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月14日─1620年2月3日）7月22日，金尼阁在欧洲时，遍历意、法、德、比等国，其主要目的是招募往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和募集图书，共招有22位教士7000余部书籍，于1618年4月16日从里斯本出发，与德籍耶稣会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同船，于本日抵达澳门。他招来的22位传教士，后来到中国传教者仅8人，其中6人死于途中，包括他的胞兄埃利•特里格（Elie Trigault）及堂兄若翰•阿尔伯里克（Jean Albéric），还有6人留在了印度。而7000部图书抵达澳门后，最初几年暂存澳门，后逐渐分批带进内地。北平北堂图书馆之西文藏书，其中最早一部分即来源于这7000部书。据金尼阁称，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因为船上有636人，而仅有50人死于途中，这主要归功于同船前来东方的名医邓玉函神父。据葡文史料掌故，邓玉函到澳门后，被派分管仁慈堂辖下的贫民医院、圣保禄学院诊所和药房及麻风病院，并兼任圣保禄学院教师，教授医学、哲学和数学。邓玉函在澳门除了救治病人和认真教学外，还带领亚裔修士进行学术研究，还在澳门茨林围（Pátio do Espinho）创设“人体解剖工作室（当地称为‘㓥尸房’）”。邓玉函在澳门解剖的第一具尸体，是逃难来澳并参加过大三巴营造的日本神父Ymexie的遗体，这是西方医学家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人体解剖。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18—11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179—181页；Amaro, Medicina Popular de Macau, p.664, 转自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41页；金丰居士：《仁慈堂老人院，㓥尸房改建百事吉昌》，载《新报》2008年10月9日。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7月22日，礼科给事中卢兆龙再次上疏要求停止调遣澳门葡兵： 顷见演炮西夷，弯弓佩刀于帝都之内，实怀叵测之忧。故具王者，有必胜之兵，一疏大意，谓制胜自有长策。西洋异类不可引入中国，窥我虚实，启彼戎心。且辇毂重地，招聚多夷，万一变生意外，事关非细。而礼臣徐光启随具闻言，内省一疏，娓娓数百言，其大旨若为红夷澳夷分顺逆。又鳃鳃然为澳夷计，保全谋久远，何其深且切乎？然与臣所谓罢止续取之差，以杜内衅者。固相背而驰，非对针之语也。澳夷即假为恭顺，岂得信为腹心？即火技绝精，岂当招入内地。据光启之疏，谓闽广浙直尚防红夷生心，则皇居之内不当虑澳夷狡叛乎？舍朝廷不忧，而时忧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解之。即其总括之两言：曰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此言似矣；而曰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则是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后强。臣前疏所谓笑我中国之无人者，此类是也。火铳可以御敌，未必可以灭敌，而谓欲进取于东，问罪于北，此三百人可当前锋一队，臣未敢轻许。卢兆龙这一次攻击的对象是徐光启，质问徐光启关于葡萄牙人效忠于中国而荷兰人不效忠中国的断言为何会有人相信。葡萄牙人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没有向中国证明他们的信仰之美好。他也无法看出一队洋人士兵如何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拯救中国。他还指控徐光启为何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场，为葡萄牙人办事。《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六月辛酉。卜正民：《早期耶稣会与明末疆界：中国人寻求和解之道》，载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9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7月22日上午，澳门总督派人告诉在澳门的英国人，说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安妮（Anne）”号在广州处境险恶。然而当晚，“安妮”号从广州返回澳门，带回来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好消息。他们同时从一些中国人口中得知葡萄牙人把英人说成是海盗。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 175.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7月22日，施万奴出任澳门总督。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14页。

康熙三年(1664年1月28日－1665年2月14日)7月22日，果阿安德烈•雷依斯(André Pereira dos Reis)任舰长的“圣彿兰西斯科(S. Francisco)”号大划桨帆船来到澳门，带来阿丰索六世(Afonso VI)的信。在澳门市民中宣读此信后，极大地鼓舞了澳门市民的士气，澳门议事会亦将此信的内容告诉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葡萄牙新君即位，果阿战船抵达澳门，葡萄牙与荷兰讲和，又与英国联姻。让中国人产生一种担心，欧洲人企图联合起来占领中国。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06.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5月6日，申狄高（Diogo de Melo Sampaio）被任命为澳门总督。7月22日正式履任。申狄高到任后，看到澳门炮台破损严重，而大炮多数品质很好，保存完整。于是，申狄高下令重修妈阁炮台。他与议事会关系亦不融洽，他上任后不久就宣布该年的议事会选举无效。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58; 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澳门与巴西的直接关系：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高美士（Luis G. Gomes）：《澳门历史年鉴》，第6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69页称申狄高1700年8月5日就任澳门总督。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1月28日－1703年2月15日）7月22日，施基拿再次担任澳门总督职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70页。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7月22日，德国人庞嘉宾、比利时人卫方济（François Noël）从欧洲返抵澳门，同船抵达的还有八名耶稣会士，计有波希米亚人石可圣（Lépold Liebstein）、瑞士人林济各（François-Louis Stadlin）、奥地利人麦思理（又译梅若翰，Jean-Baptist Messari）、法国人德玛诺（Romain Hinderer）、意大利人孔禄食（又译孔禄世、孔路师、公类思，Louis Gonzaga）、波兰人白若翰（又译台维翰，Jean-Baptiste Bakowski）神父、葡萄牙人魏哥儿（又译随弥嘉，Michel Viera）修士及不知国籍的利奥定。1707年7月22日抵澳门的10位耶稣会士是据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各传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报粤东地方年成并查有新到西洋技艺人等情形折》第72页等资料考证而成。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7月2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黄埔。先是，公司董事部于本年贸易季度派4艘船前往广州，为了进一步加强统一管理，让到达广州各船上的大班共同组成一个联合管理会。广州管理会成员为12人，主任为纳塔尼埃尔．托里阿诺（Nathaniel Torriano），副主任为约翰．霍斯莫登（John Horsmonden）。“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黄埔12天后，其余3艘船亦同时到达。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63—164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7月22日，孤女曼达雷拉．科蒂尼奥（Mandalena Coutiniho）结婚，婚礼在仁慈堂小教堂举行。仁慈堂主席贾修利主教给她200两白银作为嫁妆。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512.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7月22日，葡印总督命令，撤销文奴尔澳门总督之职，由文弥壬接任。文弥壬于同一天在大炮台按照惯常礼仪第二次就任总督。澳门议事会致函葡印总督：如果再不撤换文奴尔，葡萄牙人都会离开澳门，他们已经决定逃脱文奴尔专横暴戾的魔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7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59.