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1月29日，国王发出补充特许状，授予澳门议事会有选举“孤儿法官”及任命书记官的特权。这就是说，王室大法官不再兼任孤儿法官之职，并且孤儿法官是由澳门市民选举产生。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86页。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1月29日－1654年2月16日)1月29日，由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商务员施合德尔(Frederick Schedel)率领的快船“波伦尼( Bruynvis )”号抵达广州河口，要求进贡通商。平南王尚可喜藩府参将沈上达及广东盐课提举白万举均以“互市之利”说服尚可喜，应允许荷兰人通商。同时，荷兰人给平南王尚可喜及靖南王耿继茂送来了“重金和礼品”。2月10日，广东方面既允诺荷兰人进入广州贸易，还提供了三处供荷兰人选择使用的长期性商馆和住宅。这一次贸易荷兰人获利20751.45两白银，利润达200%。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370页。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5《怀远驿》引《壬申南海续县志》之《恭岩札记》。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371--372页。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沙：1624--1662》，第372--375页。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7月29日，比利时耶稣会士巴普蒂斯塔•马尔多纳多神父于本年1月29日离开果阿，在巴达维亚逗留一个月，乘维埃拉•菲格雷多的“圣米格尔（S. Miguel）”号船于本日抵达澳门。后于1673年5月去暹罗，1674年又回到澳门，1678年又去暹罗，1694年再次返回澳门，1696年去柬埔寨，1699年5月在柬埔寨逝世。 文德泉：《第一个中国耶稣会神父》，载《文化杂志》第10期，1992年。

康熙十五年（1676年2月14日－1677年2月1日）1月29日，清廷派官员赴澳门查勘，回京后向康熙皇帝汇报，言澳门人口稀少，人民善良，惟以懋迁为生，如果禁止贸易，他们生活会非常悲惨。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127.

《 在远东的传教：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四位传教士（17世纪）》，围绕1680年1月29日教宗诏书命令属于葡萄牙保教权的四位神父，José Candoni, Domingos Fuciti, Manuel Ferreira和Bartolomeu da Costa，返回罗马的事件，展开葡萄牙保教权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和冲突。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1月25日，康熙帝致葡王若奥五世的信带到广东，广东巡抚满丕传召西教士穆德我、李若瑟，将信交付二人带往澳门，并嘱咐务必在澳门停泊船只启航西洋之前赶到，以便将信带往西洋。穆德我因病未去。李若瑟于28日赶到澳门，遂将康熙帝之信函交给船主卡洛斯．托雷斯。同时又将京城西洋人苏霖寄给澳门西洋人的书信转交给澳门理事官路易斯．施利华（Luís da Silva）。29日，澳门大船“圣安娜．圣若阿金（S. Ana e S. Joaquim）”号带着康熙帝给葡萄牙国王的信离开澳门，驶往葡萄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广东巡抚满丕奏闻将遵旨寄往西洋书函交西洋人李若瑟送至澳门交船主带往西洋折》，第10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 纪》，第85页称赴葡船只启航时间为第二年的1月14日，与中文档案异。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7月31日，遵照皇帝1月29日的诏书，主教和传教士们纷纷离开中国内地来到澳门，准备返回各自的国家。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1月8日，英国鸦片商人托玛斯·比尔因欠债高达402485元无法偿还而逃跑并躲藏起来，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分别致函澳门总督、美国领事和公司船队队长等，希望他们帮助将其找出来。15日，特选委员会前往澳门称7个鸦片保管人中有5个推卸责任。29日，对托玛斯·比尔的财产交由一个委员会进行清理。清理比尔财产时发觉，比尔的财产绝大部分是和澳门王室大法官眉额带历的账目混在一起的，他们似乎双方约定从事鸦片投机，并将货物运往巴西和其他地方。葡萄牙政府的法令是禁止法官从事任何贸易的；而像比尔这样的外国人是不能从事澳门与巴西或欧洲任何口岸之间的贸易的，结果这些交易都是不合法的，卷入这种交易的财产将被没收。当时还存在一种怀疑，即眉额带历挪用澳门委托他经营的孤儿基金和其他慈善基金。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237页。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1月29日，香山知县吴文照下理事官谕，审断澳门铺户锦纶店、德聚店各铺户等联禀番差眉额带历积欠监生曾永和、郭亚厚货物银两75995元一案，令该番差刻日照数按款清还。《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吴文照为判事官眉额带历吃架拖欠曾永和等货银揭限事下理事官谕》，第300页。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2月2日─1833年2月19日）1月29日，港脚船“成功（Good Success）”号船长威廉·杜兰特（William Durant）和他的妻子在澳门上船，被南湾税馆的官吏袭击受伤，其买办则受重伤，因为船长拒绝缴付上船准许费6元给关吏，而通常是3元，所以被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向澳门总督提出申诉，澳督下令澳门官员，不准税馆人员勒索并滋生事端。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349页。

