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19日,登萊巡撫孫元化部將孔有德在登州發動叛亂,叛軍包圍登州,當時在登州的西洋人全部參加了登州保衛戰,葡將公沙•的西勞及12名軍士戰死。22日,登州陷落,71歲的陸若漢和剩下的14名葡萄牙軍士跳城逃脫,回到北京。崇禎帝對這批忠心報效明朝的葡萄牙人追贈和獎賞:公沙獲贈參將,副統領魯未略(Rui Melo)獲贈遊擊,銃師弗郎西斯科•亞蘭達(Francisco Aranda)獲贈守備,其他傔伴方斯各(Francisco)、額弘略(Coelho)、恭撒錄(Gonçalo)、安(東)尼(António)、安東尼奧•米格爾(António Miguel)、薩琮(Salazar)、安多(Aldo)、兀若望(TóJoão)、伯多祿(Pedro)各獲贈把總銜,並各賞其妻孥銀10兩。而對活著逃回的葡人每人給行糧10兩,命陸若漢帶回澳門。對陸若漢則稱:“倡道功多,更宜優厚,榮以華袤,量給路費南還。”關於登州兵變事參閱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冊,1996年;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辭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33頁。《崇禎長編》卷58,崇禎五年四月丙子。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月22日,馬戛爾尼使團副使老喬治•斯當東抵達澳門後,將其當時 所見的澳門作了真實的記錄:這塊葡萄牙屬地在中國的南大陸。它和中國的最南端隔著海,其間由一個寬達百碼的地峽連結著。這個地峽可能是兩邊海浪衝擊所帶來的沙土結成的。中國在地峽上築了一道城牆,兩邊伸到水裡,當中有城門和守衛所,駐了中國軍隊。這個城牆是蠔殼築成的。這段海裡出產巨大的蠔,南海一帶的人把蠔殼分成極薄的發光的薄片當窗戶紙用,相當於中國北方窗戶上的高麗紙和歐洲窗戶上的玻璃。澳門面積不過八平方哩,葡萄牙人不許越雷池一步。澳門最長距離是從東北到西南,不到三哩,它的寬不到一哩。這塊土地是在葡萄牙全盛時代中國贈與的。就在這一小塊地方上,葡萄牙長期壟斷了不但對中國的,而且對東邊的日本,西南的東京、交趾支那和暹羅的貿易。在貿易中他們獲得了巨大財富,從風順堂對面澳門很多高大華麗的公私建築可以體現出來。有些建築現在已經處於荒廢狀態。澳門純粹是一商業性質的殖民地。葡萄牙政府按照一定利息出錢貸給遠東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將來他們賺了錢之後歸還政府。發財之後繼續產生奢侈,整個葡萄牙國家實在早已步入日趨沒落的狀態。澳門同時還受到熱帶氣候的影響,變得更是衰弱。過去日本是澳門的財源之一,現在關係完全斷了。其他一些國家內部發生動亂,貿易無法進行。澳門逐漸失去過去那樣的繁榮。葡萄牙的殖民者們在澳門還維持著幾艘船來往附近各國做生意。也有些殖民者把他們的名字出租給在廣州設有洋行的,一部分時間住在澳門的其他國籍的人收取一點費用。資本大、信用廣、關係多的商人可以有更多的收益,不過這些人一定名義上要同葡萄牙人合夥,才能在澳門做生意。在廣州設有洋行的外國人在澳門的花費對這個屬地起著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有些葡萄牙人認為這點利益比起過去他們獨佔遠東市場的情形來,實在還是得不償失。葡萄牙人自大而又懶惰,不肯降到下等職業來作農民和工人。在整個這塊屬地沒有一個農民、一個工人和一個店員是葡萄牙人,不管是來自葡萄牙的, 或是他們的後代。澳門人口共120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國人。在城鎮北面這個小半島的最寬的一部分土地整個是中國人耕種的。整個是一塊相當平的土地,是泥土和沙土混合土壤,通過中國人的勞動和技術生產了各種歐洲和亞洲蔬菜供應當地人的消費。所有便利人們生活和提供生活享受的行當也都是中國人幹的。一切糧食和肉食都是屬地上中國人生產的。或者是中國大陸上運來的。葡萄牙除從事商業和航海業外,不屑從事任何其他行業。除總督外,澳門的統治機構中還包括1名主教、1名法官和幾名主要市政議員,葡萄牙人住在澳門的有4000人。為這4000多人信仰服務的共有13個教堂,50多個神父,此外還有1名法國和1名意大利傳教士。後兩名高尚虔誠的人代表他們本國教會主持東亞幾個分會的教務。在澳門有300名黑人或黑白混血兒的士兵。同士兵數目比起來,軍官的比例數非常大。過去軍隊人數比現在多得多,分別鎮守在各個堡壘並安設了許多銅炮和鐵炮。這位有錢而頑固的主教在殖民政府裡勢力很大。由於他的關係,形成了這種風氣:使大多數人把禮拜祈禱等宗教儀式作為唯一的重大事情。有三個男修道院和一個女修道院。女修道院裡住著40名修女。 另有40名行為不檢的婦女也被關在女修道院裡,只有男人肯娶她們為妻子的時候,她們才能出院。懶惰的葡萄牙人在晨禱和晚禱之間的 閒置時間就在當地議事會的廣場上遊蕩,和這些人相比,勤勞不倦的中國人形成一個明顯的對照。