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7月2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康普顿”号、“温德姆”号、“奥古斯塔斯王子”号三船抵达广州黄埔，由4人组成管理会，以维吉科特•特纳(Whichcott Turner)为主任。管理会在各船抵达黄埔前，发布一项重要命令：先是“温德姆”号和“康普顿”号运载鸦片往中国贸易获利，之后凡是经圣乔治(S. George's)要塞开来的船只，经常带鸦片到中国出售。因为雍正帝严厉禁止鸦片，发现运载鸦片，船与货同时没收，而且将购买鸦片者处以死刑。故此管理会命令，不准上述船只携带鸦片进入中国。这是英国对华贸易史上第一次记录在中国贩卖鸦片的情况。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4页。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7月22日，澳门总督美露要求议事会运来火药，因为大炮台的火药储量已经不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48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60.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6月24日，清政府明令规定对外贸易只许在广州一口进行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甘心。经过精心策划后，决定继续派船北上，遂于6月13日命洪任辉率英商12人乘坐一艘三桅小洋船“皮契”号离开澳门，于本日又一次驶入定海。浙江地方官遵照谕令，不许英船去宁波，命令他们返回广东。洪任辉拿出准备好的呈文，要求浙江官员帮助上奏朝廷，并以此作为同意回粤的交换条件。接着又继续北上，直奔天津。7月18日，船抵大沽口，扬言要告状申冤。7月22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呈报乾隆帝，并递上英商呈文，其控告内容为：1.粤海关勒索陋规，且年年递加；2.不许夷商禀见海关监督，使下情不能上达；3.资元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5万余两不还；4.夷商随船所带日用酒食器物来回重征税银；5.夷商往来澳门，吏胥勒索陋规；6.勒补平头，库平之外每百两加平银3两；7.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商吃亏受累。控告主要对象就是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呈文还称，仅去年一年，有六艘英船迟阻，就多费银达4000余两。乾隆帝接到状词，马上派遣给事朝铨带同洪任辉会同福州将军新柱赴广东查办，并将李永标撤职，家产全部充公。并下令“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对黎光华所欠之银亦查没其财产予以归还。对于闯入天津告状的夷人洪任辉，“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际”，并“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情罪难于宽贷”。“因系夷人，姑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后逐回本国”。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4期《浙江定海镇总兵罗英笏奏英吉利船已回广东折》。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天津镇总兵昌福奏闻英商赴天津海口呈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情形折》，第313—31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303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英船驶至海口请求赴京诉讼情形折》，第314—318页。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4期《新柱等奏审明李永标各款折》。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5期《新柱等奏晓谕各番商折》。《清高宗圣训》卷199《严法纪》，第10—11页。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2月4日─1773年1月22日)7月22日，澳门的荷兰人报告，他们期待自己的商船“林斯堡(Rynsburgh)”号运载一批由亚美尼亚人伊格纳歇•纳西索(Ignatius Narcisus)带来的丁香抵达澳门。一周以后，该船两名水手游泳到了澳门，说船已于7月17日在南海沉没。如果伊格纳歇•纳西索没有给货物买保险，那他就血本无归。施其乐、范岱克：《追寻澳门亚美尼亚商人的足迹》，载《文化杂志》第55期，2005年。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2月12日─1783年2月1日)7月22日，方济各会第三教团在寺教士汤士选(D. Alexandre Gouveia)被选为北京主教。他于1751年8月2日出生于埃武拉。1782年12月16日行按手礼，1783年2月7日，在当时属里斯本郊区的特雷拉斯“天门圣母修道院”由彿兰西斯科• 亚宋生(Francisco da Assumpção)教士为其加冕。两位原澳门主教巴尔托罗梅乌•雷伊斯和佩德罗萨•吉马良斯出席了册封仪式。汤士选精通数学，当清廷要求精通数学的葡国人接替傅作霖(Félix da Rocha)时，他获选。先是，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一世得知乾隆宫廷急需西洋科技人才时，本已决定派遣葡萄牙王家科学院创始人若奥•彿斯蒂诺(João Faustino)赴华并入清宫供职。但听到北京教区主教意大利奥斯定会士安德义(J. Damasceno Salusti)于去年9月去世的消息后，遂决定改派方济各会士汤士选赴华，出任清宫的历算家，又可以担任北京主教，可以担负起葡萄牙王室赋予他的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使命，并保护葡萄牙在澳门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79页，第180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ⅩⅧ, p. 620.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7月19日，一艘属于享利•考克斯(John Henry Cox)先生的英国双桅帆船“诺特卡(Nootka)”号抵达氹仔锚地，它运来8000张海獭皮。22 日，“诺特卡”号悬挂英国国旗，企图驶入黄埔，但该船“没有正式入口执照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准许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04页。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7月22日，多贝尔（Dobell）船长驾驶的一艘美国双桅帆船“气精 （Sylph）”号从麦士拿到达澳门，据说载有土耳其鸦片，在中国市场上出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59页。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1月21日─1815年2月8日）7月22日，澳门第十八号“弗浪斜·朥呢劳”额船，装载海参、洋锡、槟榔子等货，返回澳门。它于5月5日，自小西洋国开行，6月5日，驶至嘛喇呷洋面，遭风漂流，7月7日，寄碇福建塔仔脚洋面。但在福建时，该船番官嘫吗喇在舟次报称船主系咹白唎咬，在澳门报称咹哆哖（António）；船上人员在澳门报称44人，而在福建则报称220人。对于这些不符情形，香山知县马德滋下令澳门方面查清，以防止作弊。《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马德滋为催饬查遭风飘至福建洋面小西洋船商梢名数与原报十八号船不符事下理事官谕》，第256页。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7月22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若阿金·维加发布告示，禁止在属于安东尼奥·佩雷拉（António Pereira）洋房附近建造垃圾屋，认为它将会成为流浪汉的聚集地，从而对周围居民造成损失。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42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6月22日，英国舰船48艘、士兵4000余人抵达澳门附近海域，整个澳门都震动了，南湾的住户们对巨轮“内梅西斯（Nemesis）”号的出现感到震惊。23日，查尔斯·义律写信给澳门总督，称“英国臣民有权得到澳门葡萄牙当局提供的有效和公开承认的保护，依照港口章程存放英国货物。根据葡萄牙与英国订立的一般条约规定，英国军舰有权驶入葡萄牙的一个殖民地港口，以及享有一个友好国家的部队和臣民在中立港口经常行使的一切权利”。而且他“已决定布置一批部队靠近关闸，以便制止中国海陆军部队在这一附近地区集结”。澳门政府在英国舰队强大武力的威慑之下，为自身利益计，公开实行“中立”政策，听任英国官兵和商民出入、居住澳门，屡次保证他们在葡萄牙国旗下的人身安全。7月22日，一份鼓动粤省军民人等有捉获英人者予以赏金的告示，被澳葡当局认为有损其中立而被迅即撕下。《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第661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9, No.4, p.239.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1, p.387—388.

