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6月2日，平托乘坐的法里亚•索萨(António de Faria de Sousa)的船队来到海南岛的卡莫依海湾(Camoy Gulf)，这是一个为明宫廷采集珍珠的地方，他们冒充暹罗商人进港，当地人见他们是外国人，不懂当地的习俗与法律，立即劝他们离开。根据广海都统的规定，这里只允许采珠船进出，其余船只只要被发现，立即烧毁船只，处死来人。费尔南•平托：《远游记》第44章，第126─127页。

万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6月2日，福建巡抚周窠上奏，认为沿海居民，勾引倭夷，劫掠商船，建议定限船之法，对于各国的船只限定数量，并且根据船的大小和货物的多少征收税银。后兵部采纳了其建议，“东西两洋，各限船四十四只”。《明神宗实录》卷210，万历十七年四月丙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6月2日，教宗保禄五世（Paulo V）再发敕令，允许托钵修会的修士们任意选择路线到达远东，开始打破葡萄牙远东保教权。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传教士》，第218页。

崇祯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5月，葡将高丁纽．卡滑嘉（Don Francisco Coutinho Cavaca）率领装备精良的大船20艘、小船5艘自果阿航抵马六甲，欲保护新加坡海峡通道。荷人闻讯，立即派遣副司令铁包德（Orlando Thibault）率战舰3艘驶抵马六甲附近，监视葡舰之活动。6月2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均遭重创。然葡方损失远比荷方严重，葡将高丁纽．卡滑嘉中炮身亡，葡军与黑人之死伤者不可数计，最终的结果是荷胜而葡败。自此，葡方大船驶往马六甲者，已极困难。稍后荷将洗蒙士（Cornelis Symonz van der Veer）又截获一艘自澳门驶往马六甲的葡船，得船上货物计34000盾，悉归荷公司没收。又有自那伽钵亶那（Nagapattana）驶往马六甲的5艘葡船为荷船拦截，其中4艘逃逸，1艘为荷人所捕。船上所获布88箱，米50吨，全为荷公司没收。7月，荷葡双方又展开两场海战，葡方损失战船10余艘，被俘者达数百人。8月15日，荷人又截获葡船1艘，马六甲出使望加锡的葡使亦被俘。葡人完全无力控制马六甲海峡。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203—204页。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6月2日，澳门华人神父杜亚尔特•费雷拉( Duarte Ferreira )在澳门逝世。杜亚尔特•费雷拉，1593年生于澳门，1625年在澳门入初修院，其他事迹不详。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21页。

康熙四十年（1701年2月8日－1702年1月27日）6月2日，从果阿出发的“白雪圣母（Nossa Senhora das Neves）”号船抵达澳门。船上载有首任帝汶及索洛总督科埃略•格雷依罗及随行的50名军人，另外还有50桶火药、20箱滑膛枪子弹以及200箱四到六磅的炮弹。帝汶总督格雷依罗到达澳门后，又招募了32名士兵，购买了200担稻米，租赁了“圣佩德罗（S. Pedro）”号和“圣安东尼奥”号两艘船前往帝汶。随行的还有澳门上尉索萨•加奥（António de Sousa Gaio）。1702年1月20日帝汶总督的船只离开澳门前往帝汶。Humberto Leitão, Vinte e Oito Anos de História de Timor, 1698—1725, p. 14.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日，下午，澳门所有教会领袖教长和一些元老汇集到总督戴冰玉的住宅，试图说服他放弃迫使学院交出躲进圣保禄学院并被他免职的议事会人员，因为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混乱和不安威胁本市安全。耶稣会神父马尔科（Marco）和总教长以强有力的理由说服总督下令撤出了包围圣保禄学院的士兵。尽管戴冰玉下令撤走了包同圣保禄学院的哨兵，冲突却没有结束，城市因而分成两派，有两个议事会运作：一个是在议事亭掌权的议事会，另一个则是被总督解散现在在圣保禄学院和耶稣会神父们在一起的议事会。本月6日，总督召集全体市民选举空缺的法官，先后选出若奥．苏亚雷斯（João Soares）、老俾利喇（Manuel Pereira）和安东尼奥．比涅罗（António Pinheiro），但他们当选后均陆续躲进了圣保禄学院，于是法官的职位继续空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80页。

