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1月17日─1524年2月3日)9月23日，明廷宣佈對海戰中被俘葡萄牙人公開行刑。23名葡人被大卸八塊，腳、手、頭分家，棄屍街頭，有一些人則被五馬分屍，還有些人被拉到城內外主要街道、村莊遊街示眾，然後處決。讓城內外的民眾看看，葡萄牙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叫民眾不能再與葡人往來。卡爾沃：《廣州葡囚信》，載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87頁。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2月4日─1544年1月23日)9月23日，王直引葡萄牙人費爾南•平托、克里斯托翁•博拉略(Cristóvão Boralho)及迪奧戈•澤依莫托(Francisco Diogo Zeimoto)等航行赴日貿易，途遭到颶風，漂流到種子島。島上守官古市長門守(ふる いさなかとのがみ)對迪奧戈等3人十分熱情與尊敬，迪奧戈則以所帶火槍相贈。古市長門守給葡人1000兩白銀並請他們教他如何製造火藥。火槍遂傳入日本。五個半月後，島上仿製火槍已有600餘支。關於葡萄牙人首次到日本種子島的時間有三種說法：天文十年(1541)、天文十一年(1542)及天文十二年(1543)。天文十年說有新井白石《采覽異言》稱，葡萄牙人天文十年(1541)七月到豐後國神宮浦；天文十一年說，《豐後志》稱：天文十一年(1542)秋，西蕃大舶始來，獻奇貨，求互市，傳鳥銃及天主教法；葡文資料António Galvão,Tratada dos Descobrimentos, p. 105 亦稱：在暹羅港的3名葡萄牙人莫達(António da Mota)、彿郎西斯科•澤依莫托(Francisco Diogo Zeimoto)和貝索托(António Peixoto)用他們的一艘帆船滿載着皮革和其他貨物去中國，因為當時的中國之行非常有利可圖。他們打算前往寧波城(Cidade de Liampó)停泊，一場暴風把他們吹離了陸岸，幾天後他們在日本種子島登陸，意外地發現了日本。日本島有金，多銀，還有其他財富。侯繼高：《日本風土記》卷2《百工器械》稱：鳥銃，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鐵匠，近來本州(Honshu)鐵匠造鳥銃一門，價值二十餘兩，用之奇中為上。其別州雖造，無此所制之妙，其價所值不多，火藥亦得真傳。佛來釋古當即彿郎西斯科•澤依莫托。天文十二年(1543)說，有日本僧人南浦文的《南浦文集》之《鐵炮記》稱：天文癸卯(1543)秋八月二十五日一艘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此是西南蠻之賈胡也。費爾南•平托：《遠遊記》亦作1543年說。(以上所引日文資料均轉自方豪：《中國在日歐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載《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126─127頁。)關於最早到日本種子島的三個葡萄牙人諸書記載不一。費爾南•平托：《遠遊記》下冊133─135章，第393─400頁，三人為費爾南•平托、克里斯托翁•博拉略(Cristóvão Boralho)及迪奧戈•澤依莫托(Francisco Diogo Zeimoto)；日本僧人南浦文的《南浦文集》之《鐵炮記》為牟良叔舍(Francisco Diogo Zeimoto)、喜利志多(António Peixoto)、陀孟太(António da Mota)。葡文資料António Galvão，Tratada dos Descobrimentos, p. 105則為莫達(António da Mota)、彿郎西斯科，澤依莫托(Francisco Diogo Zeimoto) 和貝索托(António Peixoto)。費爾南•平托：《遠遊記》下冊133章及134章，第393─397頁；日本僧人南浦文：《南浦文集》之《鐵炮記》。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2月2日─1555年1月22日)9月23日，以平定東莞巨盜何亞八集團功，海道副使汪柏升俸一級，指揮王沛賞銀十兩。初，東莞巨盜何亞八糾集番徒沿海劫掠，石蠼、白沙、香山、新會、番禺、南海及東莞，無不被其害。縱火劫村，擄掠男婦，所擄之人，多鬻之番。今年，何亞八、鄭宗興等又潛入佛大坭(北大年)國糾同番船前來廣東外洋，又往福建等處收納叛亡數千，湊同陳老、沈老、王明、王直、徐碧溪及方武等；分宗流劫，浙江沿海，均受其害。亞八等又進入廣東地方打劫，兩廣總督鮑象賢遂命海道副使汪柏為總指揮，指揮王沛、黑孟陽等統領兵船為東西哨，隨往剿捕。西哨兵船在廣海衛三洲環附近擊敗何亞八，斬首一百餘級，指揮王沛並生擒何亞八。三洲環即上川島，當時萊奧內爾，索薩船長正率眾船停泊“上川諸島”，故上川港當時停駐有很多葡萄牙的武裝商船。三洲環之戰亦是因為有葡萄牙武裝商船的參戰，遂能將強大的何亞八集團擊敗。故霍與瑕言，何亞八之流對葡萄牙人不敢正目而視。《明世宗實錄》卷413，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己未。黃佐：《(嘉靖)廣東通志》卷66《外志》3、卷70《外志》7；霍與瑕：《勉齋集》卷17職方雜著》；靳文謨：《(康熙)新安縣志》卷11《寇盜》。羅理路(R. M. Loureiro)：《澳門尋根》附錄文獻3索薩給路易斯王子的信(科欽，1556年1月15日)，第71頁。霍與瑕：《勉齋集》卷19《處濠鏡澳議》。有學者提出，為什麼在索薩船長1556年1月15日給路易斯王子的信中不提他協助廣東政府剿滅海盜何亞八之事。其內中原因應很複雜，何亞八集團其中很大一部分力量是北大年人，當時葡萄牙人與北大年人合夥貿易，關係密切，是否索薩忌諱談及此事呢？還有一種可能是，汪柏與葡萄牙人修好，並要求駐泊上川的萊奧內爾•索薩船隊不支持何亞八集團，而將何亞八擊敗。一件歷史事實的失載，其內中原因應很多，我們決不可採消極默證之法，以彼文獻之無載而否認此文獻之有載。