关闸马路，原名莲花茎。明万历时，华官于此筑关闸门以限华夷。及清季澳葡强占关闸门后，修筑关闸门以南之莲花茎，称之为关闸马路。莲花茎本迺我国中山县境通往澳门之唯一狭长沙隄。据《澳门纪略》释云：“前山出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即所谓一径可达者。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茎以一沙隄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茎从山而名也。”薜馧之《澳门记》又云：“自香山县凤栖岭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为濠镜墺。未至澳六七里，山崭然，断亘沙隄如长桥，曰莲花茎。”攷莲花茎。，初时不过如一条窄长石壆，纵贯于海滩与沼泽之间，如塘基小路，故明朝以前，称之为塘基路。迨至明朝中叶，稍事增修，使如石矶然，故又称之为横石矶，更有称之为矾洋石及高沙者，要皆以其为黝砂赤石积成者也。又按梁廷相之《夷氛纪闻》有云：“入香山县隘道曰横石矶，设有关闸。”以上皆为古时莲花茎之别名种种也。关闸马路，因筑有关闸一度，故名。关闸有古关闸门，与今西洋关闸之分。攷古关闸门迺明朝万历二年（一五七四）中国人所建者，作中国城楼式样。城牙如排齿，分向两旁斜下，渐与地平，成一通道，可以直上城楼。城楼分三楹，飞檐翠瓦。楼前悬一额，题“孚威镇德”四字。楼下正中开一大门，可启闭。据暴煜《香山县志》云：“万历二年建闸于莲花茎，设官守之。每月六启闭，文武官会同验放，广肇南韶道驰符封闭之。”又据《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国当局靠土腰最窄处——莲花茎，筑起一道高墙，中间留一大门，门上置有岗警，大门每五日开放一次，除规定时间外，门上贴有六道封条，楼上所写之中国字是孚威镇德云。”按以上所说一六七四年，实迺古关闸门重修年份之误。据阮元《广东通志》称：“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傍，以资戍守。”盖关闸门增修后，入门通道两傍，各建官厅兵营一所，是称关闸汛营。树有围杆两枝，高插霄汉；濒水滨处，更筑有钝锥形之小石室三间，是为哨兵之守望站。防兵由前山营派兵驻守。《香山县志》载称：“关闸汛，在本营南一十五里，把总一员，分防兵六十名。”曩时关闸马路上之古关闸，其门楣上原有石额一方，刻“关闸门”三字，所以榜斯门也，人皆称之为关闸。龚翔麟《珠江奉使记》有云：“澳门在香山县大海中，忽起一石埂，广十余丈，长六里许，首尾相属不断，如莲之有茎，中途饔城名关闸。”关闸又称官闸，中国史书常见之。以其为官方限制夷粮之要隘，故昔日常关闭，惟至清末弛禁，迺常开耳。据张甄陶《澳门图记》称：“由寨而东十五里为官闸，设把总守之，为民夷出入要隘。明制每月六开关，支给夷人米石。给讫，仍闭关。今常开，惟不许夷人阑入，他皆不禁。”关闸或有书作关牐者，见林则徐《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自县城南行一百二十里，曰前山寨，设有海防同知，暨前山营都司驻劄。再迤南十五里建有关牐一座，驻兵防守，为扼吭拊背要区。”更有称关闸为朱砂关，或飞砂关者；按祝淮《香山县志》有云及红黑海及朱砂关者：“红黑海在澳门关闸，其沙隄长十里，广五六丈。隄之西则水色清碧，隄之东则浪涌红黄，故俗有此名。而关以南，其沙隄之色微黑，又与关内赤砂，截然判分。”又读钟凤石《澳门杂诗》有“大岛飞砂出”句。其注释云：“澳门一岛状如莲花，香山尽处有路名关闸沙，直出抵澳，若莲茎焉。其两傍内外洋水分二色，内红外黑，亦曰红黑海，中有关，曰飞沙。”关闸，自昔又称为濠镜墺关，盖曩日华官自香山县境南巡，逾此关即抵濠镜墺，澳夷必在关前作官式迎迓。犹忆清初康熙二十三年，广东总督吴兴祚巡狩至澳，有《抵香山县舍舟从陆经翠微邨前山寨官闸口至濠镜墺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宿》诗一首，备述经官闸（即关闸）而来，澳葡官兵在关前迎迓之恭顺情状，以及澳门当年之景况，皆值得我辈一读者，兹特录之于后：“参差车马赴朝霞，山势逶迤路转赊，徐行缓辔一回首，城郭依稀塔影斜。马蹄踏碎草头露，巖壑微茫几重雾，断桥东向晓鸡啼，烟起山根变苍素。岭外云深抹翠微，翠微邨外落花飞，负贩纷纷多买客，辛苦言从墺里 归。前山寨接官闸口，鬼子来迎羣稽首，自从逆寇逞狂澜，芜草凉烟断行走。天威赫赫靖妖氛，海宇欣然瞻庆云，年来花柳失春色，春色于今倍十分。回环岛屿如鳞次，昔日腴田荆棘蔽，从兹万姓感皇仁，老幼扶携返邨肆。烟锁双成峙炮台，神威八面一时开，声洪百里憾山岳，始信鲸鲵不敢来。蛮乡别是一风景，危楼海岸波摇影，落日千家打暮钟，令人不觉发深省。南望萧疎十字门，青山双画两眉痕，波斯未至珊瑚杳，维舟空载月黄昏。黄昏月上鸟桕树，绳床瓦枕留客住，明日还看九里香，春风春雨宁相妬。”古关闸门，迺中国官吏所建以限澳夷者，原属香山县境之闸门，故中国古籍称澳门在关闸外，而华官赴澳，谓之出关焉。当清朝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钦差大臣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为禁烟事莅澳巡阅，澳葡官兵尝在关外列队恭迓，见林则徐及邓廷桢上道光皇帝之《会奏巡阅澳门情形折》云：“臣等因驱逐英国住澳奸夷，由省移驻香山。遂于七月二十五日自香山起程，二十六日清晨统领将备管带弁兵整队出关。该夷目𠼏𡂪吗哋唦率领夷兵一百名迎于关下，兵总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鸟枪排列道左，队内蕃乐齐作。俟臣等与卫行过，兵总导领夷兵蕃乐随行。至新庙（即莲峰庙），夷目具手版禀谒。命之进见，该夷逸冠曲身意甚恭谨……”又据《林则徐日记》所述出关巡澳事称：“二十六日已未，晴，卯刻由前山南行十里曰莲花茎。盖澳门是三面当海，北面一山峙于海中曰莲花峰，山下长隄一道，北通前山，如莲茎然，故名。于茎之中间横筑垛城数丈，以界华夷曰关牐，设弁守之。