巍峨瑰丽，雄冠远东教区之圣保禄教堂和修院，自一八三五年被毁后，耶稣会士既早遭逮捕，故教堂之重建，实再无人代谋矣。留下断垣残瓦，沦作废墟。遂由议事公局于同年四月八日，委派主教之代办人佛郎高神甫(Candido Goncalves Franco)将其辟作坟场，盖其坭墙甚厚，可以挖空内壁，埋棺墙中，一如古代罗马之宗教葬礼。迨至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议事公局再将之交与仁慈堂管理。令凡来葬者，均须纳费以充善款，并指定以五千元另辟贫者墓地。此种办法虽已获得仁慈堂同意，但当时之亚马勒兵头(Ferreira do Amaral)，竟于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颁一谕令，着该坟场应按照教会规律，交回教会管理，定于六月一日开始执行。又在一八三八年令将各危墙一律拆矮──至二十五尺高，以保安全。一八四三年海外殖民局曾寻得一记载，兹录述如下： “大三巴遗址利用作坟场办法，将各危墙改矮至一半，各废柱平衡排置，另用砖砌成一小道于其上，直贯全场。教士古墓则开穴墙中，各普通坟则平葬道旁，入路两傍之拱窿则放置骨石。于教堂旧址另筑一小祭坛，以为葬礼前之祭祀处。场内遍植柏树。凡来葬者均须缴税，拨充仁慈堂善款。场外邻近，预留将来扩充余地。石门牌坊则保存无损，俾资后人瞻仰。此种任务，从一八三七年起，交由圣约瑟修院(College of St. Joseph)之上司负责。”云云。自圣保禄教堂和修院遭焚后，当局迺将其残址改作坟场。原来教堂背后之钟楼上，本有大钟两面，迺澳门旧日出名之波加劳造炮厂(Tavares Bocarro's Foundry)所铸者，亦被迁移安置于牌坊之第二层左右两窗框内，作为葬礼鸣报丧钟之用。嗣是该坟场一向被沿用，作为教徒及西人之墓地，直至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二日才停止安葬。至一八七八年鸦高士子爵(Viscount Pa ç o d’Arcos)来任澳门兵头时，迺下令将前时所葬下各墓，一律迁葬于西洋坟(St. Miguel)内。所有断壁危墙，悉数夷为平地。至是两个古钟，亦失其所在。所遗之教堂残碣及墓碑，或移作邻近房屋建筑墙脚，或用船载往吕宋之马尼刺(Manila)，敷砌古城街边。后来更将牌坊背后之废地，辟成花圃草坪，门口加建铁闸，用以点缀和保护此名胜古迹。迨至近年各处旅客来游日众，澳门工务局遂将该牌坊右侧修院废址(此地曾为贫民巢窟，尝遭火灾多次，后来当局迺将贫民移居台山，尚遗留破屋多间)之破屋拆去，新辟一斜坡马路，以利汽车来往，从此游客称便矣。大三巴牌坊，即为澳门名胜古迹之一，亦为澳门唯一之突出标志。历尽数百烽火风暴，犹安然独存。曾经吸引多少古今名人，几许中西游客，为之兴怀，为之歌咏。在中国诗词方面，前章已略举例。至于西文诗歌，最能哙炙人口者，当推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包令约翰 (Sir John Bowring)所写之“荣哉宝架”：(In the Cross of Christ Glory!)—歌，其曲谱又为英国音名家康奇(Ithamar Conkey)所作，称为世界名曲之一，惜其歌词太偏重宗教。