓與外人。不過，貴總兵官知尊卑、識大體、溫文爾雅。本大臣深有感觸，豈有拒絕之理！本大臣不日即出城與總督大人（指祁塤）酌商，並囑其對葡人住居氹仔不予過問。”而彼亞度返澳後，在並沒有獲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程矞采准許的情況下，擅自在氹仔開始大興土木，建起永久性房屋。氹仔又名潭仔，土名三沙，中一小山，具牛形，曰牛山，名上沙。過峽處，南與大山相連。西一島孤立，與牛山隔水，曰千山、曰十字門山，名西沙。大山西出一嫩枝，盡頭處峰石昂然，曰龍頭灣，名下沙。大山東一帶，矮崗遠伸入海，曰鷄頸。大山南脊，挺出甚陡，旁無居人，與龍頭灣，與牛山回環成峽，中含農田數十丘，村落數處，街道附於龍頭灣山下。聞潭仔未開埠以前，本屬漁人出沒之鄉，僅有林家村、卓家村兩處，道光初年以後，漸成市鋪，系香山沙尾鄉林光遠堂為稅主，每年收租銀約數百金，轉向香山縣納糧。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3—555.Ta-Ssi-Yang-Kuo, Vol.2, pp.303—304.《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第337—338頁。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9月30日，法國遣使會士賀安德神父（André Jandard）和奧古斯定．伊莎貝爾（Etienne-Augutin Ysabel）兩位神父同時抵達澳門。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93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80頁。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3月1日，澳門議事會討論了今後來往船隻進出氹仔及澳門港口海關規則問題， 議事會擬定了15條規章。9月30日，英國駐澳門領事館關閉。11月20日，葡女王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向其它國家開放貿易。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9月30日，坐落在大堂巷4號的英國駐澳門領事館關閉，改為澳門海郵局。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276. 1884年3月1日澳門驛務署（郵政署，又稱書信館）建立之前澳門郵政均屬海郵階段，故稱“海郵局”。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華人陳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東尼奧‧諾古拉（António Nogueira）請求在氹仔天后廟（Thin-hau）和三婆廟（Sampo）一帶填海建店鋪。同年10月8日兩人的請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57頁。