出关牐则有夷目领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装戎服，列队披执行舆前，奏夷乐导引入澳。过望厦村，有庙曰新庙，祀关圣。先诣神前行香，在庙中传见夷目，与之语，使通事传谕，即颁赏夷官夷兵……”是次钦差大臣林则徐出关巡澳，是以主子身份晓谕澳夷者也。关闸，扼莲茎之隘，据濠镜之险，惟前临大洋，岸阔难守。鸦片战役时，英军屡欲俟机偷袭，尝[口糸][口氏]隙登岸，焚毁汛墙官署。幸林则徐设防周密，屡将之击败。据鲍正鹄著之《鸦片战争》纪云：“道光二十年八月中，侵略军进攻澳门附近关闸一带，林则徐、关天培督水陆兵勇，猛烈回击，接仗七八小时之久，侵略军败回外洋。”《香山县志》亦记载前些时将英军击败情形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未刻，英国华喻喻㖮等率三舨十余，火轮船一，由九洋驶至澳门关闸，突然开炮，官兵迎击，随遁。易中孚率署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丞汤聘三，由南而北；署肇庆协副将多隆武，督标副将波启善，由北而南；署提标游击阮世贵等在中往来接应，惠昌耀率师驶至青洲，水陆夹击，坏夷船桅柁，沉三舨数只，夷兵堕水者藉藉。旋有夷船来助，香山水师兵丁罗名赞，曾有良，麦朝彪三人轰炮，连毙夷兵目一人，夷兵十余人，夷船且战且逃至戌刻向九洲洋窜去。检获夷炮弹大小二百余，重十余斤，或三十斤不等。官兵死六人，壮勇死三人，波启善水师守备陈宏光面目俱伤。署香山县知县吴思树闻夷欲犯前山，即带乡勇至前山策应，雇缯船八只堵御内河隘口。林则徐随添设各路兵共八千名，屯澳夷船随窜磨刀及伶仃洋。”又据《林则徐年谱》纪此事称：“七月二十二日在广州之英舰向关闸一带炮台攻击，越数日又至矾石赤湾等处，均经公及关天培督兵勇御退之。”关闸马路原为昔日澳葡兵头亚马勒，于一八四八年擅由澳古城墙之水坑尾门起，筑路直达关闸门前之一部份，当时所经龙田、望厦村地、凿山开路，毁坟灭骨，且在莲峰庙傍蛮石上，刻徽志年，村人殊深恨之。后卒酿成轰动一时之沈米案件，详载中国典籍，曾附录本文之“澳城记”及“龙田村”各章中，兹不复赘。只就葡人朱萨士之《澳门史》所记此事略译如左：“事前，亚马勒兵头由副官随侍，乘马缓辔，慢踏沙于关闸路上，归途，距关闸约三百步处，方给钱与一常向其讨乞之丐妇后，离数步，即遭一中国青年以竹竿横击马前。正惊怒一回顾间，猝见七名预伏青年，各持短刀向之突袭，迺急以口含辔，用其唯一之独臂拔枪自卫。但已来不及，为左右所砍伤，与副官同堕马下。副官以轻伤逃脱，遗下亚马勒独自挣扎，终于整个头颅从下颔颊骨被人斩断，且将其唯一之独臂亦斩去云。时在一八四九年八月廿二日黄昏。”所以后来澳中有一句俗语骂人为“斩牙较”，即指此事也。按当时手刃亚马勒者为沈米，余伙即：郭金堂、李保、张新、郭洪、周玉、陈发等。后清廷卒坐沈米于法，葬前山西门城下。昔丘逢甲有哭沈烈士诗云：“谁报凶酋发冢冤，宝刀饮血月黄昏，要携十斛葡萄酒，来酹秋原壮士魂。”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黄昏，澳督兵头亚马勒被龙田村农民沈米狙杀。事后第三天，澳葡军曹未士基打，带兵向关闸汛营进攻。据朱萨士之《澳门史》载称：“亚马勒兵头被杀后之第三天，中葡局势紧张起来，关闸汛营之满清守兵，深恐失却眼前亏，遂作军事上之自动撤退。澳门朱士基打军曹迺率兵一百二十名，将关闸占领，掳获满清守兵三人；同时更进攻北山岭之拉塔山炮台，并向中国两广总督出抗议，要求交出凶手。”英、美、法等国侵略者，以为有机可乘，亦假意同情澳葡，向中国发出反对暴行抗议书。据《满清帝国国际关系史》载称：“二十五日，由一百二十名葡萄牙兵组成之敢死队，开出占领关闸及中国军防守之炮台。在前一天，香港总督般含爵士派兵出战舰两艘到澳门，并联同美国代办戴维斯、法国使节卢恩等，向广东总督发出反对此次之中国暴行抗议书云。”当时美国派来兵舰一艘，但任香山方面之水路警戒，另一艘原泊在黄埔者，亦被派来威胁关闸。英方派两艘兵船来澳，一为亚马松号，一为米达号，意欲向庸懦之满清趁火打劫也。古关闸门，原作城楼式样，为我国明朝官吏所建者。自从一八四九年，澳葡兵头亚马勒在附近被杀后，即由澳葡军曹未士基打率兵将之占领。迄至一八七零年，澳葡竟将古关闸门拆毁，另从新建成现在之关闸，自认以为关界云。按杨文骏之“查覆澳门界址情形疏”称：“一查莲花茎有关闸一所，建自前明万历二年，为防御洋人要隘。嘉庆十四年立游击专营，为前山营添关闸汛，以把总一员驻防。后改都司专营，归前山协管辖。道光二十一年新建拉塔炮台，将把总移驻炮台，仍兼管关闸汛务。道光二十九年，将该把总及炮位防兵退迁望厦村山后。其关闸汛墙，铺同治十三年被洋人毁拆，改建绿衣馆，并设大关闸。竟将三巴门以北至关闸地方，自称为葡界。”关闸马路上现在之关闸，迺一八七零年澳葡所建，故作凯旋门状，夸耀战胜满清，并以纪念其兵头亚马勒及未士基打军曹二人者。其门上刻有贾梅士之所谓名句一行云（A Pàtria Honare que a Pátria Vos Contempla）意即“为国之光”。汪慵叟之《澳门杂诗》有咏关闸者云：“互市濠镜澳，聿自嘉靖始。设关官守之，启闭候符使。如何百年来，彼族顿增垒。旁行斜上书，突屼闸前峙。我来长太息，畴为志疆理。”其自注云：“葡人毁旧关闸，建一新门，名曰钵道沙高云。”昔沿莲花茎两傍之沙地，皆属乱葬冈。黄沙衰草，荒冢垒垒，旧称“高沙”。关闸以南，至莲峰庙侧，亦是坟墓重叠，碑碣纵横。自从澳葡拆毁古关闸门，另建新关闸之后，迺迫令该段路傍之坟墓，一律迁徙。时之慈善机关代为收拾骸骨，贮之金塔，移置于关闸之外。编明号码，排列井然。以俟其子孙认领，法甚善也。当同光年间，正蛮夷猾夏之秋，中国人民到处为鬼揶揄，且更辱及枯骨。据传是时防守关闸之洋兵，常于无聊之际，互相竞赛，以金塔练靶，逐个击破，引以为乐。久之，所有金塔，无一瓦全者。骨殖暴露，见者恻然，但亦奈何不得也。忽于某夕，闸上哨兵突见闸外远处，隐隐若有无数持灯笼火把簇拥向关闸而来者，在黑暗中深恐是偷营夜袭。迺即召集众兵，鸣鎗放炮以御。讵知前仆后继，彻夜不停，达旦迺止。若是者连续数夜，弹火虚耗，兵众皆惫。闻是时适刘康善当华探目，因向华方访查，俱云未有夜袭之举，祗闻关闸连夜炮声而已。因是奇之，咸认为幽灵复仇也，于是不得不随俗作法施幽，其祟迺止。此事虽属荒诞，但按物理言，燐火夜燃，或可附会，即俗所谓鬼火也。时人谓此事为“鬼打鬼”云。