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8月4日，葡萄牙国王唐•塞巴斯蒂昂（D. Sebastiāo）在对北非穆斯林战争中遇难。承袭王位者为塞巴斯蒂昂在葡萄牙唯一合法男亲属即其叔祖父殷利基（Cardial D. Henrique）。 诺埃尔：《葡萄牙史》，第180—181页。

崇祯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尔梅达（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挥的4艘澳门桨帆船离澳赴日，途中遇风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门，其余2艘桨帆船载150万两银的货物于31日抵达长崎，他们遇到了很多阻拦，不准卸货，不许进行贸易。并接到日本幕府驱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这位幕府代表宣布了将军7月5日签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经商。原因是：第一，澳门商船违反了本国禁天主教的敕令，偷运传教士进入日本；第二，澳门商船为传教士运送各种供应品；第三，澳门商船走私运来人及钱财，促成了岛原叛乱。出于上述理由，你们这些人是该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处死你们，但皇恩浩荡，饶你们不死。现特命令你们离开日本，永远不得返回，以后你们若违背这一命令，必将受到你们现在罪有应得的惩罚。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第6章，第181页；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年2月11日─1650年1月31日）8月4日，澳门制定了一份《货物税单》，其中可以看到澳门议事会的政策是将进出口税纳入议事会的收入中以作政府管理的开支费用。在这份档案中，那些未指明来源的货物，可能是澳门从印度支那各地进口的，也有从其他地方进口的，如檀香、胡椒、槟榔、沉香、燕窝、象牙、藤条、海参、云母、玳瑁、安息香、乳香、犀牛角、麝香和银，此税单中还规定了各种货物的关税。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税单未涉及丝绸。 Arquivos de Macau, 3ª série, Vol. 3, pp. 173—174；Termo dos direitos das fazendas—1649, 转引慕容（Isabel Augusta Tavares Mourão）：《澳门葡萄牙人与印度支那半岛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16—17世纪）》，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661页。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8月4日，葡王使臣玛纳•撒尔达聂大使到达澳门。澳门议事会为其筹备礼品共17种，即国王画像、金刚石饰金剑、金箔书箱、珊瑚树、珊瑚珠、琥珀珠、伽楠香、哆哕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油、丁香、金银乳香、花露、花幔、花毯等，还有一些送给各级官吏的礼物，其价值共约17634两银。 《葡萄牙国王唐•若奥五世遣中华及鞑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简记》，载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168页，然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103及TA-SSI-YANG-KUO, Série1, Vol. 1—2, pp. 754—755均作8月6日。 《清会典事例》卷503《礼部•朝贡》6。

雍正十三年（1735年1月24日－1736年2月11日）8月4日，贾修利主教把总督职位交给乘“圣安娜”号船从印度来到澳门的费礼喇(Cosme Damiâo Pinto Pereira)。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23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358.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5月25日，兵部尚书福康安寄两广总督巴延三信称，据南海县洋行商人潘文岩等禀称：意大利人德天赐[“又译阿头大多(Adéodat de St. Augustin)”]和颜诗莫[又译“汉色勒莫(Anselmo da Santa Margheerita)”] 二人搭附双鹰国(德国)船从澳门到广州，声称愿进京效力。德天赐27岁，善于绘画；颜诗莫，32岁，为外科医生。二人后于1784年8月4日离广州赴北京。《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两广总督舒常为西洋人德天赐颜诗莫进京效力事致军机处咨》，第341—344页。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8月4日，澳门市政议员西帕里亚诺·叭之咕就三层楼地区渡船上的娼妓问题致函澳门佐堂：“本人通告佐堂先生，在三层楼地区有一些小渡船停泊，船上的人违法居住在那里，在这些人中还有妓女，她们挑逗士兵和青年，引起很多混乱：除了花柳病外，这些女人还带来了偷盗行为。为此，本人请求佐堂尽快进行调查，以赶走停泊的船只，并把附近所有酒店里的酒和其它饮品搬走，因为这些酒和饮品使士兵黑人在那些小娼妇面前神魂颠倒，不可自立。这些小娼妇是所有混乱和偷盗的根源，如不照此办理，本人将就所发生的任何不幸事件表示抗议，佐堂将承担一切责任。”伊莎贝尔·努内斯：《舞女和歌女：澳门妓业面面观》，载《文化杂志》第15—16期，1993年；原译文将“Cso-Tam”译作“曹谭”，误，应译作“佐堂”。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4日，葡廷颁布关于澳门入籍华人分产业之事上谕：按照大西洋国新增国政律典内第15款附款1所予之权谕列于后：条款1，将来所有中国入本国籍在澳居住人等，凡有分产业之事，除该人特禀称说，自愿照西洋例办理外，其余均准照中国风俗而办。条款2，前1869年11月18日所定条款第8附款l内B之谕，即是上款所解，并将前1862年11月26日所定之条款1作为更易，其余所有相反之例，尽行销废。《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10月2日第40号。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在离岛有一些为富家子弟开设的私立学校。然而，其他孩子却无所事事前途渺茫。行政长官林慕士请求并说明建一所学校的必要性。7月21日，由于总督离任，辅政司噶哋‧喇哑以贾拉沙总督的名义于7月22日向海岛市行政长官作了答复，但于次日才批准该项建议，同时说明在市财政方面会得到支持。这样，便批准建立两所学校，一所在氹仔，另一所在路环，以便让“交不起学费的穷家子弟接受中文教育”。该意见受到欢迎。但由于没有汉语编写的“葡萄牙历史”，该计画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因而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能为中国孩子提供葡萄牙语言和文化教育。8月4日，路环小学为26名中国男童开学。作为海岛市政府所在地的氹仔首先在路环建立学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8月21日，为华人男童设立的氹仔小学落成并接收25名学生。该校未能像路环学校那样获得居民捐赠，因此市财政除每年拨款75元为经费外，还得购置用品和家俱。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6—227页；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4日，路环官立议事公局学校（Escola de Coloane）正式开学，有中国男童26名，华人社团为办学捐献了物资。21日，氹仔官立议事公局学校正式开学。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397.

