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19日,登莱巡抚孙元化部将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叛乱,叛军包围登州,当时在登州的西洋人全部参加了登州保卫战,葡将公沙•的西劳及12名军士战死。22日,登州陷落,71岁的陆若汉和剩下的14名葡萄牙军士跳城逃脱,回到北京。崇祯帝对这批忠心报效明朝的葡萄牙人追赠和奖赏:公沙获赠参将,副统领鲁未略(Rui Melo)获赠游击,铳师弗郎西斯科•亚兰达(Francisco Aranda)获赠守备,其他傔伴方斯各(Francisco)、额弘略(Coelho)、恭撒录(Gonçalo)、安(东)尼(António)、安东尼奥•米格尔(António Miguel)、萨琮(Salazar)、安多(Aldo)、兀若望(TóJoão)、伯多禄(Pedro)各获赠把总衔,并各赏其妻孥银10两。而对活着逃回的葡人每人给行粮10两,命陆若汉带回澳门。对陆若汉则称:“倡道功多,更宜优厚,荣以华袤,量给路费南还。”关于登州兵变事参阅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册,1996年;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辞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33页。《崇祯长编》卷58,崇祯五年四月丙子。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月22日,马戛尔尼使团副使老乔治•斯当东抵达澳门后,将其当时 所见的澳门作了真实的记录:这块葡萄牙属地在中国的南大陆。它和中国的最南端隔着海,其间由一个宽达百码的地峡连结著。这个地峡可能是两边海浪冲击所带来的沙土结成的。中国在地峡上筑了一道城墙,两边伸到水里,当中有城门和守卫所,驻了中国军队。这个城墙是蠔壳筑成的。这段海里出产巨大的蠔,南海一带的人把蠔壳分成极薄的发光的薄片当窗户纸用,相当于中国北方窗户上的高丽纸和欧洲窗户上的玻璃。澳门面积不过八平方哩,葡萄牙人不许越雷池一步。澳门最长距离是从东北到西南,不到三哩,它的宽不到一哩。这块土地是在葡萄牙全盛时代中国赠与的。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上,葡萄牙长期垄断了不但对中国的,而且对东边的日本,西南的东京、交趾支那和暹罗的贸易。在贸易中他们获得了巨大财富,从风顺堂对面澳门很多高大华丽的公私建筑可以体现出来。有些建筑现在已经处于荒废状态。澳门纯粹是一商业性质的殖民地。葡萄牙政府按照一定利息出钱贷给远东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将来他们赚了钱之后归还政府。发财之后继续产生奢侈,整个葡萄牙国家实在早已步入日趋没落的状态。澳门同时还受到热带气候的影响,变得更是衰弱。过去日本是澳门的财源之一,现在关系完全断了。其他一些国家内部发生动乱,贸易无法进行。澳门逐渐失去过去那样的繁荣。葡萄牙的殖民者们在澳门还维持着几艘船来往附近各国做生意。也有些殖民者把他们的名字出租给在广州设有洋行的,一部分时间住在澳门的其他国籍的人收取一点费用。资本大、信用广、关系多的商人可以有更多的收益,不过这些人一定名义上要同葡萄牙人合伙,才能在澳门做生意。在广州设有洋行的外国人在澳门的花费对这个属地起著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有些葡萄牙人认为这点利益比起过去他们独占远东市场的情形来,实在还是得不偿失。葡萄牙人自大而又懒惰,不肯降到下等职业来作农民和工人。在整个这块属地没有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和一个店员是葡萄牙人,不管是来自葡萄牙的, 或是他们的后代。澳门人口共120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在城镇北面这个小半岛的最宽的一部分土地整个是中国人耕种的。整个是一块相当平的土地,是泥土和沙土混合土壤,通过中国人的劳动和技术生产了各种欧洲和亚洲蔬菜供应当地人的消费。所有便利人们生活和提供生活享受的行当也都是中国人干的。一切粮食和肉食都是属地上中国人生产的。或者是中国大陆上运来的。葡萄牙除从事商业和航海业外,不屑从事任何其他行业。除总督外,澳门的统治机构中还包括1名主教、1名法官和几名主要市政议员,葡萄牙人住在澳门的有4000人。为这4000多人信仰服务的共有13个教堂,50多个神父,此外还有1名法国和1名意大利传教士。后两名高尚虔诚的人代表他们本国教会主持东亚几个分会的教务。在澳门有300名黑人或黑白混血儿的士兵。同士兵数目比起来,军官的比例数非常大。过去军队人数比现在多得多,分别镇守在各个堡垒并安设了许多铜炮和铁炮。这位有钱而顽固的主教在殖民政府里势力很大。由于他的关系,形成了这种风气:使大多数人把礼拜祈祷等宗教仪式作为唯一的重大事情。有三个男修道院和一个女修道院。女修道院里住着40名修女。 另有40名行为不检的妇女也被关在女修道院里,只有男人肯娶她们为妻子的时候,她们才能出院。懒惰的葡萄牙人在晨祷和晚祷之间的 闲置时间就在当地议事会的广场上游荡,和这些人相比,勤劳不倦的中国人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有些葡萄牙人身穿陈旧的丝质衣服,一手拿一个袋子,一手拿一把刀,向街道上来往的英国人乞讨,这是常有的事。