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頌聲於1934年出生於廣州，抗戰期間曾逃難至香港求學。香港淪陷後，他又前往澳門避難。抗戰勝利後，他回到香港就讀小學，隨後返回廣州完成中學學業，最終考入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後，他留校任教，教授寫作、現代文學和書法等課程，同時兼任中文系副主任及中文刊物主管。

經歷了戰亂，陳老師想必積累了無數故事。果然，年屆91歲，自小學時期便養成寫日記的習慣，風雨無阻地寫了近80年的他擁有豐富的故事素材。他拿下來給我品讀，內容包羅萬象：有成長日記、故人紀蹟、時代見聞……書房四壁書櫃林立，其中半壁是他的日記手稿，這些珍貴的日記甚至引起國家博物館的收藏興趣。

雖然陳老師的成長經歷充滿戰亂，但在訪問中，他較少提及苦難。他笑著說：“在大時代中，無法幸免於難，身邊比我不幸的人多著呢，活著就該感恩！”談及從香港回到廣州的原因， 他表示自己在香港接受了愛國教育，懷抱建國熱情，希望為理想而奮鬥。唯一的遺憾是內地文革期間校園氣氛緊張，因擔心引起麻煩，他將自己的日記焚燒。回憶起那段動盪不安的歲月，他沒有抱怨和哀嘆，“最難忘的是與幾位老師組成單車隊自駕至廣西，足跡遍及桂林和南寧，留下了許多有趣的回憶。”面對生活磨難，他總是記取美好。

在學術、文學、寫作、書法和教學等多個領域，陳老師受到廣泛關注。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定位呢？他表示自己的本職是學術和教學，其他則是興趣。提到在中大的生活，他回憶起初生之犢不怕虎的階段：1969年學校在粵北辦幹校，他成為首批學員下鄉參與活動。隨後，他被調回校任中山大學校報主編，並為高考課程編寫輔助教材。生活在那火紅的年代中，他經歷和目睹了許多人事變遷，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他感激身邊的良師益友在此期間對他的支持，讓他在學術和工作上均有進步，這也形成了他日後的教育觀。

1984年中文系開辦中文刊授中心，旨在通過編寫教材，組織輔導教學活動，幫助社會求學心切的青年掌握有關基礎知識，讓學員通過國家自學考試這個環節，如達到標準，可以獲得大專畢業學歷或本科畢業學歷。此新型辦學形式，深得廣大青年歡迎，所以報讀人數竟達十多萬人。但開辦之初既無經費，更無經驗。當時分工擔責的陳頌聲首先向學校借二千元作開辦費，要知道這筆款項在那個年代不是細數目，但大學還是放手讓他嘗試。最後，在全系老師努力下，工作總算成功，報讀學員竟達十多萬人，被《南方日報》譽爲沒有圍牆的大學。這是陳頌聲在中山大學工作的意外小插曲。“向學校借錢，不怕失敗嗎？”我問。“試試嘛！不試怎知不可能？”陳老師毫不猶豫地回答，並感謝學校當年的支持和信任。在學術研究方面，他主要專注於文學研究，研究項目包括魯迅、郭沫若及廣東新詩歌運動。

對於在澳門的經歷，陳老師形容那是一段輕鬆愉快的旅程。“我在中大退休後，到澳門大學任教，後來又去同善堂中學擔任校長，之後進入澳門科技大學任教授，最終成為教業中學的顧問。”澳門的工作環境比內地自由，讓他有更多時間去鑽研興趣，例如出版詩集、辦書法展覽等。擔任中學校長的經歷，是他教學生涯的突破，因為大學教師的工作較為專精，只需做好自己，而當校長卻要管理他人。

談到教育理念，陳老師在大學和中學始終如一地奉行自由寬鬆的啟發式教學，鼓勵學生大膽創新。像當年中大領導給他的信任和支持那樣。例如，在教中文系學生“寫作教學法”時，他會要求他們隨意為自己畫一張稿紙，字型可大可小，內容可長可短，隨意寫自己喜歡的事物，然後互相傳閱，大家可以在留白處隨意點評……同學們拿著自創的稿紙書寫和相互評價，像玩角色扮演遊戲一樣有趣。在其詩集《星月詩蹤》自序中，陳老師寫出了自己堅持寫作的秘訣：“無論調的是甚麼味，都是我手寫我口，寫我的心路，寫我的真情實感，寫我綿綿不斷的思緒。”（陳頌聲，1994）；在擔任校長期間，他也展現出寬容的教育者形象。對待一些表現頑劣、已達“退學標準”的學生，他允許“求情”，為幫助學生建立改過的決心，會要求學生向主任、老師和同學作出承諾，得到三方同意才“批准留校”，其目的不是為了留難學生，而是希望學生在過程中自我覺悟。

問到離開家人來澳門工作是否有所犧牲，家人是否反對？他表示談不上犧牲，只是換一種生活方式，而寬鬆自由也是他家的文化氛圍。陳老師工作至83歲才退休，但他從不感到吃力，總能從不同的工作中找到樂趣。如今，他仍然退而不休，堅持每天寫日記，練習書法。“不打算把日記改寫成自傳，也沒打算把手稿賣錢，暫時也不打算捐獻給博物館，因為子女捨不得，先留著吧！留給兒孫有空看看也好，安心等後人處理好了！”面對自己的日記珍藏，陳老師依然保持隨性的風格。

在詩集《星月詩蹤》中，陳頌聲形容“我的人生像是一部詩集”，這大概是他的心境：以自由輕盈的姿態生活。在我看來，他在《長征小記》中親筆的題辭“放開眼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向前進！”更能體現他的人生軌跡：無論如何不畏縮、不自憐，目光遠大，堅定前行！