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2月14日─1601年2月2日）9月10日，擔任耶穌會駐澳門司庫長達12年的米格爾•蘇亞雷斯神父在澳門病逝。高瀬泓一郎：《キリシ夕ン時代對外関係の研究》，第379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38頁稱蘇亞雷斯神父1597年11月2日起在澳門任司庫，亦未載其逝世日期。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9月10日，廣東巡按御史田生金複審萬曆三十五年（1607）澳奴嗎大籲囉（Monteiro）等劫財案，發現為冤獄。並派人傳喚澳門議事會夷目嗎珈琅（Magalhães）查詢，各奴均有主在澳，嗎大籲囉主名啊咯吱囉•哪吥（Araújo Lõpo），嗎大吱囉（Montenegro）主名咹啲嚦•噃喃呸（André Felipe），嘽施囉（Texeira）主名喏落呢•吧大施（Noronha Pontes），絕非倭奴內犯。故將3名澳奴釋放，並命其主人領回。田生金：《按粵疏稿》卷6《辨問矜疑罪囚疏》。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6月22日，荷蘭艦隊司令官萊爾森（Cornelis Reijersz）率領12艘主力艦隊到達澳門海面，與5月29日進攻澳門的4艘船艦聯合（其中兩艘英國戰艦並沒有參與以後的作戰），對澳門形成包圍之勢。英荷聯合艦隊剛剛到達澳門，萊爾森就迫不及待地派遣2艘小船駛近海岸偵察澳門。澳門人被迫加強防禦，把沿岸所有炮台炮列備置妥當，並且佈告全市市民、天主教士和夫役等準備作戰。23日下午，英荷聯合艦隊3艘船艦逼近澳門嘉思欄炮台，“格羅寧根（Groningen）”號、“德加里亞斯（De Galliasse）”號、“英國熊（Engelse Beer）”號，停泊在低潮時水深三㖊處，離岸約一發炮彈的路程。戰鬥隨即展開，“格羅寧根”號和“德加里亞斯”號對澳門城發炮350發，澳門回擊100～120發。“格羅寧根”號中炮6次，“德加里亞斯”號中炮25次，戰鬥漸趨激烈，從2時打到6時，將海灘工事里防守的60名葡萄牙人和90名澳門人趕走。最終由於雙方隔海射擊，都未造成重大傷亡。24日，萊爾森率領11個分隊，共計約600人，分乘2條大艇和5條帆船，準備在城東沙灘強行登陸。澳門市民頑強不屈地抵抗，不斷用銃槍射擊荷蘭艦船，結果荷蘭指揮官萊爾森受傷，但是荷蘭艦隊還是靠岸並登陸沙灘。澳方只得退回東望洋山（Colina da Guia）上和一座隱修院內。荷方首領魯芬（Ruffijn）窮追不捨，親自率領9個分隊弓著腰排著秩序井然的隊形，在連續不斷的火力掩護之下，向澳門城進攻，並瘋狂地向其開炮。這時，被酒灌醉的葡萄牙人僕役和黑奴卻無所畏懼地執槍狂射，最終由於荷方一分隊火藥桶起火爆炸，頃刻間亂作一團，旋即逃離。這次戰役共造成荷方136人死亡、126人受傷，葡方十幾個葡萄牙及西班牙人和大量僕役、黑奴死亡。當時澳門沒有兵頭統領，前往日本的船隊統統在海上，故領導這場戰爭的重任就落到議事會的頭上。當時曾經出任過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的賈羅布（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臨時出來組織這場保衛戰，並得到若奧•韋瓦斯（João Vivaz）上尉及澳門土生人托瑪斯•維耶拉（Tómas Vieira）的幫助。參加這場戰鬥的還有中國人、馬來亞人、印度人和黑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自由民和奴隸。一些奴隸因為在戰鬥中表現英勇而當場得到自由。戰鬥中也得到了布魯諾（Bruno）、羅雅穀（Jacques Rho）、湯若望等耶穌會士的大力幫助，尤其是羅雅谷神父從正在修建的三巴工事中發炮擊中荷方火藥桶。6月24日是紀念聖徒若昂•巴蒂斯塔（João Batista）的節日，葡萄牙人在這一天戰勝比他們強大得多的荷蘭人，他們值得紀念，遂奉若昂•巴蒂斯塔為澳門城市保護神，亦把這一天定為澳門城市日。關於這一戰役荷蘭人失敗的原因各種資料記錄大體一致：這次荷蘭人行動準備不足，執行不妥。最激烈的批評者是當時參加進攻澳門的瑞士雇傭兵李澎（Elie Ripon），他認為，此次進攻失敗主要是因為荷蘭指揮官的專業經驗不夠，他們大部分都是輪船船長和商人，沒有軍事作戰經驗。巡航首領萊爾森一登陸即受傷，被人送回船上養傷，僅有的這一名有軍事經驗的總指揮卻沒有參加進攻之役。1626年9月10日萊爾森在巴達維亞寫給庫恩的信中稱：“當時的澳門碉堡堅固，人眾，炮多。”可知，當時澳門的防衛力量絕不是人們常說的十分薄弱，或者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54頁；魏特（Alfons Väth）：《湯若望傳》，第87頁。邦特庫（W. Y. Bontekoe）著，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第73—74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54頁；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第14—15頁。關於這一戰役荷葡雙方資料歧異甚大，雷戈：《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稱：荷蘭人在平地和海灘上死了400多名，還有近200人受傷，而葡方只有5名葡萄牙人和幾個奴隸陣亡，很少人受傷。賈羅布是葡萄牙軍人，1607年被派往印度。1615年到澳門服務並定居，他一生先後5次擔任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前往日本，1622年任澳門要塞司令。正值荷人犯澳，他把家安在嘉思欄炮台，睡在鋪在炮台上的斗篷上，以便觀察敵情。6月24日那天，他以簡短的話語動員市民與士兵迅速投入戰鬥行列，並指揮了這場著名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澳門保衛戰。