清嘉庆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5月29日，英国“干哪打（Canada）”号货船遇风漂回潭仔，6月2日入妈祖阁前湾泊。该船船主威林‧坚臣(William Jackson)向澳门议事会求备房屋，起货修整。葡萄牙当局非常乐意帮助，并准许将仓货卸下，将船拖拽上岸修理。《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知县许乃来为饬查明遭风入澳之英国船干哪打货船事下理事官谕》，第760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700—701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6月2日，协助出洋抓捕海盗的澳门西洋船，在九澳洋面抓获盗匪10名。《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金毓奇为提解番船所获海盗事下理事官谕》，第485页。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日，两广总督百龄等奏报控制澳门方略：澳门为番夷错处交易之地，控驭防护，最关紧要，而虎门、蕉门等处海口，为省城中路内外洋扼要处所，守御更不可稍形疏漏。臣韩崶于署总督任内前赴各该处查看形势，百龄上任后，亦即亲赴澳门、虎门一带详悉覆勘，兹复率同藩司衡龄、臬司陈若霖、督粮道章铨，及府县将备各员，相度机宜，悉心核议。澳门距广州府属之香山县城一百四十五里，东西南三面枕海，惟北面陆路可通县城，向来西洋夷人在澳门设有炮台六座，系该夷自行居守。由县至澳，山路曲折，至前山寨地势开展，建有土城，居民稠密，其寨外左右河路，均与环澳之海面相通。迤南有沙脊一道，名曰莲花茎，向有关闸一座，障以石垣，设门以通行旅。其关闸外三里许，即系入澳之三巴门。规其水陆险要，形制天成，以前山寨而控澳门，实有附脊扼吭之势。旧设同知一员，管辖海防营把总二员，水师防兵九十名，又由香山协派都司、千总各一员，兵丁七十九名，驻扎协守，嗣因香山协副将频年出海缉捕，历任都司调赴县城经理营务，遂致前山衙署全行倾圮，即关闸亦仅派兵二十八名在彼巡查，地要兵单，殊非慎重边防之道，必须设立专营，内护香山，外控夷澳，始足以壮声威而昭体制。请改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水师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二员、额外外委二员，招募眷兵马步战守四百名，分左右二哨，作为前山营。其游击、守备，驻扎寨城镇守，均改为陆路题缺；派拨把总一员，带兵六十名，专防关闸汛地；外委一员，带兵二十名，协防关闸外里许之望厦村。并将同知旧管之兵丁九十名，再添新兵十名，交水师千总督率；外委一员管带，驾坐桨船在澳门之东西南三处海面往来巡查，统归游击管辖，就近隶左翼镇兼辖。庶几规模整肃，钤束分明，于边防益昭严密。其原派香山协之都司、千总兵丁全行撤回，仍归原营差操，亦可免顾此失彼之虑。所有新设前山营游击、守备各一员，查有潮州平镇营之游击、守备堪以移驻，其千总一员，请于抚标右营移拨把总二员，请将原设之海防营把总拨归外委二员，请于督标中营移拨额外外委二员，俟招募新兵操演纯熟，即于本营拨补。至平镇营原设游击，拟以三水营都司改驻，其三水营都司原缺，拟以潮州城守营守备改驻，该二营事务较简，量为改拨，均足以资弹压。如此一转移间，俸饷各仍其旧，而于营制亦不致窒阂矣。《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百龄等奏覆筹议控制澳门添设营汛并酌建炮台各事宜折》，第739—742页。

