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節剛過，地處半邊橙的“藝之軒”裝修一新，廖文暢將這個原本屬於他個人的工作室改造成畫廊，並為此策劃了第一期展覽《一模一樣──人物寫生作品展》，廖文暢和15位畫家面向公眾，集體亮相。這是年過七旬的廖文暢展開的一項新計劃，他要為那些希望展示作品的中青年美術創作者提供一個展示平台。

熟悉廖文暢的朋友都了解他的個性，低調做人，高調做事。2024年7月，澳門新中央酒店重新開業，一幅長9.35米、寬4.92米的馬賽克巨幅壁畫驚艷澳門，這幅迄今為止澳門最大的室內壁畫出自廖文暢之手，內斂的廖文暢被推到了公眾面前。

廖文暢幼年移居澳門，美術的種子在他年少時就埋下。他回憶道：“小時候我見過牌樓，每當國慶，我會特地跑去看立在澳門馬路中間的國慶牌樓，覺得哇──好犀利！是怎麼做到的？因為畫畫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所以年少的我想，如果真有一天我成為國慶牌樓的一分子，那是最好的！”

1968年初，17歲的廖文暢被國慶牌樓總負責陸昌先生選中，加入了他憧憬的國慶牌樓美工組。因為技術尚不成熟，所以和他年齡相仿的一班牌樓小將被安排負責放稿和填色等輔助性工作。在國慶牌樓回憶錄中，廖文暢和黎鷹、陸波、陸曦並肩畫牌樓的照片清晰可見，那個沸騰的年代滋養的一大批澳門熱血青年。

廖文暢從未接受正規的美術專業訓練，對他而言，國慶牌樓美工組就是一所學校，而帶他入門的前輩和師兄就是師長，他對美術的認知是從牌樓美工組開始的。他一邊看師傅、師兄怎樣畫，一邊跟著學，漸漸地嘗試自己畫，直到可以獨當一面。

六十年代澳門經濟低迷，一般家庭並不富裕。為照顧青年美術工作者的生活，陸昌先生將廖文暢安排到戲院美術部當畫工，廖文暢的美術生涯，由此納入專業軌道。

在那個沒有電腦、沒有複印機的年代，無論是繪畫還是寫美術字都要依靠手工繪製。陸波回憶說：“昔日澳門電影院門樓上的宣傳畫，均由畫工人手繪製，畫幅之大，時或人高，寬十餘米，且因片源不同，換畫周期或半月一換，或隔日一換。只要有心，經年累月，成就一身畫功。君不見，當年麗都戲院早已結業，門樓上以周潤發為首的巨幅眾星圖仍懸掛多時，直至褪色。路人每遇，都因畫中人形神俱備而矚目。這，就是廖文暢的傑作。”

70年代，國慶牌樓退出歷史舞台，成為澳門人永遠的遺憾。牌樓創作是廖文暢生命中彌足珍貴的一段記憶，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拐點，他從一個在戲院畫廣告的畫師，立志成為把畫畫當成終生事業的專職畫家。

成為畫家的廖文暢目光長久地凝視著這座城市，他將澳門街坊鄰里日復一日的生活瑣碎畫進他的作品裡，筆墨之間流露出對澳門深情的愛。他敏銳捕捉澳門街的瞬間，他的畫作透露出對澳門街的人情味。水彩畫《益隆炮竹廠》堪稱其中典範，斑駁的牆面和碎片的光影交織成年代感底色，襯托亂中有致的景與人，虛實之間，若即若離，讓人隱約感受到澳門工業曾經有過的輝煌。

雖然老澳門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巨變，但廖文暢則以他細膩的觀察和敏感的覺悟，努力挽留老澳門的本色、樸素與體面，與狂奔的時代節奏保持距離。

廖文暢無門無派、無師自通，是實力派的澳門現代水彩畫領軍人物。水彩畫是澳門美術的強項，歐式水彩畫技巧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融入東方的筆墨色彩，既保留歐洲繪畫的絢麗熱情，又兼具中國繪畫的樸素含蓄。經過長期實踐，廖文暢悟出了其中之道。他大膽採用中國毛筆作畫，根據水彩畫水份的流動性和色彩的溶解度，結合水漬和色斑，運用筆觸，使畫面保持清新、流暢、透明。

他創作的中西水彩結合畫法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代表作《澳門故事》以史詩般長幅畫卷讓澳門重要歷史人物逐一登場：林則徐、孫中山、鄭觀應、冼星海、何賢、錢納利、利瑪竇、陸昌……這些人物被錯落有致地分佈在四、五十年代澳門為背景的畫卷中，橫塗豎抹，揮灑自如。有人這樣評價廖文暢：“他的畫作主題可被推斷為空間、時間、記憶和人物。”而廖文暢自己則說：“所謂靈感原是經驗累積，從個人藝術領悟的根，用自己的眼，去找尋屬於本土的藝術語言。”

九十年代初，廖文暢參與了澳門郵票的設計，方寸之間不遺餘力地挖掘澳門街題材，成為郵政局特邀澳門郵票設計師。他設計的中華傳統系列“中國仙人”和“澳門廟宇”獲郵票優勝獎； “疍民的生活方式”和“擔水人的生活方式”還原昔日澳門窮苦人家的生活片段；“中國傳統鳥籠”、“醉龍節”則展現民眾在困境中的凝聚力與精神韌性。

廖文暢在澳門繪畫界頗有感召力，一半因為他的專業，一半因為他的人品。問他何以達到今天的高度？廖文暢寥寥數語，他說：我出生於珠海，求學在澳門，讀書時期認識了繪畫這回事， 並得償所願，以繪畫作為糊口技能，及後作為終身職業，一直在彈丸之地的澳門生活到今天。在幾十年裡，我一步一腳印地履行我的創作生涯，上下求索，亦如我走過歲月般，如實記錄澳門的變遷，當中也包含“我愛澳門”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