三巴古坊，百年残阙，已荒废久矣。岂料当二十世纪初期，还有人想设法重建之者，盖在一九○二年时，澳门公教会中，有一位长老名约瑟黔枚神甫(Rev. Dr. Antonio Jose Gomes)，痛惜梵宇类荒，自愿竭力护法，迺不辞劳苦，百方筹募，终捐得白银一万六千九百多元。在六十年前，澳门工资物价皆极低廉。募得此项巨款，实较重建预算所差无几。于是着手策划，绘备图则，务求尽可能依据原日之圣保禄教堂模样，照样筑回一所。讵知其年高任重，积劳成疾，以致宿愿未偿，身已先死，自后继志乏人。且闻捐得之款，曾由其经手存于银行，现在没人合法提取，致使重建圣保禄教堂之议，终成泡影也。至于圣保禄教堂之本来面目究竟如何？应如何照样重建？此迺必须解决之问题。据闻当教堂尚未被焚前，曾有一位英国著名画家佐治千拿厘(George Chinnery)居留在澳门，后来其遗作多珍藏于英伦及罗马等博物院，或对教堂所绘，有足资参攷者。且在一七二六年还有一荷兰雕刻，曾显示该教堂迺在炮台下方，楼高二层，中有一尖塔，但不甚高云云。整座教堂形式，既可研究得之。但吾人如今面对现实，举头可见牌坊，堂皇宏伟，留心细看雕刻，精致玲珑，其建筑之壮丽，其艺术之奇巧，在在令人称羡，处处足供研究，故再不避愚陋，只就大三巴牌坊之门面所见，分为“艺术建筑之构成”，与“宗教雕刻之表现”。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1月29日，澳门圣保禄大教堂被一场特大火灾烧毁，只剩下现存的前壁。据《中国丛报》载：“大约下午6时半，在澳门圣保禄教堂之上炮台鸣炮，发出火警警报。火警信号很快由其它炮台的大炮声、教堂敲响的钟声和击鼓回应。当局和军队及许多澳门市民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但是，除开那些在教堂附近的原因外，还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引起教堂失火的原因。——这里的天气情况是烟雾不能直升，而是被一股西北向的微风吹向东南，整个城市的东部都笼罩在烟雾里。但时间不长，在明火冲上屋顶之前，留下毫无疑问的一点，即火灾在何处发生。所有建在教堂左翼，以前由神父居住，最近由葡萄牙军队使用的公寓，马上亦燃烧起来。过了一会，出现了能保存教堂的主体——礼拜堂的一些希望。但是在8时之前，大火烧到了建筑物的最高部分及大神坛后部的屋顶。浓烟夹着明火从四周的窗子里冲出来，通过屋顶升起，一派可怕的景象。火苗升得很高，整个市区及内港都能看见。此时正好是（由路易十四世送给教堂的）钟敲响8时15分。此时，人们努力地检查了大火漫延的情况。现在，当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大火不会超过教堂建筑范围后，人们似乎希望停止救火工作，并在观看着火灾现场。”2月19日，从该堂中救出的弗兰西斯科·沙勿略遗骨被转移至花王堂保存。后来它们又由私人收藏，最后交给了圣若瑟修院收藏。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0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0, pp.485—486.

