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1520年1月20日─1521年2月6日)1月23日，经广东方面向明武宗三次禀请，明廷批准葡使前往南京。葡使一行26人乘了3艘快船从广州出发，大使为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使团成员为唐•菲利佩(D. Felipe)、克里斯托瓦•阿尔梅达(Cristóvão de Almeida)、瓦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等7名葡人，还有一名霍尔木兹的帕西人克里斯托瓦•维埃拉(Cristóvão Vieira)。通事5人，大通事1人，小通事4人，其中一小通事为江西浮梁人火者亚三，华名傅永纪，亚三曾冒充马六甲使臣来广州，先行熟悉道路。仆役12人。黄佐称“佛郎机夷人加必丹末等三十员入贡，至南京”。其贡品“有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线褐，名‘撒哈刺’，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使团过梅岭时，使团之葡人随从杜阿尔特•费尔南德斯(Duarte Fernandez)病逝。留在广州怀远驿的还有大使的几个女人，船长的夫人，翻译们的妻子，使团其他人员的家眷及其仆役。[10]而“留驿者违禁交通”，以致“掠买良民，筑室立寨”。[11]黄佐《(嘉靖)广东通志》：“洪武初，今番商出集舶所，不许入城，通番者有厉禁，正德中始有夷人筑室于湾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间，更替价至数百金。”[12]这即是葡商当时在广州怀远驿十八甫附近的海边上“筑室立寨”。高德胜：《欧洲第一个赴华使节》，第139页，明廷由拒绝到批准葡使入京，其中与葡人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有关。特别是与“夤缘镇守中贵”——三堂镇守太监宁诚有关。(张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机传》，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称随同大使为7个葡人，12个侍从；卡尔沃(Vasco Calvo)：《广州葡囚信》称5个葡人，10个青年侍从。火者亚三，《元史》卷120《札八儿火者传》称：“火者，其官称也。”张本《五湖漫闻》(王维德《林屋民风》卷12《杂记》)称：“正德末年，佛郎太子以(傅)永纪为通事进刀剑于华夏，武宗礼遇优渥，永纪遂勿复去。”此傅永纪当即亚三。张本称“东山傅永纪”。东山即太湖之洞庭山，则当为江苏吴县人。但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称其为江西浮梁人。很可能东山为其祖籍，后居江西浮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称“火者亚三，本华人也”。张维华认为“火者亚三似为葡使舌人之回回人名”(《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第10页)。伯希和亦作此说，并将其名还原为Hoja Asan(Paul Pelliot, 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Vol. 38, 1948, pp. 63—64)。据陈学霖引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45—64页称，张氏断定火者亚三系葡萄牙使者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之代用名字，二者同为一人。(陈学霖：《暹罗入明贡使“谢文彬”事件剖析》，载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编：《史薮》第2卷，第175页。)此说实误。亚三与皮雷斯为两人。卡尔沃：《广州葡囚信》，载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以下《广州葡囚信》均转自此书，不另注)，第90页及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番夷》。加必丹末，为葡文Capitao-Mor的音译，意为“大船长”或“舰队司令”。我国早期史籍如《献征录》及《殊域周咨录》中均作“必加丹末”，还有《明通鉴》中的“加必丹永”均为“Capitão-Mor”不准确的音译。《明史》则纠正了这一错误，《明史》卷325原文作“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这是中文文献第一次出现“加必丹末”一词。故《筹海图编》卷13《经略》3称：“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甲必丹。”加必丹今称甲必丹，英文作Captain， 荷文为Kapitien，马来文出于葡文作Kapitian，常简写为Kap。总之，甲必丹制度起于葡，荷人随之，于今仍然。惟英人则不采此制。(张礼千著：《马六甲史》，第182页注1。)“加必丹末”职能，16世纪发展并演变成为葡萄牙人统治海外领地的特殊制度，随之词义扩大，延伸及外交使节、要塞司令、贸易船队首领以及地区行政长官，金国平认为其职权类同一“海上巡抚”，统治所到之处的文武众官，故为“西国贵官”，甚至有“海王”之称。(金国平：《Capitão-mor 释义与加必丹末释义》，载《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345页。)而1563年3月7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任命若昂•德•门多萨(João de Mendonça)为加必丹末的命令中这样说，“在履行这一航海之际，他都应当是任何港口或停泊、居住在该港口的所有葡萄牙船只及葡萄牙人的加必丹末”，很显然，这一规定不仅使加必丹末具有了“海上巡抚”的权利，而且使他的管辖范围扩张到沿海港口和陆地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移动总督”(戚印平：《加必丹•莫尔制度与早期澳门的若干问题》，载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澳门的加必丹末与葡萄牙人对日贸易有关。通常由印度总督以国王的名义加以任命，作为对有功者的褒奖。(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268页下注2。)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2《梁焯传》。锁袱，为波斯语Suf之音译，又称梭服、锁幅等，意即长毛呢。是当时颇为珍贵的织品。陈元龙在《格致镜源》卷27《琐伏》中称：“哈烈，古大宛地，有琐伏，花球织鸟毳成文。《一统志》：满刺加出琐袱，哈烈亦出，一名梭服，鸟毳为之，纹如纨绮，庶物异名。”“撒哈喇”为波斯语saqulát的音译，原义作毛料、呢绒。此词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东南亚后，在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中产生了新的语义，即指一种纱布，也作“肩巾”解。此处仍应作毛料、呢绒。见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第363页。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卷下《洒海刺》称：“洒海刺，出西蕃，狨毛织者，阔三尺许，紧厚如毡，西蕃亦贵。”洒海刺、撒哈喇，同名异译也。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杂论》3。[10]卡尔沃(Vasco Calvo)：《广州葡囚信》，第90—91页。[11]《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己丑及张廷玉：《明史》卷325《佛郎机传》。[12]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8《外志》5《杂蛮》。

