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2月17日─1617年2月5日）5月，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上《参远夷疏》攻击天主教以邪说惑众，要求驱逐入华之传教士。沈㴶的奏章还特别指出，这些传教士是来自澳门，澳门是所有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入口处，是往来的据点，而且内地的传教经费亦是由澳门运来。沈㴶甚至担忧，一种可怕的非教会力量正利用澳门作为扩大在华势力的基地，如果置之不理，将会造成安全隐患。还未待朝廷批复，9月1日，巡视东城御史孙光裕遂将王丰肃、谢务禄等19人拘捕。9月25日，又抓捕华人基督徒钟鸣礼等8人。南京教案爆发。紧接着，沈氏又于9—10月及1617年元月再上二疏，要求将王丰肃等人“依律处断”。其间，又有礼部郎中徐如珂，给事中晏文辉、余懋孳以及南北各省诸臣先后上疏，交相对来华传教士及天主教弹劾。在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等给万历皇帝上了一篇著名的中文长疏《具揭》，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诸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其中特别对当时有人诬告入华西教士是澳门夷商的奸细进行了辩驳。卜正民（Timothy Brook）：《早期耶稣会与明末疆界：中国人寻求和解之道》，载卓新平主编的《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15页。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1《参远夷一、二、三疏》。庞迪我、熊三拔：《具揭》，载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1册，第71—139页。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1月20日，庞若翰神父乘坐果阿总督为其准备的1艘大船从果阿出发，前往里斯本。但同年3月22日，庞若翰神父不幸于中途病逝。临终前，他让另一位神父曼努埃尔．博特略（Manuel de Botelho）接替他担任代理使节，以完成其不竟之事业。曼努埃尔．博特略神父于9月25日抵达里斯本，将交趾国王的信及礼物呈交葡萄牙国王。庞若翰，字安当，西班牙人，1660年生，1674年入初修院，1687年10月入华，后在交趾支那传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4;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5页。

雍正四年（1726年2月2日－1727年1月21日）9月25日，广东方面再次责令香山县立即拨备捞缯船两只、西瓜扁大船六只赴澳门催促麦德乐使团一行人等尽快到省。称“此系现奉差人，坐催急迫，该夷目毋得仍前玩视观望，迟延干咎，慎速须牌”。其同行张安多称：使臣足疾，稍愈即带表文方物，拟于九月初旬赴京。 《1726年香山县正堂促麦德乐启程信牌》，载《葡萄牙图书馆档案馆藏中文文献：1726—1855》第2册，第24—27页。

清嘉庆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9月25日，香山知县李德舆谕澳门理事官：现在需购洋烟，送候上用。谕到，即便购觅顶上洋烟10辣，二烟30辣，每辣洋烟分用小瓶装贮，务于月底赶办，交来差赍省，以便备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李德舆为饬购办鼻烟以备上用事下理事官谕》，第186页。

清嘉庆六年（1801年2月13日─1802年2月2日）9月25日，英国商船“费尔（Fire）”号由亚美尼亚人船长德林克沃特（J. Drikwater）指挥下从马德拉斯塔抵达澳门。施其乐：《珠江三角洲的巴斯客商》，载《文化杂志》第59期，2006年。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9月25日，夜三更时，英国水手亟力在龙嵩庙前合盛番帽店门口与葡兵罢畏知、咖厘时斗殴，亟力被罢畏知、咖厘时同时用鸟枪戳伤身死。经澳门总督及理事官查验明白，已将亟力尸体葬于水坑尾门外，查获罢畏知、咖厘时二人系大炮台之驻兵，并将其收禁，照例办理。《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饬据实禀报西洋兵戳死英国水手事行理事官劄》，第723页。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县人陈保禄（Paul Tch'en）、江西龙泉人罗清汉（Florian Lo）、河南南阳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确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郧阳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66—567页。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9月25日，澳门同知鹿元宗发布告示，要求当地华人居民不要向花王堂附近的房屋乱掷石块，不要为争取早些开关而滋生事端。城门都是早晨5时开启，晚上8时关闭，钥匙由议事会保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42页。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25日，法国遣使会士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神父抵达澳门，不久进入内地传教。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48—149页。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9月25日，在花王堂大门之外的火灾现场，华人和葡萄牙军队发生了一次严重冲突。住在棚屋中的穷苦华人认为其所居棚屋是被葡萄牙人纵火焚烧的。因为每当葡萄牙军队出现时，棚屋就会发生火灾。华人忍无可忍，将一名葡兵打成重伤。葡兵因此开枪，打死三人，打伤了一些人。10月1日，有华人试图扒窃一个葡兵时，结果导致另一个本地人送了命。两天后，一名葡兵也被人杀死。华人群情激昂，为安抚人心，军民府和香山县发出两份非常理性的告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5—556.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月15日─1848年2月4日）9月25日，香港英军总司令德忌笠（D'Aguilar）少将访问澳门。亚马留放出风声，称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制定一对付清军入侵的共同防务政策。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91页。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9月25日，1844年9月20日从印度政府分出来划归澳门政府的帝汶和索洛尔政府从即日起重新划归印度政府。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8页。

1856年（清咸丰六年）2月23日，葡萄牙汽轮“Queen”号装运了150箱鸦片从香港驶往澳门，途中被20余名中国乘客发现，而后将船劫持。9月25日，帝汶和梭罗重新划归葡印总督管辖。12月26日，香山县令发布公告，禁止澳门的中国人及其邻近居民去香港谋职，严禁向香港供应燃料。

