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1月18日─1551年2月4日)11月6日，葡萄牙貴族阿豐索•諾羅尼亞(Dom Afonso de Noronha)出任葡印總督，至1554年9月16日。 費爾南•平托：《遠遊記》下冊第134章，第398頁注釋3。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1月23日─1556年2月10日)9月16日，在日本豐後城的路易斯．阿爾梅達神父寫給澳門的努內斯．巴萊多神父的信上標明有Macoa，11月23日，努內斯．巴萊多神父的回函葡、西兩種文字底本均作Macoa，Macoa亦是當時對澳門的另一種拼寫。阿儒達宫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轉自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第101頁。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1月26日－1714年2月13日）9月16日，澳門議事會欠債2200兩，迫切需要借貸，但議事會成員和本城要人都說目前處境艱難，很難籌集貸款，只有里斯本．阿爾梅達（José de Lisboa de Almeida）有錢。最終，里斯本．阿爾梅達同意借給議事會3000兩。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34.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9月16日，兩廣總督策楞等上奏：茲查廣州府屬香山縣澳門地方，目前明嘉靖年間西洋人來中國貿易船泊澳門後，遂認地建房，攜眷居住，每年納地租銀五百兩，由香山縣徵解。今天下各省地丁錢糧既荷殊恩通免一次，所有澳門夷人丁卯年應完地租銀五百兩，租出於地，原與地糧無異，可否仰懇聖主一視同仁，免其輸納。但未獲乾隆批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策楞等奏請蠲免住澳葡人丁卯年應完地租銀摺》，第217—218頁。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5月29日，澳門聖若瑟修院院長科雷亞•瓦倫特攜帶幾位傳教士從里斯本返回澳門。這幾位傳教士是遣使會修士阿爾瓦雷斯•貢札加（Luís José Alvares Gonzaga）、若阿金•薩賴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若瑟•安圖內斯（José Antunes）、米格爾•丹塔斯（Miguel Dantas）。7月19日，瓦倫特院長病逝於海上，其他幾位修士則於9月16日抵達澳門。瓦倫特病逝後，由若阿金•萊特接任院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6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386及Vol. 8, p. 309; 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61頁。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9月16日，美國商人吩哪船一艘運載銀子來廣州買貨，抵達氹仔洋面灣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代理香山知縣狄尚綱為飭查明寄泊潭仔之美英船隻事下理事官諭》，第689頁。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9月10日，西班牙國王御醫沙維爾•巴爾密斯又攜帶3名出過天花的男童乘葡萄牙戰艦前往澳門。16日在澳門上岸，受到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的歡迎。抵達的當天，眉額帶曆和果阿大主教賈廷諾就在家中接種了牛痘。眉額帶曆還召集了很多市民前來觀看，目的是使市民打消對接種牛痘的恐懼與偏見。此後，多明戈斯•戈麥斯醫生協助巴爾密斯，使澳門的種痘事業走上正軌，每10天接種一次，而且每次種痘皆記錄在案。至1806年1月5日，澳門共有314人接種。從1806年2月初至1807年1月12日，經戈麥斯醫生接種者就有377人。可見，當時澳門的牛痘接種已經初具規模，開中國種痘之先河。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p. 96—98.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9月16日，有葡人舢板裝載鴉片煙泥出口，在娘媽閣外被關口巡役盤查，葡人即駕舢板急逃，船適擱淺，不能遠遁。隨將船內貨物一面拋棄落水，一面赴水登岸逃散。在舢板內起獲鴉片煙泥5箱。其葡人均在黑夜窜逃，未能並獲。《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香山知縣鄭承雯為飭稟明蕃人三板私運鴉片煙泥事行理事官劄》，第129頁；《署香山知縣鄭承雯為奉憲諭飭將私運鴉片三板蕃梢交差解省訊詳事行理事官劄》，第131頁。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9月16日，“聯合（Union）”號自馬尼拉抵達澳門，隨船而來的有新任福建教區代理主教若爾達（Esteban Jordá）神父。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p.89.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9月16日，澳門理事官弗洛瑞安諾·蘭熱爾（Floriano António Rangal）致澳門同知郭際清函稱：在北灣一帶及板樟堂後面均有一些華人房屋聚眾賭博，請求官員予以禁止。金國平、吳志良編：《粵澳公牘錄存》第7卷，第451頁。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2月9日─1835年1月28日）9月16日，律勞卑在黃埔染病。19日，廣州舉行由官府、當地商人和英國商人參加的會議，與會者一致贊同請律勞卑離開黃埔，恢複外國在華貿易。21日，律勞卑乘坐一艘由廣東秘密提供的船隻離開廣州。同時，英國軍艦也接到了撤離珠江口的命令。26日，律勞卑抵達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56—58頁；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8, pp.346—351.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2月10日─1843年1月29日）9月16日，下午4時16分，澳門發生地震。開始是輕微的隆隆聲，隨後而來的是伴隨著輕微發抖的較高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像一隻沉重的中號桶在房屋的遠處滾動。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9, p.520.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3月5日，亞馬留總督禁止中國税館對自澳門港出口到中國內地的貨物徵收任何關税，並要求廣東巡撫在8日內撤走這些在澳門執行公務的海關人員。3月12日，亞馬留總督悍然派兵封閉澳門關口，驅趕中國海關官員。此舉結束了中國對澳門有效管轄的最後一點權力。8月22日，亞馬留總督在關閘附近遭到沈志亮等七名中國居民襲擊身亡。8月25日，葡人攻佔北山嶺（Passaleão）。攻佔北山嶺的突出人物是一個土生葡人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9月16日，兩廣總督徐廣縉致函澳葡政府委員會，通報殺死亞馬留總督的沈志亮被捕獲、審判、處決的消息。沈志亮被華人視為英雄。澳葡當局允許在澳門設立“番攤”賭博，開澳門博彩業先河。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1月24日─1850年2月11日）9月16日，兩廣總督徐廣縉致函澳門政務委員會，告知廣東政府對刺殺亞馬留一案兇犯處理情況，並將兇手的供詞交給澳門政府，還決定在9月27日交還亞馬留的頭和手，要求換回葡兵在關閘擄獲的三名汛兵：湛逢亮、薛連標、鄧得升。但遭葡方拒絕，葡方認為，刺殺亞馬留另有主謀，應繼續追查。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庚午條。

