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九年(1514年1月26日─1515年1月14日)6月27日，广东布政司左参议陈伯献上奏称：近来广东官府同意外夷来广贸易，许以抽分，遂使奸民造巨舶，勾引诸夷，危害地方。并要求朝廷禁止外夷来广贸易。礼部批复，下令广东巡抚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奸民勾引者，治之。《明武宗实录》卷113，正德九年六月丁酉。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6月27日，荷兰船队在韦麻郎司令的指挥下从大泥（Patane）启航。7月25日航至广东附近之澳门，因警惕澳门葡人袭击，遂漂泊于附近海岸。他们要求到广州互市，由于葡萄牙人对广东的影响，要求被拒绝。28日，海上飓风骤起，更无法在澳门靠岸，遂改变航向向东。于8月7日抵达澎湖，并派华人李锦返漳州，要求通商。福建当局得知韦麻郎占领澎湖后，遂让李锦返回，告知荷兰人撤出澎湖。开始荷兰人抗命不从，福建巡抚徐学聚下令总兵施德政与浯屿把总沈有容驱逐荷兰人。最后，在明廷的压力下，韦麻郎不得已于12月15日率船队撤离澎湖。韦麻郎：《航海日记》，转自廖汉臣：《韦麻郎入据澎湖考》，载《文献专刊》创刊号。

崇祯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6月27日，英国船队抵达澳门。英国人初到之时，澳门葡萄牙人禁止任何人靠近英人船只，不愿意接纳英国商人。原来葡萄牙人担心英商一旦来华自由贸易，必然要加入到对日贸易当中，如此将威胁到他们的利益。Peter Mundy, The Trad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pp. 170—173.

崇祯十六年（1643年2月19日─1644年2月7日）6月27日，由葡萄牙人科斯梅•卡多索（Cosme Cardoso）船长指挥的“圣安东尼奥”号快船由科钦驶往澳门，在马六甲附近被荷兰人截获。船上运载一批铁料及130名船员和乘客，其中葡萄牙白人15人（含9名商人），9名葡籍耶稣会士，54名水手，58名仆役。9月7日，荷兰马六甲总督范•弗里（Jeremias van Vliet）裁决，快船及其附属物留作东印度公司财产。维因克：《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协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

顺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7月23日，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神父到达澳门。他于7月9日在安南被捕，并被判了死刑，后改判为驱逐出境。12月20日，他在郑玛诺（Manuel de Sequeira Tcheng）的陪同下从澳门出发前往罗马。1649年6月27日到达罗马，他向教宗和枢机院上书，最先提出创设“宗座代牧制（Vicars Apostolic）”以摆脱西班牙、葡萄牙保教权控制的主张。他认为，应由传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义派遣代牧主教，直接受命于传信部和教宗，并由这些代牧主教在传教区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罗历山的建议后为教廷采纳。他后曾被任命为交州和交趾支那（Cochimchina）的宗座监牧，但他拒绝就任。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35—536页；顾卫民：《17世纪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合作与矛盾》，载《文化杂志》第46期，2003年。

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2月5日─1648年1月24日）6月27日，清军将抵桂林，薄城环攻。时瞿式耜与焦琏分兵把守，300名葡萄牙士兵及炮手亦带西洋铳防守。葡炮手用西洋铳击中清人骑兵，清军退却。焦琏率部属及葡萄牙火枪手出城杀敌，杀死清军数千人，桂林城转危为安。 Albert Chan,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Monumenta Serica, No.35（1981—1983）, pp. 75—109;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4顺治四年五月己丑条，第546页；钱海岳：《南明史》卷74《毕方济传》。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年2月1日－1651年1月20日)6月27日，清廷调浙江嘉湖道参议广西巡抚李栖凤为广东巡抚。时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已死于李成栋之叛。 《清世祖顺治实录》卷44，顺治六年五月丙子；《清史稿》卷239《李栖凤传》；《清史列传》卷4《佟养甲传》。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1月31日－1719年2月18日）5月29日，新任总督古尔露抵达澳门。由于古尔露与大船船长弗朗西斯科．多乌特尔不和，后者在果阿时借口天气不便扬帆起航而没有等待总督上船，迫使古尔露经印度到马德拉斯塔才乘船来澳，一路上历尽艰险。法兰西斯科．多乌特尔则于6月27日来到澳门，担心总督古尔露报复，来到澳门的当日就躲进了圣保禄学院，直至印度总督从果阿下达了对他有利的命令才出来。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00;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6页。