隆庆元年(1567年2月9日─1568年1月28日)1月23日，明世宗朱厚熜病逝。裕王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改元隆庆。 张廷玉：《明史》卷18《世宗纪》2。张廷玉：《明史》卷19《穆宗纪》。

万历四年（1576年1月31日─1577年1月18日）1月23日，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o ⅩⅢ）发布大敕书，正式成立澳门葡萄牙主教区，辖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所有毗连岛屿，任命刚满30岁的努内斯•菲盖拉（Diogo Nunez de Figueira）为澳门教区首任主教。由于努内斯•菲盖拉坚决辞去主教一职，遂改任莱奥纳多•萨（D. Leonardo de Sá）为首任主教。根据此项敕令，原来的望德堂正式升格为主教座堂。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8页；H. チ一スリク：《キリシ夕ン时代にぉける司教问题》，载《基督教研究》第9辑，第389页；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4《海防》附《澳门》称：“大庙，在澳东南，即望人寺。”大庙即主教座堂，望人寺即望德堂。祝淮所据是前代资料，到1622年之前，大庙（主教堂的俗称）一直在望德堂。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10《澳彝》将“大庙”与“望人寺”分列两处，证明至康熙时，申良翰已了解到澳门葡人另建有主教堂。

1576年（明万历四年）1月23日，罗马教皇宣布成立天主教澳门教区，并任命卡内罗（D. B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统筹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教务。

万历二十年（1592年2月13日─1593年1月31日）1月23日，耶稣会神父马尔蒂斯•费尔南（Martins Fernao）在澳门致函耶稣会总会长称：“有人将这个住院（指澳门耶稣会住院——引者注）称为‘修道士的住院’，但也有人当着我们的面称之为‘交易所’。这个住院很小，所以与中国人进行交易时，数钱的声音常常连教堂都能听到。”高瀬泓一郎：《ィェズス会と日本》卷1，第94页。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1月23日，葡萄牙国王颁布敕令，禁止日本教会人士从事商业贸易，并下令赴日巡航首领不准接受教会人士的商品。Documentos Remetidos da I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1, pp.185—186.