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6月下旬，葡萄牙国王特使及全权公使、前澳督罗沙抵达澳门。7月7日乘船至天津，7月13日抵达北京。8月4日，展开中葡立约谈判。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谈判，于12月1日，双方签订了条约五十四款、缉私专约三款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各约均用中、葡、英三种文字书写缮就，一式两份。其中有关澳门地位最关键的两款在《里斯本草约》的基础上改为：“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之第二款，大清国仍允无异。惟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允准，未经大清国首肯，则大西洋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之第三款，大西洋国仍允无异。”罗沙在条约签字后，迅即南返澳门。这个条约起因于鸦片税厘并征，但清廷最后同意签署的原因，除了鸦片税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害怕葡萄牙人将澳门交给法国或其他欧陆强国，这样才会令中国南疆的形势更为不安。这一条约的签订对葡萄牙人来说虽然没有如愿争取到对面山及撤销澳外关卡，但获得了争取数十年而一直未曾获得的“澳门地位条款”及“最惠国待遇”，故于澳门葡人仍是一大喜事；对中国来说，除了海关的鸦片税大增这一十分实惠的经济利益外，确定澳门地位只不过是承认一个数十年以来存在的事实而已，对清廷损失十分有限，而通过确定澳门地位以落实澳门不会转移到其他欧陆强国手中，这使清政府多年以来的担心变为放心，这更应是这一条约签订后带来的最为正面的效应。中文条款的“永居管理”，其英文为Perpetual Occupation，为“永久占有。之意，而条约又是以英文为准。于是1887年之后澳门的法律地位不是如何如何确定，而是更加含混，对澳门的属性便出现了“割让地（Cession）”、“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占领地（Occupation territory）”及“管理地（Administration territory）”等等多种说法。参见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末：1553—1993》第3章，第178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奏报葡约已议成请旨派员画押折》，第370一381页；《清季外交史料》卷74之《总署奏葡约现已议成请派员画押折》。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8月4日，澳门理商局判定华人区光所开义聚泰利鸡鸭猪只烧肉店倒盆。此为澳门出现理商局之最早记录。澳门理商局由澳门按察使司何利华（António Marques de Oliveira）兼任理商局长，成员包括安东尼奥‧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何连旺、卢九、曹善业、律政司阿尔梅达‧亚雷斯（António Augusto de Almeida Ares）等人。《澳门政府宪报》1894年8月11日第32号。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16日─1905年2月3日）8月4日，因贪污被控的南海知县裴景福在逃往澳门四个多月后，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兵船两艘进入澳门，以武力逼澳门政府交人；几经交涉，后由澳葡政府将裴景福交于华官押解回省。粤督岑春煊云：广东吏治废弛，贪黩成风，贪人之尤以南海县知县裴景福为最，经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间电奏，予以革职查办。因裴景福才足济贪，平日弥纵极为周密。经查确有簿据者，为收受卢华富（即卢九）等四案陋规贿赂，总银224200余元。后逐款勒追，裴景福始而自认缴银12万元，已陆续缴出4万元，既又变计延抗不交。本年二月间臣札局饬催，裴景福竟乘间逃往澳门洋界，延请律师强词辩护，复唆其党羽妄造谣言，谓臣派兵轮往攻澳门，将构成中葡两国交涉。幸澳门总督办事认真，知在广商民皆恨之入骨，不足袒庇。我外务部复与葡使力持于内，乃于六月由澳督仍将该犯交回，此遵旨查办裴景福之大略情形也。裴景福此次逃澳系投奔卢九，因卢九承充广东小闱姓的缘故，两人多有往还，关系非同一般。裴景福，字伯谦，安徽霍丘人，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在番禺知县任内，一月之中破盗劫案凡五十桩，以善治盗而知名，1899年底，又接任南海县令，在任内更显其酷吏本色，加强对盗匪的打击和镇压，几年中公开处决盗匪的频率和人数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岑春煊入粤督后，以贪墨罪将裴氏参革，裴氏遂逃匿澳门。参见陈灨一：《新语林》，第30页；《申报》1905年3月5日《粤督岑奏官犯潜逃洋界交回酌拟惩处折》及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9章，第295页。金英杰称：裴景福在澳门有两家赌馆，一家名景然公司，在夜呣街与夜呣里交界的一幢唐楼；另一家称福临公司，在草堆街与庇山耶街交界处一幢中西合璧的洋楼，这两家赌馆均是卢九支持下开设。裴景福被抓后，这两家赌馆为卢家收回。金英杰：《景然福临两公司，番禺贪官避澳开设》，载《新报》2008年10月30日。《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第1册《外务部为请转饬澳督将案犯裴景福照约交解事致署理葡萄牙驻华公使阿梅达会稿》，第270—271页；《东方杂志》第l卷第7号《中外交涉汇志》、《申报》1905年3月5日《粤督岑奏官犯潜逃洋界交回酌拟惩处折》。《申报》1905年3月5日，第9页。此案错综复杂，关节甚多。据桑兵考证，南海知县裴景福在查抄康有为家时，将发现的岑春煊与康有为的信交与了粤督谭钟麟，因而遭到岑春煊的挟嫌报复。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8章，第264页。至于卢九，因受到此案的牵连，而引出中葡交涉的“小闱姓”一案。