澳门政府大厦是一所二层花岗石的建筑。花岗石柱上用中文刻着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的文件。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势力的入侵。中国人非常傲慢地对待澳门当局,有时派人进来征税,进来逮捕和处罚对中国人犯了罪的葡萄牙人,尤其是严厉对待犯有杀人罪行的葡萄牙人。使葡萄牙当局特别不舒服的是中国人有时在澳门大街上公开举行崇拜偶像的游行。假如澳门当局偶一制止这种游行,附近中国官吏立刻停止供应澳门日用必需物资,最后葡萄牙人不得不乖乖地屈服。中国人在澳门建筑了两所崇拜偶像的寺庙。一所在市镇的最南端,建在一堆零乱的巨大的花岗石块当中。过去这堆乱石可能是埋在土里的,后来由于长期雨淋,把土冲走,岩石东翻西滚成现在这样零乱样子。这个庙共三座大殿,一座比一座高,只有一条弯曲的石阶可上下。庙被四周密密的丛林遮住,非得走近才能看到。市镇的最高处下面有一石洞名卡摩恩洞,也是在乱石当中。相传葡萄牙诗人卡摩恩在洞中写出他的名著《琉西阿德》。这个洞现在在一位英国商人住宅花园当中。这个人有洋行设在广州,一部分时间住在澳门。他邀请特使和两位随员住在这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和花园地势居高临下,可以俯视全澳门。花园构造尽量利用地形,里面的花草树木不拘风格,显得非常天然。 走道沿着山的斜坡,穿过丛林,经过悬崖,纵横交错,不但点缀了风景而且使整个园地显得更大。花园对面的海港当中有一圆形小岛,过 去是属于澳门耶稣会的。岛上有一座教堂、一所学院和一个气象台。 这个岛的景致天然不俗,像澳门其余地方一样,岛上也是堆满了零乱的岩石,岩石下面有一片30~40码宽的平地。一部分用来作植物园,一部分作菜园,并借从岩石里流出的泉水浇园。整个岛由一座胸墙来防御海水的冲击。旧日的繁荣现在只留下一些残迹,整个地方同住在这个地方的全体殖民者一样,正在日趋没落。这个小岛所在的海港名为内港,对面还有一个外港,在东北风季节的时候,船停在那里非常危险。据澳门海员们说,这个外港近年来越来越浅。外港的一边过去可以通至由四个小岛形成的小湾,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勋爵的船曾在这里进行修整。那样大的船现在开不进去了。指1791—1802年担任澳门主教的马塞利诺•施利华。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521—525页。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月22日,马戛尔尼使团抵达澳门,澳门总督若瑟•边度给以非常礼貌的欢迎。他们下榻于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官员詹姆斯•德罗蒙特 (James Dromone)的花园寓所,该寓所在白鸽巢花园里。马戛尔尼到澳门不久,即收到巴达维亚和英国的信件,称法国舰队已开往中国,并劫夺了东印度公司的“公主(Princess Royal)”号和“皮考特(Pigot)”号商船。 而当时又有由广州回国的商船15艘,货物共值300万镑。马戛尔尼遂下令,东印度公司满载货物的商船均在澳门附近集中,并决定自己乘坐“狮子”号军舰护送这些货船回国。在此期间使团画师、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会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澳门留下《贾梅士洞》、《庙内的牺牲》及《停泊于澳门的“狮子号”》三幅画作。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97—198页;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521—526页。Roger Quarm and Scott Wilcox, Masters of the Sea, p. 14.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月22日,澳门被葡萄牙人擅自宣布为自由港后,接踵而至的便是无以应对的财政赤字。值澳督新旧接替,里斯本政府似乎意识到在华行动的错误。于是在给新任总督亚马留的指令中加进了一些补救的措施,即在取消葡萄牙海关后,削减公共开支,制定一套新的税收政策,以使澳门政府度过财政危机。“该省新任命的总督也为当地的税务部门带去适应澳门近来新变化的指令。”“通过开港为商人、业主及所有从业的澳门居民提供获利的途径,如同其他葡萄牙公民,他们必须为他们所属的省政府分摊必要的开支,以克服因澳门国库唯一的财源海关取消后所产生的收入停滞而出现的赤字。近来,这一收入已十分低下,况且将完全消失。这便是委任阁下使命中最艰巨、最重要的目标。”《1846年3月2日海事暨海外部长呈交议事会有关钦差大臣边度同中方谈判情况报告节选》,载《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100号文件,第382-384页。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41页,附录之五。