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人們習慣稱呼李觀鼎先生為“李教授”，哪怕現如今他已光榮退休，這一稱謂也不曾有過變化。似乎縱使是在大學校園外、喧嘩的城市街區中，他常戴的那副變色墨鏡，依舊在向外輻射著莊嚴的學術氣質。

自然，李觀鼎並非生來就是“李教授”。1960年，在其所就讀的北京大學校園裡，於號稱“山鷹之國”的阿爾巴尼亞建國十六週年慶祝活動上，還是大二學生的李觀鼎，朗誦了自己所作的長詩
《山鷹之歌》。其時，阿爾巴尼亞駐中國大使帕里夫蒂就在現場。活動結束一星期後，李觀鼎被大使邀請出席國慶招待會。那天他本準備去打飯，卻收到了“一封金色的邀請函”，團委的老師打趣，說：“別吃食堂了，今晚有好吃的，去營養營養吧！”

為赴會，李觀鼎借來一套呢子中山裝，打扮妥當，走進北京飯店。晚宴上，他與京劇大師梅蘭芳同席，坐下後，“等了幾分鐘，開始奏樂，大門一開，毛主席走進來，滿面紅光”。這輝煌的一夜，給李觀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當時他尚不能料到，多年後，他會離開北京，紮根澳門，成為文學圈舉足輕重的“李教授”。從北到南，由一個學生，成為一名學者，箇中經歷，曲折又充滿戲劇性，縱目望去，其精彩程度，不亞於一則讓人嘖嘖稱奇的古代傳奇故事。

李觀鼎是“現代武俠小說之王”還珠樓主李壽民之四子。對於父親，每每講述其相關的回憶，他的語氣總是自豪又親切，其中便有這樣一樁趣事：

李觀鼎曾隨父親到上海短暫生活。彼時，陸小曼正在上海養病，為打發時間，她從書攤上租來還珠樓主的《青城十九俠》，不料未看到結局，故事就“斷了檔”，她遂寫信給報館尋找還珠樓主。一來二去，兩人有了聯繫，李壽民乾脆將一整套《青城十九俠》贈予對方，陸小曼於是回信：“志摩在日，每恨不能寫小說，散文寫得甚為美麗，一寫小說，終不能滿意，吾也覺其然， 當日如能見先生之大筆，必定喜極狂跳！”

1958年，李觀鼎入讀北大中文系。他盡情寫作，成了校園詩人。大學畢業，他被分配到管莊中學，變成一名初中老師，所負責的班級多是留級生。頭一堂課，他們就要給新老師下馬威。先是有人問：“老師，你有勁兒嗎？”再派出一名十八歲男學生。此人伸出一隻粗壯有力的手，非要與他“掰手腕”。李觀鼎倒是不怯，因曾參加全國中學生運動會奪冠，在北大時也加入了田徑隊──“五公斤的鉛球，我能扔出十二、三米遠！”

李老師遂取勝。“這下能上課了吧？沒門兒！”又一名學生拿出字典，問：一個寫作“麤” 的生僻字怎麼讀？為難時，李觀鼎想起古代漢語課堂上，王力教授曾講過這個異體字，說它音同“粗”字。至此，學生們終於心服口服。“非得通過一文一武兩個考驗，才正式開始上課！”

李觀鼎所執教的班級，鼎盛時，夾縫處都坐滿學生，全是其他班容不下的“搗蛋鬼”，可他們就是能在他帶領下，評上“五好班級”。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正是這些“刺頭”挺身而出， 保護了李觀鼎。當時盛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李觀鼎撰寫文章駁斥，引發風波，紅衛兵將他抓去批鬥，又拉出語文課組其餘的老師們，一個一個地逼問：“你說，李觀鼎是甚麼人！”唯他當時的同事、日後的妻子周寒梅答曰：“李觀鼎是好同志！”再然後，紅衛兵們開始毆打被批鬥者，事態嚴峻之際，十幾個學生衝出來，護著李觀鼎安全撤退，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1985年，鄧林帶領代表團訪問澳門，李觀鼎被邀請以代表團顧問身份隨行。在市政廳，他發表了演講《中國畫的美學特徵》。那是李觀鼎第一次踏足澳門。

1988年，李觀鼎正式移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請他擔任語文課組組長。於中學執教兩年間，李觀鼎建立文學社團“萌芽社”，也常帶領學生參加文學比賽。對濠江中學，李觀鼎有著深厚的情感。在六十週年校慶時，他曾寫就詩歌《濠江之戀》。他感慨：“我們這些曾是/無家可歸的孩子/調皮搗蛋的孩子/心灰意懶的孩子/在這裡得到了/暖烘烘的寄託/殷切切的照料/炭火般的煨烤。”

九十年代，李觀鼎入職澳門大學，其後正式成為“李教授”。1999年澳門回歸，於回歸前一日，在澳門大學，李觀鼎伏筆疾書至深夜，寫成長詩《這一天，蓮花在午夜熠熠開放》，詩中飽含對光輝未來的希冀：“我們不想徘徊在/恩恩怨怨的往昔/儘管胸中留存著/刻骨銘心的記憶/我們無暇糾纏在/無休止的爭執中/因為心裡期待著/澳門迅速的崛起。”

除創作與研究外，李教授亦不遺餘力鼓勵青年們投入寫作，然那鼓勵的態度中，同樣包含冷靜的哲思。他警醒世人不要掉入創作的情感陷阱。在散文集《三餘集》所收錄的文章《說說“審智”》裡，李觀鼎指出：“情感的文學抒寫，自然是審美價值的體現，但缺乏獨特、深刻理解的感情，單憑一時衝動，其結果不外兩個：要麼膚淺，要麼濫情。這一點，只要想一想消極浪漫主義的沒落，想一想充斥著‘東風、紅旗、戰鼓’等口號詩的消亡，便知端倪。”

201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李觀鼎的詩集《滴水集》。學者孫紹振在前言中回憶，於北京大學讀書時，李觀鼎“意氣風發，不但著迷於寫詩，而且熱衷於朗誦。不單是在通常的朗誦會上，而且是在勞動的工地上，在走向田野的征途中，那時的詩作，真是火熱的”。然而多年後，他的詩歌風格起了很大的變化，“不再像青年時代那樣，熱衷於情感的宣洩”，而是變得更為內向。

孫紹振評價這風格的變化：“內向，一方面意味著感情的節制，另一方面則意味著思想的豐富。”這一變化，如前所述，既反映在了李觀鼎的文學理念中，也體現在了他的創作裡。

為表彰其為澳門文學發展做出的貢獻，以及在研究領域的傑出表現，2004年，澳門特區政府向李觀鼎頒授文化功績勳章。由北到南，從校園詩人成為澳門的“李教授”，李觀鼎始終不曾消減對文學的熱愛。誠然，現如今文學藝術已不再佔據大眾精神世界的顯著地位。但對於文學“退居二線”的現象，李觀鼎曾在文章《“邊緣”絮語》中指出：“社會人生的價值並不總在‘中心’，而在‘邊緣’部分。當滿足慾望的物質消費居於社會生活‘中心’時，處於‘邊緣’的文學創作卻在種植精神食糧。”

“很難想象精神荒蕪的現象會永久持續下去，”他寫道，“很難想象遠離‘家園’的人們會永遠也不想回家……要相信文學，相信審美的力量，總有一天，在一番番物慾喧囂之後，人們會轉過頭來皈依精神，回歸到包括文學活動在內的審美創造上來。”正是這樣的信念，使李觀鼎教授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本心，亦是這片赤誠之心，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文學青年們投入寫作， 讓澳門這座南方小城，得以煥發出不朽的文學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