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年2月19日─1625年2月6日）9月30日，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史树德，改补广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使佥事，驻扎东莞南头城，平时则训练兵士，检阅强弱，稽查奸弊。遇汛时候，则驻扎新安、新宁等城，整理船只和武器，操练水战，监督南头、广海、虎门、香山等寨及驭澳防倭诸事，汛毕回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2号档天启四年《兵部为广东巡视海道责任为监督香山等寨及驭澳防倭事行稿》，第3页。

天启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9月30日，明熹宗朱由校病逝。10月2日，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张廷玉：《明史》卷22《熹宗纪》。张廷玉：《明史》卷23《庄烈帝》。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9月3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最高决策层——17人董事会召开会议，决定从此不再派船只去中国进行贸易。直到1729年才恢复派船来中国，其间有整整40年时间没有同中国市场直接接触。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停止派船到中国做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是168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整个贸易价值上已经不具重要性。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欧亚贸易或亚洲区间贸易来说，到17世纪后期，孟加拉的主要出口几乎已经完全替代了中国的出口，这个替代作用让中国的贸易地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整个贸易布局上趋于边缘化。另一方面，清政府在1685年开放海外贸易，这个政策更加削弱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水域与华商的竞争力，同时也保证了利用巴达维亚来经营对华间接贸易的可行性。既然中国市场已经边缘化，而间接贸易已经可以满足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对中国直接贸易的投资当然毫无意义，也就不必派船去中国。Leonard Blussé,"No Boat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 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30.1 （1996）, pp.51—76. 转自张彬村：《17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什么不再派船到中国来》，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9辑，第169—190页。

清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9月30日，星期天，70岁的鳏夫尼古劳．啡呜味迎娶年仅15岁的安东尼奥．科雷亚(Antónia Correia)，这纯粹是财产合约婚姻。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7—118页。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9月30日，澳门第十三号船主万威．列味．西华号于去年十月赴哥斯达贸易，返回澳门，但它却没有船牌呈缴。该船主万威．列味．西华于9月21日返航途中病故。《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朱鸣和为饬查十三号船是否遭风失照以便定其依新旧船例输钞事行理事官牌》，第216页。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2月13日─1813年1月31日）9月30日，一艘大西洋船来澳门贸易，顶补澳门第十号额船营生。《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县丞顾远承为额船到澳应随时禀报事行理事官劄》，第202页。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月29日─1817年2月15日）9月30日，广州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函件称：上年麻尔哇鸦片的输入量约为600担，运到黄埔的土耳其鸦片为500担，则上季度这个国家所消费的不属于不列颠领地生产的鸦片共为1100担。在末季度，仅仅输入澳门的麻尔哇鸦片就有1200担，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相当数量的土耳其鸦片（估计为300—400担）以及一些麻尔哇鸦片输入到了黄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320—321页。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9月30日，郭实猎夫人在英国妇女组织的“印度与东方女性教育促进会”的资助下在澳门开办一间学校，开学时有12名女生和2名男生，学生以学习英文为主，也聘请中文塾师教中文。1835年，容闳入该校。到1838年时，学校学生发展到21名。从1836年起，马礼逊教育会每年资助该校312元。1839年关闭。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5, p.232; Vol.7, No.6, pp.307—308;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6页。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月30日─1844年2月17日）10月2日，澳葡总督席尔维拉．边度出席议事会会议，并作告别演讲。3日，澳门新任总督海军上校彼亚度在大炮台宣誓就职。彼亚度于9月30日坐乘葡萄牙兵船“特茹河（Tejo）”号抵达澳门。当晚彼亚度登岸时，受到依据其级别的仪仗队迎接。彼亚度履任澳督不久，钦差大臣耆英来到广州，即邀彼亚度到广州做客，酒宴之间，彼亚度向耆英提出欲在氹仔岛修建房屋，耆英未予理睬。宴席后品茗闲话时，彼亚度再次提出请求耆英批准葡人在氹仔岛盖房居住并占有该岛。耆英回答称：“天朝官员无权将尺土让与外人。不过，贵总兵官知尊卑、识大体、温文尔雅。本大臣深有感触，岂有拒绝之理！本大臣不日即出城与总督大人（指祁埙）酌商，并嘱其对葡人住居氹仔不予过问。”而彼亚度返澳后，在并没有获两广总督祁𡎴、广东巡抚程矞采准许的情况下，擅自在氹仔开始大兴土木，建起永久性房屋。氹仔又名潭仔，土名三沙，中一小山，具牛形，曰牛山，名上沙。过峡处，南与大山相连。西一岛孤立，与牛山隔水，曰千山、曰十字门山，名西沙。大山西出一嫩枝，尽头处峰石昂然，曰龙头湾，名下沙。大山东一带，矮岗远伸入海，曰鸡颈。大山南脊，挺出甚陡，旁无居人，与龙头湾，与牛山回环成峡，中含农田数十丘，村落数处，街道附于龙头湾山下。闻潭仔未开埠以前，本属渔人出没之乡，仅有林家村、卓家村两处，道光初年以后，渐成市铺，系香山沙尾乡林光远堂为税主，每年收租银约数百金，转向香山县纳粮。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No.10, pp.553—555.Ta-Ssi-Yang-Kuo, Vol.2, pp.303—304.《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说〉》，第337—338页。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9月30日，法国遣使会士贺安德神父（André Jandard）和奥古斯定．伊莎贝尔（Etienne-Augutin Ysabel）两位神父同时抵达澳门。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93页；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80页。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3月1日，澳门议事会讨论了今后来往船只进出氹仔及澳门港口海关规则问题， 议事会拟定了15条规章。9月30日，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关闭。11月20日，葡女王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向其它国家开放贸易。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7日─1846年1月26日）9月30日，坐落在大堂巷4号的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关闭，改为澳门海邮局。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276. 1884年3月1日澳门驿务署（邮政署，又称书信馆）建立之前澳门邮政均属海邮阶段，故称“海邮局”。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华人陈生（Chiang-Chan）和基督徒安东尼奥‧诺古拉（António Nogueira）请求在氹仔天后庙（Thin-hau）和三婆庙（Sampo）一带填海建店铺。同年10月8日两人的请求被批准。1867年5月12日填海施工完成。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57页。