咸豐三年（1853年2月8日─1854年1月28日）6月25日，聖若瑟神學院院長若阿金‧萊特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道院逝世，終年89歲。若阿金‧萊特神父，1764年9月16日生於葡萄牙，1801年5月20日來到澳門，他在修道院任教52年。若阿金‧萊特神父是聖若瑟學院的最後一名教師。從1804年起擔任神學院院長，1824年由於支持立憲派人士而被捕兩次。1836年繼續擔任神學院院長。隨著老神父的去世，聖若瑟神學院的教學也壽終正寢。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7頁；《澳門教育》1860年7月1日第68期，第213—214頁，轉引自安文哲（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漢學回顧》，載《文化雜誌》第32期，1997年。阿雷斯塔稱萊特神父逝世於1854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386-387.

咸豐五年（1855年2月17日─1856年2月5日）9月16日，澳門港務廳廳長佩德羅‧羅利路（Pedr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在澳門逝世。羅利路1793年生於亞速爾群島（Arquipélago dos Açores）的聖米格爾市（S. Miguel）。到澳門後與當地葡籍姑娘羅沙‧阿爾梅達（Ana Rosa I de Almeida）結婚，育有16個子女。其中劉易斯‧羅利路（Luís João da Silva Loureiro）、彼得羅‧羅利路（Pedro José de Almeida Silva Loureiro）、弗朗西斯科‧羅利路（Francisc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愛德華多‧羅利路（Eduardo José da Silva Loureiro）四人曾於1840年進入聖若瑟修院學習。1847年羅利路主持修建氹仔炮台，受亞馬留總督表彰，後又參與制定澳門港務細則。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2—123頁；文德泉（Manuel Teixeira）：《1854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看到的澳門》注釋9，載《文化雜誌》第7—8期，1989年。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9日─1874年2月16日）9月16日，澳門土生富商法蘭西斯科．席爾維拉（Francisco António Peireira da Silveira）在澳門大堂區逝世，法蘭西斯科．席爾維拉是澳門富商貢薩洛．席爾維拉（Gonçalo Pereira da Silveira）的長子。1797年12月2日生於澳門大堂區，少修讀於聖若瑟修道院，1818年畢業。由於父親遇海難突然去世，他放棄了去科英布拉大學深造的機會，開始主持家政，打理公司事務。1819年與澳門名門皮奧．馬葵士（Domingos Pio Marques）之女貝內迪塔．馬葵士（Ana Benedita Marques）結婚，使其在澳門更為聲名顯赫。他憑著在聖若瑟修道院接受的教育及其家族在澳門的地位，擔任過很多公職，曾在議事公局擔任過各種職務，1822年擔任議事公局市政議員，1843年擔任理事官。後來還在仁慈堂兄弟會任職，其最後一個公職是法院書記官，直至退休。他有5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奧比諾．佩德羅（Albino Pedro Pereira da Silveira）非常富有，是20世紀初澳門最大的資本家之一。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3, pp. 801─802; 阿馬羅（Ana Maria Amaro）：《1842年澳門市政廳選舉和當地“長老”》，載《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9月16日，氹仔炮台司令官林慕士中尉與13名劃小船的華人遭遇，他們不聽從叫他們靠近的命令，甚至對連開兩槍示警也不理會。該船駛往小橫琴島並在那裡登岸。林慕士命令6名士兵和7名民防隊員乘小船緊緊追趕。他們一到鯽魚灣（Chai Ngui Van）村，就見匪徒正在襲擊一戶人家，原來這夥人是海盜。士兵逐漸縮小包圍圈，終於抓獲9人，有4人逃脫。村民們由於士兵到來而受到鼓舞，三五成群地去搜尋逃走的海盜，但無所獲。被捕的海盜都是原中國罪犯。兩廣總督曾請求將他們引渡到廣州。在他們的船上發現8支槍、長矛、1支手槍和3門炮及相應的彈藥。鯽魚灣，又名鱭魚灣、洋船灣，小橫琴島上地名。《澳門專檔》第l冊《遵札駁阻葡人在大小橫琴島蓋兵房掛門牌》第539頁稱：“小橫琴島東邊小地名洋船灣，又名鱭魚灣，與葡人已占之十字門口相隔一河僅二里之遙”。洋船灣，又作洋船環，省稱洋環。今橫琴島東側之洋環村即鯽魚灣村。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0頁。

光緒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9月16日，從里斯本來的公共工務部工程師囉利囉（Adolfo Ferreira de Loureiro）少校抵達澳門。其任務為研究起草一份關於澳門港口狀況及需要的報告。據1865年至1881年的一份統計資料，內港堆積的沉積物形成的淤塞層已達1. 25米厚，當澳門的經濟需要進一步向海上發展時，情況就越發嚴重。葡國工程師的方案於1884年公佈，但因不具備條件而未實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1頁；王文達：《澳門掌故》，第30頁提到的1883年修改內港填築計畫的工程人員羅利老應即是阿道夫．羅萊路。

《知新報》第六十五期刊登《總署却比使要求》、《窺論俄法异謀》、《美西議和草約》、《妙制淨銅》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9月13日，仁慈堂委員會將好景酒店租給法國人奧古斯托‧維爾農（Augusto Vernon）經營，月租250港元，從9月16日開始。1913年1月8日，維爾農因病返回歐洲，遂將酒店轉租給阿爾貝特‧沃特京西（Albert Watkinsi）。仁慈堂委員會為避免麻煩，也同意了這一非法轉讓。但澳門政府於2月15日發佈公告，否認這次轉讓，堅持以維爾農繼續為承租人，並任命阿爾貝特出任酒店經理。因維爾農缺乏資金繼續經營，不久廢除合同。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313; Luís Andrade de Sá, Hotel Bela Vista, pp.30—32.

