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謝賢莉的創作生涯，可從花卉開始。她像池中白荷，幼年被父親禁止作畫而甘願謙遜自潔；她如雪裡梅花，經歷印尼排華以歸僑身份來澳讀書仍堅韌高雅；她似芬芳白玉蘭，在女性藝術家不被看好的世道仍高尚地散發幽香。

謝賢莉在人生下半場才開始學習國畫，畫齡只有數年就奪得《第二十五屆全澳書畫聯展》“國畫最佳創作”獎，為何對水墨國畫情有獨鍾？她說因為國畫要下的苦功多，每一筆也是真功夫。“我內心大概是住著一個女孩。”謝賢莉的國畫有揮灑大器的一面，亦有雅趣歡欣的愉悅，她筆下俏皮的小鴨、燦爛綻放的向日葵，以及枝頭上共享玉露的小麻雀，自在寫意，滿載對生命的美好嚮往和信念。

謝賢莉的童年是在印尼度過，小時候活潑好動的她已是“破壞王”，隨處跑，家中常聽見她的笑聲和吵鬧聲，但每次隨父親到訪舅公的家卻會乖乖安靜地坐下來，因為觀看舅公一家三口繪畫是她最大的樂趣，一看就數個小時不吃不喝，謝賢莉的父親當時已有感女兒對繪畫的興趣甚大，幼稚園老師亦因謝賢莉的藝術才華，主動建議謝父安排女兒習藝，發展天賦。12歲那年，眼下女兒對畫畫滿腔熱誠和衝勁，父親終於開口對謝賢莉說出內心的憂慮：藝術與家庭兩者不可兼得。只有滿腔追求藝術的熱情，將來如何盡好相夫教子的本份？“如果你想成為幸福快樂的女人，就放棄繪畫。”父親堅持要女兒起誓不再拿起畫筆，謝賢莉順從了父親的心意停止作畫，可她內心的畫卷並沒有收起，“從那時起，我遇見美麗的事物，就會在心中把它畫下來。”

謝父雖然拿走了女兒心愛的畫筆，卻是女兒在審美上的啟蒙良師。謝賢莉談及父親，總是美好溫暖。精通樂器的謝父，閑時會帶著子女載歌載舞，談笑風生。他經常帶著家人一起旅行，希望子女累積閱歷和眼界，有次在山上別墅，謝父叫女兒欣賞窗外的美景，當時謝賢莉疑惑地問： 何謂美景？父親解說，窗外有一大遍綠草，遠山上有一茶園，茶園山下的雲霧若隱若現，置身於雲霧之上像神仙。那時謝賢莉才領悟父親所言，要尋覓美好，不可著眼於當下，眼光要看得更廣更遠。1965至1967年印尼排華，謝父把子女安排到澳門繼續就學，從此謝賢莉就與澳門結下不解緣。

謝賢莉一直謹記父親的教誨，專心照顧家庭，90年代末謝父離世，她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勵下重拾畫筆，當時她二話不說認定要學習國畫。她憑天賦和勤奮，學藝未夠一年，其水墨作品已在數百名競爭者中突圍而出，入選全澳書畫聯展，這是對她藝術創作的肯定，卻又令她步步驚心。畫齡尚淺就輕易入選，謝賢莉面對不少批評，在一片誤解和指責聲中，她曾短暫放棄作畫，當時丈夫看在眼裡，深明謝賢莉在創作中才找到意義和價值，鼓勵她重拾丹青，謝賢莉至今仍深刻記得丈夫的話：“為何因為別人的批評就放棄？拿起你的畫筆，用你的作品成為你最強的武器，正面迎戰。”作為女性藝術家，她常常提醒自己要以家庭為先，不可自視過高，家人的鼓勵和肯定成為謝賢莉前進與創作的力量，她重新找回繪畫的意義和價值，也不再因別人的批評否定自己。

逆風追尋藝術的路上，謝賢莉意志堅定，摧而不折，她認為女性擁有像水的柔情，面對逆境時亦能發揮滴水穿石的力量。人生下半場，她的作品蛻變出獨有的女性美，不再是隨性抒發的大刀闊斧，能兼容瀟灑大放與細膩風韻，她喜用花卉形容每個階段的女性，正如她首次獲獎的作品──《紅艷欲語》，畫中的白玉蘭高貴純潔，氣韻生動。“困難是生活的磨練，即便失意，我仍會畫快樂的景物來鼓勵自己。”曾有人問謝賢莉為何畫下垂的牡丹，她笑稱，那是上下對望的牡丹意境，人在高處時要回望走過的旅程，記得如何力爭上游，到達高峰時要停下腳步，伸手扶持正在努力向上的人。

謝賢莉十多歲隨父來澳，當時心想自己只是過客，想不到在此落地生根，晚年重拾畫筆，因藝術廣結善緣，澳門成為她第二個家，見證小城七十年代至今的喧囂繁華。她感慨自己在澳門回歸後才真正習藝，沒有機會透過作品記錄兒時居澳的情懷和變遷，“中式漁村、葡韻風情、中西交融的大街小巷，那時我和兄長見到大排檔，就如發現寶藏，這就是澳門獨有的風味。我的心願是將來創作一個家國情系列，把我心中的情懷畫出來。”謝賢莉口中的“家”從印尼到澳門，心中始終保留對藝術的執著與初衷。拿起畫筆後，她周遊列“國”的足跡越見廣闊，水墨芳蹤遠至歐美，從前她的世界只有家事和街市，如今教授過的學生從三歲到八十，謝賢莉對美的領悟，讓她看見世界之大，也讓她的人生活出“謝式美學”，那就是用墨彩傾注她對美善的信念，活出高潔自信的芳華人生，“我很慶幸自己學會繪畫，現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訴父親，我的人生畫出了自己的彩虹，是一幅美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