後人為了紀念他，將今葡京酒店附近的街道命名為賈羅布大馬路。轉引自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2, pp.29—34. 萊薩：《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載《文化雜誌》第20期，1994年。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89—90頁；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1624—1662》，第14頁。雷戈：《澳門的建立與強大記事》，載《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第200頁。Elie Ripon, "Voyag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622", in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12, 2004, pp.105—110.W. P. Groeneveld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De eerste bemoeiingen om den handel in China en de vestiging in de Pescadores, 1601—1624, pp.88—89, 轉自博斯（Arie Pos）：《“以夷制夷”：明代的澳荷關係》，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76頁。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9月10日，廣東總兵帶管香山寨事祝世爵抓捕私自下澳奸商許佩玉等人，獲走私物品剪絨、綢緞6箱，但隱匿不報，被革職。《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第11頁第6號檔《兵部尚書霍維華為廣東總兵帶管香山寨事祝世爵拿獲私澳奸徒隱匿不解應予革任事題稿》。

崇禎四年（1631年2月1日─1632年2月19日）9月10日，澳門議事會決定派遣6位有外交經驗的紳士到廣州，與廣東政府商談對葡萄牙商人開放廣州貿易事宜。此前，議事會接到廣東政府的命令，禁止葡商入省，改令華商載貨下澳貿易。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對葡商開放廣州貿易以來，時斷時續，隆慶末年以來，一直對葡商開放，萬曆八年（1580）以後，每年開放兩次。早年的交易會，葡人到省貿易出入受到嚴格的盤查，到省亦有非常嚴格的管束，葡商在非貿易時，不得離開船隻，只有白天允許他們上岸行走，入夜後，所有的葡人必須回到船上休息，並嚴格限定入省貿易的船隻與人數。到天啟以後，由於澳門葡人不斷加緊澳門城垣和炮台的建設，雖經幾次拆毀，但至1626年時，澳門的軍事防禦體系完全建成。中國地方官一直懷疑澳門葡人修建城垣和炮台是準備在中國擴張領土，故對葡人經常性且規模越來越大進入廣州市場參加貿易之舉甚表擔憂，且中國官員經常阻擾與反對葡商在廣州的貿易，甚至提出，葡萄牙人不要來到廣州貿易，全部貿易應在澳門進行。於是，出現在廣州交易會上的貿易人則是葡商的代理人——“攬頭”。而當時的“攬頭”多由福建人充當。據盧兆龍言“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據胡平運言：“大蠹則在閩商，其聚會於粵，以澳為利者，亦不下數萬人。”這些閩攬，動輒“聚集千人，排列刀銃，滿載番貨，突入省地”，並在“省會之區，縱橫如沸”。“他們既不交納船鈔，也不交納進出貨稅”，而且“騙餉漏稅”。入省之途，“所到之處，硝黃、鐵刀、子女、玉帛等違禁之物，公然搬載”。[10]“番哨聽其衝突，夷鬼聽其搶掠，地方聽其蹂踐，子女聽其拐誘”。[11]一旦廣東政府對這些違法亂紀的奸商進行抓捕，澳門葡萄牙人就向廣東省的官員們抱怨。且遁詞狡辯，說廣東政府無權懲治這些葡商的代理人。[12]廣州交易會的正常市場秩序完全被這些澳門葡商代理人——閩攬破壞，且給廣東省城的安全帶來嚴重隱憂。於是，廣東政府不得不宣佈關閉廣州貿易市場，改令華商載貨下澳貿易。Arquivos de Macau 1a série, Vol. 2, pp. ll7—118;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5章，第101頁。湯開建：《委黎多箋正》，第66—84頁。新近發現的《（崇禎）鄭氏族譜》手鈔本記載，明代後期福建安平鄭氏家族到香山澳謀生有17人，死後葬於澳門者達7人（陳支平：《從新發現的（鄭氏族譜）看明末鄭芝龍家族的海上活動及其與廣東澳門的關係》，載《明清珠江三角洲（東莞）區域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資料彙編》，第10-15頁）；安平《顏氏族譜》記載其家族死於香山澳者達10人（王連茂：《明清時期閩南兩個家族的人口移動》，載《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又據《安平陳氏家譜》（民國十四年重修本之分支圖，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275頁注60），安平商人陳懋褒亦是萬曆時期“居廣東香山澳”。《崇禎長編》卷34，崇禎三年五月。《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兵部尚書趙鳳翼等為廣東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題行稿》，第17頁。顏俊彥：《盟水齋存牘》1刻《閩商闌入郭玉興等》，第78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兵部尚書熊明遇等為澳關宜分里外直接以香山嚴出入之防事題行稿》，第12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101頁。