清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9月30日，美国驻澳门领事琼斯（W. P. Jones）在递交给其政府的《外贸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foreign commerce）中汇报称：澳门半岛人口，根据最新的调查，估计有105,800人，其中欧洲人800人，土生葡人（Creoles和Mestizos）有5,000人，中国人约10万人。澳门主要的实业有炒制茶（大企业），供出口的八角、茴香、桂皮及其油，打金业和精制糖，制造中国烟（大企业，Chinese cigarettes，应是指鸦片），颜料，烟花炮竹，樟木箱桌椅、竹藤制品。尽管无法具体估计有多少资金投入上述实业，但是，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受雇于这些行业，即大约有20,000人。澳门的进口贸易在1864年的上半年是3,715,554元 [3715654元]，其中外国船3,336,296元，中国船379,358元；全年大约750万元，亦即1815-1816年度的整个中国进口额的3倍，1825-1826年度的2倍。出口为2,510,079元，其中外国船2,302,097元，中国船207,982元。United States Bureau of Foreign Commerce,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oreign Nations for the year ended September 30, 1864, Washington：G. P. O. , 1865, pp. 313—314.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9月30日，据美国驻澳门领事钟斯是日递交的《外贸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foreign commerce）汇报中称：1860年至1865年间（以6月30日为统计间隔），外国船只进入澳门情形：1861年287艘，吨位104613，船员5513人；1862年231艘，吨位84992，船员4245人；1863年195艘，吨位75819，船员3333人；1864年172艘，吨位63280，船员2809人；1865年218艘，吨位91298，船员3482人。澳门的进口贸易自1864年6月30日至1865年6月30日，总值为5851784元，其中外国船为5010829元，华船为840955元。最大宗的进口货物是鸦片，值银2535974元，其次为大米1253401元；出口贸易总值为3702882元，其中外国船3201917元，中国船500965元。United States Bureau of Foreign Commerce,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ransmitting a Statement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oreign Nations,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1865, Published by J. B. Steedman, printer, 1866, pp. 228—233.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10月21日，塞尔卡尔子爵梅洛创立的新澳门人学校由于缺乏办学经费而不得不关闭。子爵将此校送给澳门政府改建为一所官校。9月30日的《澳门宪报》称：“这一决定是必然的，造成这种结果，捐赠者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如果新澳门人学校的创建使在这个殖民地建立一所中学成为必须，这块殖民地想要继续存在，不至消亡，继续中学教育工程不是应该的吗？”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9页；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71.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9月30日，根据2月10日训令颁布的章程，伯多禄五世剧院修缮后重新开放。这次重修主要是增建由塞尔卡尔男爵小梅洛先生设计的剧院前壁。该正面有哥特式柱子和三角形门楣，以希腊古典建筑风格与葡萄牙传统建筑风格融为一体。重建以后伯多禄五世剧院协会领导集团遂由塞尔卡尔男爵小梅洛、若奥．斯卡尼西亚、特谢拉．吉马良斯、卡洛斯．罗查、内维斯．苏萨五人组成，他们支付4000澳门元承担此次重建工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2页；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l, p. 324.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9月30日，是日晚，澳门有一没辫人，往升龙旗铺店劝人勿升龙旗。并云：此系满清旗号，方今数省汉族已不公认彼，此汉种义守团体为是。故是晚所剩龙旗寥寥无几。大街之宝行银号因未将龙旗放下，铺前即围聚数十人，高声嘲骂，率为巡差捕去一人，始散。该店亦随将龙旗放下。二十八日已不见龙旗飘于天空。《华字日报》1910年10月21日《澳事两闻》。