1910年（清宣统二年）葡军杀害路环岛村民的事件。路环是澳门半岛南面的一个小岛，原名九澳岛，在十字门的入口处。早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葡萄牙人就占据路环岛上的荔村湾，在那里建筑炮台、驻军防守。岛上这时仅有居民1900多人，全以捕鱼为生。1910年7月初，广东新宁、开平发生教案，10余名天主教徒子女被困在路环岛上。教民先禀告两广总督袁树勋，袁因“澳界尚未勘定，不便派兵往缉”而迟疑。教民又向澳门主教求救，澳葡当局即以此为借口，以“剿匪”名义派军队进攻路环，岛上居民武装自卫，击退葡军3次进攻，打死葡方官兵数人，并夺回炮台。澳葡当局立即又调军舰炮轰路环，一连几天，岛上居民得不到支援，最后失败。8月4日，葡军登陆，纵火焚烧九澳全乡，村民数百家家毁人亡。有一艘逃难的村民船，被葡军追逐击沉，船上38人全部丧生。路环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纷纷要求政府废除条约，收回澳门。清政府鉴于群众强烈要求，遂派驻法大使刘式训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划界谈判问题，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民国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4日，澳门政府批准澳门葡人文第士及施之古在嘉思栏炮台、马交石炮台、滨海公路及圣美基山之间地带开采石料。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381号卷宗，第S-P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42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8月4日，澳门市政厅一份报告称：1922年5月澳门的骚乱或许有种族的寓意，明显受到广州罢工者的启示，但事件很快带上阶级的特征，矛头对准了澳门政府，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紧张，也带来了很大的商业损失。与此同时，广州的危机驱使很多居民到澳门来寻求庇护。澳门当局认为，中华总商会实际上充当了当时迅猛发展的“工人协会”的坚强后盾，还有一些非法团体纷纷浮出水面，回应这一事件，它们包括“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协会”和“澳门工人阶级誓言罢工总委员会”。AH/LS/P21，澳门，市政厅，1922年8月4日，转引自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57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8月4日，卢廉若向澳门总督递函，要求执行赛马专营权合约中规定，即投得专营权者有义务建造一赛马场及其配套设施，而土地可通过向政府租赁。起初专营公司申请将马场地点设于望厦地区，及后获悉政府征地困难而放弃，最后确定选址黑沙湾港(Areia Preta)马路侧的大片填土地，并在同函中向澳门总督申请允许建造一个跑马场及有关之建筑物。5日，澳门政府秘书处向工务局发函，确定批示黑沙湾港马路一幅面积 49381. 17平方米的土地给予“澳门万国赛马娱乐俱乐部”。邢荣发：《澳门马场区沧桑六十年(1925─1985)》，载《文化杂志》第56期，2005年。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8月4日，澳门正国课衙门发布公告，宣布拟于12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国课衙门大堂内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为期，即自1926年2月1日起至1929年1月31日止，底价为1128600元，押票银为112860元。最终由高可宁、李际唐的“集福公司”以1224000元的承充饷银投得。《澳门政府宪报》1925年8月4日第32号；“Orçamento da receita para o, ano economico de,1930─1931”; 《澳门政府宪报》1926年10月13日第41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四日第六次理事会会议录，通过决议招义务救伤员二十人，受训六个月毕业，期满再招。