光绪元年（1875年2月6日─1876年1月25日）1月29日，政府未将在离岛捕鱼的专营权批给澳门半岛的华人。这些华人为取得该项专营权必须准备每年缴纳1200澳门元。离岛渔民为表达感谢之意，于该年为政府在路氹村镇实施的工程捐赠750澳门元。此后，该捐赠成为每年的自觉行动。这使离岛渔民从此项专营权中解脱出来，否则就会为他们带来灾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8页。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29日，澳门华政衙门出示严禁外人借抽海防经费之名，或用别项不合例名目抽收银两。据澳内商人具禀称，有澳内奸民串通外人屡欲将澳内华商设法抽剥，借抽海防经费为名，其实借端勒索。亟应沿行禁止《澳门政府宪报》1885年1月31日第5号。

民国六年(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1月29日，下午3时，澳门政府在国课衙门大堂将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形式出投，招人承充，以8年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计。《澳门政府宪报》1917年第1号，第9─10页。

民国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11月24日，周刊《舆论》(A Opinião)问世，至1922年5月25日停刊，共出版27期，在南湾街7号印字馆印刷。该报发行人为土生葡人利马．格拉西亚斯(João Jacques de Lima Gracias)，为葡萄牙大选活动造势而创办，目的在于推介法兰西斯科．施利华(Francisco da Silva)和曼努埃尔．罗查分别竞选参议员和众议员，结果两人于1922年1月29日的选举中成功当选。该报具有浓厚的政治背景，且热衷于政治斗争，矛头直指澳督施利华，甚至称其为“执政航船的蹩脚舵手”。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15-116.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月29日，葡萄牙殖民地部指示澳门创立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即监视那些可能会挑战新秩序基础 (“国家重建”计划)的媒体评论。因此，澳门所建立的审查机构负责截取所有带有政治或阶级性质的出版物。当时，各殖民地唯一获得许可的政党—信奉萨拉查主义的国民同盟在澳门占有相当大的代表比例，而且一直维持到战后。杰弗里‧C‧ 冈恩：《澳门史：1557—1999》第5章，第163页。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月29日，南湾新路今日正式通车。在澳督柯维纳的主持下，月前改铺南湾马路，使之扩宽一半，工程至此完毕。澳门政府就此规定，今后大小车辆往来，一律必须遵守左上右落之交通规则。同时，鉴于市面车辆日增，往来如串，澳门政府先后实施划定行人路线、限制车辆往来一般窄路、张贴交通标语、限制车辆开行速度等措施，不过因南湾路口及各交通要冲原设交通红绿指挥灯必须人为调节，澳门政府特向英国订购新型自动交通红绿指挥灯，可自动指示车辆及行人进止。《市民日报》1949年1月29日《南湾新路今日正式通车，车辆左上右落》。

澳葡当局镇压澳门居民事件。1966年11月，澳门氹仔居民自筹经费兴建坊众小学，因事先未向澳葡当局申请而自行架搭竹棚架，澳门市政当局派人强迫停工，当地居民不服，双方对峙。11月15日，澳葡当局出动军警殴打民众，打伤34人。氹仔居民对此表示抗议，并提出5项要求。澳门各界代表亦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12月3日，澳门各界代表为氹仔事件赴澳督府请愿，澳葡当局派军警殴打请愿代表，致使45人受伤，激起澳门人民极大的愤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暴行，市内发生骚动，而澳葡当局不顾一切地镇压群众，又造成3人死亡，63人受伤，制造了“一二•三”血案。事后，澳门各界举行罢工罢市，愤怒群众将纪念曾于1849年率葡军侵略中国“有功”而竖立于市政厅前地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铜像拖倒，以表示强烈抗议。但澳葡当局无视群众的抗议行动，继续大规模镇压，在两天内又打死8人，打伤107人。12月5日，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向澳葡当局提出5项严正要求，遭到拒绝。澳门人民的抗议行动，得到中国内地人民的支持。12月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向澳葡当局提出4项严正要求，包括接受氹仔居民的5项要求和中华学生联合会的5项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不许蒋介石特务在澳门活动等等。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厉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的评论员文章。1967年1月29日，澳葡当局被迫宣布无条件接受所有要求，事件遂告平息。

1967年1月29日，澳葡当局签署认罪书。翌日镜湖医院职工集会热烈庆祝反迫害斗争获得全面胜利。

澳葡政府接纳全澳各界代表六项要求之中葡文本认罪书，依时在中华总商会三楼礼堂，举行签字仪式。下午二时，澳督嘉乐庇与澳葡政府代表多名，乘车经白马行取道板樟堂而到达商会，同登该会三楼，礼堂内十三代表，迎澳督嘉乐庇进入举行认罪书签字范围内长台处，分别坐下五座位处，右为澳葡政府代表李斯，挨次为左次治，中为澳督嘉乐庇，旁为波治，再为翻译崔乐其。澳督对面座位，由右至左者为各界代表叶子如，马万祺，赵斑斓，谢淑仪，阮子荣，何贤，梁培，谭立明，容宝山，欧阳婉娴，梁志辉，余多，陈直生等十三位。

为提升竞争力，港澳飞翼船在80年代末再向瑞典订购七艘Marinteknik 41 CPV双体船，并于1989年1月29日首航，采用“港澳穿梭快线”的品牌营运。该船造价500万美元，可载306人，航速达38节，往来港澳单程只需1小时。用于替换旧有的水翼船及JC3000双体船。