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日，为进一步加强对广州与澳门对外贸易的管理，两广总督百龄制定与颁布《华夷交易章程》：一、外夷兵船应停泊外洋，以肃边防也。查，外夷来广贸易，先将货船停泊伶仃等处外洋，报明引进黄埔河面，以便查验开舱，从不许护货之兵船驶入内港。近年以来，渐不恪守旧章，应请嗣后各国货船到时，无论所带护货兵船大小，概不许擅入十字门及虎门各海口，如敢违例擅进，经守口员弁报明，即行驱逐，一面停止贸易。庶边防严肃，该夷人等不敢萌轻视之心。二、各国夷商止准暂留司事之人，经理货赈，余饬依期归国，不许在澳逗遛也。查，外夷商船向系每年五六月收泊，九十月归国，该夷商或因货物未销，或有行商挂欠未清，向准在粤海关请照下澳暂寓住冬，仍候行赈算明，即于次年催令回国。迩来该夷等竞有在澳久居迁延不去者，名数较多，且种类不一，诚恐别滋事端。嗣后各夷商如销货归本后，令其依期随同原船归国，不得在澳逗遛。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责令西洋夷目及洋行商人，将留澳夷人姓名造册申报总督及粤海关衙门存案，俟次年即令归国，亦申报查考，如敢任意久住或人数增多，查出立即驱逐。三、澳内华夷宜分别稽查也。查，澳内西洋人房屋，自乾隆十四年议定章程，止许修葺，不许添造，嗣因西洋夷人生齿日繁，以致屋宇逐渐增添。至澳门华人，原议不准携带妻室，以杜贩卖子女之弊。嗣因西洋夷目呈称华夷贸易，惟赖殷实华人方足取信，若室家迁移，则萍踪靡定，虚实难稽，是以住澳华人仍准携带妻室，安土重迁，亦难概令挈眷远徙。惟澳内为地无多，华夷杂处，若不定以限制，恐日致蔓延，应将西洋人现有房屋若干、户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册申报，已添房屋，姑免拆毁，不许再行添造寸椽。华人挈眷在澳居住者，亦令查明户口造册存案，止准迁移出澳，不许再有增添。庶于体恤之中，仍寓防闲之意。四、夷船引水人等，宜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也。查各国夷船行抵虎门外洋，向系报明澳门同知，令引水人带引进口，近年竞有匪徒冒充引水，致滋弊窦。嗣后夷船到口，即令引水先报澳门同知给予印照，注明引水船户姓名，由守口营弁验照放行，仍将印照移回同知衙门缴销。如无印照，不准进口，庶免弊混。五、夷商买办人等，宜责成地方官填选承充，随时严察也。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言语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由澳门同知给发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因该监督远驻省城，耳目难周，该买办等唯利是图，恐不免勾通外来商贩私买夷货，并代夷人偷售违禁货物，并恐有无照奸民从中影射滋弊。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在澳门者，由该同知稽查；如在黄埔，即交番禺县就近稽查。如敢于买办食物之外代买违禁货物，及勾通走私舞弊，并代雇华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其罪，地方官徇纵，一并查参。六、夷船起货时，责令洋行按股交易，不准奸夷私自分拨也。查，夷货到粤，向系行商公同酌议货物之贵贱，均匀承办，不致彼此多寡悬殊。今年夷商司事者，竞随意分发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发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专售获利。而奸夷随意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发者，以致年赈不清，拖欠控还者不一而足。嗣后夷货到时，由监督亲督洋行总商，于公司馆内秉公按股签掣，均匀分发，不得任令乏商影射，多买亏欠夷账，庶足以照平允而杜争端。《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百龄等奏酌筹华夷交易章程折》，第742页。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6月2日，葡萄牙王室又颁布王室敕令对澳门与巴西的自由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即规定：只有在葡萄牙亚洲各领地船厂制造的船只才可以享受自由贸易的特权。王室旨意在支持葡属印度的造船事业，尤其是当时的达曼造船厂。但是，当时澳门市民拥有的船只大部分都不符合这些条件。澳门当时已经选择好航行巴西的“尤利西斯”号船也不符合这一条件，这艘船是买来的，去达曼订造船只又来不及。澳门议事会只好向葡萄牙政府请求以特批的名义恩准一次“尤利西斯”号船航行巴西，最后获得了批准。对澳门来说1810年的王室敕令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是为葡萄牙商人找到了一条利用中国商品的外销优势而获利的出路，为处于徘徊中的澳门经济带来一些活力；二是使澳门商人摆脱了果阿的束缚，长期以来，澳门商业利益一直从属于果阿，葡印政府强令去葡国或印度的澳门商船入泊果阿并缴纳关税；三是将澳门─果阿─里斯本的传统航线变为澳门─巴西─里斯本的航线。Arquivos de Macau , 3a série, No.11, p.281, pp.36─38. 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澳门与巴西的直接关系：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载《文化杂志》第22期，1995年。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第5章，第310页。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2月4日，葡萄牙摄政王颁布特许状：“朕自决定，凡是来自中国的货物进入巴西海关，只要是再出口到本国其他各个港口，而凡是属于葡萄牙臣民的货物并在本国船只上运输者，一律免税，不再受制于果阿。但是每年必须向那里派遣一艘定期船只，以运送同宗主国之间的信件。”6月2日又有一封诏书解释免税的问题：“这一规定只适用于居住在那个殖民地（澳门）臣民的货物，而且船只必须是朕在亚洲的领地船坞建造的。”葡萄牙通过规定企图进一步发展在远东尤其是在达曼的造船事业。1808年，澳门的商船都是完全在孟加拉制造的。通过1811年2月4日的特许状，新的葡萄牙殖民政策得以扩大，同时确定对中国（澳门）开放：“朕决定，通过广泛的特许来允许朕之臣民从事同在葡属印度沿海、中国各港口、好望角的我国及外国的海湾、河流、岛屿、港口及葡萄牙、巴西、亚速尔、马德拉、佛得角、西非沿海港口及其周围属于本王室的岛屿自由贸易航行。取消一年多来阻碍贸易繁荣的限制。”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No.11, pp.268—280.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6月2日，有小吕宋船顶补澳门第十四号额船“马诺·哥斯达（Manuel Costa）”号返澳，带回在小吕宋地遇海难的日本难夷长重郎、重五郎等13人。后委员送赴浙江，搭船回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报委员将日本遭风难夷送赴浙江附搭便船回国折》，第203—204页。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日，澳门拟创设华人坟园，管理事宜归镜湖医院董事办理。该坟园章程经澳门政府第50号札谕批准，规定第一等永远坟，每穴价银30元；第二等暂寄葬坟，每穴价银2元，以五年为期。埋葬7龄小童，每穴价银1元。倘买永远坟为一家之坟，其价银100大元。《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6月18日第25号。