康熙十一年（1672年1月30日－1673年2月16日）9月23日，葡萄牙奧斯定修士法蘭西斯科•聖安東尼奧（Francisco de S.António）神父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Manuel Teixeira, Macau e Sua Diocese, Vol. 3, p. 604.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9月23日，澳督晏多尼的船“聖保祿”號赴帝汶進行貿易。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5, p.209.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有人揭發，澳門議事會代理商席爾瓦．佩雷拉（José Pereira da Silva）隱瞞自馬尼拉歸來“聖安娜”號商船1000澳門元稅收，並隨即交給前任總督晏多尼。這些錢是議事會拖欠晏多尼的父親施基拿的。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26; 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ítima de Macau no Século.XVIII, p.24．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2月8日－1721年1月27日）9月23日，教宗使節嘉樂乘“天使女王”號大船抵達澳門外港。隨行西洋人共24人，其中畫家2名，做自鳴鐘、時辰表者1名，知天文度數者1名，彈琴者2名，內科1名，外科1名，製藥料的1名。26日，澳門政府派代表迎宗主教進城。嘉樂宗主教下船後受到了主教先生、總督、市民和其他居民的隆重歡迎，歡迎人群和總督一起前往他下船的大碼頭迎接。27日，耶穌會會長穆德我和一些曾受鐸羅主教“棄絕”重罰的傳教士先後來見，請求赦免，嘉樂宗主教一概予以赦免。《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楊琳等奏報西洋教化王使臣嘉樂及其隨行人員到澳門情形折》，第129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楊琳等奏報到有西洋人三名及年內澳門港進出西洋船隻數目摺》，第128頁；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45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2頁。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2月12日─1783年2月1日)9月23日，法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領事彿蘭科衣斯．瓦克林(M. François Vauquelin)逝世，葬禮在澳門舉行。當時英法雖已交戰，但英船“嫩實茲”號和東印度公司的一名職員仍往澳門弔喪，該船還鳴放禮炮致哀。馬士(H.B. Mors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397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9月23日，《澳門郵政章程》（Regulamento dos Correios de Macau）頒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5頁。

