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2月10日─1549年1月28日)6月21日，朱紈自霩衢所渡海入雙嶼港，上岸登陸洪山(《籌海圖編》浙江圖稱“陸奧山”)，並下令釘木樁，採石塊，填塞雙嶼港。由是，賊舟不得復入，而20年盜賊淵藪之區，至是始空矣。朱紈：《甓餘雜集》卷4《雙嶼填港工完事》。胡宗憲：《籌海圖編》卷5《浙江倭變記》。

萬曆十年（1582年1月24日─1583年1月23日）6月21日，菲律賓聖格列高利（St. Gregory）省代理教區長熱羅尼莫．布爾戈斯（Jerónimo de Burgos）巡視員及其17名方濟各會同伴取得菲督龍魁洛．佩尼亞羅沙的同意，離開馬尼拉前往澳門，巡視澳門的方濟各會修道院。他們在福建海岸被逮捕，送往廣州監獄關押，遭受殘忍的精神折磨，其中安東尼奧．維拉諾瓦（António de Vilanova）神父不幸至死。 其他人獲得羅明堅神父與澳門兵頭艾雷斯．米蘭達的救助，全部予以釋放，有6人來到澳門。這6人是：巡視員熱羅尼莫．布爾戈斯，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的侄子馬蒂尼奧．羅耀拉（Martinho Inácio de Loiola），奧古斯丁，托爾德西拉斯（Augustín de Tordesillas），熱羅尼莫．阿吉拉爾（Jerónimo de Aguilar），弗蘭西斯科．科爾多瓦（Francisco de Córdova） 和克里斯托旺．戈麥斯（Cristóvão Gomes）。另外，還有若奧．費里亞（João de Feria）和與方濟各會士同行的2名士兵。 Manuel Teixeira, Macaue a Sua Diocese, Vol. 3, p. 422.

17世紀初澳葡守軍擊敗荷蘭海軍進犯澳門的一場戰鬥。葡人來澳不久，荷蘭亦覬覦澳門。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荷蘭數次向明政府提出借地通商的要求，均被拒絕。又於1601年和1604年兩次進攻澳門，均未成功。1622年（明天啟二年），荷蘭大舉侵澳，出動巴達維亞8艘戰艦，並聯合艦長苗活的4艘戰艦，配備巨炮60門，士兵1000人，由荷蘭提督賴啫臣（Kornelis Reyerszoon）統率，於6月10日出發，直奔澳門。6月21日，荷艦抵澳門海面。當時澳門守備力量僅50名火槍兵，100多名能執武器的土生葡人和三座配備不全的炮台。6月24日破曉，荷蘭軍艦猛轟嘉思欄炮台，炮台守軍全力回擊，當即擊毀一艘。賴啫臣即率800名精鋭部隊在劏狗環一帶登陸，葡軍憑藉新挖戰壕向荷軍反擊，賴啫臣腹部中彈返回，命盧芬（Hans Ruffijn）代他指揮。荷軍在盧芬上校的指揮下很快佔領龍環村、龍田村一線，被大龍泉、二龍泉匯合的坑水阻擋。葡方的伯多祿炮台發炮轟擊，命中荷軍火藥車，使荷軍死傷慘重。這時，澳葡中日貿易船隊司令薩門托（Lobo Sarmento de Carvalho）也親臨前線，並發出反攻命令，葡軍、市民、修道士及黑奴們一起出擊，特別是黑奴作戰勇敢，奮不顧身，當場擊斃盧芬，荷軍全面崩潰。是役，荷軍死136人，傷126人，其中11名校級軍官，死傷的日本人和印尼人也達數百人，還有一名上校及一批士兵被俘。葡方傷亡極輕。澳門葡軍獲得了完全的勝利。為了紀念這一空前大捷，澳葡當局將6月24日定為澳門城市日。