清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美國駐澳門領事瓊斯（W. P. Jones）在遞交給其政府的《外貿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on foreign commerce）中匯報稱：澳門半島人口，根據最新的調查，估計有105,800人，其中歐洲人800人，土生葡人（Creoles和Mestizos）有5,000人，中國人約10萬人。澳門主要的實業有炒製茶（大企業），供出口的八角、茴香、桂皮及其油，打金業和精製糖，製造中國煙（大企業，Chinese cigarettes，應是指鴉片），顏料，煙花炮竹，樟木箱桌椅、竹藤製品。儘管無法具體估計有多少資金投入上述實業，但是，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受僱於這些行業，即大約有20,000人。澳門的進口貿易在1864年的上半年是3,715,554元 [3715654元]，其中外國船3,336,296元，中國船379,358元；全年大約750萬元，亦即1815-1816年度的整個中國進口額的3倍，1825-1826年度的2倍。出口為2,510,079元，其中外國船2,302,097元，中國船207,982元。United States Bureau of Foreign Commerce,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oreign Nations for the year ended September 30, 1864, Washington：G. P. O. , 1865, pp. 313—314.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9月30日，據美國駐澳門領事鐘斯是日遞交的《外貿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 on foreign commerce）匯報中稱：1860年至1865年間（以6月30日為統計間隔），外國船隻進入澳門情形：1861年287艘，噸位104613，船員5513人；1862年231艘，噸位84992，船員4245人；1863年195艘，噸位75819，船員3333人；1864年172艘，噸位63280，船員2809人；1865年218艘，噸位91298，船員3482人。澳門的進口貿易自1864年6月30日至1865年6月30日，總值為5851784元，其中外國船為5010829元，華船為840955元。最大宗的進口貨物是鴉片，值銀2535974元，其次為大米1253401元；出口貿易總值為3702882元，其中外國船3201917元，中國船500965元。United States Bureau of Foreign Commerce,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ransmitting a Statement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oreign Nations,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1865, Published by J. B. Steedman, printer, 1866, pp. 228—233.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10月21日，塞爾卡爾子爵梅洛創立的新澳門人學校由於缺乏辦學經費而不得不關閉。子爵將此校送給澳門政府改建為一所官校。9月30日的《澳門憲報》稱：“這一決定是必然的，造成這種結果，捐贈者有不可推脫的責任。如果新澳門人學校的創建使在這個殖民地建立一所中學成為必須，這塊殖民地想要繼續存在，不至消亡，繼續中學教育工程不是應該的嗎？”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69頁；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71.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9月30日，根據2月10日訓令頒佈的章程，伯多祿五世劇院修繕後重新開放。這次重修主要是增建由塞爾卡爾男爵小梅洛先生設計的劇院前壁。該正面有哥特式柱子和三角形門楣，以希臘古典建築風格與葡萄牙傳統建築風格融為一體。重建以後伯多祿五世劇院協會領導集團遂由塞爾卡爾男爵小梅洛、若奧．斯卡尼西亞、特謝拉．吉馬良斯、卡洛斯．羅查、內維斯．蘇薩五人組成，他們支付4000澳門元承擔此次重建工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92頁；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l, p. 324.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9月30日，是日晚，澳門有一沒辮人，往升龍旗鋪店勸人勿升龍旗。並云：此係滿清旗號，方今數省漢族已不公認彼，此漢種義守團體為是。故是晚所剩龍旗寥寥無幾。大街之寶行銀號因未將龍旗放下，鋪前即圍聚數十人，高聲嘲罵，率為巡差捕去一人，始散。該店亦隨將龍旗放下。二十八日已不見龍旗飄於天空。《華字日報》1910年10月21日《澳事兩聞》。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9月30日， 紅毛山(即聖美基山， Hung Mou San)頂新監牢落成， 為一南歐城堡式建築， 佔地約4萬平方米， 樓高兩層， 外形仿西方古堡式， 外圍高牆， 四角建有哨所。澳門中央監獄遂由市政廳後監獄斜巷遷至紅毛山， 這是除警方臨時拘留疑犯場所之外澳門唯一的一座監獄。《澳門政府憲報》1913年第40號， 第497頁；李鵬翥：《澳門古今》， 第160─161頁；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6頁稱：遷監獄時在1909年9月5日；唐思：《澳門風物志》第3集第98頁亦稱：監獄於1909年9月5日建成啟用， 而門楣上刻“1912”， 是該門樓興建年份， 監獄面積約4500多平方米。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9月30日，下午3時，澳門國課衙門在本署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賣鹽生意之權招人承充，以5年為期，即自本年10月15日起至1927年 10月14日止，不限底價，凡來投者應用明喊法，須繳押票銀7000元貯存西洋銀行。《澳門政府憲報》1922年第36號，第620─622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9月30日，坎迪多．若爾熱中尉(Cândido José Jorge)出任治安警察廳廳長，直至本年11月15日。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53.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9月30日，俄羅斯“斯特拉維納科”(The Stravinaki Dancers)舞蹈團來澳進行演出。該團由躲避蘇聯“十月革命”流亡海外的俄羅斯藝術家組成，包括20名藝術家和15名漂亮的舞蹈演員。 在澳的3天時間內，共演出了《死人酒店》(Taberna de Morte)、《巴黎之夜》(Parisian Nights)、《愛情探戈舞》(Le Tango d'Amour)及《巴倫西亞》(Valência)等精彩舞蹈節目。飛歷奇：《澳門電影歷史“默片時代”》，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該證書顯示，李鈞安隸屬於中國童子軍澳字第000783號，並於1939年9月訓練合格，獲初級童軍資格。其資格由中國童子軍第3636團團長殷鐵璇蓋章確認。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30日，澳門財政局發佈公告，宣佈於本年11月1日上午11時在財政總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中凡非該三項性質之票一律禁開），底價為86萬元，押票銀86,000元，以3年為期，由1940年5月16日起計。同時，又擬於11月9日上午11時在財政總局大堂內將澳門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辦。其期由1940年5月18日起至1943年5月17日止。此次開投底價1,826,000元，押票銀182,6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39年9月30日第40號。

馮棠於1925年畢業於培正中學，其後在上海滬江大學、燕京大學等進修。取得學位後，即回培正任教。1939留學美國，曾入讀列治文大學、古樂士神學院、賓省大學、哥倫比亞教育研究院等。1950年病逝，享年45歲。

1952年9月30日，《新園地》刊登“天蘭鐵路”國慶牌樓設計圖，這座牌樓位於大來碼頭（內港16號碼頭）之傍。

1963年9月30日，《澳門人》報（Gazeta Macaense）創刊，1963年～1966年為週刊；1966 年～1971年為雙週刊；1971年起為日報，1995年停刊。