光绪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日，葡萄牙国王授予澳门华商陈六、何桂耶稣降生宝星勋章。《澳门政府宪报》1881年6月18日第25号。

光绪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6月2日，《澳门土生人报》发表一篇题为《葡萄牙与中国》的文章，作者意图借助报纸提请澳门及葡萄牙政府的注意，不要失去澳门，同时促使葡萄牙尽快设法同中国签订条约，彻底解决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作者在谈到葡萄牙是否拥有澳门主权时指出：300年来，澳门一直为葡萄牙人占有，但至今还没有一项条约，一份能够证明这种占有权的文献。葡萄牙是如何占有这块殖民地的呢？是通过割让吗？那么是谁割让的？是中国的哪一位皇帝把香山岛南端的澳门半岛赐给葡萄牙王室的？宣布这种领土割让的文献又在哪里？澳门是征服来的吗？谁征服的？征服谁？葡萄牙曾否宣战？宣战的理由又是什么？要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是拿不出任何证据的。然而，众所周知且无可否认的事实却是，中国只是容忍、准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或贸易，而这种准许并非毫无代价，葡萄牙人不但要交纳赋税，还要履行其他苛刻的义务，这种情况直至前不久才告结束。Anexo do Oficio do Cônsul de Portugal em Xangai a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9 de Julho de 1884）, in A. V. de Saldanha, ed. ,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Vol. 4, p. 293.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6月2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上疏清廷，暂弛广东闱姓之禁，以捐巨饷。疏称：闱姓一事自光绪元年（1875）前抚臣张兆栋奏请申禁以后，奸民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葡借此钜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为丛驱雀，有名无实。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当经邀集省城大绅及各书院山长前赴明伦堂、团捐局面议。再三咨访，佥谓可行。并据水、陆师提督呈称，绝澳之援，增我之饷，无逾于此。继言闱姓禁而不绝，有资敌、养寇、自耗、妨政、扰民等五害。有此五害，即无捐饷助军之举，亦宜解此虚悬之文纲，以塞切肤之漏卮。所有闱姓暂行弛禁一节，现已饬司局恪遵（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电旨妥为办理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l册《奏议》1l，《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第296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5月15日，因省城、香港两处有疔疱疫症流行，曾经伤毙多命，澳门政府颁布告示防疫，所有由省城或港来澳之船及火轮渡船、人员均须查验。由于香港疔疮疫疠流传愈发严重，6月2日，澳门政府再行颁布《辟疫章程》，防范更加严密。要求所有船舶于指定地点泊岸；由关闸路径来澳者，无论何人，均须经官医验视，方准入澳；并委养生医局官医六名分赴氹仔、关闸、船政厅，以便看验来澳及登岸各客。西政务厅暨华政务厅所管理之坊约，须将本澳街道并住户统行督治洁净。6月8日，为能顺利将华民居户整饬洁净，澳门政府以为本澳华绅襄理一切，最属合宜，特饬设一公会，以资襄理。札委佩带头等宝星绅士何连旺为会长，周炳垣、黄普堂、关蕙田、罗逸云、覃福田、梁连、朱鸣岗、高蔼山、郑侣彭、梁耀鳃、叶侣珊、岑俊臣等为副会长。《申报》1894年6月1日《澳门防疫》；《申报》1894年6月10日《澳门防疫》。《澳门政府宪报》1894年6月9日第23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6月2日，法兰西斯古‧苏沙（Francisco Xavier de Sousa）辞去邮政署长之职，委任欧华里士‧阿尔瓦雷斯（Álvaro António Álvares）署理澳门邮政署署长。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2, p.342.

