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九年(1514年1月26日─1515年1月14日)6月27日，廣東布政司左參議陳伯獻上奏稱：近來廣東官府同意外夷來廣貿易，許以抽分，遂使奸民造巨舶，勾引諸夷，危害地方。並要求朝廷禁止外夷來廣貿易。禮部批復，下令廣東巡撫等官，禁約番船，非貢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奸民勾引者，治之。《明武宗實錄》卷113，正德九年六月丁酉。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蘭船隊在韋麻郎司令的指揮下從大泥（Patane）啟航。7月25日航至廣東附近之澳門，因警惕澳門葡人襲擊，遂漂泊於附近海岸。他們要求到廣州互市，由於葡萄牙人對廣東的影響，要求被拒絕。28日，海上颶風驟起，更無法在澳門靠岸，遂改變航向向東。於8月7日抵達澎湖，並派華人李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當局得知韋麻郎佔領澎湖後，遂讓李錦返回，告知荷蘭人撤出澎湖。開始荷蘭人抗命不從，福建巡撫徐學聚下令總兵施德政與浯嶼把總沈有容驅逐荷蘭人。最後，在明廷的壓力下，韋麻郎不得已於12月15日率船隊撤離澎湖。韋麻郎：《航海日記》，轉自廖漢臣：《韋麻郎入據澎湖考》，載《文獻專刊》創刊號。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7日，英國船隊抵達澳門。英國人初到之時，澳門葡萄牙人禁止任何人靠近英人船隻，不願意接納英國商人。原來葡萄牙人擔心英商一旦來華自由貿易，必然要加入到對日貿易當中，如此將威脅到他們的利益。Peter Mundy, The Trad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p. 170—173.

崇禎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6月27日，由葡萄牙人科斯梅•卡多索（Cosme Cardoso）船長指揮的“聖安東尼奧”號快船由科欽駛往澳門，在馬六甲附近被荷蘭人截獲。船上運載一批鐵料及130名船員和乘客，其中葡萄牙白人15人（含9名商人），9名葡籍耶穌會士，54名水手，58名僕役。9月7日，荷蘭馬六甲總督范•弗里（Jeremias van Vliet）裁決，快船及其附屬物留作東印度公司財產。維因克：《荷屬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關於葡船通過馬六甲海峽的協定》，載《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3年。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7月23日，法國耶穌會士羅歷山神父到達澳門。他於7月9日在安南被捕，並被判了死刑，後改判為驅逐出境。12月20日，他在鄭瑪諾（Manuel de Sequeira Tcheng）的陪同下從澳門出發前往羅馬。1649年6月27日到達羅馬，他向教宗和樞機院上書，最先提出創設“宗座代牧制（Vicars Apostolic）”以擺脫西班牙、葡萄牙保教權控制的主張。他認為，應由傳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義派遣代牧主教，直接受命於傳信部和教宗，並由這些代牧主教在傳教區培植本地神職人員。羅歷山的建議後為教廷採納。他後曾被任命為交州和交趾支那（Cochimchina）的宗座監牧，但他拒絕就任。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535—536頁；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載《文化雜誌》第46期，2003年。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1647年2月5日─1648年1月24日）6月27日，清軍將抵桂林，薄城環攻。時瞿式耜與焦璉分兵把守，300名葡萄牙士兵及炮手亦帶西洋銃防守。葡炮手用西洋銃擊中清人騎兵，清軍退卻。焦璉率部屬及葡萄牙火槍手出城殺敵，殺死清軍數千人，桂林城轉危為安。 Albert Chan,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Monumenta Serica, No.35（1981—1983）, pp. 75—109;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14順治四年五月己丑條，第546頁；錢海嶽：《南明史》卷74《畢方濟傳》。