民國十年(1921年1月1日─1921年12月31日)9月16日，廣州國民政府軍隊在香山縣沿海一帶執行緝捕海盜任務時，葡萄牙駐澳海軍竟越過澳門內港水域，至灣仔銀坑干涉國軍緝盜，並開炮轟擊國軍部隊，國軍予以反擊，擊斃葡警2人，傷3人，一時暫告平息下去的粵澳關係又趨緊張。銀坑灘至灣仔一帶船戶，均逃避一空，銀坑附近居民，亦不敢過澳，懼遭殃及，史稱“九一六事件”。廣東政府在 “九一六事件”後，對澳門政府採取了強硬態度，謝絕第三國調停，一方面加強香山縣的防務，調集3000人的軍隊在香山集結，一方面再派出兩艘魚雷快艇在澳門附近水域遊弋。省長陳炯明當時正在廣西前線，得悉葡軍艦越界至灣仔炮轟中國軍隊的事件後，屢電回粵，飭令萬勿讓步失權，“該國(葡萄牙)如侵犯我國主權，確以無理相加，即行強硬手段對付，無庸退縮”。葡方亦稱，“奉本國政府命令，特向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對於‘九一六事件’所受之損失，保其向求賠償之權利”。由於中葡衝突再次爆發，一直處於備戰狀態，原定於今日解散機槍連，一直推遲至1922年2月。同時，葡萄牙人請求英國的援助，英國雖然聲稱，他們絕不會為澳門與中國開戰，但他們還是派出炮艦“鳥蛛”號前往澳門，與中國艦艇正面相對。《(廣州)民國日報》1921年9月29日及10月4日；《澳門專檔》第4冊《葡萄牙公使致北京外交部照會》，第449頁；《中華民國十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22年2月21日)，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35頁；《關於處理澳門問題電》[原載《(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10月3日]，轉引自段雲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下卷)，第690頁；英國檔案局：CO129，轉引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5章，第155頁。同時《澳門專檔》第4冊《澳門案》第 499─451頁葡使稱，“9月16日，有中國水雷艇1艘駛入澳門，不服葡艦命令，並先行開槍，擊斃葡國機匠1人，傷3人”，又稱“在澳門城之外街擊斃警察2人，民人1名，此外受傷巡警3人”。而施白蒂稱，9月16日，應一華人舢板的求援，港務局一條快艇出動，這一快艇在內港我方水域中受到中方一武裝船隻的截查。一士兵以兩把左輪槍威脅艇長，迫使該艇撤退。港務局另一船隻見到快艇的警報後，駛往舢板方向。華船上的士兵退至對面山邊界一帶，躲在岩石後面向摩托艇猛烈開火，將其駕駛員當場擊斃。摩托艇上的若阿金．努內斯(Joaquim Nunes)還擊10炮。若阿金．努內斯、艇長及一名警員中彈後，摩托艇撤退。參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51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9月16日，香港《士蔑西報》記者在廣州訪問陳炯明，詢問其對澳門局勢意見。陳笑答：“自孫逸仙離粵後，予對於省中工黨愈抱樂觀，工人之有工會本非新奇。如工人行動不逾工人之合法問題，予不反對之。不幸孫逸仙乃以工黨為國民黨之傀儡。至澳門問題，全屬工人之事。孫逸仙現已離粵，可信易於解決。陳炳生為工黨之領袖，常惟予言是從。”《在廣州與(士蔑西報)記者的談話》(1922年9月16日)，轉引自段云章、倪俊明編：《陳炯明集》下卷，第901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9月16日，葡萄牙屬務部致函澳門政府，表達葡國對澳門動亂之態度，並申明第1347號律例：一、所有本年5月28、29日在澳門犯變亂之罪者准予特赦；二、所有鼓動挑撥或督率作亂者不在特赦之列；三、屬地政府日前因本案所取之方法或將來認為合宜之一切設施，如均系在許可權範圍者，不受本律例拘束。《澳門政府憲報》1922年9月19日第37號，第649頁。