康熙十六年（1677年2月2日－1678年1月22日）1月23日，葡印总督阿尔梅达•卜图伽（D. Pedro de Almeida Portugal）向摄政王唐•佩德罗报告，据澳门兵头和议事会官员称，在批准澳门与马尼拉第一次直航后，马尼拉总督曼努埃尔•列昂（Manuel de León）发布公告说，之前马德里有诏令，禁止船只前往澳门。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p.36.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月23日，一名华人在交趾支那被澳门大船“黑男孩”号的船员杀死。该船于1722年赴东京王国进行贸易，船主是弗朗西斯科．若尔热（Francisco Jorge），后来澳门议事会送给香山县丞一份礼物而了结此案。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54;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15,p.218.

雍正元年（1723年2月5日－1724年1月25日）1月23日，澳门议事会收到通报清朝康熙皇帝去世的官文，议事会为此命令各炮台兵船鸣炮24小时，官员、士兵和法官穿丧服三个月以示哀悼。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98页。

1723年（清雍正元年）1月23日，议事会收到通报康熙皇帝去世的官文，为此各炮台兵船鸣炮24小时，官员、士兵和法官穿丧服三个月。3月1日，从这天起的一连三个晚上，澳门张灯结彩、钟声齐鸣、各炮台施放礼炮，庆祝新皇帝即位。浙闽总督觉罗满保提出查禁天主教的建议。雍正皇帝发布告示，把罗马天主教的神父赶至澳门。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1月23日，澳门总督巴力度下令议事会把外国船只赶出澳门及其贸易市场。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6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321.

1731年（清雍正九年）1月23日，澳门总督下令议事会把外国船只赶出澳门及其贸易市场。香山县丞移驻前山寨，专管澳门夷务。

雍正十一年（1733年2月14日－1734年2月3日）1月23日，南京主教热苏斯•若泽回复澳督阿马拉尔•梅内塞斯的咨询说：“这对国王不利，因为如此会有成千中国军官、商人和官吏来到澳门，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以百计的官府人员及成百甚至成千士兵。他们难道不会像往常一样做坏事，对本市市民进行侮辱之事吗？如果皇帝想把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澳门以其支付饷银的区区100多士兵怎能抵御呢？难道数以千计的欧洲人的贪欲不想夺取我们的这座城市？”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19页。

乾隆二十年（1755年2月11日－1756年1月30日）1月23日，有葡籍或意籍耶稣会士11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6人相继抵澳。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22页。