有些葡萄牙人身穿陳舊的絲質衣服,一手拿一個袋子,一手拿一把刀,向街道上來往的英國人乞討,這是常有的事。澳門政府大廈是一所二層花崗石的建築。花崗石柱上用中文刻著中國皇帝割讓澳門的文件。但這並不能阻止中國勢力的入侵。中國人非常傲慢地對待澳門當局,有時派人進來徵稅,進來逮捕和處罰對中國人犯了罪的葡萄牙人,尤其是嚴厲對待犯有殺人罪行的葡萄牙人。使葡萄牙當局特別不舒服的是中國人有時在澳門大街上公開舉行崇拜偶像的遊行。假如澳門當局偶一制止這種遊行,附近中國官吏立刻停止供應澳門日用必需物資,最後葡萄牙人不得不乖乖地屈服。中國人在澳門建築了兩所崇拜偶像的寺廟。一所在市鎮的最南端,建在一堆零亂的巨大的花崗石塊當中。過去這堆亂石可能是埋在土裡的,後來由於長期雨淋,把土沖走,岩石東翻西滾成現在這樣零亂樣子。這個廟共三座大殿,一座比一座高,只有一條彎曲的石階可上下。廟被四周密密的叢林遮住,非得走近才能看到。市鎮的最高處下面有一石洞名卡摩恩洞,也是在亂石當中。相傳葡萄牙詩人卡摩恩在洞中寫出他的名著《琉西阿德》。這個洞現在在一位英國商人住宅花園當中。這個人有洋行設在廣州,一部分時間住在澳門。他邀請特使和兩位隨員住在這所房子裡。這所房子和花園地勢居高臨下,可以俯視全澳門。花園構造儘量利用地形,裡面的花草樹木不拘風格,顯得非常天然。 走道沿著山的斜坡,穿過叢林,經過懸崖,縱橫交錯,不但點綴了風景而且使整個園地顯得更大。花園對面的海港當中有一圓形小島,過 去是屬於澳門耶穌會的。島上有一座教堂、一所學院和一個氣象台。 這個島的景致天然不俗,像澳門其餘地方一樣,島上也是堆滿了零亂的岩石,岩石下面有一片30~40碼寬的平地。一部分用來作植物園,一部分作菜園,並借從岩石裡流出的泉水澆園。整個島由一座胸牆來防禦海水的衝擊。舊日的繁榮現在只留下一些殘跡,整個地方同住在這個地方的全體殖民者一樣,正在日趨沒落。這個小島所在的海港名為內港,對面還有一個外港,在東北風季節的時候,船停在那裡非常危險。據澳門海員們說,這個外港近年來越來越淺。外港的一邊過去可以通至由四個小島形成的小灣,喬治•安森(George Anson)勳爵的船曾在這裡進行修整。那樣大的船現在開不進去了。指1791—1802年擔任澳門主教的馬塞利諾•施利華。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521—525頁。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1月31日─1795年1月20日)1月22日,馬戛爾尼使團抵達澳門,澳門總督若瑟•邊度給以非常禮貌的歡迎。他們下榻於東印度公司澳門辦事處官員詹姆斯•德羅蒙特 (James Dromone)的花園寓所,該寓所在白鴿巢花園裡。馬戛爾尼到澳門不久,即收到巴達維亞和英國的信件,稱法國艦隊已開往中國,並劫奪了東印度公司的“公主(Princess Royal)”號和“皮考特(Pigot)”號商船。 而當時又有由廣州回國的商船15艘,貨物共值300萬鎊。馬戛爾尼遂下令,東印度公司滿載貨物的商船均在澳門附近集中,並決定自己乘坐“獅子”號軍艦護送這些貨船回國。在此期間使團畫師、英國皇家藝術協會會員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澳門留下《賈梅士洞》、《廟內的犧牲》及《停泊於澳門的“獅子號”》三幅畫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97—198頁;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521—526頁。Roger Quarm and Scott Wilcox, Masters of the Sea, p. 14.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1月27日─1847年2月14日)1月22日,澳門被葡萄牙人擅自宣佈為自由港後,接踵而至的便是無以應對的財政赤字。值澳督新舊接替,里斯本政府似乎意識到在華行動的錯誤。於是在給新任總督亞馬留的指令中加進了一些補救的措施,即在取消葡萄牙海關後,削減公共開支,制定一套新的稅收政策,以使澳門政府度過財政危機。“該省新任命的總督也為當地的稅務部門帶去適應澳門近來新變化的指令。”“通過開港為商人、業主及所有從業的澳門居民提供獲利的途徑,如同其他葡萄牙公民,他們必須為他們所屬的省政府分攤必要的開支,以克服因澳門國庫唯一的財源海關取消後所產生的收入停滯而出現的赤字。近來,這一收入已十分低下,況且將完全消失。這便是委任閣下使命中最艱巨、最重要的目標。”《1846年3月2日海事暨海外部長呈交議事會有關欽差大臣邊度同中方談判情況報告節選》,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第1卷第100號文件,第382-384頁。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41頁,附錄之五。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1月22日,被稱為“具有無可替代地位”的“詼諧”詩人、土生葡人米蘭達.