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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2月3日─1602年1月22日)9月27日,三艘荷兰武装商船在范.纳克的指挥下,于8月间到达中国海面进入珠江口,要求进贡。由于荷兰人过去未曾向明王朝进过贡,且无明朝所规定的进贡表文,加上主管对外贸易事务的广东官员均受正德末年佛郎机要求进贡而酿成祸乱的教训,主张不可开此先例。但当时在广东执掌市舶大权的李凤认为这是一个对澳门葡人报复的良机,遂自作主张,热情邀请荷兰船酋领进广州城,并给予热情款待,即郭棐所言:“时李榷使召其酋入见,游处会城,将一月。” 王临亨则言:“税使宴客(海珠)寺中,呼其酋十余人,盛两盘饼饵,一瓶酒以献。” 以此勾结荷兰,并诱说荷兰人去劫夺澳门,将祸水引向澳门,“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骗之耻”。 荷兰船队在李凤唆使下于九月初二(9月27日)来到澳门。耶稣会神父记录了当时情况:有3艘船朝澳门驶来,其中2艘大船,1艘较小,是帕塔素船(Patachos)。澳门人马上意识到来的是敌人。当时澳门既无城墙和堡垒,也无炮兵和步兵守卫,当地人感到呆在家里不安全,所以把所有的银两和财物都藏在学院里,并且向院长提出要求说,如果敌人试图登陆,请允许他们的妻子儿女躲到学院栅栏内,如果敌人占领了海滩,他们就退到学院内,那里地势较高,易守难攻。当时出任澳门地方兵头的为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薄加图,他当机立断,把当地所有的人组织起来,对敌人可能登岸的地方进行严密防御。 由于海岸防御甚严,荷兰人亦不敢轻举妄动,只派一艘小舢板去打探消息,后被澳门葡人俘虏,第二天又派一艘帕塔索船去打探消息,又被葡人俘虏,先后“执杀红夷二十余人”,还缴获荷兰人4门火炮和一些军用器械。荷兰舰队尝试用各种方法去解救被俘之人,但均未成功;而要用武力征服澳门,则是“以数万众与二百人敌”,亦绝无成功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船队于10月3日撤离澳门回国。王临亨:《粤剑篇》“辛酉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 这次荷兰人被葡萄牙人俘虏的共20人。范.纳克企图通过写信救回俘虏,但信未获任何回复。范.纳克见营救无望遂于10月3日返航前往北大年,其中17名荷兰俘虏在该年11月被葡萄牙人以海盗罪处决,此前他们为了求生曾努力要皈依罗马天主教。这次澳门大屠杀的3名幸存者,两名男孩是年轻的佣人,还有代理人马丁.阿丕乌斯(Martinus Apius),他们被经由马六甲送到果阿,之后马丁.阿丕乌斯在1604年返回荷兰。 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69《外志》3《番夷》。 王临亨:《粤剑篇》卷3《志外夷》。 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14《参粤珰勾夷疏》。 帕塔索船是一种与大黑船相似的老式三桅船。 费尔南.格雷罗神父:《耶稣会神父事务年度报告》,载《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第168—169页。 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包乐史:《中荷交往史(1601—1999)》,第34页。 王临亨:《粤剑篇》卷3《志外夷》。 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49.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5日,英国商船到达澳门附近的麦子山(Monte de Trigo,今珠海市斗门区三灶一带),当时澳门的情况十分微妙,尽管英国同葡印总督缔结条约中允许英国商船来澳门,但由于当时澳门的繁荣全赖于葡萄牙船队的往来贸易,澳门议事会考虑到本地商人的利益,坚决反对英商进入澳门参加对华贸易。故议事会采取种种方法拖延时间,阻止英国商船进入内港。英国商船只得移泊氹仔(Taipa)。7月5日,澳门总督邀请若翰.威德尔上校及随行英国商人进入澳门。7月15日,若翰.威德尔不顾澳门葡人的阻挠,率领商船离开澳门,直奔广州,在珠江口勘查广州河口水道,并找到了虎门入口,还调查了珠江口明军防御力量。但是广州官方声明:英商不得在澳门贸易。7月22日,英国商船返回伶仃洋。7月29日,若翰.威德尔再次率领船队向广州进发。8月6日抵达珠江口,当时广东官员要求等待上级批复,但是若翰.威德尔没有等待中方批覆就率领船队驶进内河,向广州挺进。8月6日,澳门选出四位助理与议事会解决如何对付澳门海岸出现的4艘英国船的问题。8月12日,中英展开炮战。仅仅半个小时,虎门炮台陷落。英军登陆占领炮台,缴获44门小炮以及2艘平底船、1只渔船。8月15日,若翰.威德尔派鲁宾逊、拿塔尼耳.蒙特尼2人与通事番禺人李叶荣(Pablo Noretti)一起去广州谈判通商。到达广州后,受到广东总兵陈谦的热情接待,“红夷到日,即入总府。见万众喧嚣,即发回哨船”。[10]8月21日,通事李叶荣带来海道副使郑觐光和广东总兵陈谦的一封信,称:广东给英国人在国内买卖任何商品的自由,并指定三处为英船的停泊所,还指定由李叶荣为经纪人,派两三个人到广州准备购办货物,并请求英国人将明方的炮和船放还。若翰.威德尔满意有关安排,立即将炮及帆船放还。8月24日,李叶荣返回广州,由首商拿塔尼耳.蒙特尼和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鲁宾逊3人陪同前往。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元22000八单位雷阿尔(Reais-de-oito)及两小箱日本银,其中10000送给官员们,其他用作投资。