民国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9月30日， 红毛山(即圣美基山， Hung Mou San)顶新监牢落成， 为一南欧城堡式建筑， 占地约4万平方米， 楼高两层， 外形仿西方古堡式， 外围高墙， 四角建有哨所。澳门中央监狱遂由市政厅后监狱斜巷迁至红毛山， 这是除警方临时拘留疑犯场所之外澳门唯一的一座监狱。《澳门政府宪报》1913年第40号， 第497页；李鹏翥：《澳门古今》， 第160─161页；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6页称：迁监狱时在1909年9月5日；唐思：《澳门风物志》第3集第98页亦称：监狱于1909年9月5日建成启用， 而门楣上刻“1912”， 是该门楼兴建年份， 监狱面积约4500多平方米。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9月30日，下午3时，澳门国课衙门在本署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卖盐生意之权招人承充，以5年为期，即自本年10月15日起至1927年 10月14日止，不限底价，凡来投者应用明喊法，须缴押票银7000元贮存西洋银行。《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第36号，第620─622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9月30日，坎迪多．若尔热中尉(Cândido José Jorge)出任治安警察厅厅长，直至本年11月15日。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53.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9月30日，俄罗斯“斯特拉维纳科”(The Stravinaki Dancers)舞蹈团来澳进行演出。该团由躲避苏联“十月革命”流亡海外的俄罗斯艺术家组成，包括20名艺术家和15名漂亮的舞蹈演员。 在澳的3天时间内，共演出了《死人酒店》(Taberna de Morte)、《巴黎之夜》(Parisian Nights)、《爱情探戈舞》(Le Tango d'Amour)及《巴伦西亚》(Valência)等精彩舞蹈节目。飞历奇：《澳门电影历史“默片时代”》，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该证书显示，李钧安隶属于中国童子军澳字第000783号，并于1939年9月训练合格，获初级童军资格。其资格由中国童子军第3636团团长殷铁璇盖章确认。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30日，澳门财政局发布公告，宣布于本年11月1日上午11时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 （其中凡非该三项性质之票一律禁开），底价为86万元，押票银86,000元，以3年为期，由1940年5月16日起计。同时，又拟于11月9日上午11时在财政总局大堂内将澳门番摊生意出投招人承办。其期由1940年5月18日起至1943年5月17日止。此次开投底价1,826,000元，押票银182,6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39年9月30日第40号。