顏俊彥：《盟水齋存牘》1刻《閩商闌入郭玉興等》，第78頁。[10]《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兵部尚書趙鳳翼等為廣東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題行稿》，第17頁。[11]《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兵部尚書趙鳳翼等為廣東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題行稿》，第17頁。[12]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101頁。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國商船到達澳門附近的麥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門區三灶一帶），當時澳門的情況十分微妙，儘管英國同葡印總督締結條約中允許英國商船來澳門，但由於當時澳門的繁榮全賴於葡萄牙船隊的往來貿易，澳門議事會考慮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堅決反對英商進入澳門參加對華貿易。故議事會採取種種方法拖延時間，阻止英國商船進入內港。英國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門總督邀請若翰．威德爾上校及隨行英國商人進入澳門。7月15日，若翰．威德爾不顧澳門葡人的阻撓，率領商船離開澳門，直奔廣州，在珠江口勘查廣州河口水道，並找到了虎門入口，還調查了珠江口明軍防禦力量。但是廣州官方聲明：英商不得在澳門貿易。7月22日，英國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爾再次率領船隊向廣州進發。8月6日抵達珠江口，當時廣東官員要求等待上級批復，但是若翰．威德爾沒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領船隊駛進內河，向廣州挺進。8月6日，澳門選出四位助理與議事會解決如何對付澳門海岸出現的4艘英國船的問題。8月12日，中英展開炮戰。僅僅半個小時，虎門炮台陷落。英軍登陸佔領炮台，繳獲44門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隻漁船。8月15日，若翰．威德爾派魯賓遜、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與通事番禺人李葉榮（Pablo Noretti）一起去廣州談判通商。到達廣州後，受到廣東總兵陳謙的熱情接待，“紅夷到日，即入總府。見萬眾喧囂，即發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葉榮帶來海道副使鄭覲光和廣東總兵陳謙的一封信，稱：廣東給英國人在國內買賣任何商品的自由，並指定三處為英船的停泊所，還指定由李葉榮為經紀人，派兩三個人到廣州準備購辦貨物，並請求英國人將明方的炮和船放還。若翰．威德爾滿意有關安排，立即將炮及帆船放還。8月24日，李葉榮返回廣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魯賓遜3人陪同前往。他們攜帶西班牙銀元22000八單位雷阿爾（Reais-de-oito）及兩小箱日本銀，其中10000送給官員們，其他用作投資。到廣州後，購買白糖1150擔、糖米50擔、米85擔、酒100壇，並住在華商揭邦俊家。後在琶洲處被明方捕盜船抓獲。[11]8月30日，若翰．威德爾命令船隻前移兩里，到達大虎島。[12]9月6日，若翰．威德爾接到澳門總督與議事會的書面抗議，要求英方退出中國海域。若翰．威德爾卻依仗李葉榮背後的關係表示反對。[13]當時，兩廣總督張鏡心督促廣東總兵陳謙出師浪白，9月10日，副總兵黎延慶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對英船進行攻擊，“打死夷人數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爾將船隊退回伶仃島。27日，船行至距離澳門4里格遠的地方。然後，船隊委員會向澳門葡萄牙人投遞了抗議書，闡述了對在果阿和澳門遭到冷遇而不滿的理由，指責澳門葡人向中國縱火船提供軍需和裝備，對扣押英人一事他們要負責。澳門葡人拒絕承認。[15]同時，張鏡心又實行“檄道廳親至澳門宣示漢法，以法繩澳，以澳驅紅，節節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廣東市舶司會同香山縣差官及駐澳提調、備倭諸官下澳，傳喚議事會理事官、通事、攬頭到議事會宣諭，要求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戎貓州弗黎廚（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攬頭呂沈西及通事劉德來廣州調停處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幾名澳門葡人前往廣州調停中英關係。10月18日，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會議試圖迫使英商達成以下協議：即刻退出廣州，永不再來；對中方給予此次在此經商的特權，應先付給酬金28000雷阿爾。但是，英國商人表示反對。[19]在葡人的調停下，廣東方面將英商及其款項、貨物全部發還，並完成了他們的貿易。11月22日，中英雙方簽訂貿易協定：“允許（英商）自由經商，擴大貿易，長久居住，但英方每年應繳付（中國）皇帝2萬兩白銀及4門大鐵炮和50支毛瑟槍。”