到广州后,购买白糖1150担、糖米50担、米85担、酒100坛,并住在华商揭邦俊家。后在琶洲处被明方捕盗船抓获。[11]8月30日,若翰.威德尔命令船只前移两里,到达大虎岛。[12]9月6日,若翰.威德尔接到澳门总督与议事会的书面抗议,要求英方退出中国海域。若翰.威德尔却依仗李叶荣背后的关系表示反对。[13]当时,两广总督张镜心督促广东总兵陈谦出师浪白,9月10日,副总兵黎延庆等率葡萄牙人支援的3艘火器船对英船进行攻击,“打死夷人数名”。[14]9月26日,若翰.威德尔将船队退回伶仃岛。27日,船行至距离澳门4里格远的地方。然后,船队委员会向澳门葡萄牙人投递了抗议书,阐述了对在果阿和澳门遭到冷遇而不满的理由,指责澳门葡人向中国纵火船提供军需和装备,对扣押英人一事他们要负责。澳门葡人拒绝承认。[15]同时,张镜心又实行“檄道厅亲至澳门宣示汉法,以法绳澳,以澳驱红,节节相促,受我戎索”的方策。[16]10月初,广东市舶司会同香山县差官及驻澳提调、备倭诸官下澳,传唤议事会理事官、通事、揽头到议事会宣谕,要求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戎猫州弗黎厨(Francisco de Araújo de Barros)[17]、揽头吕沈西及通事刘德来广州调停处理英商之事。[18]10月16日,几名澳门葡人前往广州调停中英关系。10月18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当时会议试图迫使英商达成以下协议:即刻退出广州,永不再来;对中方给予此次在此经商的特权,应先付给酬金28000雷阿尔。但是,英国商人表示反对。[19]在葡人的调停下,广东方面将英商及其款项、货物全部发还,并完成了他们的贸易。11月22日,中英双方签订贸易协定:“允许(英商)自由经商,扩大贸易,长久居住,但英方每年应缴付(中国)皇帝2万两白银及4门大铁炮和50支毛瑟枪。”11月26日,英商离开广州,回到碇泊澳门的船队上。[20]Monte de Trigo,一般人译为横琴岛,似不妥。Monte de Trigo,意为“麦子山”。葡语及英语文献中均有出现。英语仅见于《芒迪游记》,作Monton de Trigo。Montón为西班牙语,意即“堆”。西班牙语也有Monte,且与葡语同意。显然,芒迪将Monte误作Montón。有人称芒迪懂葡语与西语,不知所据。仅此一例可知其西语水准实很低劣。否则不会将Monte与Montón混淆。葡语中,有图示[图载“A Portugues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in Santa Barbara Portuguese Studies(Journal of the Center of Portugueses 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94, VolumeI, p. 241, 但失考]。据图,Monte de Trigo为今三灶岛,但航海资料的文字涉及则是指三灶东侧一小岛。“沿着高澜山航行,可见一圆岛,然后在它的尽处又可见一更长、形成圆湾的大岛。再前面是4个小岛,共中之一便是称为Monte deTrigo的又圆又高的岛屿。(Ms. Cadaval 972, f. 95v°)”这一“又圆又高的岛屿”之汉名暂缺。无论准确度还是可信度,航海资料均高于图籍。前者成于明末,后者乃清初一示意性图示,不很准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19页。博克塞:《300年前的澳门》,第51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19页;刘鉴唐、张力主编:《中英关系系年要录13世纪—1760》第1卷,第116—117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44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9—2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本月初三(8月22日)日,夷船扬帆直入铳台,兵放铳堵御,自辰至末,夷船不敢径入,泊回原处,打坏小料船一只。”中英双方记录差异甚大。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称“李叶荣带夷目二人进省”,又称“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又称“旧澳夷通事李叶荣往谕,随夷目二名进省投见”,又称“红夷头目三名雇船一只”,又称“其前后羁留夷人五名内,查三名的系头目,一名噧呾缠,一名毛直缠,一名嘛道呧。其夷奴二名,则无名可查”。噧呾缠,应即为蒙特尼(Mountney),而嘛道呧应为蒙特尼之弟约翰.蒙太尼(John Mountney),如此,毛直缠则应为鲁宾逊的译名。可知,他们三人应是分两次进入广州的。[10]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3《参镇压庇奸之罪疏》。[11]《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2]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3页;《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l卷,第24页。[16]张镜心:《云隐堂文录》卷1《报镇将驱逐红夷疏》。[17]此处理事官葡文名字据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07. 