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9月23日，《澳門郵政章程》頒佈。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歐美大陸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推動下，葡萄牙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高潮。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葡萄牙議會制定了君主立憲的憲法，下達了取消一切封建權利和義務的命令，在葡萄牙民主運動的影響下，澳門的葡萄牙人分成了敵對的兩派：一是以土著葡萄牙人為主體，有着強烈變革要求的立憲派，其首領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少校；一是以葡萄牙貴族官員為主體，力圖維護原有特權的保守派，其首領是地方長官亞利鴉架（Miguel Arriaga）。立憲派先是開展請願活動，抗議議事局無視市民的要求，提出恢復原來的議事局政體，免除澳門對果阿、帝汶的財政補貼，任用澳門土生葡萄牙人在當地文職機構及軍隊任職等一系列請求。澳葡當局被迫於1822年2月16日召集市民在市政廳舉行忠於憲法的宣誓。但他們對民眾所要求的改革並不準備實行。在這種形勢下，立憲派與澳葡當局，特別與保守派首領矛盾越來越尖鋭，並不時採取激烈行動，使亞利鴉架的人身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脅。1822年8月中旬，澳門民主運動爆發。市民若瑟在8月17日議事局開會時，提交了一份由83位市民聯名的抗議書。這份抗議書指控亞利鴉架慫恿中國官員干預澳門事務，以維持自己的地位。亞利鴉架自知受到市民的普遍敵視，表示願意辭職。市議員向市民們宣佈了他辭職的消息，並表示準備進行一次新的選舉。8月19日，市民們舉行選舉大會。會上，立憲派與保守派發生尖鋭的衝突。保守派頭目卡瓦爾坎蒂（Cavalcanti）宣稱，這一會議沒有確定新政體的權力。與會的市民都被激怒，當即將他從窗口扔到街頭。這時，巴波沙登台演説，指出人民希望建立的是與憲法完全符合的政體。會議最後決定，重新恢復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前的政體，授予新選出的議事局不受總督及地方長官控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總督只能掌管軍事。亞利鴉架則被剝奪一切職務。9月12日，巴波沙又創辦了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張報紙－《蜜蜂華報》。該報宗旨鼓吹立憲派各項主張，成為新政權的喉舌。澳門資產階級立憲派領導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被罷免的亞利鴉架並不甘心失敗，煽動總督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發動政變。但很快被立憲派擊敗。1823年，葡印總督派“薩拉曼特拉”號巡洋艦運載一批士兵駛往澳門，旨在恢復舊政權，鎮壓澳門民主運動。由於中國政府的干涉，他們未敢輕舉妄動。9月23日凌晨，士兵在澳門偷偷登陸，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進抵市政廳前的廣場，並逮捕了立憲派領袖巴波沙。隨後，保守派組織了政府委員會，來攝理總督職權，並將亞利鴉架官復原職。接着，他們大肆鎮壓立憲派，查封《蜜蜂華報》。與此同時，葡萄牙王子米格爾（Dom Miguel）也在本國發動政變，解散議會，廢除憲法，恢復其父若奧六世專制君主的權力。澳門保守派狂熱地歡呼這一場政變，他們宣誓效忠於君主專制政體，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和宴會。澳門民主運動遂因此而夭折。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3日，澳門恢複君主制政權，立憲派的象徵、8月28日出版的這一期《中國之蜂》在澳門法院門前被當眾焚燒。9月27日，保守派複辟的第四天，被他們掌控的《中國之蜂》照常出版，出版者改由奧斯定修道院的安東尼奧．羅沙（António José de Rocha）負責，而原來的出版者、立憲派的重要人物貢薩洛．阿馬蘭特為躲避迫害離開澳門前往加爾各答。直至12月27日停刊，共計刊印67期。從第54期起，其內容完全改變，變成了抨擊立憲政府、宣傳複辟的輿論工具。而且與前53期不同的是，這一期的報頭上增加了一個蜜蜂圖案，報頭名言也改為賈梅士《葡國魂》中的詩句：“我所講述的雄辯事實勝過所有虛誇。”A Abelha da China No.54，27 de Setembro de 1823. 文德泉：《澳門報刊業的起源》，載《文化雜誌》第9期，1993年。這里的兩個時間，即焚燒《中國之蜂》這一期的時間及《中國之蜂》最後一期出版時間均據文德泉之說。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3日早晨4時，在司令官卡布拉爾·埃斯特菲克（João Cabral de Estifique）少校率領下組織了一支60人軍事分遣隊在澳門蓬巴爾托堡壘（即南灣炮台）處登陸，並很快就占領議事亭。埃斯特菲克上校命令雷特上尉率領14名士兵前往市政官俾利喇家將巴波沙逮捕並將其押解到“火神”號軍艦上。與巴波沙同時被捕的立憲派重要人物還有卡瓦略·席爾瓦（José da Almeida Carvalho e Silva）、貢薩爾維斯·塞爾瓦（Bento José Gonçalves serva）、米格爾·安東尼奧（Miguel António de Sousa）等三人。軍事分遣隊司令埃斯特菲克及艦長官也布告告示，敦促立憲派不要再追隨巴波沙。立憲派的主要人物《中國之蜂》的主辦人貢薩洛·阿馬蘭特與其他的立憲派人士多明戈斯·戈麥斯、內波穆塞·馬埃（João Nepomuceno Maher）匆忙逃至廣州；阿豐索·貢薩爾維斯（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和阿爾瓦雷斯·貢札加（Luís José Álvares Gonzaga）兩位神父則逃往馬尼拉；阿美達·施利華醫生後來則逃往新加坡。還有一位議員安東尼奧·多斯·李美雕及兩位神父法沃利諾·諾羅尼亞（Favorino de Noronha）、米格爾·萊梅久斯（António Miguel dos Remédios）也離開了澳門。這時，立憲派向廣東政府投訴，要求中國政府的干涉，“懇求查察”。兩廣總督阮元認為此事雖屬於澳門葡人之內部糾紛，內地本可不必過問，“而澳門則系天朝境地，不容該夷等稍有妄為，且內地洋面亦不容夷船久泊”。於是，他委派廣州府知府鐘英、署督標中軍副將蘇兆熊前往查問此案，飭令葡國軍艦立即回國。鐘英等督令澳夷拆閱夷船帶來小西洋總管牌照，系欲舊番差回任，並另派數人來粵分理。A Abelha da China，No.54，27 de Setembro de 1823；Manuel Teixeira，A Educação em Macau, p.29.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8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1頁；Manuel Teixeira，A Educação em Macau，p.29.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查辦大小西洋爭派澳門地方之番差兵頭情形折》，第173頁。