11月26日，英商離開廣州，回到碇泊澳門的船隊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譯為橫琴島，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為“麥子山”。葡語及英語文獻中均有出現。英語僅見於《芒迪遊記》，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為西班牙語，意即“堆”。西班牙語也有Monte，且與葡語同意。顯然，芒迪將Monte誤作Montón。有人稱芒迪懂葡語與西語，不知所據。僅此一例可知其西語水準實很低劣。否則不會將Monte與Montón混淆。葡語中，有圖示[圖載“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據圖，Monte de Trigo為今三灶島，但航海資料的文字涉及則是指三灶東側一小島。“沿著高瀾山航行，可見一圓島，然後在它的盡處又可見一更長、形成圓灣的大島。再前面是4個小島，共中之一便是稱為Monte deTrigo的又圓又高的島嶼。（Ms. Cadaval 972, f. 95v°）”這一“又圓又高的島嶼”之漢名暫缺。無論準確度還是可信度，航海資料均高於圖籍。前者成於明末，後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圖示，不很準確。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8—19頁。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門》，第51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19頁；劉鑒唐、張力主編：《中英關係繫年要錄13世紀—1760》第1卷，第116—117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4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19—20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揚帆直入銃台，兵放銃堵禦，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徑入，泊回原處，打壞小料船一隻。”中英雙方記錄差異甚大。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1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稱“李葉榮帶夷目二人進省”，又稱“帶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稱“舊澳夷通事李葉榮往諭，隨夷目二名進省投見”，又稱“紅夷頭目三名僱船一隻”，又稱“其前後羈留夷人五名內，查三名的係頭目，一名噧呾纏，一名毛直纏，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則無名可查”。噧呾纏，應即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應為蒙特尼之弟約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纏則應為魯賓遜的譯名。可知，他們三人應是分兩次進入廣州的。[10]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3《參鎮壓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3]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14]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3頁；《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5]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l卷，第24頁。[16]張鏡心：《雲隱堂文錄》卷1《報鎮將驅逐紅夷疏》。[17]此處理事官葡文名字據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來，但與“戎貓州弗黎廚”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兵部題失名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19]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20]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6頁。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9月10日，西班牙國王御醫沙維爾•巴爾密斯又攜帶3名出過天花的男童乘葡萄牙戰艦前往澳門。16日在澳門上岸，受到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的歡迎。抵達的當天，眉額帶曆和果阿大主教賈廷諾就在家中接種了牛痘。眉額帶曆還召集了很多市民前來觀看，目的是使市民打消對接種牛痘的恐懼與偏見。此後，多明戈斯•戈麥斯醫生協助巴爾密斯，使澳門的種痘事業走上正軌，每10天接種一次，而且每次種痘皆記錄在案。至1806年1月5日，澳門共有314人接種。從1806年2月初至1807年1月12日，經戈麥斯醫生接種者就有377人。可見，當時澳門的牛痘接種已經初具規模，開中國種痘之先河。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96—98.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9月10日，一位香山縣屬吏來澳門公幹稱：香山知縣彭昭麟提議，葡萄牙皇家戰船“倨傲（Dedaigneuse）”號可以隨意巡邏清剿海盜，只要它在虎門以內行動。