澳門總督與南光集團總幹事柯正平。

1991年9月30日，“濠景號”珍寶雙體船於新口岸撞入碼頭，無人受傷。

1992年9月28至30日，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官式訪澳3天。

2003年9月30日，何厚鏵行政長官、中聯辦白志建主任與馬萬祺會長和何鴻燊名譽會長在中華總商會慶祝國慶酒會上親切交談。

柯正平，又名柯平，廣東省海豐縣人。澳門富商、社會活動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於一個小商家庭，1927年，在廣東省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1929年在香港從事愛國進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 1934年，正平到澳門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創辦南光公司，為解放海南島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作出重要的貢獻。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澳門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創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領導和主要參與澳門同胞“光復回歸祖國運動”，1947年“澳葡和中國漁船事件”、“澳葡打死單車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頒佈工會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門各界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門的最高負責人，成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分治後的中共澳門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紀30年代始，他參與澳門歷史上社會政治的一切大事件，並且都身處在關鍵位置。從營救失陷在港澳的數十位中國文化精英，到組建澳門抗日救亡隊伍，組建東江縱隊港澳支隊，他都是組織者和主要幹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正平策動澳門社團在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1951年，正平發起澳門各界，開展慶祝“十一”國慶活動。 1953年“澳葡驅逐國民黨勢力出澳門”，就是正平運籌帷幄的結果。1955年澳葡企圖藉“澳門開埠四百年紀念活動”宣佈澳門改稱“葡國澳門省”，他領導澳人舉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使澳葡的陰謀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參與決策“中澳邊界劃定談判”。 1966年，他實際領導了澳門爆發著名的“一‧二三”運動。1967年澳葡向中共無條件妥協後，全賴於他主導澳門的善後穩定工作。 正平參與推動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 1975年1月葡國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斷交；年底撤走駐澳門軍隊，解散葡國駐澳陸軍和海軍司令部。1976年葡國公佈《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1977年，葡國開始與北京進行建交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關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參與推動。1984年開始中葡談判澳門回歸問題；1986年中葡正式談判，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團名單中，第一名團員就是正平。 經過三輪談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正平在場見證這個歷史時刻；1988年開始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頒佈《澳門基本法》，期間，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遠超那些法律專家、草委。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中，正平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和宣傳工作。在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期間，為籌建特區、實現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門回歸後，正平努力推動“一國兩制”的實踐，堅決反對“台獨”，關心祖國經濟建設，支持特區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極為重要的位置見證了澳門回歸。[1] 建國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後主持創辦南通銀行、澳門中國旅行社，它們和南光公司成為澳門最早的三家中資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響著澳門經濟發展。 南通銀行開辦初期，不過是一家小銀號，行址僅數十平方米，職工20餘人，只能經營存款、匯款和小額貸款等銀行業務，運作中困難很多。正平作為董事長，多方奔走呼籲，終於換來澳門同胞的理解，紛紛以到南通銀行儲蓄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愛國銀行開辦。1987年，南通銀行全行職工670人，分行15家，總資產100多億元。 為適應澳門主權回歸的需要，澳門南通銀行全部資產無償轉讓給中國銀行，並於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門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葡兩國簽訂聯合聲明，1995年，澳門政府通過法律授權中國銀行可發行澳門鈔票地位。 正平積極為內地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為推動廣東基礎建設發展，1981年，他多次與廣東省長劉田夫同志磋商，決定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合作，參與投資興建廣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橋；為此成立澳門聯合發展公司，向廣東方面投資港幣1.5億元，他被推舉為董事長；1984年11月，四座大橋全部竣工，令全長137.6公里的廣珠公路暢通無阻，不僅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騰飛，同時在全國創立“集資建橋、過橋收費、以橋養橋”的範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1984年春節，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在中山溫泉賓館聽取他和有關人士彙報澳門工作；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再次接見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廣東廳，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大蓮花榮譽勳章。 正平被選為全國人大第四至九屆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柯正歷任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新華社香港分社顧問、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等職。在澳門回歸歷程中，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澳門工作60多年，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人稱“澳門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門逝世，享年94歲。 近百位前任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唁電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婦生育兩子兩女，但他創造的財富、地位並沒有代代相傳。女兒柯瓊說，父親從小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和妹妹從來都沒有甚麼特權，父親配有車，小時遇到颳風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親不肯，呵斥說這是國家配給的車，是用來開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義務兵，大哥也只是在農村當幹部，都沒受到特別照顧。她自己畢業後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後辭職出來。[2] [1]《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轉“人民網＂），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彥君：《柯正平：心系祖國造福澳門的“地下澳督”》，載《晶報》，201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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