清道光三年（1823年2月11日─1824年1月30日）9月23日，為取代議事會，在澳門教區主教沙辛主持下成立一政務委員會為臨時政府對澳門進行管理，成員有果阿派來的卡布拉爾．埃斯特菲克少校和一位立憲派的原議員。10月6日，新政府成立。王室大法官維森特．貝路及巴波沙政府的其他成員均被辭退。下午4時新政府成員從議事會出發，澳門民眾隨同前往聖多明我教堂，從那里再到山頂要塞。保守派民眾高呼萬歲，山頂堡壘也鳴放21響禮炮以示慶祝。稍後，澳門宗教界、陸海軍官、葡人及華人社區紛紛上書，要求召回眉額帶曆重新掌權。臨時政府接受民眾的意見，眉額帶曆從廣州被召回，並恢複他的職務。12月26日，眉額帶曆返回澳門，受到了各界的熱烈歡迎。A Abelha da China No.54，27 de Setembro de 1823.A Abelha da China No.56, 11 de Outubro de 1823；Manuel Teixeira，Os Ouvidores em Macau，p.164.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80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1頁。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9月19—26日，河南唐縣人陳保祿（Paul Tch'en）、江西龍泉人羅清漢（Florian Lo）、河南南陽人靳天西（Jean-Baptiste Kin）、河南確山人白若翰（Jean Pé）、湖北鄖陽人艾彼得（Pedro Ngai）及艾彼得的兄弟Mathias Ngai等6人入澳門聖若瑟修院學習方立中：《1697—1935年在華遣使會士列傳》，第566—567頁。