民國十七年(1928年1月1日─1928年12月31日)9月16日，省港澳水上運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海軍司令陳策出任會長，澳門派隊員參加。《(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9月17日。

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日—1929年12月31日)9月16日，高若瑟主教任命安東尼奧．巴雷托(António Barreto)神父為澳門聖若瑟修道院副院長。巴雷托神父1883年1月9日生於里斯本，1906年9月9日在澳門晉鐸。1911年10月10日，前往肇慶傳教團。1918年被任命為澳門聖若瑟修道院的教務長及教師，支持聖若瑟修道院工作至1930年8月。Manuet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Ⅲ, p. 401.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16日，日本駐廣州總領事岡崎致電外務省稱：“考慮到今後澳門有被中國方面各機構各團體利用作為抗日反汪策動的傾向，建議在澳門設置駐在員。”23日，岡崎又發電文稱：“在澳門發生任何問題都與我軍的軍事行動有密切關係。”岡崎之建議被日本外務省接受，1941年，日本在澳門設立領事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記錄：《在外帝國公館關係雜件設置關係葡國部》，轉引自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澳日關係》，載《澳門研究》第5期，1997年。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16日，先是，國民黨駐澳機構展開抗日活動，聲討汪精衛，為此澳門警察本日以“國民黨澳門支部設在媽閣街15號中德中學內，糾集抗日分子作種種抗日運動，危害澳門治安，日本駐華南海軍司令提出抗議，海軍武官亦來澳門要求嚴辦”為藉口，出動警察搜查國民黨澳門黨部，拘拿國民黨廣東僑務處長周雍能至警務廳問話，並要求國民黨駐澳機構停止抗日活動。國民黨澳門支部自本年8月奉命改組，以廣東僑務處處長周雍能任常務委員，“黨內同志日益團結，僑界團體日益融洽，澳門國民黨黨務獲空前發展”。後因周雍能召集澳門各界開會簽名通電聲討汪逆，大觸漢奸之忌，遂慫恿日本海軍司令出面抗議，致有本日澳警搜查澳門支部之舉。事後，周雍能不肯規避，繼續策動討逆。漢奸們遂造謠中傷，稱周雍能是以中國官員身份居留澳門。《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 (22)第417號，載黃鴻釗：《中葡澳門交涉史料》第2輯，第319—320頁。