“當年鬼火肆焚村，父老相傳白日昏。太息胡麈終不靖，龍田知有幾家存？”“民族英雄跡已陳，沈塚亞米賸孤墳。前山城外花空發，誰過龍田解憶君？”右詩二首見《兩行堂詩鈔》，題云：“己酉春日（1909宣統二年），遊二龍泉，道經龍田村遺址，兼懷沈米。”龍田村，在昔之澳城牆外，望廈村南，琴山護其東，龍泉流其下，迺濠鏡墺半島中之一小村落。桑蔴鷄犬，田舍相望，原屬我國舊治者。攷龍田村之得名，相傳由於宋朝之堪輿名家賴布衣而起。自從賴氏棄官浪遊，追尋風水，沿江西南下，來至廣東，則見龍脈分爲二支：其一支派趨向香港附近之寶安縣屬，因名之曰“九龍”；另一支派趨向濠鏡墺之蓮峰山下，只見岡陵環蜷，隴畝阡陌，因名之曰“龍環”及“龍田”云。按龍田村，即今之文第士街附近一帶地區，自羅利老馬路迤北，至雅廉訪馬路以南，東依松山山麓，西向菲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其地盤低陷，田畝環繞之，村民鑿井耕田，原亦一世外桃源也。自從佛郎機入居澳門，寖且越界開路，焚寮建樓，不過半世紀，滄海桑田，今已變成洋場十里矣。昔日之龍田村，雖迺一小村落，惟是茅寮木屋，短垣低瓦，有民居百餘户，小街陋巷，盤曲縱橫於其間。福神直街中貫南北，爲村中主要街道。其他如：龍田石街、十字巷、坑渠巷、猫巷、高家圍等，左右交織，各路相通。村之四週，雖乏閘門圍牆以防閑，但有竹籬木柵爲圍界限。村口處，有一福德祠，一雙大燈籠，兩行高脚牌，廟貌莊嚴古樸。廟前曠地則大樹成蔭，石几參差陳置，景緻幽閒，爲村人耕餘之休息地。廟傍鑿一大井，井水清洌，村人汲食於斯。村後山泉，有大龍泉，二龍泉，兩泉匯流成澗，村人洗濯灌溉，皆賴此泉也。四週田地約有四頃餘，菜花稻浪，終歲青葱，村人固衣食無缺，與世無爭者也。不圖狡鄰虎視，漸且蠶吞，數十年間，全村改觀，無人認識矣。攷龍田村舊址，據《澳門市街名册》載稱：“龍田村，此名係指原日一村落，大略位於現在飛良紹街、羅沙達街、巴士度街及文第士街之一部。龍田村街，係現在文第士街原名。文第士街，由士多紐拜斯大馬路，即飛良紹街附近起，至亞馬勒馬路，即聖母墳場與鮑斯高學院之間，及螺絲山對面止。福神直街，原座落現已取消之龍田村内，十字巷附近。該村當日位置係在羅沙達街、巴士度街、飛良紹街及文第士街之一部份之間，現已不存。”龍田村，居濠鏡半島之中，原屬我國香山縣土地。根據《新修香山縣誌》紀事編云：“查龍田望廈各村内，計税田四頃有奇，歷年均在香山縣税契，有案可稽。”我國之神聖土地，固不容外人侵犯者，詎於清朝道光二十八年，澳葡兵頭亞馬勒氏竟由澳門城牆之水坑尾門，闢一馬路經龍田村背後，直出馬交石、黑沙環而達關閘，因此龍田村後之田園土地，悉遭蹂躪；琴山及金鐘山之墳墓，亦多被掘毁，後來致釀成沈米事件也。據林謙《退思齋雜錄》曾載云：“……開馳道於東望洋山，山多居民墳墓，夷勒起遷，遷者給洋銀一兩四錢，不從者夷之，棄殘骸於海，民大嗟怨，遂有沈志亮郭金堂之事。”案東望洋山，原名琴山，在龍田村之背後；金鐘山，在龍田村之北，即今之鮑斯高學校原址，現已剷平矣。據《香山縣誌》續編云：“金鐘山，在龍田村，形如覆鐘，與望廈普濟禪院相對如案，中多墳墓。咸豐季年，澳夷又平毁作路，山之舊形，已不復存。”龍田村，自從沈米事件發生後，滿清官吏庸懦，竟任人攫去，更闢馬路，編立門牌焉。據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疏》稱：“查龍田村民房一百餘家，係光緒五年佔去，將村左村後兩處，改造馬路。光緒九年，編入西洋户籍，設立門牌。”龍田村自從設立門牌，編入澳門户籍後，澳葡富人如文第士、羅沙達、飛良紹、巴士度等，則漸漸以賤價向村人收買磚瓦房舍，每間備價不過白銀三幾十兩，交易後即促其搬遷；至於篷寮木屋，則由當局每間補價一兩幾錢，勒令徙去，實行巧取豪奪。惟是窮苦大衆，一失棲所，即難爲家，故遷徙維艱，遂致遷延歲月，直至光緒三十三年，仍有三十餘家，無法遷徙者。是時當局派救火員，攜備梯、斧、火水等物，强令各户人丁將傢具雜物遷出，然後將篷寮木屋澆以火水，可憐貧户，盡付一炬！據《香山縣誌》紀事編稱：“光緒三十三年，葡欲增闢馬路，焚龍田村民居三十餘家，逼遷傢具，違者被毆；事後略補屋價，托名購取。居人遷徙流離，莫名其苦，今龍田村已爲墟矣。”又據民國二年，廣州、香港、澳門人士設立勘界維持會，向外交部呈明勘界事略，亦有云：“……此外尚有逼勒龍田村民，焚燒屋宇情事……”見“梁燕蓀先生年譜”上編。龍田村之木屋居民，因是流離失所，逼得迺在大炮台脚，即大三巴牌坊山上，結寮以居，儼然如村焉。後來遭遇火災，焚燬一空。當局爲整飭市容起見，不許再建，迺盡將其徙置台山，初時亦只是茅寮木屋耳，一旦失火，又肇焚如。後來慈善家於一九二八年，爲之發起籌建磚屋，是爲巴波沙坊。現在該坊住户，不少本爲龍田村鄉民也。嗣是龍田村鄉民，富有者，則移居望廈村中；貧乏者，則徙置大三巴山上，漸且遷徙一空，只賸下廟宇兩間：一爲武帝廟，一爲福德祠；又社壇兩個：一爲永興社，一爲建隆社。永興社壇在村北，建隆社壇在村南，武帝廟在村中，福德祠在村口。昔人迷信，對神權非常重視，以故當年龍田村中，每届關帝神誕，武帝廟前，必演奏八音，異常熱鬧。而每年二月土地神誕，福德祠前亦必舞獅燒炮，間或演木偶戲數天，以娛大衆，村中農民竟視爲年中最高興之日子。自從村民被迫遷徙，澳葡焚村後，廟宇社壇，俱爲拆毁，但村人仍不能忘懷其護村之靈神。迺情商望廈坊衆，並得普濟禪院撥出寺傍空地，於光緒三十四年，集資重建。再在望廈村内，築回廟宇，一連兩間，仍將舊時龍田村廟内之關帝及土地神像，遷來此間供奉。至於坊間之永興、建隆兩社壇，亦得觀音古廟許可，安置於廟前空階，將原日之神社石碑，排列竪立，結壇供祀，以迄於今。白雲變蒼狗，滄海易桑田，昔日之鄉閭田舍，無復舊觀，現在洋樓行列，馬路縱橫，不再有人認識龍田村之遺址矣。只留得在望廈之武帝廟及福德祠兩位神像，供人憑吊；永興社壇及建隆社壇兩塊古碑，足爲龍田村之歷史紀念物而已。龍田村之地盆，原本下陷田間，低於村傍之道路及尋，所以昔日入村，便要沿着田駁斜下者，自澳葡勒令村民遷徙後，遂將整村之田地填高，與村之前後道路平衡，至是平原一片，漸且草色芊芊，並與塔石之青草地聯成一幅大廣場，當時之葡兵操練於斯；學童蹴球於斯；所以迺有“操兵地”，或“蹴球場”之稱焉。據汪慵叟之《澳門雜詩》有云：“荷蘭園下兵房有蹴球場，亦時於此賽馬。”即指此也，其詠蹴球場詩云：“昔有戲馬台，後世迺無聞，此地開廣場，草色春氤氳，蹴踘亦古法，體育舒勞筋，樹的相督校，汗走猶欣欣，兵固不可逸，習勤豈具文。”及至一九一八年間，澳葡當局又將此廣場，劃作民房馬路，首於場中闢一路線，最初稱爲“龍田村街”，而孫中山先生之胞兄孫薇，首在該區築洋樓花園乙座，是即現在文第士街之孫府也。後來該區漸闢馬路，續增樓宇，成爲富人之住宅區，而澳葡追念當年以賤價收買龍田村屋之葡人所謂豐功偉績，遂以各葡人之名以名其街。