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劉富業的粉紅色別墅時他正吃著早餐，我們閑聊了兩句，他上樓換了套西裝，腳下仍穿著拖鞋，秘書將他的簡介放在桌上。我們從他的小時候聊起，1956年出生在廣東南海的劉富業受做美術老師的父親培養，自小便愛上塗鴉，二年級時畫了一幅兒童畫《世界兒童大團結萬歲》， 各色人種的孩子手牽手奔跑在地球上，這張作品被貼在學校展覽，讓他第一次感到了畫畫的成就感。1970年，當時還未成名的嶺南派畫家陳永鏘來到南海，14歲的劉富業得幸拜其為師第一次接觸到國畫，四年後，高中畢業便分派到西樵文化站工作。在文化站工作期間，他接待過許多名家，如黎雄才、陳金章、方楚雄等。“當年婁師白夫婦來玩時被我接待，覺得不好意思，便說要留畫給我。我將一張四尺紙開成三張，想著要他畫一張就好，他一下子就給我畫了三張，臨別時他夫人還說即席畫的不好，回去再給我重寄一張。”劉富業感慨現在一張都拍賣到幾十萬，當年的畫家都很純樸簡單，“現在？畫家比以前現實得多。”他笑道。

在文化站期間的劉富業其工作便是為各種劇院及電影院畫海報，“來一張《白毛女》的宣傳單，我就將它放大畫出來，24歲就穿上了中山裝。中山裝是甚麼意思你知道嗎？就是領導了。” 穿上中山裝的劉富業不滿同事的工作不及自己，然而工資卻升到39塊，自己每月僅得36塊，為了這3塊錢他來到了澳門工作。但來澳門近一個月都無法找到工作，後來在澳門盧九公園遇見在路邊寫生的畫家李德勝，得知他是陳永鏘的弟子，隨即介紹他到“澳門上海工藝廠”工作，畫各種外銷畫銷售歐美。猶記得當時一個月三百多塊的工資，“別人的畫是按件算的，我的畫不是，我是領月薪，於是我花了一百多塊請廠長吃了頓飯，你看我多捨得？我說為甚麼我畫得比他們好卻不能按件算呢？吃完飯後當時的廠領導同情我，如了我願，我下個月的工資立馬漲了十倍，四千塊錢一個月。”

這是人生另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劉富業說，1981年是他來澳的第一年，恰逢當時的華商領袖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創辦“澳門南海同鄉會”，劉因是同鄉，便在會中任秘書，並不時為馬萬祺、何賢等裱畫作畫。受到馬萬祺的器重，次年為劉在澳門市政廳舉辦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個展。劉富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畫展開幕時，馬萬祺讓他在魚尾貼上寫上認購者的名字，並貼在畫上，“寫上一個名字貼上一張貼紙。”畫展當天賣了近四十萬澳門幣的畫，當年澳門的平均工資才幾百元，買一套房才幾萬元，我的畫已一張一萬了。劉富業賺的第一桶金，是從藝術來的。對於當時仍在租房的劉富業來說無疑是筆巨款，他二話不說地用十五萬買下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當時誠興銀行的崔樂其向他建議﹕“你將剩下的錢存到我銀行，再將房子押過來，我借你一百萬。”劉富業從此便多了一個商人的身份，開公司，做裝修、設計，再到後來做地產，他拿著兩支畫筆，一支畫出世的山水花鳥，一支畫建築裝修圖紙。

從商的劉富業無論多忙總不會將畫筆落下，多年來依舊筆耕不斷，數十年間舉辦了數十場個展，2002年他46歲，考入廣州美術學院研究生班，攻讀美術學中國畫專業，師從年少時便已結交的方楚雄教授。“我現在七十歲了，還在讀美術學博士，估計今年下半年能畢業。”他感慨道，“文化真的很重要，有錢要有文化，此即是既富又貴，到了晚年，別人找我是因為文化的緣故。”如今的劉富業殊榮甚多，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畫學會理事、北京故宮學校特聘專家等等……他將兩本《美術縱橫》雜誌遞來給我，這是極少數能在內地發行的澳門雜誌，劉富業自掏腰包辦了15年了，一本是2024年總第79期，封面是他和特首賀一誠的握手照。2023年他獲得了澳門特區政府授予“文化功績勳章”，另一本是畫家崔如琢特刊。以一人之力辦一本雜誌15 年其中艱辛自知，劉富業坦言雜誌是虧本生意，想將文化轉為產業賺錢太難了，我的文化產業幾乎都是以其他方式掙錢去支持著這些“產業”的生存。隨著政府資助的縮減，如今更是艱難。他建議推廣產業文化而非文化產業，何謂產業文化？即以大公司支持文化產業的運作，為不同產業配上不同的文化元素。在他的畫冊中有提到﹕“我親眼看見內地大型樓盤中，建有美術館、文化館、圖書館之類文化設施，樓盤就比附近樓盤價格高得多……澳門萬豪軒酒樓增設藝廊之後，生意興隆，小菜和點心起碼貴了兩成。”(《心蓮天地──劉富業文集畫選》142頁)。言談間劉富業思考的是藝術如何走下去，如何生存？這確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