利馬(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在澳門逝世,終年66歲。米蘭達.利馬,為澳門土生利馬家族第三代,1782年11月10日生於澳門大堂區中央馬路,早年在聖若瑟修院教授葡萄牙文和拉丁語文法。1805年出任議事公局商務監理,1822年任議事公局法官,直接捲入到當時的政治風波中,為立憲派著名人物之一。1837年,因失寵於女王瑪麗亞二世,被免去聖若瑟修院教師之職,並要求辭去新聞審查官之職。5年後恢復。1839年任議事公局理事官,1844年被選為澳門互助人壽保險基金會董事會主席。米蘭達.利馬除涉足政壇外,還是“費利什.維亞納(Feliz Viana)”號方帆雙桅船船主,還從事文學創作。主要詩作有《醒悟》、《公雞》等等。1831年他因創作詩歌歌頌新國王和君主主義,被授予具有國王肖像的金質勳章。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6頁;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 Vol. 2, p. 337; Manuel Teixeira, A Eduçãcao em Macau, pp. 6-8.
咸豐七年(1857年1月26日─1858年2月13日)1月22日,熱羅尼莫.馬塔主教諭令,將由法國聖雲仙保祿仁愛女修會管理的聖羅薩孤女院劃歸聖家辣修道院管理。2月19日,將在崗頂奧斯定修道院內辦學的聖羅薩孤女院遷入聖家辣堂繼續開辦,並於本日將新制定的行政、財務管理條例草案遞交政府。馬塔主教還規定從孤女院基金的利潤中徵收1022葡幣,或一次性徵收2000葡幣上繳教區。因為,在遣使會管理孤女院基金的14年(1805—1819)內,基金從4000葡幣增至3萬葡幣;在教區管理的37年(1819—1856)內,基金從3萬葡幣下落至2萬葡幣。根據1856年10月2日法令,葡萄牙國王下令將聖羅薩.利馬收容院和聖家辣修道院合併,而建立一所男子學校。但此法令遭到反對,未能實行。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29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21.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281.
《知新報》第七十八期刊登《康工部統籌全域摺》、《礦務鐵路總局奏定礦路公共章程》、《西班牙怨怒美人》、《七十七種原質舉要》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1月22日,華商蕭瀛洲、盧光裕的“澳門番攤總公司”與澳門政府簽訂合同,承充澳門番攤生意。每年規銀45萬元,五年為期,自1907年7月1日起,至1912年6月30日止。其中規定承充人可由關閘至媽閣之內,無論何處皆可開設,並任便開設攤館若干間。但欲設在何處,須先報由澳門督憲允准方得。澳門番攤總公司,先由何連旺創立,後因何連旺吃官司,該公司遂由蕭瀛洲掌控,出任總理。澳門番攤總公司是澳門政府批准專營番攤的企業,旗下有攤館若干,分佈於澳門各坊區閭巷。總部設在十月初五街中段一幢中西合璧的樓宇。《澳門政府憲報》1907年3月16日第11號;金豐居士:《十月初五街“澳門番攤總公司”》,載《訊報》2008年11月21日及28日。
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1月1日─1949年12月31日)1月22日,葡萄牙外交部部長卡埃洛•馬塔 (José Caeiro da Mata)致電駐倫敦大使貝克 (Domingos de Sousa Holstein Beck)稱:“隨著國民黨統治的垮臺,共產黨很可能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收回澳門運動。澳門的兵力只可以軍警的形式鎮壓共產黨在澳門發起的任何挑釁行為,但不足以反擊可能的入侵。”因此,馬塔建議英國政府同葡萄牙政府協調一致,共同防禦共產黨軍隊進攻澳門和香港。25日,貝克即照會英國政府,建議葡英兩國協調一致,搶先一步採取行動,以便共同抵禦共產黨軍隊可能對澳門和香港發起的進攻。但英國政府對此照會始終未置可否。AMNE─3P, A10, M45: 'Telegrama confidencíalissmo da Embaixada de Portugal em Londres para d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Conversa com o Scarlett sobre a situação na China' (15 de Junho de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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