莲花茎，为澳门通往中山县之要冲。沿关闸马路出关闸，则漫漫长路，漠漠沙坵。行客负带于途中，祭者哭拜乎道左，既鲜树木，初乏亭荫。倘遇风雨骤来，此身奚避；时或炎蒸烈曝，烦渴谁滋？镜湖医院值理迺于光绪二年，为构茶亭一座于莲花茎中，以地名故，颜曰莲花亭。斯亭也，常备茶水，不受分文。环植榕荫，遍置石几，方便行旅，坐卧由人。以故富者息鞭，劳者息担，无分贵贱，广庇大千，如是者日居月诸，历有年所。迨至光绪末年，渐觉岁久失修，予行旅莫大危险，迺重修新建，并立碑垂后，以为可留永久。孰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寇陷中山后，兵燹变乱，亭亦遭毁。嗣和平后，该茶亭已荡然无存矣。由是往来者无处暂息，慈善者有怀及此，而同善堂同人迺有募捐重建莲花亭之举。于一九四六年，大兴土木，不日成之，且有为莲花亭征联韵事。曾记当年请钱二南评阅，入选者有：李仲明之：“此地毋忘陷敌时，佳荫竟荒墟，沧桑层付渔樵话；斯亭重建中兴日，嘉名仍旧贯，道弗无虞晓夜行。”陈清泉之：“銕岭望前途，苦渴长程，茶饮一杯分道去；高沙临要路，奔忙几辈，亭堪小憩任人来。”郑谷贻之：“东西南北，不断奔波，无定识易入歧途，有靭力何愁长路；成住坏空，难忘历劫，坐片刻且谈往事，饮一碗并涤烦襟。”其余恕不赘录。澳葡自据关闸后，澳中之乱葬冈如沙岗及关闸马路两傍之坟墓，一律勒令迁徙闸外。当时镜湖医院为同胞先茔及身后窀穸计，迺禀请香山县府，拨出关闸以北之莲花茎两傍高沙地段，为丛葬义地焉。高沙固属旧坟地，自是更营葬累累。漫野荒烟，白杨衰草，一望无际。而莲花茎本迺沙土孤路，残碑夹道，青冢盈眸，倘在清明时节，细雨纷纷，则满涂泥泞，倍觉行路凄凉也。镜湖医院同人有见及此，遂于兴建茶亭之余，且为修筑石路。据镜湖医院之旧碑碣载称：尝于光绪十五年，筹筑高沙石板路，长凡一百有七丈，至卅二年，又再重修石路一次云。计镜湖医院所筑之高沙石板路面，迺两条石板并行，连续延展。由关闸外澳葡防地前起，直达北山岭村口，长历百余丈。虽属古式修路，而石块平坦，行人咸称便焉。高沙路面之石板，至日寇据三厂时，为所窃掘，以筑军用壕垒。材尽未足，犹掘及坟墓之碑碣然。因而遗下沙丘起伏，谁冢莫辨。之子若孙，失却祖茔者比比，皆受日寇之累也！昔鲍俊之《行香子》词有：沙关夕照句。而民初时梁哲士咏沙关夕照云：“关外斜阳一角留，累累青冢照人愁；疮痍满目生何乐？责任如毛死亦休！墦丐几人骄妾妇，荒伧无个不公侯；百年富贵比优孟，谁是人间第一流。”道光二十九年，澳葡以亚马勒事件，曾占据关闸山外之北山岭及垃塔山炮台等地。虽不久就退回关闸，但仍自认关闸外至山岭一带地区为澳门局外地。且于光绪年间妄自安设街灯，增修营卡。嗣经蔡国桢同知派兵收复，据《清史稿》之邦交志称：“光绪十二年三月，葡人出关闸外设一路灯，又修复前山营厂卡，张之洞责令撤去。旋据澳酋照称：关闸外至北山岭中间一带，向为局外之区。建厂须两国会商，非一国所能擅主，已照会钧署云云。张之洞即致总署，谓条约载：未定界以前，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自系指澳境关闸以内，彼所已占者而言。同治元年，葡使来京议约，亦言关闸以外系华官把守，未敢侵及，从无局外之说。此次来文，实堪诧异，请折辩云。”是次交涉，虽将葡人举动遏止。但该处究属我国领土，后来我国在此增设汛房，而澳葡竟又阻我进行，争说为两国公地。幸我国卒以武力收回，才定金瓯。据《香山县志》载杨文骏《查覆澳门租界情形疏》称：“查由关闸至北山岭一带，陆路约四五里。道光二十九年经葡兵侵入，认为葡界。光绪十五年，署前山同知蔡国桢增设汛房。葡人照会争为两国公共之地。后经蔡国桢派兵收回，常川驻守，禀奉核定归中国管。”关闸，迺澳门陆路之出入门户。北通中山，可直达广州而至各地。清光绪十三年时，清廷拟征收洋药（即鸦片）厘税，但思必须与澳葡会办，始免走漏之弊。而澳葡则以修订中葡条约为辞，藉谋扩展澳区，后致诸多纠纷。至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与各国修改税则，葡使迺乘机请求修改新约。并为繁荣澳门计，拟由关闸筑一粤澳铁路，直通广州而与广九铁路驳轨，但清廷亦以要在澳内设立分关为互换条件。后来葡使以议院未能核准为词，故清廷亦不准其在关闸修筑铁路。其经过情形，据《清史稿》载称：“……初葡使面称愿将界务暂置不提，但求扩充商务。开具条款大要照分两端：如应允改定税则稽征洋药税饷，在澳门设立分关，为有益中国之款；在澳门附近任便工程，由澳至广东城修造铁路，为有益葡国之款。王大臣等以澳门附近任便修造工程，仍虑暗侵界址，驳令先行删除。设关一款札饬总税务司赫德核办。铁路一款，电咨前两广总督陶模，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分别核复。旋据赫德复称：澳门设关，有稗税收，但章程必须妥定。陶模复称：由澳至省修造铁路，于地方情形尚无妨碍。盛宣怀复称：造路于税务有益，必须由总公司与之定立合同，不必列入约款。王大臣等得复后，与葡使一再研商，将允造铁路另用照会，声明不入约内，葡使亦允从，遂与定议……葡使迭来商恳，以澳门设立分关，实有碍于本国主权，故议院未能核准为词：伏念葡国以和约未经与议，不认国修改税则，而要索澳门分设铁路，与粤汉铁路相接，是以外务部原议在澳门设关，以为互换利益，今葡国以议院未能核准前约，已不废而废云。”经由澳门关闸通至广州省城之粤汉铁路，曾于清朝光绪二十八年，经中葡两方商议组织铁路公司合办，几将付诸事实之际，忽澳葡议院不允中国在澳门境内设立分关作为互换条件，卒致功亏一篑，终成泡影。而澳门与中山县属陆上交通与运输，遂仍滞留于徒步与负载之间。后延至民十六年（一九二七）迺有岐关车路有限公司之继起。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迺华资经营，由中山县城石岐起，开筑一行车公路，南达澳门之关闸，称岐关公路。行驶运客汽车以沟通沿途各乡之交通，而以澳门之关闸为终点，是为岐关通运汽车。后来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还投得澳中之巴士行车专利权，兼走澳中之妈阁至关闸路线。直至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欠缺电油供应，且日寇攻陷中山，岐关车迺迫得弃权停驶。