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1月22日,被称为“具有无可替代地位”的“诙谐”诗人、土生葡人米兰达.利马(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在澳门逝世,终年66岁。米兰达.利马,为澳门土生利马家族第三代,1782年11月10日生于澳门大堂区中央马路,早年在圣若瑟修院教授葡萄牙文和拉丁语文法。1805年出任议事公局商务监理,1822年任议事公局法官,直接卷入到当时的政治风波中,为立宪派著名人物之一。1837年,因失宠于女王玛丽亚二世,被免去圣若瑟修院教师之职,并要求辞去新闻审查官之职。5年后恢复。1839年任议事公局理事官,1844年被选为澳门互助人寿保险基金会董事会主席。米兰达.利马除涉足政坛外,还是“费利什.维亚纳(Feliz Viana)”号方帆双桅船船主,还从事文学创作。主要诗作有《醒悟》、《公鸡》等等。1831年他因创作诗歌歌颂新国王和君主主义,被授予具有国王肖像的金质勋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6页;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 Vol. 2, p. 337; Manuel Teixeira, A Eduçãcao em Macau, pp. 6-8.
咸丰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月22日,热罗尼莫.马塔主教谕令,将由法国圣云仙保禄仁爱女修会管理的圣罗萨孤女院划归圣家辣修道院管理。2月19日,将在岗顶奥斯定修道院内办学的圣罗萨孤女院迁入圣家辣堂继续开办,并于本日将新制定的行政、财务管理条例草案递交政府。马塔主教还规定从孤女院基金的利润中征收1022葡币,或一次性征收2000葡币上缴教区。因为,在遣使会管理孤女院基金的14年(1805—1819)内,基金从4000葡币增至3万葡币;在教区管理的37年(1819—1856)内,基金从3万葡币下落至2万葡币。根据1856年10月2日法令,葡萄牙国王下令将圣罗萨.利马收容院和圣家辣修道院合并,而建立一所男子学校。但此法令遭到反对,未能实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9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21.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281.
《知新报》第七十八期刊登《康工部统筹全域折》、《矿务铁路总局奏定矿路公共章程》、《西班牙怨怒美人》、《七十七种原质举要》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1月22日,华商萧瀛洲、卢光裕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与澳门政府签订合同,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每年规银45万元,五年为期,自1907年7月1日起,至1912年6月30日止。其中规定承充人可由关闸至妈阁之内,无论何处皆可开设,并任便开设摊馆若干间。但欲设在何处,须先报由澳门督宪允准方得。澳门番摊总公司,先由何连旺创立,后因何连旺吃官司,该公司遂由萧瀛洲掌控,出任总理。澳门番摊总公司是澳门政府批准专营番摊的企业,旗下有摊馆若干,分布于澳门各坊区闾巷。总部设在十月初五街中段一幢中西合璧的楼宇。《澳门政府宪报》1907年3月16日第11号;金丰居士:《十月初五街“澳门番摊总公司”》,载《讯报》2008年11月21日及28日。
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月22日,葡萄牙外交部部长卡埃洛•马塔 (José Caeiro da Mata)致电驻伦敦大使贝克 (Domingos de Sousa Holstein Beck)称:“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垮台,共产党很可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澳门运动。澳门的兵力只可以军警的形式镇压共产党在澳门发起的任何挑衅行为,但不足以反击可能的入侵。”因此,马塔建议英国政府同葡萄牙政府协调一致,共同防御共产党军队进攻澳门和香港。25日,贝克即照会英国政府,建议葡英两国协调一致,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以便共同抵御共产党军队可能对澳门和香港发起的进攻。但英国政府对此照会始终未置可否。AMNE─3P, A10, M45: 'Telegrama confidencíalissmo da Embaixada de Portugal em Londres para d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Conversa com o Scarlett sobre a situação na China' (15 de Junho d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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