更爲抹煞龍田村之痕跡起見，因此迺將最初取名爲龍田村街之街名。改爲文第士街，以資紀念，至如飛良紹街，巴士度街，羅沙達街等，悉由此故而取名者也。龍田村街之孫府，型式原甚簡樸，迺孫中山先生之胞兄孫薇德彰所築，因孫中山先生身委國事，不治家人生産者也。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三日凌晨，澳葡火藥局爆炸，該座樓宇波連倒坍，後得政府補置，始行建回，成爲各國遊客到澳時，瞻仰孫中山先生之遺址。蓋孫中山先生在生時，只嘗一履其地，但其原配盧夫人則長居於此，至終天年。孫府之傍，闢一園地，中間竪立孫中山先生銅像。查該銅像，迺孫中山先生當年日本友人梅屋莊吉所贈者。梅屋莊吉曾鑄就孫中山先生銅像兩具：其一置於孫中山先生故鄉翠亨村，餘一則安置於此。孫府已於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改爲孫中山先生紀念館，其中陳列者均爲饒有歷史性之孫中山先生遺物，手稿、著述、照片等，公開任人參觀。據傳聞説：“該座巍峨軒敞之兩層建築物，前身原爲孫中山先生故居，曾爲其後人典去。迨後由台灣當局，備價一十九萬餘元贖回。加以修葺。除内部間格大事裝置外，外型及屋傍之園地，暨孫中山先生銅像，仍保原狀云。”龍田村地區，其初本與澳門夷城隔離，各成鄉市，兩不干連者。一六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荷蘭艦隊强襲澳門，由劏狗環登陸，繞道龍環村，直出龍田村，在二龍泉處爲山谷溪澗所阻，正擬涉渡直撲澳城，詎被澳葡炮台擊中其火藥車，死傷枕藉，迺大敗於此。後來澳葡爲紀念此次勝利，就在二龍泉山澗之傍，竪立一個石十字架，是爲澳葡最初在龍田村經營之始。攷大龍泉、二龍泉，兩道山泉都在龍田村轄内之琴山（今人稱爲松山，葡人則稱爲東望洋山）上。該泉水自山上涓涓流下，匯成山澗，濯纓濯足，任憑村人，原一昇平境界也。相傳一八一四年，最初來華傳道之基督教牧師馬禮遜，爲其第一個中國基督教徒蔡高洗禮，即在此二龍泉處云。據《蔡高先生傳略》稱：“馬禮遜鑒蔡高先生之誠，知其信心已堅，迺攜之登小山，即今澳門之東望洋山。鬱蒼松蔭密，清泉滔滔之處，馬氏禱曰；讓基督寶血滌爾罪，堅聖靈感爾心，願爾爲中國他日豐收之初實，爲憶兆得救者之模！禱畢，取水加額，洗禮迺成。時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四日也。”一八四八年，澳葡兵頭亞馬勒氏，在龍田村背後闢一馬路，當時尚平架一度石橋，橫跨山澗，橋下水聲淙淙者，此爲澳葡第二次涉奪龍田村地區也。龍泉附近之坑谷田地，後爲澳葡神甫亞美打以賤價收購，闢作花苑别墅，卒改作澳葡兵頭行轅，又稱兵頭花園。龍田村後之馳道，當初雖由亞馬勒兵頭闢萊開路，但不過只具雛模。迨經沈米事件後，澳葡更爲恣緃，於一八九八年，由澳葡工程師雅寮努尼士設計，將該路築成康莊大道，稱爲士多紐拜斯大馬路，道左更竪立一枝戰勝荷蘭紀念碑；寖且將前時所樹之石十字架除去，闢成得勝花園，作爲風景名勝區焉。在得勝花園與兵頭花園間，龍田村後山區域，更築有澳葡炮兵營房，兵頭花園後座之舊行轅，則改作軍火儲藏庫，鑿附連之二龍泉山洞，存貯槍炮彈藥，致有演成火藥庫爆炸慘劇。一九三零年八月十三日凌晨五時，兵頭花園軍火儲藏庫背後存貯彈藥之山洞，傳因天氣酷熱，彈藥突然發生爆炸，隆隆兩聲，全澳震動。雖遠至市中心區之窗户玻璃，亦多被震碎；兵頭花園附近一帶之馬路房屋，更被炸成廢墟，兵頭花園全座無存，文第士街之孫府亦殃及池魚，爲之倒塌，現在之紀念館，迺後來政府補置重建者耳。該次火藥庫爆炸，不只爲龍田災區之一場浩劫，抑亦澳門有史以來之一次大慘劇也。龍田村自從清朝光緒五年被佔去後，覬覦者於村左村後，首闢馬路，繼以廉值收購户地，進而縱火焚村迫遷，後更掘金鐘山坭，填龍窪地，村民之田園埋没，死者之廬墓爲墟，經過多年竊據經營滅名毁界，變成十里洋場，使過其地者，無復認識當年之龍田村；寖且連龍田之名，亦不復記憶耳。卅年前，有人以龍田二字名其所經營之戲院，是亦有心人也歟！龍田舞台，粤劇院也。開辦於一九二五年間，曇花一現，不過兩年即歇業矣。該院地址，在菲利喇亞美打大馬路與柯高大馬路之轉角處。該處雖不屬昔日之龍田村區，但面對龍田舊地，最易使人棖觸，取名龍田，義至善也。龍田舞台，原迺盧氏花園之東北角地，惟在菲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另開門户，裝置舞台，闢爲戲院，由富商盧廉若經營。初時只演粤劇，常聘省港澳各班主演，如人壽年班、大羅天班等。以澳中粤劇戲院不多，該院雖遠離市區，觀衆亦擠擁異常。後因難聘粤劇名班，致改放電影以爲號召。惜地小座稀，雖滿座收入亦不多，故漸覺支持不易，終至歇業耳。該址現改建洋樓，而龍田之名，更無人復憶也。龍田村北之金鐘山，多爲村人之祖先塋塚。一八四八年時，澳葡兵頭亞馬勒闢馳道於龍田村後，路線所經，迺將該山之墳墓平毁，村人大憤，思謀報復。時有龍田村農民沈亞米者，聞其出而殺之，遂釀成轟動一時之沈米案件。據《香山縣誌》之《沈志亮傳》紀稱：“沈志亮，名米，以字行。先世福建人，貿遷來澳門，遂家於前山寨南之龍田村。生而倜儻，慷慨尚義。道光十六年英夷闢馳道，燬居民塚墓，滅骸骨，和議成，復大辟之，酷甚於前民，畏夷莫敢爭，愬官置不問。志亮先墓亦受害，思所以報之，謀之其鄉薦紳鮑俊、趙勛、梁玉祺。鮑俊謀之總督徐廣縉。徐曰：此誠可惡。鮑還以告志亮，乃與同志郭金堂、吳某數人，懷刃伺之。夷酋素負勇，嘗與異國戰，去一手，獲勝，抵澳門，舉手言曰：身出没波濤鍛煉，兵火所到，必克，掃蕩一清，隻手尚用不盡也。又出入皆以兵從，志亮等，自春徂秋，不得間。久之，益無忌，嘗偕西洋夷數騎出。志亮曰：可矣。乃使或爲販魚，或爲鬻果蔬，弛擔於道，若觀馳馬者。金堂又以野卉盈束置於道，馬聞香，不肯前。日將夕，天且風，馬騰塵眯目、志亮遂出番字書投夷酋，酋俯接而視，遂出刈刀鈎其頸墮馬。酋手槍負痛未及施，志亮遂斷其首；以誇示其手也，並斷其手，埋諸山場之外。金堂殺其從者，諸夷疾馳入關。金堂宣言於衆曰：此鬼罪大惡極，故我官府百姓欲得而甘心，餘弗問也。諸夷惴惴不敢出馳馬，十三行皆震慴。華人聞者，莫不歡呼相慶。夷稍定，奸人嗾之詣軍門，索殺人者。制府欲弗許，恐開兵釁，欲以死囚代。奸人又惎之索酋首爲證，制府不得已，趣鮑勸之出。志亮與金堂發所埋首與手，行至省，赴有司，即下獄。金堂語志亮曰：爾有母無子，不如我，爭自認，而卒坐誌亮。制府恐民變，昏後即棄市，金堂論遣戍，時道光二十八年某月日也。鮑見制府，制府語鮑曰：吾揮淚斬之，今猶鳴咽不已也。卹其母千金，聞者冤之。凡塚墓之受害者，其子孫墓祭日，必先望空拜志亮，後遂立廟祀之，以金堂諸人配享。”