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6月2日，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各地纷纷集会，号召“抵制日货，勿忘国耻”，澳门侨民亦于本日在下环街育贤学舍召开国耻大会，抗议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到会者800余人，由主席邓珍国演说，略云：此次承认日本要求各件，实为弥天大辱，嗣后愿我国民均存爱国观念，认定贸易自由主义。同时，梁彦明、李君达、卢鹿湖、曾次崔等亦在澳门组织“抵制日货救国会”，每星期日前往中山各乡宣传救国抗日。《申报》1915年6月3日；《梁彦明烈士纪念集》之郭辉堂：《梁彦明烈士年谱》，第14页；刘羨冰：《世纪留痕：二十世纪澳门教育大事志》，第70页。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日，广州各界人士数万人在东园召开全体国民大会。与会人士慷慨陈词，痛斥澳葡罪行，主张收回澳门。会议还推举代表在会后前往广东政府请愿。《(广州)民国日报》1922年6月2日。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日及5日，《华字日报》报导：澳门“五二九”事件后“商旅停业，顿成萧条之状。令华民皆逃往湾仔，盖葵蓬而居。故湾仔现大有人满之患。所有食品、蔬果，则由前山、石岐运往接济”，“华侨多由关闸往香山，故来往关闸香山之人力车，平时只收费二毫。近已贵至数倍，且须预早先定，始有车辆。迁徙之多，可想见矣”。8日，《民国日报》称“澳门全市萧条，水道电灯俱绝，离去者七万余，留者不及十分之一”。《华字日报》1922年6月2日《澳兵枪杀华侨之省中要闻》及6月5日《澳门事变后之杂讯》；《民国日报》6月8日《八月澳门全市萧》。

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日，孙中山大总统及广东省省长伍廷芳在广州接见澳门工会代表陈恨生、梁工侠，表示将尽力与葡人交涉，保护澳门侨民，并支持他们反抗葡兵枪杀华工的斗争。《(广州)民国日报》1922年6月2日。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6月2日，国民党澳门支部委员陈邦铠向上级汇报的信称：他发现“现有柯天泰、冯自由、陈廉伯、陈恭绶、陈廉仲、蔡乡林、谢圣三、吴荣国、李国光等，系由孙传芳、徐绍桢、邓家彦等委任”，在澳门组织反共大同盟。陈邦铠并建议“在本澳用本党办法，阻止澳门反共大同盟”。信件还称：“柯天泰、冯自由等联合土匪及失意军人，更勾引湾仔商团戴丽达、杨于廷、戴镜波、李炽南等，意图不逞。连晚在南园酒店会议，其办事地点则在南湾十一号柯安之寓中，冯自由亦在此间居住。查其对于工人方面，则有蔡乡林宣传一切。”陈邦铠：《函报柯天泰、冯自由等现在澳门进行反共大同盟各情形》，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926年5─6月，全宗号23，案卷号161。柯六住宅为南湾街三十一号，此处称柯安宅在南湾十一号，疑为三十一号之误。如不误，则柯安当即柯天泰之名，故赌商柯六之子。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值理常会会议录，报告广东第三区游击独立第十五中队队长吴飞侠函送队员马华到院留医。抗日战争初期，中山县各地都成立自卫队、游击队等抗日组织。其伤员由各部门公函介绍转送本协助治疗。

民国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6月2日，市政厅维修工程竣工并隆重举行开幕典礼，修缮工程由瓦伦特‧德‧卡尔瓦略 (Valente de Carvalho)主持。新修后的大楼外貌并无明显改变，其中主要变化是没有了金字顶而采用天台代替，楼下和二楼的门窗都经过改装。安放大楼正面的三角楣以澳门市徽取代了过去的王朝徽号。为确保大楼装设的尊贵，楼内傢俬全是向香港著名的连卡佛公司 (Lane Crawford Co. )订购的若奥四世 (João Ⅳ)时代的物品。其小教堂供奉锡耶纳圣加大肋纳 (Santa Catarina de Sena)，亦在祝福后重新开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282页；古杰龙 (Beltrão Coelho)：《澳门市政厅大楼纪略》，第57页。