解放后，广中公路建筑完成，由澳门关闸可乘广中公路汽车直达广州市，替代了当年未能成功之粤澳铁路之任务，省澳行旅遂咸称便焉。回忆岐关车路于一九二七年开幕时，曾由中山县政治委员陈永安，香港总督金文泰，澳门兵头巴波沙，及所谓澳门华人代表许祥等剪彩，盖以为该路足以促使中山县境，及香港澳门之货运繁荣云。攷岐关车路，南接关闸马路而达澳市中心；北经拱北关，北山岭，前山，翠薇，古鹤，而至萧家村，则分为东西两干线：东路由下栅，翠亨，崖口，榄边，大环而至石岐；西路则经三乡，白石，虎爪，湖州，北台，恒尾等乡，亦会于石岐也。故中山县属之出产货物，多借此车路以运输于港澳及外洋。当抗战期间，华南人口物资等疏散，亦赖此通道，其急逼情形，据汪憬吾之《微尚斋诗续稿》有《岐关车行》一诗，描写尽致。诗云：“西法汽轮通岈，濠镜雷转惊飞沙，风声鹤唳尤纷拏；车中黄童白叟兼稚娃，骈首蠕动如穴𧉮，蹲伏更苦若井蛙。近自广南乡邑接小艖，远或鄂渚湘水赣江来荒遐。羸骨垢面发鬖髿，困饿不得食，冲寒莫周遮，儿啼妇哭呼孃爷。问胡扰扰奔麏䴥。为言达官拥纛牙，战略焦土摧枯楂。积骸成邱流血成川洼，赖兹轨线达海涯，驱使谓他人昆脱网𦊕，坚壁清野古所嘉。先自糜烂其民奚为邪？道旁病翁闻之长咨嗟！大地万物皆空何有家，独怜济人区区岐关车。”又附引称：“戊寅兵灾，远近灾黎纷纷南来，辗转由旧香山县城附汽车至澳门及赴香港，昼夜奔驰，情势惨迫。香山城土名石岐，南行一百余里，经莲花茎，山下有关闸。入关即澳门，往来称岐关云。”关闸外之莲花茎中，近北山岭处，称拱北口，有关卡焉，名拱北关。向为清廷所设之征抽税饷厘厂也。俗人多呼之为三厂。三厂之设，大约始自澳葡占领关闸之后。盖从前澳门区域祗限于澳门街旧范围，关前等地，原为我国领域。当康熙时，开放海禁，夷舶市澳日众。清廷迺在关前街设立一海关监督行台，及税馆，抽收税饷。自从澳葡兵头亚马勒于一八四九年妄自宣布澳门为无税自由港，以与香港争市场，竟封闭我税关，驱逐我关员。后来清廷为国库税饷收入计，迫得在关闸外设立拱北关。且自未士基打进攻北岭后，毁我旧关闸门，另筑新关闸，因是我国之香山门户，失却防闲，不得不从速就简，在拱北口另建竹闸，虽竹篱棚厂，聊驻戍兵，以资防守，以杜走漏。拱北关实不容缺也。解放之后，我国重视该关。迺拆去寙陋之棚篱，改建石屎之大厦。巍峨关宇，雄踞拱北，我国边防从此无虞矣。昔商衍鎏探花尝为咏关门云：“岂真一步限雷池，两界居然判险夷，纵有鸡鸣同狗盗，关门欲度竟难欺。”我国对拱北关之设防，清朝早驻重兵，民国以来，澳葡每于关闸前面防地，日渐北展。迨我国解放后，对闸前寸土，都不容或失。曾于距关闸十数武处，复立哨岗，以严界限。不图澳葡戍守关闸之非兵，骄纵已惯，竟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与我国哨军发生冲突，连日接触，至卅日半夜澳葡竟炮击拱北，但我国迄未还击，只有停止我国与澳门之水陆交通，约有两月。后经澳人斡旋，登报道歉赔偿了事。据当时之广州南方日报尝载称：“……在一九五二年间，澳葡武装部队越过我前山警戒线，并且向我方发炮开枪，伤毙我国人民，毁坏我方财物，经我们严肃对侍，才道歉赔偿云。”又据一九六零年三月份香港星岛画报载称：“关闸之边区纠纷，却有一九五二年那次“边境事件”。起因由于中国卫兵与葡国非兵太接近，双方言语不通引起误会。是年七月廿八日，双方卫兵小接触，廿九日又再冲突，三十日凌晨三时，且有炮声隆隆，其时驻澳葡陆军司令为白志高炮兵中校云。旋得澳中人士斡旋，奔走往还，出入关闸凡二十余次，历一月之久，双方始宣布恢复交通。”以上所记，迺关闸与拱北之一段掌故，爰略述之耳。莲花茎，东濒大海，沿岸沙滩及海面防务，向属香山知县管辖。鸦片战役初期，英舰常来骚扰，葡占关闸后，更来往由人。光绪时，署前山同知萧炳堃，以领土主权所有，岂容他人鼾睡，迺派兵沿岸清理，及常川驻守，海面则派兵船巡逻，虽关闸以南黑沙环一带海面亦然。据《香山县志》载称：“查关闸交界至前山一带海岸，自光绪十三年始，由署前山同知萧炳堃派兵驻守。”又称：“查前山交界一带内海及关闸交界一带洋面，均自光绪十三年始，由署前山同知萧炳堃，分派兵船驻防及巡缉。”自经萧炳堃注意海防后，觊觎者稍为检点。迨至民国，日久玩生，而在关闸马路东面之海滩及黑沙环一带海面，澳葡计划兴工填海及建筑跑马场地：致对中国之香山领海，不无逾越。民廿六年，中国派驻拱北关之团长吴炎山，以澳葡之填海工程有越界行动，曾强行制止，故该澳葡填海工程，尝一度停顿。嗣经澳葡兵头请其到署历商，经过几番樽俎切衷，始准其继续完工，惟声明与将来划界时无干者云。关闸马路傍之跑马场，然后始得完成。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7月22日，澳门娼妓活动猖獗，她们足迹遍及城市各个角落，为此，澳门政府于本日颁布告示对娼妓活动加以限制：谨此通告本城所有物业主，现有大批欧式或中式装扮的妓女，不加选择地混居在本城各处人家中间，打扰了街邻四舍的安宁，破坏了豪门贵族的正派名声和社会公共道德。故本议事公局为消除这种应受指责之奇怪之举，规定除烧灰炉和疯堂两地外，所有向这些妓女出租其他地方房屋的物业主，必须在自即日起的20天之内，令她们全部搬离。违者以及今后再有向妓女出租两地以外房屋者，将被课以罚款。澳门档案馆AH/LS/565, FL. 42V，转引自伊莎贝尔．努内斯（Isabel Nunes）：《舞女和歌女：澳门妓女面面观》，载《文化杂志》第15－16期，1993年。