而澳門議事會則提出，香山政府以200艘官艇支持外國船隻武裝來摧毀海盜，經費由中方負擔，且要求預付30萬兩。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15頁。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9月9日，多明我會阿爾瓦雷斯·曼紮羅（João Alvarez de Mazano）神父被委任為澳門代理人，擔任此職至1838年。10日，江西建昌人游道宣（Joseph Yeou）進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4; 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74頁。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2月12日─1851年1月31日）9月10日，澳門港區錨地停泊了“瑪麗亞二世”號巡洋艦、“彩虹”號和“若奧一世”號兩艘護衛艦。三艘軍艦上共載有559名士兵。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5頁。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8月5日，澳門番攤承充合同簽訂，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澳門番攤承充合同。《承充澳門番攤攬頭生意章程》內容為中葡文合璧，左右對照。承充的華商為鄭耀、劉越犀、鐘超三人。條款的主要內容如下：1. 承充番攤合約章程以一年為期。計至1874年9月10日為滿期。承充規銀15萬元，由本年9月11日起。每月上期繳納規銀12500元，七二兌。2. 淮開攤館26間，不得多開。無論是否開足26間，依然照納規銀。如欲多開須稟明公物會憲。3. 由關閘至媽閣地方所有攤館生意均歸承充人。任由承充人在界內照上款開館多少。4. 午夜12點閉門。有私開罰銀50兩。5. 准開打牌館三間。6. 該承充三人有保險公司50份，每份500兩交出作按以為擔保規銀，另有香港商人擔保該三人遵照合同。簽名：鄭耀、劉越犀、鐘超，擔保人為和興李升。通過這一番攤承充合同檔案來看，番攤的開設地不包括氹仔，有開設打牌館以及開設時間的限制情形，這些內容都是以前未曾出現過的。AH/F/422, MIC: A0585. p. 1, 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鄭觀應：《澳門窩匪論》，最早發表在1872年的《申報》中稱：“其番攤之館則已有二百餘號也。”由檔案可見，僅准26間。很可能鄭氏是指賭館內的番攤賭台數目。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9月10日，被視為有損健康、衛生條件極差並成為傳染病源的高冠街與大三巴一帶菜地成為實施公共工程計畫的目標，目的是進行必要的改善以根除該處對公共衛生造成的危害。21日，高冠街一帶菜地納入城市規劃，修築道路並挖渠開溝。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1頁。

從同治十二年（1873年）開始，鏡湖醫院購買義地，但施棺、殮葬逐年增加，善長贈予及自置義地不敷應用，故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鏡湖醫院值事蔡永基等具稟，向清政府求撥義地。現存光緒十四年八月初五日（1888年9月10日），特用府署廣州前山海防軍民府准補南雄直隸州正堂兼襲雲騎尉蕭佈告乙張。其批准鏡湖醫院報呈，特撥澳門關閘外土名高沙接近海邊一帶（現拱北賓館一帶之地）作為鏡湖醫院永久義地。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9月28日，澳門利宵中學（Liceu de Macau）舉行盛大的開幕儀式，1893年7月27日，葡萄牙國王、海事及海務部發佈命令通過建立利宵中學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澳門許多知名人士都在一直進行努力，澳門主教明德祿（D.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即對建校給予極大的支援，議事公局主席小若阿金‧巴士度（António Joaquim Bastos Jr.）為了這一計劃每年付出4000澳門元。1894年3月24日開始啟用。4月14日，澳督柯高正式發佈訓令開辦利宵中學，校舍設在聖若瑟修院。8月16日，頒佈有關規章，9月10日及11日進行入學考試。當時委任的學校教師歐拉修‧波亞雷斯（Horácio Afonso da Silva Poiares）、土木工程師馬托斯‧利馬（Matos António de Lima）、庇山耶（Camilo de Almeida Pessanha）、教士巴爾塔紮‧法萊羅（Baltasar Estrôncio Faleiro）、總司庫里貝羅‧卡布拉爾（João Albino Ribeiro Cabral）、澳門港務局局長、驅逐艦“索薩‧馬萊斯（Wenceslau José de Sousa Morais）”號艦長、衛生司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工務局局長、工兵少校奧古斯托‧賽沙爾（Augusto César de Abreu Nunes）等，並委任衛生司高斯華先生出任臨時校長。學校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4月16日在澳督府舉行，由高斯華先生主持。從1894年創校至1906年期間，該校每年平均只有20─25名學生就讀，且沒有高中班。但在澳門的眾多學校中，利宵中學乃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一所學府。