冯棠于1925年毕业于培正中学，其后在上海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进修。取得学位后，即回培正任教。1939留学美国，曾入读列治文大学、古乐士神学院、宾省大学、哥伦比亚教育研究院等。1950年病逝，享年45岁。

1952年9月30日，《新园地》刊登“天兰铁路”国庆牌楼设计图，这座牌楼位于大来码头（内港16号码头）之傍。

1963年9月30日，《澳门人》报（Gazeta Macaense）创刊，1963年～1966年为周刊；1966 年～1971年为双周刊；1971年起为日报，1995年停刊。

澳门总督与南光集团总干事柯正平。

1991年9月30日，“濠景号”珍宝双体船于新口岸撞入码头，无人受伤。

1992年9月28至30日，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官式访澳3天。

2003年9月30日，何厚铧行政长官、中联办白志建主任与马万祺会长和何鸿燊名誉会长在中华总商会庆祝国庆酒会上亲切交谈。

柯正平，又名柯平，广东省海丰县人。澳门富商、社会活动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于一个小商家庭，1927年，在广东省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在香港从事爱国进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 1934年，正平到澳门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创办南光公司，为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作出重要的贡献。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澳门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创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领导和主要参与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负责人，成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分治后的中共澳门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纪30年代始，他参与澳门历史上社会政治的一切大事件，并且都身处在关键位置。从营救失陷在港澳的数十位中国文化精英，到组建澳门抗日救亡队伍，组建东江纵队港澳支队，他都是组织者和主要干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正平策动澳门社团在澳门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正平发起澳门各界，开展庆祝“十一”国庆活动。 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就是正平运筹帷幄的结果。1955年澳葡企图藉“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国澳门省”，他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使澳葡的阴谋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参与决策“中澳边界划定谈判”。 1966年，他实际领导了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全赖于他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正平参与推动澳门回归的历史进程。 1975年1月葡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年底撤走驻澳门军队，解散葡国驻澳陆军和海军司令部。1976年葡国公布《澳门组织章程》，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1977年，葡国开始与北京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关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参与推动。1984年开始中葡谈判澳门回归问题；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正平。 经过三轮谈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正平在场见证这个历史时刻；1988年开始起草《澳门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颁布《澳门基本法》，期间，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远超那些法律专家、草委。 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历程中，正平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门回归后，正平努力推动“一国两制”的实践，坚决反对“台独”，关心祖国经济建设，支持特区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极为重要的位置见证了澳门回归。[1] 建国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后主持创办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它们和南光公司成为澳门最早的三家中资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响着澳门经济发展。 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行址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只能经营存款、汇款和小额贷款等银行业务，运作中困难很多。正平作为董事长，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1987年，南通银行全行职工670人，分行15家，总资产100多亿元。 为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给中国银行，并于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中葡两国签订联合声明，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正平积极为内地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为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发展，1981年，他多次与广东省长刘田夫同志磋商，决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参与投资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桥；为此成立澳门联合发展公司，向广东方面投资港币1.5亿元，他被推举为董事长；1984年11月，四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不仅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腾飞，同时在全国创立“集资建桥、过桥收费、以桥养桥”的范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4年春节，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听取他和有关人士汇报澳门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接见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荣获澳门特区政府授予大莲花荣誉勋章。 正平被选为全国人大第四至九届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柯正历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职。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澳门工作60多年，生平犹如一部澳门近代史书，人称“澳门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 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妇生育两子两女，但他创造的财富、地位并没有代代相传。女儿柯琼说，父亲从小对孩子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甚么特权，父亲配有车，小时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毕业后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辞职出来。[2] [1]《不能忘记澳门的柯氏二兄弟——柯麟与柯正平》（转“人民网＂），载“广东省柯麟医学教育基金会＂网，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彦君：《柯正平：心系祖国造福澳门的“地下澳督”》，载《晶报》，201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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