清嘉庆三年（1798年2月16日─1799年2月4日）1月23日，香山知县尧茂德下理事官科雷亚•李热尔（António Correia de Liger）谕，外洋船若载有咸砂压舱来澳门，立即查实斤重，尽数封贮，飞禀本县，以便让省城专营洋商前来购买。《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尧茂德为奉宪批饬仍照旧章交售进口额船咸砂事下理事官谕》，第163页。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1月28日─1809年2月13日）4月4日， 英国皇家战船巡洋舰将被其俘获的235吨的美国商船“杰弗逊（Jefferson）”号带至澳门。美国船“杰弗逊”号载有王家公司财产达252000元，还有一些西班牙人的私人财产。1809年1月23日，粤海关监督闻讯后立即通告英国大班，称该战船扣押美国商船并停泊在大清政府的海域内，这是不许可的。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81—82页。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1月23日，澳门舰队总司令阿尔科福拉多·索萨乘胜利之时，再次向张保仔发函招降。本日，张保仔复函称：我张某现身处海上，权杖在手，统治著一个海上王国，诸多事务需要亲自处理，因此，恕不能满足阁下的愿望。目前，张某仍有许多船只、食品及日常所需，足以维持很长时间。既然阁下以兄弟相待，我张某亦向阁下表达心愿，请阁下为我张某拨派武装船只4艘，以协助攻占帝国。如今，许多人都在劝我张某投降，此乃徒劳，我张某决不会忍辱求和，苟且偷安。尽管张保仔发誓决不降清，但红旗帮的实际主政者郑石氏却有不同想法，“郑一嫂见郭婆带之降而得官，艳之。亦稍自敛，思以就降。常曰：我众十倍于郭，我若降，朝廷相待，岂止如郭者。”由于郑一嫂有降意，张保仔亦开始动摇，遂邀请葡舰队司令阿尔科福拉多前来商议。阿尔科福拉多坦然接受邀请，单枪匹马赴张保仔旗舰会谈，两人交谈十分融洽，最后，张保仔向阿尔科福拉多表示了归降的诚意。阿尔科福拉多平安返回时，所有的葡萄牙士兵全站在甲板上向这位英雄鸣枪示敬。与此同时，两广总督百龄也派来在澳门行医且与张保仔有旧情的湖南人周飞熊前往劝降。在周飞熊与张保仔、郑一嫂会面结束后，张保仔同意将所有人口、船艇集中于虎门外的沙角，以待投降事宜的最后商定。 Júlio Firmino Júdice Biker, Suplemento à Colecçāo de Tratados, Convençōes, Contratos e Actos públicos celebrados entre a Coroa de Portugal e as mais Potências desde 1640, tomoX Ⅶ, p.33.袁永伦：《靖海氛记》卷下，第15页。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159页；高美士：《张保仔船队的毁灭》，载《文化杂志》第3期，1987年；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不提索萨单身会晤张保仔敦促其投降事。袁永伦：《靖海氛记》卷下，第17页；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第147－148页。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1月23日，英威廉·阿美士德使团返抵澳门。英国使团在澳期间，葡萄牙人并没有给予应有的礼节，使团在澳门驻停5天即离澳赴马尼拉。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255、272页。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2月3日─1841年1月22日）1月23日，被清朝官府驱逐的英国人大部分重返澳门，并在此安家。查尔斯·义律等英国官员也时常返回澳门处理公务，澳门政府并未采取措施阻止他们进入澳门。此举招致清朝官府的反感。O Portuguès na China, Macau, Vol.1, No.21, 6 de Fevereiro de 1840, em Alfredo Gomes Dias, Macau e a 1 Guerra do Ópio Colecção Memória do Oriente, p.38.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1月23日，被清朝官府驱逐的英国人离开内地后到达澳门。31日，道台向澳门当局提出要求，限英国人五天之内离开。边度总督紧急召开议事会会议，并同英舰“海阿新”（Hyacinth）号司令H.史密斯交换意见。后者决定撤出澳门。英国人撤离后，驻扎在妈阁庙的清军也退回香山。2月4日，英国军舰“海阿新”号不顾澳门总督和议事会的反对，强行驶进澳门港。2月15日，澳门法官巴士度（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写信给葡萄牙内阁首相、海外事务大臣，要求加强在澳门的管制。3月3日，道台下令重新恢复由于同英国人交恶而中止的同澳门的贸易。10月29日，葡萄牙行政法在澳门颁布实施。在葡人富绅马葵士（Lourenço Marques）的倡议下，贾梅士的第一座纪念碑在白鸽巢公园石洞落成。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2月1日，由维森特．佐治指挥的澳门葡萄牙船“义达普（Idhap）”号遇难沉没。该船于1月23日自马尼拉启航驶来澳门。船上有水手、乘客35人，其中有一中国人和一菲律宾人，还有一船员带到船上的小孩。该双桅船重375吨，于1847年在法国波尔多（Bordéus）建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5页。

同治二年（1863年2月18日─1864年2月7日）1月23日，澳督吉马良士发布第11号训令称：巡捕营长官由政府任命，可由军官或由政府信任的市民担任。巡捕营分为若干分队，每分队74人，设一名前线官。巡捕营长官由先拿‧飞南第少校担任，两名前线官由索萨‧阿尔文中尉和洛巴托‧法利亚（Lobato de Faria）中尉担任。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p. 41—42.