得勝花園，葡名(Jardim da Vitória)，在松山之麓，前臨士多鳥拜斯大馬路，背負得勝馬路，左有伯多祿葡文小學，右有二龍喉軍人醫院，園在其中，面積細小，縱橫不過十丈，一目可以瞭然，中竪紀念碑一枝，高僅及尋，無巍峨之態，有簡樸之風。四週沙徑，點綴作十字形，如葡萄牙古國徽然，內鮮花木，間設朱椅，聊供遊人憩息，徒有花園之名，只具草坪之樣耳。實緣該址，澳葡嘗戰勝荷蘭人於此，闢園紀念，因名得勝焉。該園初本與華士古達嘉馬花園相連，聯成一大園囿，舊稱新花園，有銅像，有石碑，有奏樂亭，有噴水池，另有石十字架以誌殲敵者，中貫大道，傍植棕櫚，蔚然名苑也。自從建泅泳池，築市立葡文小學及紀念何東小學後，便將亭池等撤去，把新花園截為兩段，南段有華士古達嘉馬銅像者，稱華士古達嘉馬花園。北段有紀念碑者，稱得勝花園。查得勝花園原址，舊日原屬龍田村地區，遠離澳葡聚廬，處於澳門城牆外東北，各自成鄉者。當道咸年間，仍受中國統治。該處有大龍泉和二龍泉兩道坑水，由松山石下而出，匯流其間，村人常在此汲飲和洗澡。濯纓濯足，與世無爭者。自從一六二二年時，葡荷爭奪於此，人肆兇鬥，竟作戰場，實足傷心者也。攷得勝花園之所以取名為得勝者，實緣荷蘭人於天啟年間，恃有龐大艦隊，強襲澳門，由昔日之龍環村後海岸登陸，假道龍田村側，直迫澳葡聚廬，竟為葡人炮火所中，全軍覆沒，盡俘殘餘，使之築城建壘，以備瞰我，並擅於龍田，樹立十字架，留作紀念，此次葡荷爭奪，我實賠地，據說當時明朝之天啟皇帝，聞知此事，還諭命廣州水師提督，犒賞葡軍以白米二百包云。中國之昏庸君主，竟有此烏龍事也！溯自葡人入居澳門以來，荷蘭人見已垂涎，久有奪而代之野心，案《澳門紀略》之“澳蕃篇”有云：“賀蘭，明曰和蘭，又名紅毛蕃，地近佛郎機，初就大泥、呂宋、咬𠺕吧諸國轉販，未嘗敢窺中國。自佛郎機據呂宋，市香山，和蘭聞而慕之，萬曆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為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迺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當年澳葡之防荷，實並以備我，故《香山縣誌》有曰：“時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墉垣，如珂昌言於兩府曰：此澳夷嘗我也。”此即澳葡恐荷蘭來襲，藉言設防以備我，逃不出如珂明眼耳。荷蘭人之窺伺澳門，已處心積慮，不只一次，而嘗再三侵襲。自萬曆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炮，擬寇澳門不遂後，更於萬曆三十二年及天啟二年，數度來擾。據《中葡外交史》曾載稱：“一五八零年（萬曆八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蘭商人出入於里斯本，荷人迺有謀奪葡人東方貿易中心地澳門之舉。於一六零一年（萬曆二十九年），派測量隊至澳門。當時雖被澳門葡人所獲，然葡人終以澳門缺乏防禦設備，恐慌異常。一六零四年（萬暦三十二年）。荷蘭司令官華威克（Wybrandvon Warwick） 第二次東來，擬襲取澳門，以阻於颶風，未果，此事《明史‧和蘭傳》有載。一六一五年(萬曆四十三年)，澳門葡人迺建築三巴炮台及伽斯蘭炮台，以為之備，一六二二年(天啟二年），荷蘭亞洲殖民地太守郭氏(Koen），率艦隊多艘，由喀西里亞斯(Cassilhas）(案即今澳門東北之劏狗環）之海岸登陸，作第二次之襲擊。終被三巴炮台炮擊潰退。”聞荷蘭人當時襲澳，本恃其船堅炮利，以為必取澳門者。據《明史‧和蘭傳》稱：“……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傍設小窗，置銅炮，桅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傳紅夷炮即其製也。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即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若平地。其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故尤侗有《荷蘭竹枝詞》云：“和蘭一望紅如火，互市香山烏鬼羣。十尺銅盆照海鏡，新封炮號大將軍。”荷蘭人早在明朝時候，已凱鰓澳門，曾幾次向中國建議，請求代澳葡治理濠鏡墺，但均經明吏婉辭拒絕，非有重於澳葡也，不過徒嫌拒虎進狼之多事耳。荷人迫得向澳葡強行攻取，蓋在印度早有成例，荷人已奪獲葡屬島嶼，故敢再恃其巨舟大炮，實行攻掠。但經兩次來澳偷襲，俱遭失敗。一六二二年一役，荷人大舉來攻，更是全軍覆沒，致使澳葡驕誇起來，闢園立碑，取名為得勝花園，以留紀念。據《海國圖誌》載稱：“荷蘭叠與西班亞戰勝，廣通商之路，至五印度國，奪葡萄亞人所開之牙瓦島，開市萬留巴，兩攻澳門，不得志。”攷荷蘭人在一六二二年來攻澳門時，澳葡之防禦力本不甚健全者，只有步兵五十名，及不足百名稍知拈槍之土生而已。僅有之三炮台，如大炮台，嘉斯欄炮台及竹仔室炮台，皆配備不全者。惟是困鬥之獸，不得不奮勇抵抗，決死以赴，致造成得勝奇蹟。荷人是次來襲，早經嚴密安排，組織八艘戰艦，大者配備巨炮四十八尊，小者亦有巨炮十二尊，總共士兵約千人，於是年四月十日，由爪哇之巴達維亞啟程，另聯合其他之戰艦四艘，一齊向中國海進發。荷人在進襲澳門之前，先於五月廿九日派遣二艦，並約同英國戰艦二艘，將澳門港口封鎖，以待大軍到來，所以截斷澳葡之支援也。查該次襲澳之荷蘭艦隊，由荷印提督賴啫臣(K. Reyersz Van Derzron)帥領，於一六二二年六月廿一日，駛到澳門海面，所有荷兵，分作九大隊，每一大隊中，陸軍佔三份之一，海軍佔三份之二。每隊派領軍用品六百磅，野戰炮三尊，彈藥六桶，火藥包一千個，雲梯六十架，以備爬城用者。荷人滿以為具此雄師，以之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而況攻此軍備不全之澳葡哉！因是謝絕先來封鎖港口之二英艦參戰，庶免將來勝利後分潤。誰知後來荷人襲澳失敗，而英艦竟坐視不救，由此可見，帝國主義侵略者相互間之“信義”不可靠也！荷人襲澳之戰略，初為聲東擊西起見，於廿三日下午二時至六時，先行以猛烈炮火，轟擊嘉斯欄炮台；更於翌晨廿四日破曉，繼續炮轟；浸且自己燃著幾桶火藥，藉著煙幕以迷惑澳葡視線；更用炮火掩護，用小艇三十二隻，乘載七百餘荷兵及武器，駛向澳門東北隅之劏狗環海岸登陸（即現在濠江中學背後海邊）。防守該處之澳葡步隊迺卡華連奴（António Rodriguez Cavalinho）率領，為澳中最弱之一環，稍經接觸，澳葡便被驅退。荷軍分留二百人把守海濱，以保後方，然後昂然拔隊挺進，浩浩蕩蕩，沿看龍環村轉撲龍田村，驅着火藥庫車及大炮前進。一直來至一處山坑，迺大龍泉及二龍泉匯流之處，閒常村人多在此浣衣者，荷軍之炮軍被阻，致未易再前進。此處，即今之得勝花園紀念碑所立之地址也。當荷軍停留在山坑間，簇擁著炮車等，無法越過此巖巉而前進時，正好示與澳葡大炮台上之炮手以目標。他們瞄準一炮，射中荷軍彈藥車，轟然爆炸，車覆炮翻，荷軍遂死傷枕籍。荷印提督賴啫臣方在指揮，亦中彈受傷，立即被救送返荷艦。於是，荷軍銳氣頓挫矣。查澳葡大炮台方面，司此百發百中之炮者，為一意大利天主教之羅神父(Fr. Rho)。他迺一位著名之天文學家，嘗在北京協助中國研究曆數。是役恰在澳，且精於炮術，為當時大炮台中僅有之三炮名手之一，每發中的。故後來荷艦，逐一被其擊沉，厥功最偉。當荷軍指揮賴啫臣提督受傷後，荷隊長甄士刺菲收拾殘部，立即思圖再逞。無奈松山上有葡兵二十餘人，隱身林間，時或集中放槍回擊，致迫得不敢前進。他們只有改變戰略，繞過松山東面，擬迅速佔據東望洋山峰，憑藉高處，掩護荷軍。孰知澳葡知機，有羅佈沙文度加華玉(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及約翰蘇沙維華士(Joas Soases Vivas)二人，帶領步兵十名，捷足先登，隱據山巔，俟荷軍迫近，猝然出擊。荷軍驟遇突擊，不知虛實；迺大驚潰退，互相踐踏，死傷更重。隊長身先戰亡，一時指揮無人，棄甲曳兵而走，竄回劏狗環海濱，希望逃返荷艦。可是該處已被天文台上之伯多祿堡壘炮火封鎖，登舟者則艇覆人翻，在岸者則盡成俘虜。計此次荷蘭艦隊襲澳，幾乎全軍覆沒，而澳葡得勝焉。聞說當日荷軍敗走時，有一大隊荷兵，逃至劏狗環海濱，羣擁著一台巨炮，正啟舟回艦。詎為俾伯多祿堡壘之澳葡窺見，當即發炮將之擊沉，波騰人亡，天地為愁，情狀殊慘。嗣後此處，每當浪濤澎湃，如聞巨炮轟隆；月暗風生，都似嗷啕鬼哭，故後人名之為“海角遊魂”，而葡人則號其為“地獄門檻”(Boca do Inferno)。查澳葡是役戰勝荷蘭，為六月二十四日，適為天主教聖人約翰畢地士打(St. Joao Baptista) 之誕辰。據傳當日有人警見聖神，忽從天降，助葡拒敵，張兩袖如巨翼，把荷艦射來之子彈，盡拂之去；又指使大炮台發出之炮彈，俱中荷人，致令荷蘭大敗，澳葡得以保存云。似此神話，葡史載之，歷歷如繪，所以後來澳葡當局，尊聖約翰畢地士打為澳門主保。在議事亭內，設祭壇，立聖像，奉祀維謹。又於每年六月二十四日，例必扛像遊行。更於大炮台之入門牆上，鑿石為浮雕一幅，圖聖約翰畢地士打半身像，手執利劍，作指揮殺敵形狀，下刻澳門市徽一幅，以示庥庇澳門之意。澳葡勝利後，立刻收拾戰場。龍田附近，荷軍遺下之旗幟鎗炮縱橫，斷體殘肢，死傷枕籍，尤以得勝花園現址，屍填松山溝壑，血滿龍泉坑谷，傷心慘目，悲天憫人。天主教徒因就荷軍車爆炸處，暫為堅立石十字架，以示哀悼。後來澳葡當局於一八六四年時，將之易為泥塑紀念碑。及至一九三八年，又將新花園改建，易為大理石紀念碑，闢作得勝花園焉。攷是役，荷蘭動員近千人，荷艦十五艘。另聯合英艦二艘，共十七艘，來澳進行強奪。是次雙方損失，據《澳門史》稱；荷蘭損失慘重，計荷軍在澳登陸者，約有七百人，而結果戰死及溺斃者，至少超過五百人，內有軍官四人，其餘盡成俘虜。而澳葡方面，連澳葡市民，西班牙人，黑人男婦等，群起而應戰者，共約有三百人，事後調查陣亡者，只有葡人四名，西班牙人二名，黑人數名，受傷者約有廿餘人耳。戰後澳葡檢獲戰利品無數，計有旗幟八面，戰鼓五個，野戰炮一尊，其他若刀槍劍戟等，共千餘件。傳說當荷軍慘敗潰退時，有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有一黑婦，執一柄鐵叉，便可殺斃荷兵數人。彈盡舟沉之敗軍，只有垂手待俘耳。澳葡暫將一塊爛園地，聊作當時收容所。後因該園鄰近，多為荷蘭俘虜出入處，故時人相沿稱該區為荷蘭園也。翌年一六二三年，澳葡當局迺利用該幫荷蘭俘虜，驅使修築炮台及興建城牆，作為居澳之基礎，然後待機以謀發展焉。末了，回憶嘗閱《兩行堂詞鈔》，有《水龍吟》一閱，其自註云：“庚午過二龍泉得勝碑前，人言昔年葡荷二國人，爭奪戰場也，網然寫此。”詞云：“當年羣盜西來，人言此是塵糟地。蝸頭蠻觸，以鄰為堅，問今何世。巨艦遮山，平沙堵海，各饒形勢。看紅衣大炮，硝煙濃霧，藏鱗甲，魚龍逝。聞說歸而飲至。儘狂歡，短歌酣醉。豐碑道左，園誇得勝，驕矜神氣。請命卑辭，築城嘗我，豈甘僑寄。只喧賓奪主，蠻夷猾夏，自應重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1月27日－1684年2月14日）6月21日，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卡洛琳娜”號駛抵氹仔。商船大班們立即拜會葡萄牙駐澳門總督文禮士，總督很有禮貌地接待了他們。但卻告訴他們說：沒有果阿總督的特別命令，他無法發給他們在此地進行貿易的特許證；否則，也就會有被召回入獄或掉頭的危險。還說，澳門沒有什麼買賣可做，這裡的貨源充其量也不足英商要求的十分之一，而且控制得很嚴格。還說，清政府在此地的苛捐雜稅繁多，而且只有得到駐澳門的清政府官員的許可，才能進行貿易。澳督文禮士還告訴英商大班們說，他曾接到廣州地方的通知，說他們是荷蘭人。英商大班們委託葡總督向廣州地方政府報告說，他們是英國人，不是荷蘭人，但地方官回話說：“荷蘭人和英國人每年都幫助台灣王，向他提供彈藥以反對皇上，對此，皇上極為不滿。”幾天後，廣東清朝官員率領十五艘船來澳門，命令英船離開氹仔。7月9日，英船起航，前往大嶼山，後又轉往浪白澳，但清政府始終不許英船與華人貿易，然而英國人還是用高價購買了一些中國貨物，價值共19246元，也偷偷地賣出30匹以上優質絨布，每匹銀100兩。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50—52頁。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1日，康熙帝近臣趙昌等傳旨給眾西洋人，稱鐸羅所寫的奏本，抬頭錯處，字眼越分，奏摺用五爪龍。著令地方官查問。新來的西洋人，如不懂漢語，可安置在澳門先學習漢語。後查鐸羅已病故，並無別情，取結在案，無庸申敕。《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 第1冊《兩廣總督趙弘燦等奏複呈進西洋人所畫畫像及本澳船帶到進京西洋人等情摺》，第88—89頁。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1月31日─1776年2月18日)6月21日，澳門總督要求接待一艘法國船隻，這隻船來到澳門海面並且需要修理。議事會答覆說讓這艘船去廣州，因為法令不准外國人進入本澳港口。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77.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2月18日─1788年2月6日）6月21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頒佈法令，用書籍審查委員會（Mesa da Comissão Geral sobre o Exame e Censura dos Livros）取代皇家出版檢察院，並且請求教宗庇護六世（Pio Ⅵ）賦予該機構對葡萄牙帝國全境的出版著作進行審查的權力。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1章，第17頁。