順治七年(永曆四年/1650年2月1日－1651年1月20日)6月27日，清廷調浙江嘉湖道參議廣西巡撫李棲鳳為廣東巡撫。時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佟養甲已死於李成棟之叛。 《清世祖順治實錄》卷44，順治六年五月丙子；《清史稿》卷239《李棲鳳傳》；《清史列傳》卷4《佟養甲傳》。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5月29日，新任總督古爾露抵達澳門。由於古爾露與大船船長弗朗西斯科．多烏特爾不和，後者在果阿時藉口天氣不便揚帆起航而沒有等待總督上船，迫使古爾露經印度到馬德拉斯塔才乘船來澳，一路上歷盡艱險。法蘭西斯科．多烏特爾則於6月27日來到澳門，擔心總督古爾露報復，來到澳門的當日就躲進了聖保祿學院，直至印度總督從果阿下達了對他有利的命令才出來。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00;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6頁。

清嘉慶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6月27日，一艘英國散商小船“龍（Dragon）”號從孟加拉駛入澳門， 這艘船後來停靠特林迦納（Tringana），並在該處以有利條件銷售鴉片。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594頁。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21日，聞寧波道憲前在海面招到船一幫，其船人原係在附近一帶洋面行劫者。曾與澳門葡人欺侮交擊，結有恨隙。27日，澳門葡萄牙人遂派“若奧一世”號艦長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Craveiro Lopes）率兵船赴彼聲討其罪。道憲置之不理。葡船向6艘華船發動攻擊，並炮擊岸上炮台及房屋。《遐邇貫珍》1854年9月，第9號。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27日，澳門煙草生產廠家被禁止使用西班牙王室的祖徽圖案作產品商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9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6月27日，廣東政府發表公告，正式在新安和香山兩地的六個厘廠處設立稅卡徵收鴉片正稅。設在澳門附近的稅廠本打算與前設厘卡合併，即一個設在前山，另一個設在拱北，但在拱北設廠卻遭到澳門政府的強烈阻撓，澳督蘇沙聲稱不能答應在拱北設立稅廠，但無意反對在距離澳門不少於3英里的任何地點設立稅廠。兩廣總督瑞麟大怒，遂派遣艦隊將澳門港圍困，中葡之間爆發了第一次嚴重的海權衝突。最後，在粵海關稅務司鮑拉（E. C. Bowra）的調停下，中葡各退一步，中國放棄在拱北設關澳門則被迫同意在馬騮洲島設立常關。這一措施，引起了澳門商民的騷動與葡華雙方官府的難處，澳門葡人認為，澳門“現被緝私船四圍盤查，似與封港何異”？故各稅卡遂延至1872年才開始徵收關稅。起初，稅廠只徵收洋藥關稅，1873年文田接替崇禮任粵海關監督後，改向所有貨物徵收關稅，並在雷州、高州、欽州及廉州四府設立徵稅關卡。不過，商民認為粵海關部並非以新關卡代替大陸已有的常關，而是要促使廣東西海岸的商民在馬騮洲報關，以便稽查走私。商民還認為載運洋藥的船隻通過新關卡時，可以不必交納關稅，只需交費8元，領取通行證，就可以在終點減征四成的洋貨關稅。可是，這類關卡也對運往澳門的貨物徵稅。雖然這種徵稅制度的優點不大明朗，但其結果卻促使澳門成為粵西海岸貿易之彙集地。中文拱北地名最早出現何時，未見文獻詳載。廣東省檔案館檔號：外文資-46：“Canton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4”，內有《1870年代圍繞澳門設置的稅廠（香山縣境內）分佈圖》，圖中在小馬騮洲與對面山之間的海灣處標有“拱北灣”三個中文字。這是文獻中第一次出現的“拱北”二字。民國五年（1916）香山勘界維持會代表呈交的《澳門圖：中國廣東香山縣鏡湖地股圖》則將灣仔處標為“拱北島”，並稱“以拱北地方為海關，應設於灣仔”。圖右角還標明“此圖約一百年以前繪”。很明顯，這幅1916年為勘界呈交的《澳門圖》肯定不是“一百年以前（1816）繪”的，因為圖上不僅標有近代西方地圖的比例尺和英文地名，而且圖中在灣仔處標有“民國五年陰曆三月十三日葡兵已佔灣仔”。可證此圖的繪圖時間即是1916年，但其依據的地圖藍本很可能是清後期的英文地圖，而將圖中英文譯成中文而已，所以，此圖中的“拱北”一名並非最原始的中文地名，而應是從英文Lappa翻譯而來。故此，我們認為《1870年代圍繞澳門設置的稅廠（香山縣境內）分佈圖》中出現的中文地名“拱北灣”是“拱北”一詞的第一次出現。據《中國舊海關史料》第152冊第594頁記載，“拱北灣（本處取其中文名）是對面山南岸的小海灣，位於馬騮洲島正北”。《清季外交史料》卷70，光緒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總署奏稱：“澳門設關於對面山，在澳門之南拱北灣，即名日拱北關。”這個拱北實際上在澳門半島西南或對面山的南岸。我們推測，很可能是清政府要在這裡設稅廠，而又嫌稅廠設置地“小馬騮洲”和“灣仔”均為廣東話的地名，極不雅訓，故將設稅廠之地的海灣命名為具有政治意義“拱衛北方”的名字。後來，西方人不明原由，又將“拱北”一名推廣至整個對面山島乃至關閘至北嶺山一線，並將原用於對面山和灣仔的英文名Lappa與拱北對應起來，沿襲至今。黃德鴻《澳門新語》第207頁稱拱北是“拱橋與北嶺之間地方”應是後人望文生義的演繹。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頁；《澳門專檔》第1冊《駐澳大西洋國總督賈照會兩廣總督》，第111頁；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第311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6月27日，因循澳督歐美德的請求，首批41名摩囉警員乘坐“協和（Concórdia）”號船從果阿抵達澳門。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385; 施其樂、范岱克：《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載《文化雜誌》第58期，2006年）稱42名穆斯林分隊於1873年7月27日抵達澳門，誤。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6月27日，澳門實施宵禁。自本日起，每晚由7點鐘至次早5點鐘，不許諸色人等由關閘或水路出入澳門；無論何項華船，概不准出入本澳內外河口。諸色人等白日可以任便往來，仍應聽候查驗身上及行李等件，如查出有攜帶洋槍以及各項軍械，立即拘拿究辦。《澳門政府憲報》1900年6月30日第26號。