光绪二年（1876年1月26日─1877年2月12日）1月23日，澳门政府第一个“公职人员协会”成立，一年来吸收会员787名。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3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月23日，澳门总督科雷亚．施利华自莅任以来，办理地方事务，悉臻妥协。以功勋昭著、才德兼优，被授予巴素达尔古子爵（Visconde de Paço de Arcos）称号。《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3月15日第11号。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1月23日，清朝官员发布文告，命令店铺与运米船只只能将粮食卖给澳门周围村镇等地方，禁止中国船只将大量稻米运出澳门，以避免其落入海盗手中。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8页。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1月23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阿泽维多‧巴尔托洛（José António de Azevedo Bártolo）神父抵达澳门，同年4月赴帝汶传教，1900年调回澳门，1901年任风顺堂区神父助理，后又任氹仔教区神父，1909年为大堂区副主教。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光绪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1月23日，里斯本塞尔纳谢神学院毕业的阿尔贝尔托‧马托斯（A1berto César do Carmo Matos）和雅辛托‧贝尔纳蒂诺（Jacinto Colaço Bernardino）神父抵达澳门，同年4月两人又赴帝汶传教。前者后来去了莫桑比克，后者则于1900年调至马六甲工作。白尼奥：《在远东的塞尔纳谢‧多‧邦雅尔丁学院的神父》，载《文化杂志》第57期，2005年。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1月21日，葡萄牙政府任命阿尔瓦罗‧麻嘎哈斯（Alvaro Pereira Pinto de Magalhães）为澳门地区大法官。23日在澳门正式就职。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182. 按：文德泉原文作“Alvaro”，而《政府宪报》作“Alano”。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10日—1900年1月30日）1月23日，澳门政府招人承充澳门、氹仔、过路湾暨各属地所有出口、入口并售造火药、硝磺生意，用暗票出投，以14100元为底。以两年为限，自7月1日起，至1901年6月30日为止。《澳门政府宪报》1899年1月7日第1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门的鸦片问题在海牙国际鸦片大会上被特别提出，要求对澳门的鸦片生意进行管制。中国拱北海关官员对澳门鸦片贸易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报告称：“尽管澳门政府已经下令，每年减少大烟店和烟馆的数量，并颁布了规章，强制吸食鸦片者必须取得吸烟执照，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强制执行这些措施。澳门政府尚未采取有效的步骤，以获得弥补鸦片收入损失的资金，这使得澳门政府看来好像依然要依赖这笔收入作为今后的收入来源。”英国档案局：CO129/396，“陆征祥致朱尔典爵士”，1912年9月7日，第124页，转引自杰佛里．C. 冈恩(Geoffrey C. Gunn)：《澳门史：1557-1999》第4章，第126页。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门颁布第18号训令，批准为完成亚美打利卑卢马路的建筑及其与南湾街的衔接而进行的征用。此次征用位于议事亭前地、罗结地巷(Travessa do Roquete)、大堂街(Rua da Sé)及大堂围的几座建筑物。这是澳门心脏地带、当时活动的主要地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125页，士多纽．拜斯于1918年12月10日在里斯本遇刺身亡。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督罗德礼发布关于“五二九”事件的声明，并规定：(1)暴动爆发以来，因与事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而离开澳门的中国人允许其返回，并保障其人身安全；(2)在各公共机关服务的中国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因事件而辞职的，同意全部无条件复职，并不再追究过去的事；(3)制定新团体条例，各团体必须于30日以内持规则到政厅注册。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关于澳门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10日，载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册)，第2087页。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月23日，罗德里戈‧平托 (Rodrigo Brandão Guedes Pinto)上尉担任治安警察厅厅长，直至本年3月4日。又改命葛古诺 (Carlos de Sousa Gorgulho)上尉担任是职。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53.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日-1938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门政府因中国内地难民入澳者多，有在氹仔和路环设立收容所之意，并通过葡国驻穗领事向广东省表示。广东省特派员以“氹仔和路环两地向属中国领土，该两地之任何建设自应由中国当局自为处理”回复。《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 (18)第1905号，转自黄鸿钊：《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2辑，第334页。