而来,但与“戎猫州弗黎厨”音不合。[18]《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兵部题失名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2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6页。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9月27日,英商在离澳门4里格之地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澳门总督和议事会,指责他们在这段时间对英商船队设置的种种阻挠致使其损失巨大,认为这违背了英葡两国印度总督的协定,要求对英船队的损失给予赔偿。29日,澳门方面派来2人口头答复抗议信,于是英商再次以友好的语气请求澳门方面允许英商在此休整。10月8日,澳门总督以充满友谊的笔调否定了抗议信中的内容,说一切都是误会:于是英商趁机提出两项请求:一是请澳门方面劝说中方释放在广州的英商;二是请求允许英船购买澳门货物作为回程货。对此,澳门方面均予以答应。同一天,依据英商要求,澳门总督和议事会给英商的信由3人送达,诚恳邀请英船队司令到澳门做客。于是若翰.威德尔一行3人乘船上岸。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p. 241—244.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p. 241—250.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p. 254—255.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9月27日,澳门总督马沙度向议事会提出四个问题:1. 要是没有与帝汶的贸易,本市能继续存在吗?2. 帝汶陷入困境,澳门要不要援助它?3. 如果需要,应当派税收船去,还是由本市或某个私人提供船只前往?4. 是否应由本市或某个私人承担援救费用?如果不是这样,又将采取何种手段援救帝汶?这些问题在10月2日的大会上被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没有帝汶,澳门就无法生存,因为在中断这一贸易的三年中,“本市已衰弱不堪,其居民与其说靠著自然条件,倒不如说由于神力的帮助才支撑下来;如果没有这一贸易,本市将完全毁灭”。因此,他们陆续采取了一些援救措施以解决这一困难处境。由于当时澳门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冒险航行所有费用的商人和船东屈指可数,于是他们便与亲戚、朋友和船东们结成团伙。这样,从总督到寡妇和孤儿,整个澳门都把微薄的资金凑到一起,参加到这一帝汶檀香木贸易的“集体行动”(有难同当、有利共享的一种做法)中。愿意向这一贸易投资者也可以向仁慈堂和主教堂司铎团代理人借款,利息为20%或25%。同样,马尼拉的慈善组资助了阿卡布科大帆船贸易大部分款项。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p.29-30.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教宗使节嘉乐乘“天使女王”号大船抵达澳门外港。随行西洋人共24人,其中画家2名,做自鸣钟、时辰表者1名,知天文度数者1名,弹琴者2名,内科1名,外科1名,制药料的1名。26日,澳门政府派代表迎宗主教进城。嘉乐宗主教下船后受到了主教先生、总督、市民和其他居民的隆重欢迎,欢迎人群和总督一起前往他下船的大码头迎接。27日,耶稣会会长穆德我和一些曾受铎罗主教“弃绝”重罚的传教士先后来见,请求赦免,嘉乐宗主教一概予以赦免。《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西洋教化王使臣嘉乐及其随行人员到澳门情形折》,第129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到有西洋人三名及年内澳门港进出西洋船只数目折》,第128页;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45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02页。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月14日─1821年2月2日)9月27日,澳门绅士赵允菁、监生叶恒澍奉命协同地保清查澳门私占官地铺屋情况。查明后赵允菁等呈香山县丞禀:澳门葡人历来添造房屋,俱系汉人瞒禀照旧修复,拼工包整,已照界溢出数倍。至汉人所居房屋,俱与夷人买赁,全无印契。营地街墟亭内外四围,俱是官地,有旧案及石碑存据。今居民外客铺屋占筑稠密,只争多少广狭不等。芦石塘海旁一带,俱是后来添造,竟有占筑甚多,批租弋利,取厚息者。娘妈阁一路,又是沙边海岸,占筑居住,是除汉人数百年老屋外,大都尽是官地,只与汉人及番人串买私批,遂据为图有。更多并无片纸只字,或因前始设法取巧,以避查勘者。至沙梨头地面,在夷境外,又为官地无疑,今亦所居日密。兹据地保刘德高、余有恭、史文机等将营地、芦石塘、沙梨头、娘妈阁等处房屋绘图列册前来。《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绅士赵允菁等为遵谕覆清查私占官地铺屋事呈香山县丞禀抄件》,第778页。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3日,澳门恢复君主制政权,立宪派的象征、8月28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之蜂》在澳门法院门前被当众焚烧。