《知新報》第一百二十一期刊登《賊臣禍國痛言》、《李大叔不分上下》、《a譯西報紀黃岩鬧教事》、《查辦火柴廠》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年（1904年2月16日─1905年2月3日）6月27日，華商胡達與澳門政府訂立合同，承充氹仔番攤生意，以五年為期，自本年7月1日起至1909年6月30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904年7月9日第28號。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6月27日，澳門政府將總承代售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用封固之暗票出投，招人承充。自1907年11月2日起，至1912年11月1日止。壓票銀4萬元。然而是日未有人到投。8月20日改為明喊出投後，依然未有人到投。澳門政府不得不稍作更改，壓票銀變為2萬元，其用銀以舊承充人所認出照所發票張總數價目每百元8元為底。11月4日，因仍然無人承充，再次改為用封固暗票出投，招人承充。自1908年3月7日至1913年3月6日止。《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4月27日第17號。《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7月20日第29號。《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8月24日第34號。《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9月7日第36號。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6月27日，星期天，葡萄牙欽差澳門勘界大臣若阿金‧馬楂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將軍乘坐“祖國”號炮艇於下午3時半抵達澳門內港，娘媽閣炮台帶頭鳴響禮炮致敬，澳督羅沙達中校及秘書馬尼沙（Mansilha）博士上船問候並迎接，並在澳督府舉行了歡迎和引見儀式。澳督羅沙達陪同馬楂度將軍乘坐一輛敞篷馬車遊覽市容，然後下榻在二龍喉夏宮。二龍喉夏宮是一座很好的夏季住宅，傢俱十分講究，周圍是一座整修美觀的花園。整座房子格調高雅，中間是一個圓形大廳，其週邊是四個正方形。其他殖民地也找不到如此漂亮、舒適的宮殿。花園里植物千奇百態，其中一棵葡萄藤，每年結果兩次。馬楂度：《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第35—36頁。