咸丰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7月22日，氹仔卓业和堂值理宋德禄以184两白银之价向严茂云购入氹仔田亩一段，折合7两1亩，由香山县钤印编号立契。咸丰十年六月初五日卓业和堂买田契，转引自郑炜明：《氹仔路环历史论集》，第30页。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在离岛有一些为富家子弟开设的私立学校。然而，其他孩子却无所事事前途渺茫。行政长官林慕士请求并说明建一所学校的必要性。7月21日，由于总督离任，辅政司噶哋‧喇哑以贾拉沙总督的名义于7月22日向海岛市行政长官作了答复，但于次日才批准该项建议，同时说明在市财政方面会得到支持。这样，便批准建立两所学校，一所在氹仔，另一所在路环，以便让“交不起学费的穷家子弟接受中文教育”。该意见受到欢迎。但由于没有汉语编写的“葡萄牙历史”，该计画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因而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能为中国孩子提供葡萄牙语言和文化教育。8月4日，路环小学为26名中国男童开学。作为海岛市政府所在地的氹仔首先在路环建立学校，这种情况十分罕见。8月21日，为华人男童设立的氹仔小学落成并接收25名学生。该校未能像路环学校那样获得居民捐赠，因此市财政除每年拨款75元为经费外，还得购置用品和家俱。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6—227页；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7月22日，一名妇女要求批准在氹仔开设一间妓院的申请遭离岛行政长官拒绝。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2—243页。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7月22日，奥地利弗兰斯‧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王子殿下访问澳门。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73页。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4日─1906年1月24日）7月22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成立华政厅学校（Escola do Expediente Sínico），培养能够使用官话和广东话的翻译。这是澳门成立的第一所正式的翻译学校，后定名为澳门华语学校。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136.李长森：《百年摇篮，树老花香——澳门理工学院中葡翻译课程百年沧桑》，载《澳门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但Maria Manuela Gomes Paiva, Encontros e Desencontros da Coexistência O papel do intérprete-tradutor na sociedade de Macau, p.9及吴志良：《序——翻译的神话与语言的政治》（载《澳门政府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7页）均对1905年翻译学校是否建立表示怀疑。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7月29日，澳督罗沙达卸任。9月22日，参谋部军官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出任澳门总督。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14页。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7月22日，澳门警署为华人警员开办一所实用性的葡语学校。刘羨冰编著：《世纪留痕：二十世纪澳门教育大事志》，第70页。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7月22日，著名土生葡人达米扬．罗德里格斯(Damião Maximiano Rodrigues)逝世于澳门。罗德里格斯1878年3月27日生于澳门，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共和派活跃分子，对于创办政治性期刊兴趣尤其浓厚，曾创办《澳门土生周报》。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Ⅲ, pp. 260─262.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7月22日，马嘉礼总督卸任，任命巴波沙为澳门总督。31日，任命罏些喇海军少将在巴波沙到任前出任署理总督。罅些喇上任不久，决定通知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希望以改善澳门与广州政治经济关系为基础言归于好。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98页；《关于澳门总督更换件》，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2082页。按：原文将“罏些喇”译作“布兰克”。

1928年（民国十七年）1月17日，有代表性的利为旅酒店开张。3月10日，澳门－石歧公路开通，全程约80公里。7月22日，“总统酒店”（2年后易名为“中央大酒店）开张。这是澳门第一座高层建筑。初为6层，后加高至11层。7月27日，澳门空中电话线改为地下电缆。澳门与离岛接通电话。8月8日，澳门供应饮用水公开招标。1932年6月4日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与市政厅签订专营合约。12月1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与葡萄牙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毕安祺（João de Bianchi）签署《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及其6个附件。该条约从1929年3月27日起生效，但没有提出澳门主权问题。总统酒店中设置的两台电梯（每座可乘坐9人）、电影院及冷冻厂成为澳门一时新闻。