古桂芬，原名古金漢，字漢松，號蒼雪，原籍香山縣神前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神前村），生於秘魯利馬京城一個華僑商人家庭。農學家。 父親古益壽自幼家貧，克勤克儉，從麵包鋪工人到店主、麵粉批發商，最後成為房地產富商，在利馬京城西北擁有大農莊，並在利馬市內擁有一條街。 桂芬五歲時，奉父命隨母親凌氏回國接受中華文化教育，在家鄉書塾接受啟蒙，後來全家遷往澳門定居；11歲時隨兄長古金旋、古金祥入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學校；高中時轉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讀書，兩年完成高中課程，18歲時畢業。 桂芬讀書時，正值辛亥革命。他雖年幼，逐漸覺醒並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與同學馮秋雪、馮印雪串連培基小學同學成立非儒會，致力思想解放，從事實際救國活動。桂芬被會員推選為幹部，全校高小優秀同學一致參加。桂芬密切地聯繫幹部與會員，經常交流愛國思想，保持正義信念。 1911年廣州黃花崗革命起義失敗，但辛亥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桂芬和馮秋雪、趙連城等愛國學生毅然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參與孫中山革命救國事業。 澳門中國同盟會組織由孫中山委派謝英伯領導，在澳門創辦公開的濠鏡閱讀書報社，傳播革命思想和掩護秘密的會員組織革命活動。桂芬加入時14歲，成為年紀最小的革命同志，被同盟會會員稱為“小朋友”。他參加革命後，敢於對組織負責，滿腔熱情投入革命事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南北各省紛紛響應，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佈獨立。澳門同盟會分批開赴香山前山、灣仔接管各級地方政權宣傳，需要孫中山所撰《革命方略》一書，作為接收工作指南。當時該書不能公開印刷，同盟會決定由組織內有文化少年會員突擊手抄。桂芬平日愛好吟詩填詞，練出一手流暢的書法，他接受任務後，只用三天時間，突擊完成《革命方略》手抄書兩本，同志們無不佩服他的效率和才能。 同盟會後改為國民黨，當時黨人爭權奪利，國民黨逐漸變成腐敗無能組織。桂芬和馮秋雪等創辦“雪堂詩社”，出版詩社月刊，抨擊黨人腐化墮落、貪污舞弊。他出版詩集，發揚正氣，以正人心。後來，桂芬追隨老同盟會員劉思復加入心社，揭露當時社會的虛偽道德與醜惡制度，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倡無種界、無國界進入大同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桂芬青年時期形成剛直的性格，一生善良正直，“出於污泥而不染”。 桂芬19歲時，考入嶺南大學，先在農科預科班就讀兩年，系統地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生物各科和外語；1918年升入大學農科本科班攻讀農學各科；1922年大學畢業，取得農學士學位。同時，桂芬與同學楊桂瓊女士結婚。楊桂瓊父親楊德初與孫眉一起加入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的興中會，從事商業，積極支援孫中山革命。 在嶺南大學讀書期間，桂芬決心以農業科學作為服務祖國的終生職業。他既受父親早年經營秘魯農莊種植甘蔗的影響，又受家鄉農民生活困苦的影響，決心學好農業科學，改善農民生活。他接受當時中文總教習鍾榮光所說的中國人必須自辦農業大學的引導，學習西方農業科學，藉以改良中國落後的農業技術。桂芬特意著重鑽研熱帶經濟作物和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等有關科目，自學成才，為日後更好服務祖國發展農業科學事業作出貢獻。 