1974年6月2日～4日，由江沙维（Maia Gonçalves）和李安道（Garcia Leandro）少校组成的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代表团访澳，以便评估政治局势并亲自解释有关新秩序问题。

从珠海湾仔加林山观看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超过13,000名高中生最终于5月4日复课；约14,000名初中生于5月11日复课；约16,000名高小学生于5月25日复课；18,000名初小学生则分别于6月1日和6月2日复课。有关学习进度方面，教育暨青年局强调停课期间学校可因应实际情况，适当提供学习内容，弹性处理不同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所需；而停课期间的学习内容，不进行测验及考试，亦不计分。复课后，因应疫情的停课日数，不主张于一段时间内补回或压缩教学，局方代表表示整个教育阶段时间充裕，本澳优势是“一条龙”教学，学校可规划教学进度，在下一学段补回关键内容。如学校自行评估认为有需要补课，可以考虑延长学年时间；倘学校安排学生进行补课，宜以辅助保底方式处理，最终以学校自主为原则。此外，就疫情的发展，局方对复课安排有不同的预案，如果疫情使该学年无法复课或个别阶段无法复课，局方倾向于给予学生升班，有关相关意向，收到学校的意见都表示认同。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超过13,000名高中生最终于5月4日复课；约14,000名初中生于5月11日复课；约16,000名高小学生于5月25日复课；18,000名初小学生则分别于6月1日和6月2日复课。有关校园的防疫措施，各校均严格及有序地按照教育暨青年局的复课指引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消毒校园、加强校园卫生和进行复课演习，学校教职员及跨境学生均通过核酸检测；此外，学生要配戴口罩，并在进入校园前消毒双手、准备健康声明和体温检测等，整体运作顺畅。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超过13,000名高中生最终于5月4日复课；约14,000名初中生于5月11日复课；约16,000名高小学生于5月25日复课；18,000名初小学生则分别于6月1日和6月2日复课。有关校园的防疫措施，各校均严格及有序地按照教育暨青年局的复课指引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消毒校园、加强校园卫生和进行复课演习，学校教职员及跨境学生均通过核酸检测；此外，学生要配戴口罩，并在进入校园前消毒双手、准备健康声明和体温检测等，部分学校更设置隔离观察区处理有身体不适的师生。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超过13,000名高中生最终于5月4日复课；约14,000名初中生于5月11日复课；约16,000名高小学生于5月25日复课；18,000名初小学生则分别于6月1日和6月2日复课。有关校园的防疫措施，各校均严格及有序地按照教育暨青年局的复课指引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消毒校园、加强校园卫生和进行复课演习，学校教职员及跨境学生均通过核酸检测；此外，学生要配戴口罩，并在进入校园前消毒双手、准备健康声明和体温检测等，整体运作顺畅。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经过多番波折，超过13,000名高中生最终于5月4日复课；约14,000名初中生于5月11日复课；约16,000名高小学生于5月25日复课；18,000名初小学生则分别于6月1日和6月2日复课。

澳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各中小幼学校正值农历新年假期，鉴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宣布无限期停课，并实施停校不停学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经过多番波折，超过13,000名高中生最终于5月4日复课；约14,000名初中生于5月11日复课；约16,000名高小学生于5月25日复课；18,000名初小学生则分别于6月1日和6月2日复课。中学老师梁小姐：“其实‘停课不停学＇，变相就好像24小时工作的模式，因为第一，同事之间要协调沟通，IT（资讯）同事要线上支援我们去处理教学、功课的事项，第二就是学生也变到会24小时问老师有关功课安排，如：明天的功课是否要交、什么时候要交、用什么模式交，其实老师也要在网上与学生交代如何交功课等，所以（措施）实施了两个星期，大家都在摸索用什么模式，也在调整步伐，因为我也见到局方都劝吁（教学）内容要较温故知新，要用活泼、轻松的模式，我想大家都在摸索‘停课不停学＇的概念究竟该如何操作。”

康公庙创建时，正是澳葡政府开始在内港北湾开展填海工程的时期。庙内现存“庙地界址图”碑，说明创建时的庙界范围。根据该图，康真君庙是“坐辰向戌兼巽干”，即坐东南向西北。除庙本身所在地外，庙后尚有一屋紧连；庙前地方则注明“此地直至海旁连石级俱系庙银填筑”，此为康公庙位置原是北湾滩涂经填海而成的历史证据，其海旁石级当是码头供客人上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