9月27日,保守派复辟的第四天,被他们掌控的《中国之蜂》照常出版,出版者改由奥斯定修道院的安东尼奥.罗沙(António José de Rocha)负责,而原来的出版者、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贡萨洛.阿马兰特为躲避迫害离开澳门前往加尔各答。直至12月27日停刊,共计刊印67期。从第54期起,其内容完全改变,变成了抨击立宪政府、宣传复辟的舆论工具。而且与前53期不同的是,这一期的报头上增加了一个蜜蜂图案,报头名言也改为贾梅士《葡国魂》中的诗句:“我所讲述的雄辩事实胜过所有虚夸。”A Abelha da China No.54,27 de Setembro de 1823. 文德泉:《澳门报刊业的起源》,载《文化杂志》第9期,1993年。这里的两个时间,即焚烧《中国之蜂》这一期的时间及《中国之蜂》最后一期出版时间均据文德泉之说。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7日,为了澳门的安定,议事会对澳门市民发布告称:在目前危急的形势下,本议事会认为,如果不能结束市民中的意见争执和政治冲突,将会导致危险的结果,因此,议事会决定重组政府:1. 议事会将根据宪法精神,在新政府组成上完全实行三权分立。2. 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将不再是政府成员,不参与政府的其他任何工作。3. 议事会成员有保证城市安宁和人民幸福的责任。如果政府有滥用职权、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人民可以向理事官指控,指控将受到法律的保护。4. 希望所有的市民能够信任这个政府,并友爱地生活在一起,联合在一起。A Abelha da China No.56,11 de Outubro de 1823.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届闱姓商人梁六声称已经卖出闱姓票超过800000条,却遭受许多损失和迫害,不能确定能继续经营三年时间。1月20日,香港禁赌,闱姓和番摊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伙人,特别是华人文咸(Veng-Ham),香港鸦片承充人,负责照料闱姓售卖,主要由其交纳大部分的承充款——现已不再支持这项生意。面对此种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会宣布梁六的合同作废。5月26日,澳门公物会重新出投闱姓,同华商习应泰(Si-ieng-tae)签订合同草案,承充价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根据以上材料记载,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应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广东新会人李升和李良兄弟于1857年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个领域。公司的汉文名是“和兴金山庄”。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资地产起家,后又经营银号生意。1868年,香港赌博合法化,李氏家族获得承充权。同时,他们还是香港鸦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东华医院的倡建首总理。李升于1900年过世。李良于1864年去世。参见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东华三院历届总理芳名》,载东华三院发展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东华三院发展史》第五辑,香港东华三院庚子年董事会出版,1961年2月。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
光绪四年(1878年2月2日─1879年1月21日)5月18日,随着闱姓在广州和澳门等地的发展,其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澳门闱姓到了第三届,已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在第四届澳门闱姓未出投之前,就已经风闻今年澳门政府“可得洋45万元,观此情形,是赌风竟日炽一日也”。5月18日,澳门公物会将澳门、氹仔、过路湾闱姓出投。华人冯成、何德昌(Hotachiong)以现银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充期。担保人先拿.飞南第。自西纪本年9月27日至1881年9月26日。《申报》1878年5月18日《赌风大炽》。何德昌,又名何尧阶。澳门近代著名华商。1878年和1881年闱姓承充人,一直有经营闱姓子厂的纪录(澳门兆三元闱姓厂,见《澳门政府宪报》1895年2月16日第7号),生卒不详。子何寿田,又名何福龄,亦是后期著名华商。AH/F/422, MIC: A0586, p. 95, 澳门历史档案馆;AH/F/431, MIC: A0588, p. 75, 澳门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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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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