大學畢業後，桂芬前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生院進修農業化學、農產品加工碩士學位課程。桂芬具有充實專業基礎，每年很快完成各科學業，可以空出較多時間在加州和檀島進行實習。 楊桂瓊家人是世居檀香山的華僑商人，在檀島交遊甚廣，島上華僑多經營甘蔗園，與夏威夷糖業公司都有業務來往。桂芬藉此機會，通過楊家友人介紹進入該公司實習，他很快掌握要領，駕輕就熟地工作，為公司解決生產上實際問題，不久被聘為技師。經夏威夷大學學位評審委員會考核後，發出證書給加州大學農業研究生院，桂芬取得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機會，他考察各糖廠機械化生產和技管工作，大大充實他的糖業建設本領。 在加州農場實習，桂芬主要解決他對經濟作物果品生產與果品農產品加工的感性知識問題，長期勞碌奔波於國內外農場實習，養成艱苦奮鬥的高尚情操風格，表現出富有恆心和毅力。 1924年底，桂芬取得農科碩士學位後，回到父親遺下的秘魯莊園，與哥哥古金旋、古金祥共同經營農莊。 古氏農莊，內稱古益壽農莊，外稱發隆公司農場，位於秘魯利馬西北百家米省，擁有土地1500多畝。當時主要生產甘蔗、糧食、蔬果和六畜。桂芬與家人商量後，決定自己擔任農場主任，全面負責農場日常生產經營工作。他首先規劃農場的改建和擴建，組織工人與農機進場開墾荒地500畝，擴大果品種植、畜牧飼養和農產品加工用地。轉變原有單一甘蔗生產為多種經營，為開辦果園、牧場、農產品加工廠創造條件。 第二步工作是種植秘魯木瓜、石榴、番荔枝等傳統優良果品，引進檀島鳳梨、香蕉，加州桃李，巴西咖啡和可可，呂宋芒果，越南山竹、人蔘果及西班牙玫瑰茄等品種。 1925年5月，桂芬開始為鍾榮光前期考察秘魯做好準備，首先是會見秘魯華僑總會（秘魯通惠總局）領導，遞交嶺南大學致總局的公函。說明嶺南大學經孫中山大元帥府批准可在校內原農學系擴大建立農學院，故校方委託鍾榮光出國往南北美洲向華僑籌款興辦嶺南農業大學（後改為農學院），及順道考察美國與秘魯農業，望旅秘華僑社團給予協助。 旅秘華僑與華人一直熱心支持祖國教育事業和興辦實業，秘魯通惠總局出面與華僑各社團聯絡，為組織歡迎鍾榮光來秘魯籌劃款項與考察，專門成立辦事機構。桂芬以嶺南大學代表身份參加籌組辦事處和開展歡迎工作。鍾榮光監督赴美洲主持募捐，共籌得美金五萬餘元。 桂芬陪同鍾榮光考察利馬郊區農業，參觀在秘魯古印加帝國時遺下的傳統農業地帶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鍾榮光在農莊住下，接受古家招待並在夜間興致勃勃地聽取桂芬詳細彙報農莊的經營管理。鍾榮光獨具慧眼，經考察秘魯農業和視察古氏農莊後，他斷言：秘魯農業條件與中國廣東自然條件類同。 他對桂芬說，既然在秘魯經營農業，目前正擴建農場，不妨將在中國所學的知識、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和秘魯古印加的優良農業傳統三者結合起來，創辦農場。鍾榮光深入淺出提出運用三國不同的農科技術於中國農業技術建設的方法，使桂芬深受啟發。之後，桂芬滿懷信心地辦好古氏莊園，積累為祖國未來農業技術應用的經驗和智慧。 1922-1927年，經過桂芬三年改革擴建，發隆公司農場業務蒸蒸日上，經濟長足發展。 1927年底，鍾榮光辭去南京政府僑委工作職務，回到廣州重任嶺南大學校長。目的是辦好農學院及擴大校務，準備條件成熟時，把孫逸仙醫學院合併改為嶺南大學附屬孫逸仙醫學院。當時，鍾榮光考慮召回嶺南大學前農學系的畢業學生回校工作，因此經華人校董會研究，決定聘桂芬回校當農學院農學系講師。 1928年春，桂芬回國時，路經檀香山，上岸探望楊氏親人外，詳細考察夏威夷罐頭生產。