清道光六年（1826年2月7日─1827年1月26日）9月23日，葡萄牙政府首腦阿拉高·莫拉托（Francisco Manuel Tragoso de Aragão Morato）設立一個“宣傳品及文字期刊審查委員會”。隨即《果阿週報》與《澳門鈔報》亦相繼停刊。李長森：《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第1章，第20頁。

清道光八年（1828年2月15日─1829年2月3日）9月23日，新近出任教區教長的伊納爵·施利華（Inácio da Silva）向議事會申請基金1600澳門元，修繕聖羅薩孤女院的房舍。27日，議事會批准了該項申請。瑪爾塔·施利華（Marta da Silva Merop）捐贈議事會1萬澳門元作為慈善基金。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p.518—519.

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7月21日，香山縣令與澳門檢察官相互致函，強調對青洲的治權（已爭論了200多年）和對施工的管轄權。香山縣令重申葡萄牙人只是獲准在城牆內居住，青洲不在被許之列，不能劃入葡萄牙人可以住的地方。9月23日，颶風襲擊澳門，南灣等地的許多建築物嚴重受損。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9月23日，澳門出現劇烈颱風，對澳門南灣及多處地方建築物造成極大的破壞。哈利特．洛在她的日記中記錄了這一場颱風：“今晨受到颱風的威脅。大風持續了兩個小時，海浪席捲碼頭上的屋頂，將南灣完全摧毀，它連根拔起10尺長的花崗岩石柱，並將其甩進房屋的廳堂。我們房子的陽台頂全被掀掉，公司房屋的大片磚瓦從屋頂掉到地上，碼頭盡頭的幾間中國房屋被夷平。聖母教堂也遭受重創，方濟各教堂附近的山岩上橫著一艘被毀壞的大漁船，僅剩下一個大船殼。”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40頁；詹姆士．奧朗奇編著：《中國通商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7節《澳門》，第201頁。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9日─1836年2月16日）9月23日，澳門議事會市政委員醫生維迪嘉爾·阿爾梅達在大堂區自殺身亡。維迪嘉爾是畢業於葡國科英布拉大學醫學高等專科專業的高材生，是第一位在葡國修讀醫學專業的澳門土生葡人。他1814年10月18日被澳門選派赴葡萄牙留學，1824年7月在科英布拉大學獲醫學學士學位，1825年返回澳門，出任議事會醫生。他在葡萄牙留學10年，在澳門議事會服務10年，最後自殺身亡。維迪嘉爾1827年同澳門富商黎氏之女瑪麗亞·巴巴拉（Maria Bárbara）結婚，死時還留下遺腹子佩德羅·阿爾梅達（Pedro Simões de Almeida）。Jro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16; 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16.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9月24日，香山縣丞與查爾斯·義律在澳門會晤。會見地點在澳門總督住處。澳門總督參加了會見。義律在“窩拉疑”號船長史密斯陪同下於先一天登岸。史密斯亦出席了會見。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5, p.272.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23日，葡萄牙王室頒佈敕令，成立海外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七名正式委員和六名非常委員組成，都是從一些公認具備法律或行政經驗的人士當中指定，他們大多或在海外居住過，或任職海外。委員會主席為薩．班德拉（Marques de Sá da Bandeira）子爵，委員中有幾位熟悉澳門問題的專家：如兩位前任葡印總督薄圖加．卡斯特羅（Manuel de Portugal e Castro）和若瑟．佩斯塔納（José Ferreira Pestana），還有曾任澳門王室大法官的科斯塔．阿馬拉爾博士、前澳督邊度等。海外委員大致相當於1833年撤銷的王室法院，其宗旨為：在一切重大海外事務中以其諮詢意見協助行政當局起草其法規及規章草案。薩安東：《新發現的阿爾梅達．加雷特與中國問題文件》，載《文化雜誌》第34期，1998年。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9月23日，澳門第二屆闈姓承充合同簽訂。此次闈姓承充的葡文合同出現中文紀年，可能是考慮到闈姓博彩以科舉作依據的特點，特意寫作同治（Tung-Chi）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承充人為買辦商人（Comprador）梁六（Aloc，後又有寫成Aloe或Ahoy），承充價碼是每年繳納5000元。承充時間是三年，自1872年1月26日開始。這次承充的擔保人王亞祿（Vong-Alok）。合同條款與第一屆基本相同。一是倘若知悉無人獲彩的情況下，承充人應將票銀歸還買票者。二是每四個月上期繳交1666. 666元於公物會。COTA: AHU-ACL-SEMU-DGU-005，B-No. 3,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1898年9月23日），積善堂購置恭都灣仔火燂村荒埔送給鏡湖分局。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9月23日，澳門政府頒佈第2696號訓令，禁止金條、銅條及其他形式之金質、銅質出口。其中金幣、銅幣亦在禁止之列。《澳門政府憲報》1939年9月23日第38號。