清嘉庆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6月27日，一艘英国散商小船“龙（Dragon）”号从孟加拉驶入澳门， 这艘船后来停靠特林迦纳（Tringana），并在该处以有利条件销售鸦片。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94页。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21日，闻宁波道宪前在海面招到船一帮，其船人原系在附近一带洋面行劫者。曾与澳门葡人欺侮交击，结有恨隙。27日，澳门葡萄牙人遂派“若奥一世”号舰长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Craveiro Lopes）率兵船赴彼声讨其罪。道宪置之不理。葡船向6艘华船发动攻击，并炮击岸上炮台及房屋。《遐迩贯珍》1854年9月，第9号。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27日，澳门烟草生产厂家被禁止使用西班牙王室的祖徽图案作产品商标。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9页。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6月27日，广东政府发表公告，正式在新安和香山两地的六个厘厂处设立税卡征收鸦片正税。设在澳门附近的税厂本打算与前设厘卡合并，即一个设在前山，另一个设在拱北，但在拱北设厂却遭到澳门政府的强烈阻挠，澳督苏沙声称不能答应在拱北设立税厂，但无意反对在距离澳门不少于3英里的任何地点设立税厂。两广总督瑞麟大怒，遂派遣舰队将澳门港围困，中葡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严重的海权冲突。最后，在粤海关税务司鲍拉（E. C. Bowra）的调停下，中葡各退一步，中国放弃在拱北设关澳门则被迫同意在马骝洲岛设立常关。这一措施，引起了澳门商民的骚动与葡华双方官府的难处，澳门葡人认为，澳门“现被缉私船四围盘查，似与封港何异”？故各税卡遂延至1872年才开始征收关税。起初，税厂只征收洋药关税，1873年文田接替崇礼任粤海关监督后，改向所有货物征收关税，并在雷州、高州、钦州及廉州四府设立征税关卡。不过，商民认为粤海关部并非以新关卡代替大陆已有的常关，而是要促使广东西海岸的商民在马骝洲报关，以便稽查走私。商民还认为载运洋药的船只通过新关卡时，可以不必交纳关税，只需交费8元，领取通行证，就可以在终点减征四成的洋货关税。可是，这类关卡也对运往澳门的货物征税。虽然这种征税制度的优点不大明朗，但其结果却促使澳门成为粤西海岸贸易之汇集地。中文拱北地名最早出现何时，未见文献详载。广东省档案馆档号：外文资-46：“Canton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74”，内有《1870年代围绕澳门设置的税厂（香山县境内）分布图》，图中在小马骝洲与对面山之间的海湾处标有“拱北湾”三个中文字。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拱北”二字。民国五年（1916）香山勘界维持会代表呈交的《澳门图：中国广东香山县镜湖地股图》则将湾仔处标为“拱北岛”，并称“以拱北地方为海关，应设于湾仔”。图右角还标明“此图约一百年以前绘”。很明显，这幅1916年为勘界呈交的《澳门图》肯定不是“一百年以前（1816）绘”的，因为图上不仅标有近代西方地图的比例尺和英文地名，而且图中在湾仔处标有“民国五年阴历三月十三日葡兵已占湾仔”。可证此图的绘图时间即是1916年，但其依据的地图蓝本很可能是清后期的英文地图，而将图中英文译成中文而已，所以，此图中的“拱北”一名并非最原始的中文地名，而应是从英文Lappa翻译而来。故此，我们认为《1870年代围绕澳门设置的税厂（香山县境内）分布图》中出现的中文地名“拱北湾”是“拱北”一词的第一次出现。据《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2册第594页记载，“拱北湾（本处取其中文名）是对面山南岸的小海湾，位于马骝洲岛正北”。《清季外交史料》卷70，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署奏称：“澳门设关于对面山，在澳门之南拱北湾，即名日拱北关。”这个拱北实际上在澳门半岛西南或对面山的南岸。我们推测，很可能是清政府要在这里设税厂，而又嫌税厂设置地“小马骝洲”和“湾仔”均为广东话的地名，极不雅训，故将设税厂之地的海湾命名为具有政治意义“拱卫北方”的名字。后来，西方人不明原由，又将“拱北”一名推广至整个对面山岛乃至关闸至北岭山一线，并将原用于对面山和湾仔的英文名Lappa与拱北对应起来，沿袭至今。黄德鸿《澳门新语》第207页称拱北是“拱桥与北岭之间地方”应是后人望文生义的演绎。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页；《澳门专档》第1册《驻澳大西洋国总督贾照会两广总督》，第111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311页。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6月27日，因循澳督欧美德的请求，首批41名摩囉警员乘坐“协和（Concórdia）”号船从果阿抵达澳门。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3;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 385; 施其乐、范岱克：《1700─1930年珠江三角洲的穆斯林》（载《文化杂志》第58期，2006年）称42名穆斯林分队于1873年7月27日抵达澳门，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31日─1901年2月18日）6月27日，澳门实施宵禁。自本日起，每晚由7点钟至次早5点钟，不许诸色人等由关闸或水路出入澳门；无论何项华船，概不准出入本澳内外河口。诸色人等白日可以任便往来，仍应听候查验身上及行李等件，如查出有携带洋枪以及各项军械，立即拘拿究办。《澳门政府宪报》1900年6月30日第26号。