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1月23日，天主教救济会于东区长亭、西区妈阁设立两个贫民饭场，用低于市价方式售饭于贫民，每天出售贫民饭1000份，澳城东西两区贫苦大众多赖此廉价饭充饥。不久澳门政府对该会的救济工作积极支持，每月拨款2000元及给予购买公米的便利。由于时间持续，食米来源减少，该会经费困难。翌年4月由售饭改为售粥，妈阁饭场则于1944年停办。《华侨报》1942年1月23日、2月2日、3月13日、6月12日及1945年2月12日。

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1月23日，澳门政府在青洲设立“露宿贫民收容所 (又称青洲难民营)”。该收容所是在澳门商会主席高可宁等人在青洲进行施粥贫民的工作基础上建成的。这是因为战争的持续，难民不断增加，许多人露宿街头，对市容、环境卫生，甚至治安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政府建此收容所，规定所有无住宿处的贫民都要进青洲难民营住宿，不得坐卧街头。青洲难民营最初由政府和同善堂合办，后来在政府建议下改由澳侨赈饥会接办。由于经费困难，该收容所又转交政府办理。澳门政府还先后在台山及路环建立两间难民收容所，都是采取与社团合作的方式管理。《华侨报》1942年1月23日、3月13日、6月1日；另参见李俊：《抗战时期澳门米荒问题研究》，暨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9年度硕士论文未刊稿，第36页。

1985年1月20至2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兰修女（Madre Teresa de Calcutá）访问中国，顺访澳门。

1994年1月23日，“龙腾虎跃向明天”基本法宣传推介活动在澳门松山举行。

1996年1月23日，刑事法庭突然释放杨沃亮、李振华两名被内地通缉的要犯。

1997年1月21～23日，珠海市市长黄龙云应邀正式访问澳门。

彭彼得，原籍香山县神湾乡（今属中山市神湾镇），生于厄瓜多尔。澳门知名人士。 彼得自小聪颖，在厄瓜多尔接受教育，后回到澳门定居，从事工商业，出任宝源光学仪器有限公司经理、兰香阁经理、广州埃特尼特有限公司董事。 彼得投身工商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无私奉献，为澳门工商、慈善、体育等事业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1] 1999年9月23日，彼得等人发起创立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这是一个非赢利性社团，它的成立，成为澳门体育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澳门各体育总会和体育界的沟通平台，配合特区政府体育政策的施政，共同促进澳门体育事业发展。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何厚铧到会祝贺，并出席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首届行政人员就职仪式。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发来贺词，来自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发展局官员、澳门各个体育总会和团体，以及运动员、社会各界嘉宾八百多人，出席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成立大会。[2] 澳门回归前，彼得获澳门总督授予经济功绩勋章、体育功绩勋章及慈善功绩勋章。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后，2001年、2007年，彼得获授银莲花荣誉勋章和金莲花荣誉勋章。 彼得担任五届共20年澳门立法会议员，历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中华厂商联合会理事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常务会董、澳门旅业商会名誉会长、同善堂值理、澳门第四届立法会议员及基本法咨委会委员；又担任澳门中山同乡会会长、澳门足球总会副主席、青华文娱体育会会长、第六届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委员会名誉主任等职。[1] 2011年1月23日下午，彼得辞世，享年93岁。 彭彼得灵堂上方横批写着“德高望重”，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崔世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何厚铧，中联办、外交部驻澳特派员公署，特区政府各部门，中山市各级政府和机构，社会各界社团及友好等分别致送鲜花、花篮，灵堂气氛庄严。公祭仪式由澳门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区荣智主持，并宣读行政长官崔世安的唁函，崔世安赞彭彼得是他的良师益友和尊敬长辈，其精神风范和高尚品德令人敬仰，将永远怀念；对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理事长高开贤，厂商联合会会长贺一诚、理事长崔煜林，镜湖慈善会主席廖泽云、理事长冯志强，同善堂值理会主席许世元、副主席崔世昌，中山同乡联谊会理事长余干成、秘书长梁伟权，体育总会联合会理事长陈永杰、副理事长胡松辉，代表六个团体和澳门众多社团向彭公敬献花篮，表示最崇高的敬意。随后辞灵出殡，安葬在旧西洋坟场。[3]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6页。 [2]《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成立特区行政长官到会》，载“新华网＂，2010年5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9-09/23/content_12103488.htm。 [3]《各界公祭送别彭彼得》，载《澳门日报》，2011年1月31日。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因此口罩成为防疫的必需品。为了缓解市场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每轮为10日；为方便市民，特区政府保证口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于7月29日公布调整口罩售卖期间至30日，并从第20轮计划起实施。口罩计划推出逾一年之后仍然继续，成为市民其中一项最满意政府的防疫措施。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每轮为10日；为方便市民，特区政府保证口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于7月29日公布调整口罩售卖期间至30日，并从第20轮计划起实施；截至2021年5月上旬，口罩计划已进行至第29轮。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其后，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轮计划，加入了儿童口罩的供应，家长可凭合资格儿童（满3周岁至8岁的儿童）之澳门居民身份证正本购买5个小童口罩和5个成人口罩。口罩以卫生局购入之成本价售出，8澳门元可买到10个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口罩成为市民防疫的必需品。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其后，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轮计划，加入了儿童口罩的供应，家长可凭合资格儿童（满3周岁至8岁的儿童）之澳门居民身份证正本购买5个小童口罩和5个成人口罩。

