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姚風退休了，他希望與伴隨自己多年的葡語專業暫時告別，追尋生活的新起點。在新的征程裡，有他摯愛的旅行、攝影與寫詩。

回望往昔，姚風坦言，他少年時期的夢想並非成為一名詩人。那時候的他，是“茫然”而“自由”的。所謂“茫然”，正如他後來在詩作《1968年的奔跑》中所描繪的那樣：“我跑了起來/因為我看見一群人/向一個方向奔跑/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要跑/但知道，我為甚麼要跑/因為他們在跑。”多年以後，那種少年時代的盲從感仍不時湧上心頭，促使他不斷思索時代與個體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姚風並不願將自己的青春歲月塗抹上苦難的色彩，他覺得那太過沉重。因為在他記憶的底色裡，同樣有著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般明媚而熱烈的片段。那是他生活的另一面，充滿了青春的躁動與生命的張揚。

在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年代，“選擇”二字顯得尤為奢侈。姚風雖擁有七年學習西班牙語的經歷，但對於當年為何被選中，他始終說不出所以然。“我們那時不過是一群懵懂的小學生， 班主任隨意地在每個班挑了三四人，最終湊成了七八個。外語學校的老師或許覺得誰長得順眼些，便選中了誰。這完全像是天上掉餡餅一般，毫無緣由，只能歸結為命運的安排。”儘管姚風自小便被推向“國際”的舞台，但他認為自己並未讀過多少書。在那個年代，世界名著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毒草，要麼被封存，要麼被焚毀，“即便是讀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也覺得有滋有味。”後來，姚風被分配到圖書館，協助老師整理書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邂逅了美國小說家赫爾曼．梅爾維爾的不朽之作《白鯨》。這部作品如同一道閃電，深深震撼了他的心靈。

1987年，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語系畢業的姚風再度被命運“選中”，踏入了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大門。在這片學術的沃土，他與柳鳴九、呂同六、郭宏安等外國文學界的巨擘並肩共事， 共同在一個名為“南歐工作室”的幽雅之地，埋頭於學問的海洋。姚風被委以重任，負責葡萄牙文學的翻譯與推介工作──在此之前，所裡還沒有成立專門的葡語翻譯部門。可是，為何是姚風擔此重任呢？這段故事的緣起，似乎帶著一絲似曾相識的意味。“陳光孚老師來北外的時候，或許留意到了我那幾首打油詩，因此認定我是唯一一個對文學感興趣的學生。”

被選擇的人生自有其幸運，也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微妙苦澀。1988年，姚風被外派到中國駐里斯本大使館工作。在北京，他有著令人稱羨的職位和居所，甚至還有機會前往巴西里約熱內盧的領事館。可是，年輕的姚風認為人生應該是曠野，而非固定的軌道。1992年，他拋下擁有的一切，來到中國南方的澳門。“我終於主動決定了一次，然後就決定了我的大半生。”抵達澳門後，姚風先後在中旅社、澳門大學和澳門文化局工作，經歷了生活的跌宕起伏。他發現，自己最為熱愛的，還是文學研究、文學翻譯以及寫作。“我的生活變得非常純粹和簡單了。”

澳門文學節是澳門本地葡文報紙《句號報》（ Ponto Final ）於2012年開始舉辦的大型文學盛事，作為策劃人之一，姚風十分讚賞這種由政府資助、民間承辦的運營模式，“澳門文學節與香港書展截然不同，香港書展主要以書籍銷售為主，但文學節更像是一場文化的嘉年華。文學節的預算中，音樂會往往是開支最大的一部分。例如，去年他們邀請了一支來自巴西的樂隊，六位成員的機票、設備運輸和場地租用，費用不菲。儘管政府資助逐漸縮水，導致每屆活動都面臨虧損，但主辦方依舊堅持，通過報紙和雜誌的收入稍作補充，這種堅持讓人肅然起敬。”

作為中葡文化交流的擺渡人，姚風對澳門地區的文化互動有著深刻的洞察。他提到，在澳門這片狹小的土地上，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往往帶著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我們在街上經常見到熟悉的面孔，但對於他們的想法和心靈世界，我們卻所知甚少。”這種現象，他認為，正是澳門文化交流的寫照── 一種表面熟悉但缺乏深層互動的關係。“我們與葡萄牙人之間的相遇，大多是擦肩而過的熟悉的陌生人。我們都習慣於待在自己的舒適圈內。”姚風強調，真正的文化交流需要雙方的積極參與和深入對話。

在姚風發表的詩歌處女作中，他試圖塑造這樣一個核心意象：一隻鷹被囚禁在籠中，不斷拍打黑色的翅膀，像揮舞著兩把斧頭，渴望逃離樊籠，追求自由。這個形象生動地表達了姚風對“逃離”的深切渴望。然而，澳門這片土地卻讓他有了紮根的感覺。“澳門，雖然只是彈丸之地，但它的深邃歷史和多元文化讓這座小城顯得無比豐厚。如果不來澳門，我不知道後來我會不會做一個詩人。”2016年，姚風動情地寫下自己對這座城市的依戀：

此刻，讓我們攜手來到這裡，飲一口亞婆井的水，從此我們會像水一樣念念不忘彼此，我們會像水一樣愛著這座城市。即使身在五湖四海，我們也會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