在澳门酒店中，新马路新中央酒店大厦逾七十多年历史，其规模曾是澳门首屈一指的大酒店，也是数十年前全澳最高的酒店，与同街的国际酒店互相对峙。 新中央酒店原名“总统酒店”，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二日开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改名“中央酒店”，十多年前又易名“新中央酒店”，地下除大堂外，右侧为表行，左侧及二楼为酒楼菜馆，其余各层为客房。该酒店大厦原来只有六层高，在当年来说已是澳门最高的大厦，由于业务需要及与邻近酒店竞争生意，数年后扩建，增至九层，至一九四二年又续加至十一层，成为澳门最高酒店。在开幕时，因装置全澳首座现代化升降机，居民好奇，前往尝试乘搭，大排长龙，一时传为佳话。一九三七年间，澳门富商高可宁、傅德荫组成“泰兴娱乐总公司”，在新马路中央酒店、福隆新街今高升酒家、高华酒店现址及十月初五街今中国国货公司现址开设赌场，经营番摊、骰宝等博彩玩意。当年，中央酒店除住房部外，就是“泰兴”在二、七楼开设的“濠兴仕女娱乐场”，设施多样化，有赌场、舞厅、游乐场、台球室等，宣称为“高尚娱乐”的“消遣胜地”；此外，地下、六楼及天台，分别开设西餐厅、酒楼及茶室。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些画家入住中央酒店，也会在住房那层楼举行画展，将作品悬挂在走廊墙壁上展览，吸引不少爱好者前往参观订购。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7月22日，总统酒店(President Hotel)正式开业，东主为何冲(Hee Cheong)总统酒店是澳门第一座摩天大厦，为一座6层高的西式建筑物。酒店设置赌场，内设番摊和估骰台。这是澳门首家开设电梯的酒店，时人赞誉为“葡萄牙帝国最高的酒店”。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有声影片时期(1930─1931)》，载《文化杂志》第23期1995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222页；按：飞历奇前引文称，总统酒店作为澳门第一座摩天大厦，“亦在该年(1928年─引者注)夏季开业”，与施自蒂前引书说法相仿。飞历奇又称总统酒店“在一个居屋不超过两三层的城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那壮丽的景象在1928年4月21日成为‘祖国，的一个标志”，此4月21日当指大厦落成之日。

新中央酒店位于澳门新马路中段，与营地大街交界。原名总统酒店，1928年7月22日开业。1932年改名中央酒店，后加上"新"字。

民国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7月22日，香港与澳门之间开办商业飞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40页。

1930年（民国十九年）1月22日，澳门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7月22日，香港与澳门之间开办商业飞行。

澳门私立镜湖高级护士学校于1948年夏增设助产科，7月22日奉侨务委员会准予立案，校名更改为“澳门私立镜湖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 1949年春本院助产科正式开设，后因政局转变，直至1951年2月16日获北京中央卫生部批覆，学校申请所定之学制准予立案，并正式更名为“澳门私立镜湖护士助产学校”。

李鎏先生为澳门跌打名医，亦是武术界著名人物，曾担任利卢体育会会长及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医事顾问，其创办的医药局在1960年7月22日于澳门沙梨头海边街三号开业，现今上址虽由其他商号经营，而在拉闸门上可见"李鎏跌打药局"等字。图为李鎏百胜油宣传单，该药油于1966年创制，宣传单上标语生动有趣，除百胜油外，该药局还供应风湿膏、镳师丸及百应酒，并经销港澳。参考资料：《旅游娱乐公司聘李鎏为跌打顾问》，《华侨报》，1964年9月3日第3版；《李鎏医师见症赠药》，《华侨报》，1966年7月23日第3版

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早年就读于广州大学法学院。1932年毕业后任执业律师。1933-1943年任职于国民党军队，抗战后期避居澳门，在筷子基居住多年。此后，在广州大学、广州法学院任教，兼任律师，曾任广州律师公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广州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律师协会常务理事、文史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协会理事及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协委员等。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篆刻、文物、考古等均有造诣。1989年7月22日病逝。著有《岭南小雅集》、《历代纪事诗选》、《鬼谷子本义》、《澳门史钩沉》等。

行政长官7月20日颁布批示，自7月23日零时至7月30日零时，除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场所继续正常运营外，其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或场所，在遵守卫生当局的防疫指引要求的前提下可有限度运营，但托儿所、购物中心内不具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的店铺，以及楼宇的室内装修工程仍须暂停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