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鏡小島，華士古花園對面，有一片鬧市中的世外桃源，懶洋洋地躺在艷陽下。秋風漸起， 甲辰年，菊月，廿七。雖曰霜降，26℃的氣溫宣示南方小城驕傲的熱情。按響門鈴，我興奮地等待著──已經不知有多久未見了。門輕輕打開，落入眼裡，依然是那一張明淨的笑臉，俐落的短髮一絲不苟；一襲素衣，花落點點，是青花瓷的藍。仍是那一張長實木桌，茶壺汩汩地吐著熱騰騰的意見。“這是荔枝紅茶，有荔枝香味，你聞下。”湯梅笑微笑著為我倒了一杯茶。

“我出生在勞動者家庭，家中八兄弟姐妹，父親用一副擔挑，擔起十二口人的家。”湯梅笑的父親是一個麵包西餅小販，日日肩挑竹擔，走街串巷，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的父親，真頂得上‘剛強’二字。”湯梅笑回憶往事，感慨萬分。一九五零年代的澳門，物資貧乏，群眾困苦，溫飽尚成問題，罔論讀書。老父親不僅僅靠賣西餅的收入養活了整個家，還供子女讀書上學、改變命運。

湯梅笑在婦聯子弟學校念五年級時，新來了濠江中學剛畢業的倫華繼先生當班主任。彼時學校未有圖書館，倫先生便從果欄街買來兩個水果木板箱子，加造一扇櫃門，安上櫃鎖，組裝成一個“書櫃”，放進搜集得來的舊圖書，置於課室後方供學生借閱。“管鑰匙的同學恍如大馬金刀，開鎖、登記、上鎖，無虞圖書有失。當時人家普遍只重視為米缸添糴餘糧，對圖書既無意識也買不起，是老師帶動我們閱讀，借來的《苦菜花》，是我閱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湯梅笑說，當時的老師重視作文，鼓勵學生投稿，當第一篇作文在《澳門日報．兒童版》刊登時，雖然稿費只有五毫子，但感覺無比榮耀。初中轉去商訓夜校，之後在濠江中學念高中時，遇到了語文教育名師林朗老師，從此更愛作文。

從濠江中學中五畢業之後，湯梅笑原想回內地讀書，但由於時在文革停止招生，最終又讀了一年中六，便步入社會。出於對出版家鄒韜奮的景仰，1968年，湯梅笑加入澳門日報社。“我喜歡報館工作，但沒想過做作家。是工作促使我親近文學。”當時投稿者少，經常要“命題作文”：“我編輯過‘兒童’、‘家庭’、‘讀者之友’、‘新園地’等版面，都要參與寫作。”從“讀者” 到“作者”的身份轉變，促使她真正走上文學之路。

當年的副刊編輯工作，要求和社會保持熱烈、直接的關係，經常需要登門採訪、約飲茶、聯誼聯絡、組織活動，湯梅笑因此從“社恐”變身。她不僅親身參與澳門文學的建設工作，更憑藉一雙慧眼，不斷發掘好文章、好作者。“如果只是對寫作感興趣，做不了編輯。編輯未必寫得好過作者，但一定要有‘識貨’的能力。”湯梅笑十分認同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的一個妙論：“編輯是唐僧，擁有明確高尚的思想；作者是孫悟空，當懈怠或無自信時，編輯需要念一下‘緊箍咒’來激勵作者。”

副刊編輯工作培養了湯梅笑對文學的熱愛和能力，也拓寬了她的眼界和格局。長期對社會和生活的觀察，教湯梅笑在“眼色朦朧”中觸摸人生世相，融個人點滴體悟成“頭上”繽紛“彩虹”。讀者的熱情回應，是她堅持寫作的動力。“副刊散文是一片雲，輕輕掠過月亮一般，帶給讀者一種觸發、解意的感覺，似口渴時遞上的一杯茶，讀者‘喝’完這杯茶，會有得著，感覺舒服一些。”湯梅笑富有詩意地形容副刊散文，並表示自己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所關注的題材也會有所不同：“中年開始關注母親、女性、職場題材。女性意識從生活中來，男作者是看不到也寫不到的。不過，我不會強調自己的女性性別，我更願意做一個‘中性人’。現在步入暮年，我開始關注少子化、老齡化的社會問題。”

文學事業需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身為澳門文壇備受尊敬的大姐，湯梅笑認為，副刊編輯不僅應尊敬文化，也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重視人才。“編輯心胸要大一點，文學才會有活力。畢竟，文學是小眾事業，文學人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相濡以沫。”身為澳門地區最重要的文學社團──澳門筆會的會長，湯梅笑對於社團經營有深刻的理解：“寫作是孤獨的，需要一個組織，把同一宗旨、同一追求的人聚合起來。澳門人少，寫作人數量也少，不管是寫作、還是搞活動，都是同一批人，並不似內地作協有專門的行政人員，加上都有本職工作，無法集中精神進行文學創作，都在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文學建設，互相激勵很重要。 ”

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促使她寫下兼具文學性和歷史性的散文集《日子輕輕地過去》，介紹當今澳門第一大報《澳門日報》的過往歷史以及行業狀況。現在，強烈的責任感又驅使她提筆在報刊敘寫“雀園記事”系列散文，追溯那一段曾被殖民管治的舊街區歷史。“我媽媽在雀園住了整整95年了。到如今，沒有甚麼人可以執筆書寫這一段歷史，我有這個責任和義務。關於雀仔園的研究，已有了邢榮發的《澳門．雀仔園．福德祠》，但文學作品闕如。我希望搜集舊相片，配合文字，呈現澳門舊街區的真實面貌，以紀念我所懷念的人和事。希望《雀園記事》能夠出版。”我不禁為笑姐高興起來。

穿過塔石廣場，與笑姐揮手，作別靜美之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