2001年1月29日，行政暨公职局开始全面换发新选民证。

澳门皇宫娱乐场迁移到旧八佰伴对面的海岸。

梁披云，又名梁龙光，号雪予，生于福建省永春县蓬莱村（今吾峰镇吾顶村）。澳门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 父亲梁仍绪17岁时考取秀才，后入福州全闽政法大学读书，毕业后执教两年。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筹资经商，经过几年努力奋斗，成为永春县四大商行之一的“金泉兴”老板，并陆续在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设立分店。 披云六岁时入读村塾，九岁时转读新式学校，16岁进入武昌师范大学，翌年转读上海大学。“五卅”运动初起，他南下宣传活动，入读广东大学，不久到上海大学上学；20岁时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期间，他多次参加爱国学潮，参加反英、反日活动。 后来，披云两度留学日本，成为东京早稻田大学政经部大学院研究生。他回国后，23岁时担任泉州黎明高级中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披云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利用学校和当地报刊宣传民主和抗日，黎明中学成为进步人士的反蒋基地。 1932年“淞沪抗战”失败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入闽，军长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应蒋光鼐之邀，披云出任福建省惠安、永泰县长。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因不满蒋介石命其围剿红军等，发动福建政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披云被任命为兴泉县顾问。 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黎明中学也遭停办。之后，披云南渡马来西亚，筹划创办吉隆坡尊孔中学高中部；担任《益群报》总编辑。 1936年，他赴印尼，担任苏东中学校长；1939年返回吉隆玻，创办中华中学并亲任校长，积极开展抗敌救援会工作，课外选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学校的进步活动触怒了当局，一些进步学生被捕，披云被迫离职。后回国担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国民党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又在四川、福建等地任职。[2] 1966年后，披云定居澳门，担任澳门归侨总会主席，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全国侨联第三届常委，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顾问，国际儒学研究会顾问，澳门福建同乡会会长，华侨大学副董事长，黎明大学第一任董事长兼校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名誉教授，厦门大学名誉教授，澳门笔会会长，澳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会长，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海外顾问等职。 披云幼承家学，喜爱书法，初习欧阳询、褚遂良、李邕、颜真卿，继及苏轼、米芾、赵孟頫、刘墉。东渡扶桑前得碑帖箧，闲里临池，愁中读碑，兴至笔追，深受启迪。 后得到于右任亲授，始悟悬腕运笔之道。作品以行草见长，结体严谨灵活，运笔内劲外秀，隽永多姿，多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展，并在多种报刊发表，为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收藏或被碑刻。荣宝斋出版的《道德经百家书》、《孙子兵法百家书》都收录他的书法作品。1991年澳门文化司为他出版《雪庐诗稿》。 披云工于诗词，精于书法篆刻理论；与好友创办香港《书谱》杂志；主编出版《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篆刻大辞典》等书。[3] 二十多年来，披云宣导和独资合资赞助永春、泉州等地兴学助文的大小工程近百项，总捐资额超过4000万港币。其中披云的堂弟梁良斗默默追随堂兄，倾家兴学，无私奉献，为家乡、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捐资3000多万元。 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位年近古稀的香港同胞黄凉素女士省吃俭用，带着先夫许下要为家乡建设一所学校的遗愿，回到村里，独资70万港币捐建蓉镜小学新校舍。侨胞捐资办学在全县蔚然成风，披云“思本、爱本、固本”的思想之花在永春的教育中，结出丰硕的成果。 披云以自己的言行立德、立言、立功，实践著自己“思本、爱本、固本”的主张，木秀于林，行高于众；获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授予“中华文学艺术家当代书法大师金龙奖”；2000年12月19日，被《福建日报》评为“八闽四大杰出教育家”之一；2002年2月荣获首届澳门银莲花勋章。[2]2010年1月29日，披云在澳门去世，终年103岁。 梁披云逝世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通过电话表示沉痛哀悼，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贺国强、王兆国、刘延东、张高丽、廖晖、杜青林、马万祺等致送花圈，向梁披云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全国政协办公厅和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联办、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公署、全国侨联、全国文联、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政协分别致送花圈，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国际书法家协会、新加坡狮城书法篆刻会、北美现代书法艺术协会、上海书法杂志社、中国书法网、书法网、当代书法网等团体与海内外著名书法家纷纷发来唁电。 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前任行政长官、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厚铧，全国侨联主席林军，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华建，中联办副主任徐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卢树民，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委统战部长张燮飞，中央统战部三局副局长高卫东等京、闽、港、澳政要和各界人士等出席梁披云公祭仪式。 [1]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历代书画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第190页。 [2]杨辉：《福建华侨华人捐资办学史：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95-98页。 [3]梁永琳：《梁披云书法之外天地宽》，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27日。

疫情初期，政府选用黑沙青年旅舍作为医学观察隔离地点。截至2020年1月29日21时30分，共有26名湖北旅客（13名男子及13名女子）入住黑沙青年旅舍；鉴于青年旅舍一楼的四人房和二人房已饱和，如继续增加入住旅客，则需安排旅客入住地面层的16人房，由于同住人数多，特区政府考虑到可能增加相互感染的风险，故由1月30日起，特区政府将旅客安排入住医学观察用指定酒店，第一间为皇庭海景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