清嘉慶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6月21日，澳門議事會議員菲利佩‧誇德羅斯（Felipe Flores de Quadros）買了一名中國小男孩並為他進行了洗禮。澳門的清朝官員聞訊，立即派人通知誇德羅斯，要求他將這名男孩送還其父母，他只好照辦。Manuel Teixeira, “The Macanese”, Review of Culture, No. 20, July/September, 1994.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6月21—25日，廣州學海堂山長順德人趙均遊歷澳門，留下澳門詩一首：不到南灣久，行行訪野亭。翠屏增鳥篆，金界宅仙霛。木聳千章秀，螺分數點青。攜將腰笛吹，龍聽出波冥。趙同義：《鏡江公詩稿》附錄，第5頁。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21日，耆英複函葡欽差大臣席爾維拉·邊度，解釋了因滿身濕疹，無法更衣，故未能接見他。同時指出其要求上京與新定的條款有違，根據批複第九款，“會談應由總督和澳門理事官進行。不應再出新招，簽訂新的協定，這有悖於皇上的仁慈”。“現在，尊貴的參事又提出新的請求，總督不敢再向皇上呈報，以使皇上為難”。耆英不願同欽差大臣邊度进行任何接觸，在於他認為關於澳門的談判業已完成，“澳門九款事宜，業經本大臣於上年會晤貴侍郎（指邊度）議定准駁，較舊制大為變通裨於澳商，實非淺鮮。貴侍郎已可謂有功於國。此事應由總兵官（指彼亞度）督同委黎多遵照新定章程辦理，未便重複另議。此外，尤不便別生枝節，有負天朝柔遠之仁。”6月29日，欽差大臣邊度致耆英函：“關於澳門事務應繼續由澳門總督和理事官出面談判的問題，在現在的情況下不適用。因為我有葡國政府的特命全權證書，不僅負責澳門事務，而且負責有關葡萄牙的所有事務。”並請耆英就此給一明確答覆。耆英重申：“葡國與中國之間的公共事務，從很久以來一直由澳門總督和理事官通過談判處理，除他們之外，其他人與此無關。”於是，邊度決定停止與耆英的信函往來。邊度致函外交大臣，向其彙報與欽差大臣耆英談判失敗的原因。他認為他的談判失敗，完全是議事會的陰謀，“議事會試圖淩駕於一切之上，因此，他們認為，如果不在總督領導之下同中國人談判有關葡萄牙的事務，其權利就受到損害。據我了解，為此，他們曾舉行過三次會議。”在與總督彼亞度和議事會的矛盾日益惡化以後，一無所獲的邊度結束使命，於12月返回了里斯本。澳門《愛國者報》（O Patriota）評論說：中國代表與葡欽差衝突的原因是“葡代表的粗魯、高傲和不理解”，“如果葡政府能夠任命一名更加謹慎的人任葡國全權代表，其結果一定會好於現在的結果。”顯然這並非問題的實質，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如葡萄牙學者阿爾弗雷多·迪亞斯（Alfredo Dias）所言：這段插曲有其深刻政治含義。天朝的策略是所有有關澳門的事務都一如既往地在地方層面上討論。這樣，天朝便可更容易在澳門地區施加政治影響力，避免與里斯本政府形成一個類似《南京條約》的協議。《耆英複欽差大臣士利威拉邊哆函對其上京之請的看法》，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6頁。《士利威拉邊哆致耆英函對其上京之請的看法》，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7頁。《耆英致士利威拉邊哆函重申一切公事必須通過澳門總督和理事官辦理》，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7頁。《士利威拉邊哆致必加多總督函告知他已終止與耆英之函件往來》，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8頁。《士利威拉邊哆致外交大臣函向其彙報與欽差大臣耆英談判失敗之原因》，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9頁。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73頁。《（1844年12月23號）載文：耆英與邊度之衝突》，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第1卷第72號文件，第257頁。Alfredo Dias, As Negociações de 1833—1844（1843—1844年的談判），載澳門政府新聞司1995年2月Macau雜志，第42頁。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6月21日，法國遣使會士張若翰（Jean Baptiste Allara）、高慕理神父（Ange Michel Aymeri）與董若翰（Jean Baptiste Anouilhi）同時抵達澳門，後進入內地傳教。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93頁；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 第583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6月21日，著名的澳門土生葡人建築設計師托馬斯‧阿基諾逝世。阿基諾是在澳定居的該家族第三代土生葡人。1804年8月27日生於風順堂區。早年在聖若瑟修院學校學習，1818年赴里斯本葡英學校學習數學、設計及商業等科目，1825年返回澳門後獲里斯本商業資格裁判所資格證書。他在澳門還從事商業貿易，他是“馬格利特（Margarida）”號運輸船船長，還擔任臨時步兵營陸軍中尉。1840年出任議事公局商務兼理，1841年出任議會議員，1842年擔任議事公局預審員。他雖不是以建築設計為職業，但澳門19世紀中期的主要建築物均出自他的設計，計有南灣別墅（今澳督府）、聖珊澤宮、聖老楞佐堂、主教座堂、燒灰爐的渣甸府邸、西望洋教堂、葡英劇院、二龍喉官邸、十六柱及現已拆除的維森特‧佐治豪宅等。這些建築物均成為19世紀澳門最具影響力的典型建築。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eses, Vol. 1, p. 247; Manuel Teixeira, Galeria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Dezanove, pp. 640-644.