同年4月，桂芬到香港後，轉澳門抵達廣州，下學期開始在嶺南大學工作，擔任農學院農藝系助教，兼任廣東省建設廳技正；1929年任嶺南大學附中農業高中部主任；1930年廣東省設立農業局，桂芬被聘為該局技正；1931年升任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副院長兼嶺南大學農藝系主任、嶺南大學校部農場主任、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主任及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林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主任。[1] 為了報效鄉梓，桂芬在中山縣會同村（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設立中山縣會同嶺南實習農場、中山縣翠亨村省農業局、孫中山紀念農業試驗場。現今珠海那洲農場就是當年桂芬的農業試驗場。會同和那洲農場到處瓜果繁茂，奇花異果，仍保留當年農業試驗場興盛時期的影子。[2] 1931年11月，廣東省農林局改組，嶺南大學校友馮銳擔任局長。 1932年，桂芬向原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財政廳長林雲陔介紹說，該校教授馮銳對蔗糖業很有研究，大可重用。接著，馮銳向林雲陔提出一份發展廣東蔗糖業的意見書，意見書上認為廣東省的氣候、土壤非常適合於發展蔗糖事業，同時廣東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礎，每年運銷華北各地的土糖數量很大，如改種高產的渣華（爪哇）蔗種，改用新式機器製糖，就會有很大的發展前途；而且投資少，利潤多，見效快。 林雲陔十分贊同，不久委任馮銳為廣東省農林局長，主辦其事。桂芬擔任該局技正兼農藝主任。在林雲陔和馮銳的努力下，只用兩年時間，全省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榨量達1500噸以上的製糖廠七個，並附設有酒精廠。 當時太古洋行買辦、會同村人莫應溎看見了商機，引進國外一流的製糖機器。桂芬利用他們家族在秘魯的製糖產業優勢，把中美洲先進的製糖技術引進珠海。三人深謀遠略和天時地利的條件造就聲名大振的珠海製糖業，同時為民族資本的發展史留下光輝的一筆。[2] 1933年，桂芬提升為嶺南大學農藝系副教授，仍任農藝系主任；1934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代院長；1935年任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37年提升為農藝園藝學教授仍兼任農學院長、校農場主任；1938年以嶺南大學農學院任務繁重為由，申請辭去農林局副局長一職，經批准後，他專志農科教育事業，為國家培育農科人才。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往香港復課，桂芬三次往返香港與韶關，不辭勞苦地為內遷農學院回國開辦而奔波。遷校期間，1940年9月16日，桂芬因勞累過度在曲江病逝，年僅43歲。 古桂芬在曲江循道會河西醫院去世後，鍾榮光為紀念桂芬而題詞，公正評價其一生： 生為農學，死為農學；既忠於校，尤忠於國；效基督之犧牲，難苦仍樂；甫大一家當今大時代中，毋志此先知先覺。 古桂芬為祖國農業教育，為祖國農業生產建設，勞苦功高，言行堪為世範。教育部決定通令褒揚。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偕夫人吳菊芳女士親自到曲江循道會醫院向古桂芬遺體告別，褒揚他為祖國農科教育所作的貢獻。[1] [1]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珠海文史》（第15輯），珠海：珠海政協，2005，第164-170頁。 [2]《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投身革命農業報國》，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十六日 前排左起：陳立民、翻譯官羅比、柯麟、澳督柯維納、何賢、謝保明、李寬； 後排左起：陳毅生、周介眉、澳督隨員、朱給、林德彰。