民国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8月4日，澳督戴思乐离开澳门前往里斯本述职，下午3时澳门各机关衙署、各葡政要官员及华侨社团领袖、商绅名流，齐聚在皇家码头欢送。驻澳地亚士舰舰长萨目尔‧维耶拉 (Samuel Vieira)负责署理一切事务。戴思乐在离澳前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澳专员郭则范进行了一次会晤，中心议题就是汉奸引渡和移交伪产事宜。郭专员指责澳督就上述二事未有切实合作，澳督声辩称已协助引渡汉奸四五十名 (实为36名)。但对于高可宁和傅老榕两名“经济汉奸”，戴思乐表示“应分别其行为而定功罪”，并称二人为“忠实商人，受本督之指导向各方面采购物资救济数十万澳民而与日人联络者，则不特无罪，且属有功。”戴思乐离澳十天后，又由民政局局长向郭则范转交了一封信，信中再次为高可宁、傅老榕二人申辩，力言二人与日军交往全为造福澳门居民，并请求中国政府将两商人的名字从战争罪犯名单中删除，并将控案撤销。澳门政府不仅对“经济汉奸”高可宁、傅老榕二人百般庇护，几乎被中国政府列为逮捕对象的澳门“经济汉奸”如钟子光、毕侣俭、梁基浩等均受到澳督的庇护而无法逮捕，澳督还表示，这些人不特无罪且属有功。《世界日报》1946年8月4日《戴督偕高秘书长今日首途归国》。1946年9月5日外交部驻澳专员公署代电；秘字第25号，澳门引渡汉奸战犯案，第128页；1946年8月3日总督戴思乐致中国外交部驻澳专员密函，澳门引渡汉奸战犯案，第137页；1946年7月16日外交部收张发奎电第4383号；转自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第94—95页。

拍摄时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四日 前排左起：邓景范、柯麟、李秉硕、李大超、何贤、潘毓华（右二）、周兰陔（右一）； 中排左起：陈毅生、孔宗周、孟宪民、朱给、谢再生、陈直生、陆湛渠； 后排左起：梁秀珍、朱剑飞、梁燕燕、赵玉珠、何自强、梁少珍、冯爱勤、梁秀娴、陈佩珍。

2003年8月雕塑“东方明珠”（由葡萄牙雕塑家罗若诚设计的中葡友好纪念物，喻意中葡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生生不息的精神，1997年6月10日揭幕）周边待开发的土地，即今住宅海天居和明珠都汇的地段。

26号码头宝兴（Ponte Pou Heng）码头1950年落成，曾由大华船务主理，停泊新祥兴和新安记等货船。

澳门于2021年8月3日再次出现本土个案，一家四口确诊新冠肺炎，其中女儿于七月中跟随濠江中学到西安交流期间感染，再传染给父母与哥哥。澳门于8月4日首次启动全民核酸检测计划。该次全民核检累计采样614,465人，另加自8月3日后自行前往核酸检测的101,786人，合共716,251人完成核酸检测，所有样本的检测结果于8月8日凌晨二时完成，全部结果呈阴性。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时起恢复免隔离通关，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雇纷纷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时前已有大批准备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关，不少人手持行李箱过境，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青茂口岸50条验证通道全开，虽然客流不断，但无须实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珠澳口岸恢复免隔离通关第二日迎来离境高峰，离境大堂全日拥挤，治安警实施人潮管制，限制进入离境大堂的人数。当日经青茂口岸出入境约176,100人次，其中入境约77,100人次，出境约99,000人次。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时起恢复免隔离通关，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雇纷纷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时前已有大批准备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关，不少人手持行李箱过境，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青茂口岸50条验证通道全开，虽然客流不断，但无须实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恢复通关翌日，至晚上十时，口岸外仍然万人空巷。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时起恢复免隔离通关，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雇纷纷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时前已有大批准备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关，不少人手持行李箱过境，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青茂口岸50条验证通道全开，虽然客流不断，但无须实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时起恢复免隔离通关，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雇纷纷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时前已有大批准备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关，不少人手持行李箱过境，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青茂口岸50条验证通道全开，虽然客流不断，但无须实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时起恢复免隔离通关，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雇纷纷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时前已有大批准备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关，不少人手持行李箱过境，大批警员在场维持秩序，青茂口岸50条验证通道全开，虽然客流不断，但无须实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