咸豐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21日，聞寧波道憲前在海面招到船一幫，其船人原係在附近一帶洋面行劫者。曾與澳門葡人欺侮交擊，結有恨隙。27日，澳門葡萄牙人遂派“若奧一世”號艦長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Craveiro Lopes）率兵船赴彼聲討其罪。道憲置之不理。葡船向6艘華船發動攻擊，並炮擊岸上炮台及房屋。《遐邇貫珍》1854年9月，第9號。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10月8日，澳門仁慈堂發售澳門彩票，以白鴿票稱之：嬰堂設有白鴿票4000條出賣。每條取銀2元，共成銀8000元，為抽用行衰矜所用。此票分為4起。每起該票1000條，均照式樣如左：l條中式銀500元，1條中式銀200元，2條每條中式銀100元共200元，3條每條中50元共150元，8條每條中25元共200元，30條每條中5元共150元，75條每條中4元共銀300元。中式票120條，不中白票880條，二共票1000條。一扣用銀300元，中式銀1700元，二共銀2000元。賣票自本洋月20日起，開票4次，即每起1次。首起在番人本年12月19沙麻度日開。次起在番人明年3月19沙麻度日開，3起在番人明年6月21爹沙日開，4起在番人明年9月20爹沙日開。每起票1日開全，賣此票議開第1起，始賣第2起，以此次第清款。1863年10月8日育嬰堂票式。COTA：AH/SCM/029. MIC：A0312，澳門歷史檔案館。文中沙麻度日為葡語，意為星期六，爹沙日為葡語，意為星期二。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4月26日，欽差全權公使、澳督阿穆恩攜同副使庇禮喇、翻譯公陸霜離開澳門北上，執行交換1862年8月13日條約批准書的使命。5月24日，北上的葡萄牙使團抵達天津。6月17日，禮部左侍郎、總理衙門大臣薛煥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宣佈，如果葡國不對1862年8月13日議定的條約第9條作部分修改，清政府將拒絕在條約上簽字。清政府認為，第9條澳門設官一層，應仍照從前舊規，稽查收稅。澳門本系中國地方，與英、法、美諸國領事官駐紮之例不同。6月18日，葡萄牙全權代表阿穆恩對中國政府拒絕簽字表示抗議。雙方第一輪談判即宣告破裂，21日，葡使團乘船離津返澳。阿穆恩的換約使命失敗。原文作公陸穎，疑即公陸霜，據改。AHU-Macau-D. G. U. 1864（Abril, 26a Novembro, 13）-Tratado de comercio com a China, CX. 32, dos. No. 7：Oficio de Amaral a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26 de Abril de 1864）；《澳門專檔》第3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薛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致恭親王函》，第80—81頁。