佐治．歐華利像於1954年9月16日揭幕。

1991年9月10日至18日期間，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地委員來澳訪問八天，主要是透過座談會的形式，直接聽取各界人士對澳門基本法的意見。9月13日，內地草委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專責諮詢小組委員、外邀成員舉行座談。參考資料：《華僑報》1991年9月7日及14日報道。

1991年9月16日，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澳門中華總商會何賢紀念堂舉辦“基本法公聽會”。

1995年9月16日，由澳門基本法協進會，澳門歌演藝聯會合舉辦的“共攜手、創明天”全澳勵志歌曲創作大賽決賽在綜藝館隆重舉行，出席活動的嘉賓和評判等與參賽歌手於賽後合照留念。參考資料：《華僑報》1995年9月17日報道。

2002年9月16日，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出席教科文組織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的“第三輪文化部長級圓桌會議”。

圖中為快艇頭街和皇子街的交匯處，開設有“時香花生”和“德利祥”兩間老字號店鋪，“時香花生”是澳門老字號花生店，在1962年開業，其主要客源為內地客，老闆為岑海岳先生；“德利祥”雜貨店為澳門老字號雜貨店。因第二代老闆坤哥去世，於2013年結業。

大量的水客對出入境造成壓力，影響往返旅客，自2011年開始，珠澳兩地嚴厲打擊水客活動，水客進入艱難時期。圖中為華大新村的水客。

澳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公開競投委員會於2022年9月16日早上進行開標，共有7間公司入標。競投委員會主席、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委員會成員、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以及已遞交標書的公司代表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