清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9月25日，“贾梅士”炮舰在海军少校格雷戈里奥．里贝罗指挥下前往老万山强盗岛（Ilhas dos Ladrões）搜索前日下午攻击北日尔曼联邦（Confederação Germânica do Norte）“阿本拉德（Apenrade）”号船的海盗船，结果未能发现任何海盗踪迹。但在28日凌晨，在磨刀门（Broadway）水道附近，抓获了一艘受到风暴袭击的海盗船。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6页。

光绪十四年（1888年2月12日─1889年1月30日）9月25日，澳门议事公局给葡国国王上书，抗议总督高若瑟解散议事公局。民政署案卷R组第344号（A.H.M），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54—255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9月25日，《镜海丛报》报导，日前接里斯本来电，敕令国课官阿图尔‧伯波沙（Arthur Tamagnini Barbosa）及大书院（即利宵中学）主讲高斯华调离澳门。伯波沙卸任之事，则与全澳商民控其“有利皆兴，无财不扩，自授此官，计将十稔，增益饷储，何可胜算”的“绝流而渔”的敛财政策有关。伯波沙离澳后赴印度果阿，仍任国课官之职。《镜海丛报》1895年9月25日《黯然销魂》及1895年9月18日《论国课官》。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9月29日，制定“澳门公共图书馆”规章，由土生人士利马（Mateus António de Lima）任首任馆长。10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后，前来澳门并经土生葡人飞南弟协助逃亡海外脱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月22日─1899年2月9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25日，康有为逃至上海，致电澳门《知新报》的陈继俨、刘桢麟、何连旺，嘱其救护家人；又电托陈子褒云衢书屋、万木草堂，嘱其立即移家澳门。同日，康有为家人登上前往澳门之船。后何连旺将康有为父亲及康有为夫人接到澳门居住，其母稍后亦从港到澳。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ぅえの すえさぶろぅ）报告称：“住在广东的康氏家族，先前已逃至澳门，现在来到当地的有康氏之母与异母弟两人。又康氏门生约二十人，在康有为达到的前三四日，已来到当地避难。”《郑观应集》下册，第1166—1167页；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3章，第397页；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92页称：“十四夕，到香港，有霈四弟来见，知家人已澳，而老母未来，忧思甚矣。十五日，张夫人自澳来见，知母适从澳到港。”1898年10月1日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外务省记录》，l-6-1-4-2-2，光绪二十四年政变，第3册；转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94页。

《知新报》第一百期刊登《以六君子殉难日为记念会启》、《俄皇夫妇将见英女皇》、《酌裁电报公司价值》、《论考求仪器以助测验》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9月25日，因澳门、氹仔、路环签铺票承充人李贺、李重违反合同，澳门政府遂将合同注销，其交存国库担保银192067元充公。鉴于此，再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生意招人承充，承充期自1914年10月1日至1919年9月30日止，每年缴饷仍为582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35号，第412页。按：《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39号第47页称，10月28日，在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生意暗票招人承充，其日期为1914年11月1日至1919年10月31日。直至1915年1月25日，澳门政府再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生意招人承充。 (参见《澳门政府宪报》1915年第3号，第40页。)

民国七年(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9月25日，澳门立契官阿尔费雷多．李卢(Alfredo Pinto Lello)当选为澳门选区议员，接任之立契官为达米昂．罗德里格斯(Damião Rodrigues)。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552号卷宗，第S-P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20-121页。

1960年9月25日，贾梅士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傅渔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门浸会会佐。 渔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来到澳门，在浸信会热心事主，被按立为会佐，经常代表教会出席全国和两广浸会联会。[1] 1937年9-11月，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独力组织五期筹款活动，举行游艺和乒乓球赛、义演、义舞及劝销国旗国花等筹得现款五千多元。首期筹募，各界踊跃购买门券，收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渔冰和梁洁英夫妇、陈章唐和李淑颜夫妇、苏无逸和陈紫英夫妇等殷商各捐结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渔冰被两广浸会联会推选为培正培道校董，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1953年，因学校需要，校董会聘请渔冰兼任澳门培正中学义务校长，对学校发展贡献良多。同时，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镜公司的老板。[3] 1963年，渔冰向校董会请辞，全家迁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渔冰在香港去世，终年81岁。[1] 1928年，傅渔冰在澳门与梁洁英女西医结婚，生育两女五子。 1952年，傅渔冰的女儿傅忠爱与滕近辉结婚，子孙十多个。 滕近辉是山东青岛人，字怀智，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外文系；1950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毕业；是一位资深牧师，著名神学教育家、书法家、音乐家及神学教育家。他担任美国华人宣道会主席、《生命季刊》顾问、著名华人教会牧者、“驱动差传事工”的先锋。担任宣道会香港区联会荣誉主席及荣誉牧顾长、宣道会北角堂荣誉顾问牧师、牧职神学院讲师、世界华福会国际会荣誉主席。宣道会北角堂现时是香港宣道会中最大的教会，每主日崇拜人数超过五千人。[4] [1]《先贤小传》，载“培正学校同学会＂网，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澳门归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页。 [3]郑振伟：《邝秉仁先生与澳门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51页。 [4]《滕近辉》，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1986年9月25日，亚太小姐参选佳丽澳门一天游，在葡京酒店大门口拍摄大合照。

1986年9月25日，亚太小姐参选佳丽澳门一天游，在铜马广场拍照。

1993年9月25日，香港演艺界群星来澳参与支持中国减灾扶贫义演，掀起澳门减灾扶贫运动高潮。

1993年9月，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协助“澳门支持中国减灾扶贫新娘感动委员会”主办的各项活动。

1993年9月，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协助“澳门支持中国减灾扶贫新娘感动委员会”主办的各项活动。

1999年9月25日，候任特首委出特区行政会10名成员，除5位司长外，另有吴荣恪、唐志坚、梁庆庭、马有礼及廖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