同治九年（1870年1月31日─1871年2月18日）6月21日，澳門公物會大憲批准在三巴門外建一華人醫院。該地每年收租銀1元，僅限於做醫院用。假如日後將該地作別用，則須另議加多租銀。該地在連勝街（Rua de Coelho do Amaral)之面前，其長計190尺。在新街相接過橫地方之面前計有380尺，在番人墳墓坡前有389尺，在之咕記屋前有80尺，立明地界，將該地交與醫院公司管理，作為公司之業。《倡建鏡湖醫院碑記》，原碑現存於澳門鏡湖醫院內。

一、 西洋公物會所發本醫院地紙照稿刻列西曆1871年10月28日在澳門公物所有華人沈旺、曹有、德豐、王六等四人，是華人鏡湖醫院公舉前來稱1870年6月21日公物會大憲，當堂准許建華人醫院在三巴門外，該地租銀壹大圓，此係做醫院日後該地另做別樣則另議加租，公物會大憲吩咐立明地界，將該地交與鏡湖公司管理。同治辛未拾年九月吉日立二、 善信送義地癸酉年（1873年）崔凌雲送義地一段土名較場埔癸酉年（1873年）義安堂送義地一段土名較場埔與前地左右相連丁丑年（1877年）宋卓卿等三十一位仝送義地一段土名荷葉埔壬午年（1882年）置義地一段土名老鼠坑癸未年（1883年）林靄卿送義地一段土名白石坑口蘭埔三、 送義地序為施捨湯藥，濟貧病使其長壽，不治而死亡者，須殮葬，前同事致送義地安葬幽魂，敬送善地三段，今未雨綢繆，現再送山地土名荷葉埔，縱橫十九畝，為醫院西歸義塚。此碑刻上幾個年份，善長送義地，最遲是癸未年（1883年）立此碑時間，應該是建院後十二年。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6月21日，澳門國課署佈告，有數名商人呈請本政府撥讓地段建設跑馬場經營跑馬事業，故將章程審核，限於本年9月15日止，準將該項事情及建造圖冊呈遞，營業期為10年。《澳門政府憲報》1923年6月21日第1號，第9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6月21日，澳門政府頒佈公告招人承辦無線電局、電力總局、電車路事：一、設立無線電局及經營該業務，須設置妥當，能保證與帝汶互相通電方合；二、設立電力總局及經營該項業務，供給電氣動力與澳門全市及澳門口岸之用，暨在屬於澳門口岸私有之地安設電燈；三、設立澳門電車路及經營該項業務，俟得有允許時，並可將該路聯絡附近中國鄉村。《澳門政府憲報》1923年6月21日第l號，第10頁。