1891年，鏡湖醫院辦“惜字善社”，1892年又辦了5所蒙學書塾；1905年，合併為“鏡湖義學”，1911年又改名為“鏡湖小學”。1949年，鏡湖小學與平民小學合併為聯合小學。原著錄：《鏡平聯校慶祝國慶班主任工作手冊》（1951年）工作手冊可以看出鏡平學校的愛國教育宗旨。

1991年9月23日，前鏡湖醫院院長柯麟醫生在北京逝世。

1997年9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珠海會見新華社澳門分社負責人，勉勵辦好澳門回歸祖國盛事。

1999年9月23日，澳門政府向台灣捐助100萬美元救助地震災難。

2001年9月23日，特區成立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近16萬登記選民中逾六成投票。立法會選舉結果公佈：直選議員吳國昌、關翠杏、梁慶庭、周錦輝、張立群、區錦新、梁玉華、容永恩、鄭康樂、方永強。間選議員曹其真、許世元、高開賢、鄭志強、劉焯華、唐志堅、崔世昌、歐安利、馮志強、陳澤武。

2008年9月23日颱風“黑格比”下，沙梨頭一帶水浸，消防車救援。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

因應本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2020年2月4日，行政長官宣佈於2月5日凌晨零時起，對博彩業及相關娛樂事業採取暫停營業半個月的措施。2月19日，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翌日（20日）凌晨零時重新開放的博彩娛樂場共有29間，申請延緩開放的則有12間。雖然娛樂場重開，但開放的賭枱在原有數量的30%以下，僅約1,800張，而場內人與人之間亦要保持較遠距離。3月1日，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月博彩收入同比急挫87.8%，創下15年來新低。隨着8月12日、8月26日和9月23日起國內分別恢復珠海居民、廣東居民及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加上國內經濟環境復蘇，對博彩業的回暖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隨着本澳新冠肺炎疫情的緩和，考慮到各娛樂場在檢查健康碼、戴口罩、賭客間分隔檔板、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等均能嚴格遵守，所以決定放寬防疫措施。2021年3月2日，應變協調中心宣布翌日起，進入娛樂場所無須再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相信將進一步助力博彩業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