《知新报》第一百二十一期刊登《贼臣祸国痛言》、《李大叔不分上下》、《a译西报纪黄岩闹教事》、《查办火柴厂》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16日─1905年2月3日）6月27日，华商胡达与澳门政府订立合同，承充氹仔番摊生意，以五年为期，自本年7月1日起至1909年6月30日止。《澳门政府宪报》1904年7月9日第28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6月27日，澳门政府将总承代售澳门仁慈堂彩票生意，用封固之暗票出投，招人承充。自1907年11月2日起，至1912年11月1日止。压票银4万元。然而是日未有人到投。8月20日改为明喊出投后，依然未有人到投。澳门政府不得不稍作更改，压票银变为2万元，其用银以旧承充人所认出照所发票张总数价目每百元8元为底。11月4日，因仍然无人承充，再次改为用封固暗票出投，招人承充。自1908年3月7日至1913年3月6日止。《澳门政府宪报》1907年4月27日第17号。《澳门政府宪报》1907年7月20日第29号。《澳门政府宪报》1907年8月24日第34号。《澳门政府宪报》1907年9月7日第36号。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6月27日，星期天，葡萄牙钦差澳门勘界大臣若阿金‧马楂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将军乘坐“祖国”号炮艇于下午3时半抵达澳门内港，娘妈阁炮台带头鸣响礼炮致敬，澳督罗沙达中校及秘书马尼沙（Mansilha）博士上船问候并迎接，并在澳督府举行了欢迎和引见仪式。澳督罗沙达陪同马楂度将军乘坐一辆敞篷马车游览市容，然后下榻在二龙喉夏宫。二龙喉夏宫是一座很好的夏季住宅，家俱十分讲究，周围是一座整修美观的花园。整座房子格调高雅，中间是一个圆形大厅，其周边是四个正方形。其他殖民地也找不到如此漂亮、舒适的宫殿。花园里植物千奇百态，其中一棵葡萄藤，每年结果两次。马楂度：《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第35—36页。

民国三年 (1914年1月1日─1914年12月31日)6月27日，澳门政府公布将进行下列工程：修整行政公署内侧、马交石防疫医院和船政厅全座，并准备在东望洋炮台建造一所兵房，修整西坟马路街道、厚堂街之街道及街渠由罗利老马路 (Estrada de Adolfo Loureiro)起至7号屋止，重建风顺堂外墙。《澳门政府宪报》1914年第24号，第279页。

民国九年（1920年）六月二十七日议案，香港保良公局来函畧云有女子叶爱好，据称十六岁香山吉大乡人，父母均殁，自小卖与族人为婢，惟已忘其名字，今求送上镜湖医院，代招其亲属领还如无亲属到领即请代为相攸等语。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7日，澳门政府颁布第254号札谕，规定依据5月29日第223号札谕所设立的统理军务官一职应于28日裁撤，现任该职的澳门帝汶兵营陆军上校奥古斯托．山度士卸差。同时，澳门辅政司发布公告，宣布澳门所有公署自28日起一律恢复正常，按照旧日办公时间办公。《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6月27日第25号。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7日，澳门政府颁布第253号札谕，规定：一、本月28日起，所有宪法上人民权利一律恢复；二、澳门民兵营应仍暂留服务，按照1920年12月8日第2款规定办理至下次颁布命令之日止；三、所有法令与本札谕抵触者概作无效。《澳门政府宪报》1922年6月27日第25号。

民国三十年（1941年）各地难民来澳日增，尤其是中山县境内之难民。镜湖医院及在澳各慈善团体尽力救济，负担繁重，后美红十字会运来赈麦，第一、二批先运到中山海外同乡会，分赈中山县各地和青洲一带难民。在澳各慈善团体分头向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领取赈麦，这样使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感到纷乱，不好处理。在第三批赈麦未运到之前，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五日、十五日，前后致函镜湖医院，请镜湖医院发动澳门各慈善团体，统一组织，直接向红十字会申请，并称可协助办理。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6月27日，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何应钦前来澳门访问，同行者有粤绥靖公署副主任邓龙光、海军第四基地司令杨元忠、保安司令部长官涂思宗、中山县长孙干等人。驻澳外交专员郭则范、澳门支部党部常委李秉硕假金城酒家，设宴欢迎。28日，何应钦等人离澳去香港。《市民日报》1949年6月29日。

1956年6月27日，护督施维立准将在澳督府接见澳门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三间华人机构值理、董事们合照留影。 前排左二起：谢再生、郭信坚、崔德祺、周介眉、黄汉兴（浅色钭纹领呔）、梁昌、何贤、护督施维立、黄仲良、叶子如、李际唐、朱给、韦颂、周兰陔； 后排左三起：梁锡光、源晋初、陈立民、刘衡仲、崔乐其、梁心尧（右二）、梁秩智（右一）。

2002年6月26日，特区政府与银河娱乐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澳门特别行政区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经营合同》，批给期限为20年，2002年6月27日起生效。

2002年6月24日，特区政府与永利渡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澳门特别行政区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经营合同》，批给期限为20年，2002年6月27日起生效。

2022年6月27日上午9时至6月28日下午6时，开展这一波疫情的第三轮全民核酸，并首次增设流动采样车，分时段停靠在黑沙青年旅舍、九澳雷鸣道主教纪念学校和路环中葡学校，无需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