1930年6月21日法國《畫報》刊登有關澳門的圖片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6月21日，新任澳門總督陸軍軍官美蘭德 (António José Bernardes de Miranda)乘“施拿地” (Cinatti)號汽船抵澳履新。中午抵澳後，在市政廳舉行就職儀式，後在市政廳附設的圖書館大廳與眾人見面。《關於新任澳門總督就任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 (下冊)，第2089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55頁。

民國三十年 (1941年1月1日-1941年12月31日)6月21日，一艘屬於澳門商會有限公司的商船“幾亞”號從越南北部廣州灣啟航，先到澳門，再到黃埔，但途中被日本海軍扣押。葡萄牙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議，但這艘船並沒有得到放還。AH/GGM/11，轉引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6章，第173頁。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6月21日，立法院328次例會建議外交部，積極迅速向葡國交涉，於最短期內收回澳門。《鳥瞰中的澳門僑運》，載《澳門今日之僑運》，第9頁。鄧開頌等編：《粵澳關係史》，第499頁。

1950年6月21日，初期以經營簡單金融業務的南通銀號在本澳成立。随後，在1974年獲澳葡政府發出銀行牌照，正式重組經營銀行業務，並易名為南通銀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銀行常在報章刊登廣告"澳門南通銀行，地址：新馬路一號L，電話：三三四八，二零四八。兒童學生儲蓄存款，培養良好習慣，存儲節約零錢；用於正當用途，增進智識體力。三元開户，隨時存取；多少不拘，零活便利"以招攬客户。直至1987年1月1日，南通銀行被中國銀行收購，易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最終南通銀行完成歷史使命。

1950年6月21日，澳門南通銀號設址新馬路成立營業，1987年1月1日，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這本南通銀行的存摺內頁清晰地看見當時提款的日期是1970年7月23日，至今已半個世紀。

1954年鏡湖醫院籌募經費，南通銀行積極響應大力支持。當年南通銀行致鏡湖醫院函件。註：澳門南通銀行1950年6月21日成立，1987年元旦正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圖為學生代表歡迎校長進場。

圖為學生代表歡迎校董及老師進場。

2000年6月21日，澳門歷史上最大宗軍火案宣判，主謀王朝陽判囚5年，次被告吳偉峰囚3年。

從珠海灣仔加林山觀看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

2022年6月18日，澳門爆發新一波社區疫情，進入即時預防狀態。全民核檢增至53個站點，共342個採樣點。澳門志願者總會秘書長歐鈺娜介紹招募核酸站義工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