民國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6月27日，澳門政府公佈將進行下列工程：修整行政公署內側、馬交石防疫醫院和船政廳全座，並準備在東望洋炮台建造一所兵房，修整西墳馬路街道、厚堂街之街道及街渠由羅利老馬路 (Estrada de Adolfo Loureiro)起至7號屋止，重建風順堂外牆。《澳門政府憲報》1914年第24號，第279頁。

民國九年（1920年）六月二十七日議案，香港保良公局來函畧云有女子葉愛好，據稱十六歲香山吉大鄉人，父母均殁，自小賣與族人為婢，惟已忘其名字，今求送上鏡湖醫院，代招其親屬領還如無親屬到領即請代為相攸等語。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7日，澳門政府頒佈第254號札諭，規定依據5月29日第223號札諭所設立的統理軍務官一職應於28日裁撤，現任該職的澳門帝汶兵營陸軍上校奧古斯托．山度士卸差。同時，澳門輔政司發佈公告，宣佈澳門所有公署自28日起一律恢復正常，按照舊日辦公時間辦公。《澳門政府憲報》1922年6月27日第25號。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7日，澳門政府頒佈第253號札諭，規定：一、本月28日起，所有憲法上人民權利一律恢復；二、澳門民兵營應仍暫留服務，按照1920年12月8日第2款規定辦理至下次頒佈命令之日止；三、所有法令與本札諭抵觸者概作無效。《澳門政府憲報》1922年6月27日第25號。

民國三十年（1941年）各地難民來澳日增，尤其是中山縣境內之難民。鏡湖醫院及在澳各慈善團體盡力救濟，負擔繁重，後美紅十字會運來賑麥，第一、二批先運到中山海外同鄉會，分賑中山縣各地和青洲一帶難民。在澳各慈善團體分頭向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領取賑麥，這樣使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感到紛亂，不好處理。在第三批賑麥未運到之前，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五日、十五日，前後致函鏡湖醫院，請鏡湖醫院發動澳門各慈善團體，統一組織，直接向紅十字會申請，並稱可協助辦理。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6月27日，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何應欽前來澳門訪問，同行者有粵綏靖公署副主任鄧龍光、海軍第四基地司令楊元忠、保安司令部長官塗思宗、中山縣長孫乾等人。駐澳外交專員郭則范、澳門支部黨部常委李秉碩假金城酒家，設宴歡迎。28日，何應欽等人離澳去香港。《市民日報》1949年6月29日。

1956年6月27日，護督施維立准將在澳督府接見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三間華人機構值理、董事們合照留影。 前排左二起：謝再生、郭信堅、崔德祺、周介眉、黃漢興（淺色鈄紋領呔）、梁昌、何賢、護督施維立、黃仲良、葉子如、李際唐、朱給、韋頌、周蘭陔； 後排左三起：梁錫光、源晉初、陳立民、劉衡仲、崔樂其、梁心堯（右二）、梁秩智（右一）。

2002年6月26日，特區政府與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合同》，批給期限為20年，2002年6月27日起生效。

2002年6月24日，特區政府與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合同》，批給期限為20年，2002年6月27日起生效。

2022年6月27日上午9時至6月28日下午6時，開展這一波疫情的第三輪全民核酸，並首次增設流動採樣車，分時段停靠在黑沙青年旅舍、九澳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和路環中葡學校，無需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