Aresta, António, Aureliano Barata, and Albina dos Santos Silva, Liceu Nacional de Macau: genealogia de uma escola, pp.11—12.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9月10日至11日，颱風掠過澳門海面，狂風巨浪給南環一帶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壞，所幸沒有殃及船隻。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67頁。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9月10日，勞倫索‧馬葵士第九子安東尼奧‧馬葵士（António Maria Pereira Marques）在澳門花王堂區逝世。安東尼奧‧馬葵士，1859年5月1日生於澳門花王堂區，曾赴里斯本留學，返澳後執教於“政府小學”。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2, p.566;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6頁。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9月10日， 澳門政府公佈將進行下列工程：將山頂醫院之廚房改作浴房及便房， 在民國大馬路(Avenida da República)即由燒灰爐街(Rua do Chunambeiro)起至媽閣(Barra)修造兵房一所， 建築鏡湖馬路(Estrada do Repouso)之坑渠由連勝馬路起至渡船街(Rua da Barca)止， 在新板樟堂街造新渠路及填平該街由白馬行街(Rua do Hospital)起至大堂巷(Travessa da Sé)止， 在東望洋坡及東望洋山頂水池之中央建造新路一條。《澳門政府憲報》1913年第37號， 第445頁。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1月6日，嘉諾撒女修會新建聖心英文書院新校舍在雅廉訪大馬路落成，由高若瑟主教祝聖啟用，13日正式上課，因校舍位處偏遠，第一年僅得學生27人，翌年，學生增至200人，大半為避難來澳的上海葡僑女學生。先是，該修女會鑒於白鴿巢仁愛會校舍不敷應用，遂於1936年9月10日收購已廢置的“定興火柴廠”地段，著手策劃興建新會院、小堂和校舍。至1938年1月17日，該修會宣佈開辦聖心英文書院，暫借白鴿巢仁愛院課室上課，直至新校舍的建成。林家駿：《澳門天主教學校史略》，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26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80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784—785. 施白蒂書將新校舍落成時間寫成1939年11月18日。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5月1日，葡文日報《每日消息報》 (Jornal de Notícias)創刊發行，至1945年9月9日停刊，共出版117期。該報是《澳門之聲》的轉移，是《澳門之聲》報反對日本人的新旗幟。該報停辦的第二天，即1945年9月10日，《澳門之聲》報復辦。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86-188；林玉鳳：《澳門葡文報章的發展特點》，載《澳門研究》第10期，1999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96頁。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9月10日，柯利維喇 (Joaquim Pereira Estreia de Oliveira)出任澳門郵政電報廳廳長。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Ⅱ, História Pastal Macau (1884-1999), p. 717.

1988年9月10日，澳門小姐選舉，土生葡人白海倫（Helena Branco）獲冠軍。

1989年9月10日，澳門賽馬正式開跑，首日投注額1800萬元。

1990年9月10日，澳門中華教育會舉行盛大酒會慶祝成立70周年，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出席。

1991年9月10日至18日期間，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地委員來澳訪問八天，主要是透過座談會的形式，直接聽取各界人士對澳門基本法的意見。9月13日，內地草委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責諮詢小組委員、外邀成員舉行座談。參考資料：《華僑報》1991年9月7日及14日報道。

1991年9月10日至13日，中葡聯絡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上雙方就澳門過渡期內主要問題交換了意見並進行了深入的磋商，並就換發澳門居民身份證問題達成了協定。同時，雙方研究了公務員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以及法律中譯問題的進展情況。參考資料：鄭言實編著：《澳門回歸大事記1972~1999》，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7頁。

2008年9月10日，珠海市委書記甘霖視察珠海市對澳門供水第三條水源管工程工地及竹仙洞水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