疫情初期，市面一度出现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以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其后，2月12日推出的第三轮计划，加入了儿童口罩的供应，家长可凭合资格儿童（满3周岁至8岁的儿童）之澳门居民身份证正本购买5个小童口罩和5个成人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有入境口岸除体温监测措施外，更于2020年1月23日下午4时30分开始实施健康申报，设纸本或电子方式申报，卫生局呼吁市民诚实填写健康申报表，以助传染病健康追踪的工作。

新冠肺炎主要是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因此口罩成为防疫的必需品。为了缓解市场的口罩荒，2020年1月23日，特区政府推出保障口罩供应澳门居民计划，市民和外雇可凭身份文件到政府协议的56间药房购买，每人每轮购买10个口罩，每轮为10日。为方便市民在农历新年期间购买口罩，1月25日起，卫生局辖下八间卫生中心及两个卫生站，提供购买口罩服务。随后，自第二轮起，市民除了可到药房和卫生中心购买口罩外，也可于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和澳门妇女联合总会辖下的服务点购买。7月29日，特区政府保证口罩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公布调整口罩售卖期间至30日，并从第20轮计划起实施。口罩计划推出逾一年之后仍然继续，成为市民其中一项最满意政府的防疫措施。保宁药房药剂师李小姐：“口罩配购没大家想得那么简单，我们每天都会亲自去卫生局取口罩，取口罩回店后，同事会互相配合，一部分（同事）会在店面帮助市民配购，另一部分就会先消毒再包装口罩，十片一包，再出售予市民。工作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大家对疫情的重视，也提高了防护意识；而最大的体会就是大家同事之间有一种使命感，为了加快和不间断地提供配购服务，大家会愿意减少休息时间，又或者休假时也回店帮手，就是为了不间断地持续提供服务。”

台湾星宇航空于2020年1月23日正式启航，台北至澳门航线成为该公司的首条航线，其澳门宣传的口号为“澳门的天空从此不一样”。星宇航空的定位为精品航空公司，目标是高端市场，并计划在台北打造成枢纽中心，日后往来澳门的旅客可搭乘星宇航空的航班往来北美等地。

圣保禄学院，作为远东第一座西方大学，曾经是汇聚欧洲及远东地区神职人员和学者的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